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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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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领导的能力》相比，《实力的未来》更体现奈的主要学术思想和政治见解，是他在2005年出版的《软实力：在世界政治里通向成功之路》（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中“硬实力”和“软实力”这两个概念的自然延伸，而《领导的能力》只是他思想的一个分支。
硬实力、软实力与聪明的实力
奈首先定义什么是“实力”（power）。实力就是影响别人，让别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的能力。有人说，奈所谓的“实力”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影响力”（influence）。但影响力没有实力听起来那么重要，那么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无论哪个词更确切或更朴实，让我们暂且用奈的语言词汇，摸索奈的思想内容。奈说，实力本身没有好与不好，关键要看怎样运用实力。这就像人体的热量，太多不好，太少也不好，关键要适度。
让别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的传统办法是“胡萝卜加棍棒”——顺我者会得到好处，逆我者会得到惩罚。这是奈所谓的“硬实力”，别人因为恐惧而听从你或因为想得到好处而讨好你。另一种影响别人的办法是通过游说，即宣传和教育，说服别人，让他们心服口服，心悦诚服，甚至欣赏你，佩服你。这就是奈所谓的“软实力”。说服别人的这套说辞是软实力的基础和源泉，非常重要。灵活巧妙地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达到你所希望的效果的能力被奈称为“聪明的实力”（smart power）。
奈接着纵观全球实力的变化，总结出两条方向性特点。一是“实力移动”（power transition），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以“亚洲崛起”（rise of Asia）这个常见词为代表。二是“实力稀释”（power diffusion），从国家到非国家个体（nonstate actors）。奈纠正一个常见错误：“亚洲崛起”更确切的说应该是“亚洲复兴”，因为在几个世纪前他们曾经领先于世界。
信息技术革命对全球实力分布的影响
最近几十年在国际舞台上，实力在这两方面的变化被奈归结于来自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使计算和通讯成本呈直线下降，遽然降低了原本不在国际游戏之外的国家和非国家个体参加进来的障碍。奈惊叹信息革命为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不无感慨地说，20世纪70年代他还在政府工作的时候，美国政府为了了解苏联境内一平方英里的地形，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巨资，现在只要你上网查google earth，分文不花就能获得同样的信息。
信息技术革命意味着国家必须学会与非国家个体和组织（例如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在国际舆论中平分秋水；同理，原来占据国际游戏主流的西方国家也要处理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与萨默斯的主导思想之一吻合，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一书中第二章萨默斯系列）。国际舞台上角色多元化使国际关系更加复杂。最近埃及和突尼斯政局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奥巴马政府必须区别对待以穆巴拉克为代表的政权和在大街上示威游行的公民社会，政见要因对象不同而不同。
因特网的成长大约只有四十年的时间，网页只有最近二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就有了根深蒂固的变化。美国国家安全因此而受到威胁，有可能不堪一击。奈认为，网络世界的安全性太重要了，不能完全让科技人员掌握，也不能让情报人员掌握。他的言下之意是要政治家参与，从大局出发，制定框架性公约。核武器在20世纪40年代被应用，国际社会直到七八十年代才建立了有效的国际框架，制约各个国家核武器的研制及应用。奈说，现在国际社会对互联网的制约才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制约核武器的水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正所谓“任重而道远”。
奈接着又回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在战争中，双方拚的是硬实力，这包括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在和平时代，人们拚的是软实力，看谁的一套说辞最能影响别人的倾向性和选择，最能影响国际社会议事日程的制定；也看谁最有亲和力和凝聚力。就在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在上海举办世博会，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为软实力投资的时候，美国却在为软实力减少开支。奈举例，当一个国际援助、国际交换项目从美国国防部转移到外交部的时候，国会把这个项目的预算裁减了一半。这自然会影响到美国在21世纪弘扬自己的软实力。奈隐含着对美国政府，特别是国会议员目光短浅的指责。奈也承认，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酿造，从美国爆发的。
美国在走衰败之路吗？
这些因素是否就意味着美国从此就走上了衰败之路呢？奈的答案是否定的。认为美国走下坡路的原因更多的是心理上因素，而不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但这种主观看法的影响和后果非常严重。例如，如果美国在外交上对中国让步，中国把这看作是美国实力下降的表现，这就很成问题。奈从两方面具体分析为什么很多人认为美国在衰退。一方面，这些人把美国的现在与以前比较，即时间上的纵向比较。美国政府赤字严重，的确非常棘手；美国基础教育不好也是事实。但在奈看来，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美国建国之初、世界一次大战之后，美国政局都非常分化，面临的挑战不比现在容易，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更加艰巨，但是美国都挺过来了。奈的言下之意是，美国现在的挑战也一定能够克服。他说，只要美国能够保持开放的大气候，容纳不同种族，不同类型的人，保持朝气蓬勃的活力，美国的前途就不会比过去差。奈引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中美的比较：虽然中国可以从13亿的巨大人口中挑选吸纳人才，但美国却在全世界70亿人中广纳人才。
另一方面，说美国走下坡路的原因是跨国家的横向比较，其中中国经济双位数的增长使美国相形见拙。奈承认，中国经济如果按现在的势头发展，中国经济有可能在今后十年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但是衡量中国人生活质量的人均GDP到本世纪中期还不会超过美国；中国的军事实力更不会在可见的未来超过美国；而且中国的软实力因为没有健康成长的公民社会而非常有限。放弃对言论及媒体的管制会增强中国的软实力，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会超过美国吗？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继续走上坡路，中国会超过美国吗？与美国政界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相比，奈的语气显得轻松乐观，但同时保持谨慎的态度。这正是所谓的“在战略上藐视对方，在战术上重视对方”。有人把现在的中美关系与20世纪初英国和德国的关系相提并论（详见《哈佛笔记》专栏关于弗格森的文章《历史学家看中美关系的趋近与背离》或在未来出版的《哈佛笔记之三》）——英国和德国紧密的经贸关系并没有阻止世界一次大战的爆发。奈不这样看，但他呼吁对中美两国关系要有更复杂细微的理解，创建更巧妙、更有说服力的一套说辞（narrative）来影响对方。在对待中国的策略方面，奈很谨慎。他预计，日本、印度和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本身就非常警惕，心存芥蒂；他们不会与中国拧成一股绳；美国只要与这些国家保持好关系就可以了。
最后，奈又回到他创建的“三纬”思想体系。在军事层面，美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大国。在经济层面，世界有多极鼎立，美国只是其中之一。在跨国界的社会层面，实力已经分散到多种角色；我们要学会通过合作与其他角色分享实力，而不是凭借实力欺压别人。奈总结道，我们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我们更需要创造性的思维，深入探讨硬实力和软实力，在不同的问题上以不同的方式谈论运用它们，从而创造出“聪明的实力”。
奈即席答疑
在问答时间里，哈佛大学政府系年过八旬的著名教授、欧洲问题专家郝夫曼（Stanley Hoffmann）对比较国家间实力变化这个问题发表评论。任何国家衰落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内因，不是外因；不是因为别的国家强大了，能够把这个国家打败，而是因为这个国家自己本身内部的衰败，就像罗马帝国的坍塌一样。每当郝夫曼关注美国国内选举的政治时，他都会觉得美国人的思想境界一塌糊涂，甚至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美国选民关注的不是有关国泰民安的大事，而是例如花边新闻等耸人听闻，但实际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大多数美国人对国际事务漠不关心，不愿学习，不思进取。郝夫曼对此情不自禁地直摇头。
奈当然也认同郝夫曼的观点，但他说，美国政府三权鼎立的本身就不是为决策高效而设计的；美国宪法的设计者就是要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最大限度的自由，所以目前在华盛顿各种政见鼎立的局面是意料之中的，是美国18世纪的“国父”们早就想到，并且特意安排的。奈再次强调，美国历史上有更艰难的时刻：19世纪的南北战争、20世纪五十年代极端反共的麦肯锡主义等等在当时看起来都是无法逾越的困难，但是美国都走过来了。尽管美国现在有多重挑战，奈相信，美国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战胜挑战。
还有听众提问，如果一个印度人写《实力的未来》，他会怎么写？如果一个中国人写《实力的未来》，他会怎么写？奈清楚地知道美印关系中也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印度人的看法是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会有三强鼎立：印度、中国和美国；与中国相比较而言，印度人会觉得与美国相处更好一些。如果中国人写这本书，他的基本思想会是：中国在走上坡路，美国在走下坡路，很快就不行了。只有思想更复杂、更出色的中国分析员才会与奈的想法一致。■
【哈佛笔记130】格林斯潘质疑美国金融改革法案
2011年04月26日 14：44
格林斯潘再次表明政府监管对导致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的金融动荡的无可奈何，否定类似危机可以被人为制定的大范围立法彻底根除。在他看来，这种横扫一切的金融立法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3月30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为什么禁不住时间的考验？》（How DoddFrank fails to meet the test of our times）。格林斯潘再次表明政府监管对导致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的金融动荡的无可奈何，否定类似危机可以被人为制定的大范围立法彻底根除。在他看来，这种横扫一切的金融立法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201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DodderFrank Act），其精神和原则将在近期被有关政府单位翻译成几百页的具体规章制度。格林斯潘预计，这些政府官员会被这个任务搞成一团乱麻。他说，现代金融体系的运作比国会议员、政府官员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规章制度里面会有不少前后矛盾的地方；我们现在还很难料想这些矛盾的后果。
格林斯潘接着例举早期施行这个法案的五个不良症兆：
1）福特汽车信用公司（Ford Motor Credit）因为拿不到资产公司的评级，而撤销原本要发行上亿美元资产抵押金融产品（asset backed security，ABS）的计划。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资产评级公司对自己的评估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资产评级公司不愿意对ABS评级。证监会（SEC）不得不搁置上市ABS必须有评级的规定。
2）去年12月，美联储根据这个法案的规定，要求银行减少征收与借记卡（debit card）有关的零售费。银行于是抱怨，他们无法赔本为终端零售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
3）如果这个法案不做修改，很大一部分外汇衍生品市场会离开美国。最近美国财政部想让国会修改这项法规，但是国会议员坚持要政府执行既定法规。
4）这个法案有很多对交易员自营帐户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的规定，适用于所有美国银行在全球范围的运作。但是其它国家的跨国银行不受这些限制，他们可以轻易把这些业务从他们在美国的分公司转移到他们在其它国家的分公司，使美国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5）这个法案的另一个失败之处在于对银行高层执行官收入过高的界定和限制。银行高层执行官很小的技能差异会导致银行最终利润很大的差别。银行市场对有细微技能差异的人才竞争非常激烈。与这些高层执行官打交道的客户基本上都是执行官自己的客户，不是银行的客户。这些客户认可的是执行官个人，而不是银行这个机构。执行官在哪家银行工作，这些客户的生意就会到哪家银行。在薪酬这个领域里，立法人员和政府很难有所作为。
格林斯潘说，这个法案对全球金融的关联性（interconnectedness）和复杂性没有充分认识；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这些性质；这个法案有可能导致1971年尼克松控制物价和工资以后，政府主导的、法规诱使的最大的市场扭曲。没有人有预测危机的远见，更没有完全防止危机能力。
就在2006年夏天，联邦储蓄保险公司（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还认为，99％以上在这个公司上保险的银行满足或超过监管机构对资本金准备率的最高要求。直到2007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认为国际经济风险在此前的半年已经降低了。
政府监管人员，或任何其他人，永远只能看到现代金融体系运作最表层的东西——就像冰山上的一个小角——完全看不深、看不全。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的国际版本是今天市场竞争的幕后黑手，非常不透明。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个特例。除此之外，这个全球性幕后黑手运作得还不错：汇率、利率、价格和工资一直都相对平稳。在监管最强的金融市场，大量交易是监管人员看不到的，也不可能看到。这就是为什么对这次金融危机根源的解释如此五花八门，与物理实验中清晰的因果关系大相径庭。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让复杂的现代金融操作回归到半个世纪前简单的银行操作？格林斯潘说，如果我们要保持今天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战以后，随着劳动分工、全球化的深入和科技创新的日新月异，金融系统的复杂程度也随之增加。金融和保险业在GDP中的比例增长很快。在美国，这个比例从1947年的2。4％增长到2008年7。4％，再到2009年的7。9％。美国80年代普遍的“去管制”（deregulation）促进了这个趋势。这个趋势在英国、荷兰、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同样明显。即使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个比例从1981年的1。6％增长到2009年的5。2％。
最后，格林斯潘为监管者和学界提出一道思考题：金融业在经济中占比的扩大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还是这个趋势仅仅是个偶然？他说，在强化金融监管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把金融复杂程度与生活水准高低的关系问题搞清楚。■
【哈佛笔记132】萨默斯离开政府时的政见（上）
2011年05月18日 15：55
对中国中产阶级状况，萨默斯说，中国人比他们上一辈人的生活好了很多倍。这是正常的。人们都指望他们的下一辈比自己生活得好。中国的问题是“仇富”心理和仇恨社会精英的心理非常严重。社会精英阶层的正当性成为问题。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2011年1月萨默斯（Larry Summers）重返哈佛。在奥巴马政府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两年后，他对时政有什么看法呢？
根据《国际经济》杂志（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Winter 2011）的采访，他对中美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他对美国经济的诊断仍然是泡沫破灭之后，需求不足情况下的流动性陷阱。 他对货币政策量化宽松的评价是：它不可能又不起作用，又制造通胀；二者不可能同时为真命题。他对美国国债市场的看法是：美国国债价格既有理由走低，也有理由走高。
对美国政府在挽救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萨默斯反对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去维护一小撮人的利益的说法，坚持政府在维护金融市场体系正常运作的过程中不但没有损失纳税人的钱，而且为纳税人赢得利润的立场。他小心地区分政府与精英阶层的关系，承认如果这个关系过于密切，政府的正当性会受到质疑。
中美关系
对于中国要在新技术方面，包括军事技术，投巨资15亿美元，与美国的经济重点在于复苏房地产市场和个人消费的反差，萨默斯说，当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去逝的时候，他还相信苏联会在1985年前超越美国，比美国富裕。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在1979年出版畅销书《日本第一》（Japan Is Number One）。这些对长期形势的预见在事后看来都不正确。事实上，一个国家在一个十年内的经济增长率与下一个十年的增长率，总的来说，相关程度很低。所以，用过去的形势预测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对中国的担心被化作美国加强教育、重视研发投资和控制借贷的动力，那么这是好事。但中国的发展趋势很容易被夸大。中国人均生活水准还不如两代美国人以前的人均生活水准。中国政府面临的局势也很严峻。生活在美国的美国人非常容易夸大自己的难题，同时低估中国在政治、环境、金融和社会变迁中的巨大挑战。对技术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对任何政府都非常有吸引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莫斯科地铁系统的看法和今天人们对中国高铁的看法一样。中国高速铁路非常快，但它的技术还不是最先进的技术。
美国人很容易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放置四海的真理，很难想象人们对世界还能有不同的看法。中美之间的关系需要很多沟通、理解、谅解和信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最糟糕的结果。两三百年后的历史会证明，中美关系比冷战结束和伊斯兰国家间的矛盾更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区别政府在挽救危机中的作用与政府和精英阶层的不正当关系
记者问，美国和欧洲的精英们想方设法，不惜动用纳税人的钱，使银行资产看起来更健康。几十年以后，人们会不会认为现在的精英是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挽救那些本来就不可持续的资产价值？
萨默斯强调，美国纳税人在这场危机中没有吃亏。无论其它国家的情况怎样，美国的情况是：政府不但从挽救银行和汽车公司的过程中全部收回了纳税人的钱，而且还赢得了很多利润。美联储从救市当中得到的利润，使得上缴财政部的利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纳税人会因此而减少纳税。
记者问，华尔街前20名的银行都可以从美联储的低利率窗口（discount window）贷款，并享受几乎是零的利率，中小金融公司却没有这个条件。而正是这些中小金融公司在创造就业，这公平吗？
萨默斯反驳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补助、救济、转移到精英阶层的公众印象。他说，事实不是这样的。但他承认，美国中产阶级的顾虑一直在增加。一般来说，中产阶级的倾向性直接影响政治选举的结果。如果中产阶级担心精英阶层在剥削他们，他们在选举中会倾向政治左派。如果中产阶级担心他们的纳税钱会被政府拿去救济不配救济的穷人，他们在选举中会倾向政治右派。2008年总统大选显示，中产阶级担心的是前者——他们担心政府拿他们的钱去帮助精英阶层。这促使了民主党上台执政。
萨默斯清楚地知道，有人担心：精英阶层不属于任何国家，他们更像是达沃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而不是他们各自国家的公民。萨默斯说，要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全球化必须证明它不意味着区域化、地区化的解体。怎样的政策让政府破费、怎样的政策为政府省钱，这里面有很大区别。认为2009年拯救经济危机的政策项目是破费了纳税人的钱的看法是完全错的。但萨默斯承认，如果政府与精英阶层的关系日益紧密，那么政府的正当性就会受到质疑。
美国长期经济走势与中产阶级生活状况
记者问，最近十年（2000年到2010年）的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2。6％，而1945年到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3。4％。看起来只有0。8％的区别却意味着丧失了上千万份工作，所以美国经济低于以前的平均水平。美国股市被美联储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如果你有很多股票，那很好。如果你是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中产阶级，那你的情况就太糟糕了。这样的体系从政治上说，是可持续的吗？
萨默斯说，美国今后十年的挑战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收入和福利。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去掉通胀后的真实收入）长期以来停滞不前。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电视机、冰箱、衣服、甚至食品的真实价格，中产阶级在这些方面的实际消费能力还是有进步的。虽然房产价格在最近三年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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