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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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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1（K）这个体系里，公司（雇主）的利益是什么呢？公司一方面觉得，为员工提供搭配资金会减少眼下公司利润；另一方面也担心，如果员工没有足够的钱退休养老，他们会继续工作，老而不退，影响公司人员正常的更新换代，阻碍公司吸纳新鲜血液。所以公司在这个游戏里的想法是复杂的。
实验表明，重新设计给新员工的表格能够将员工参加401（K）计划的比例提高至原来的三倍。为了不让公司眼下利润因提供搭配资金而减少太多，设计者在给新员工的既定方案中减少了原来6％搭配资金的三分之二，让新员工在401（K）计划中只放自己毛收入的2％，以保证公司利润与不修改表格时基本一样。即便如此，被选为做实验的这个公司在两三年之后又把给新员工的表格改回原状，有意降低员工参加401（K）计划的比例。理由是，这个公司只出售底端产品和服务，大多数员工属于低薪员工，他们变换工作的频率太高，很多人工作不到一年就不干了。公司不愿意为这样的人投入有关参加401（K）计划的行政成本。
对既定选择框架的设计（default setting）可以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选择结果。这说明，大多数人是被动的，不接受新鲜事物；对新信息不思考，不分析，甚至完全不做出反应。越是穷人，对游戏规则越不敏感。只有聪明的人才对新信息、新的游戏规则迅速反应，采取相应措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
（行为经济学系列之三，待续）
【哈佛笔记140】怎样才能成为聪明智慧的人？
2011年07月11日 10：29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智商和家庭背景，但可以选择自己的经历。经历越多，经验就越多，就越有可能聪明智慧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道理上说，年龄越大的人越有经验，越关注自己退休生活的经济来源，参加401（K）计划的动力越大；从宏观上说，参与率就越高。对员工来说，推迟纳税、公司搭配资金都是不占白不占的大便宜。但事实是，这个计划的中老年人参与率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高。莱布森和同行研究了七个公司的数据，发现有一半以上59岁半以上的员工没有从401（K）这个体系中得到他们应有的福利。这是否因为他们没有最基本的理财信息和知识呢？
行为经济学家进而研究大公司对职工设置普及金融理财知识等讲座或学习班的效果。他们发现，这些讲座和学习班对员工选择理财方式的影响并不大。即使当有关选择基金投资的数据（例如各个资金的费用和回报率等）都放在一个简单的表格加以比较，用高中生的英文水平加以解释的时候，大多数参加调查的人的理财选择还是一如既往地非理性。
所以，在莱布森眼里，信息披露、说服教育的力量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非常有限的；人有太大的惯性、惰性和非理性。以至于学生多听一个讲座，少听一个讲座；多学一门课，少学一门课，从长远来看，对这个学生生活的整体而言没有多大影响。莱布森甚至怀疑学生花四年时间上大学的意义有多大？他承认，他的看法消极悲观。他明确说，他不想打击学生上学的积极性。但事实是，我们平时常见的“提供信息”“提供建议”等这些说辞都是空话，人们根本听不进去。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莱布森对人性的理解近似圣经上说的，人是不可救药的，不可能变得真正美好，人都是有罪的。
既然人不可能做出明智的选择，那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体系的设计者到底应该允许人们享有百分之百的自由，还是应该利用既定方案（default setting）引导甚至限制人们的选择？如果是后者，那么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为代表的“保姆国家”（nanny state）或“家长式国家”（paternal state）就有一定的合理性。至于国家是否应该什么都管，管多少合适，应该替你做多少个人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个人自由，就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了。
既然信息、教育不是决定一个人行为选择、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什么才是呢？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人呢？莱布森总结道，经历和经验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一个从高收入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与一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因为家庭生活环境和条件对孩子的影响是长期深入的、潜移默化的。孩子的智商和生活态度对他今后的发展也起很大作用。这里很多因素是天生的，不可控制的。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智商和家庭背景，但可以选择自己的经历。经历越多，经验就越多，就越有可能聪明智慧。
（行为经济学系列之四，待续）
【哈佛笔记141】为什么并购或竞标成功者往往出价过高？
2011年07月18日 22：58
谁最需要买健康保险？身体条件最差的人。谁会卖车、卖房？很多情况下是因为这个车或这个房在某一方面不好，主人才要卖，而这个信息买方并不知道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我们经常要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很多重要决策。例如，你是公司A的老板，在考虑是否购买公司B。你知道如果出价100元，公司B的老板Andrei一定会出售，你也知道公司B对你的价值要比对Andrei的价值多出50％。公司B的真实价值可能在0元到100元之间的任何一个值，你完全不知道哪个值更有可能（即真实价值的几率分布为均匀分布，uniform distribution）。而你必须一次性出价，或者Andrei接受，或者你放弃交易，没有第二次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应该如何出价？
如果真实价值在0元到100元之间均匀分布，那么公司B的均值是50元；它对你的价值是75元（50×1。5）。于是，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出价是在50元到75元之间。少数人为了一定能收购公司B愿意付100元，或者在75元到100元之间的一个值。
实际上，这些都不是最精明的算计。假设你的出价是b元，Andrei接受你的价格，那么你就知道公司B的真实价值是在0到b之间，其均值是b/2。公司B的价值对你来说是（3/4）b，即1。5×（b/2），而你付出的成本是b，那么你会亏损（1/4）b。只有当b是0的时候，你才不会亏损。当然如果你出价是零，Andrei肯定不会把公司B卖给你。但以上在给定条件下的推理（contigent thinking）说明，你应该把价格压得非常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公司在战略并购中出价过高，事后输血赔本的经历。
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非常普遍。健康保险市场、汽车保险市场、旧车市场、二手房市场等都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adverse selection）。简而言之，谁最需要买健康保险？身体条件最差的人。谁会卖车、卖房？很多情况下是因为这个车或这个房在某一方面不好，主人才要卖，而这个信息买方并不知道。所以你在出价时，一定要把这个可能性考虑进去，尽量压低出价。
在拍卖市场，为什么成功购买隐藏着的危机？
假设你是一个大石油公司的执行总裁；政府要拍卖一块地皮的开采权，你是十个竞标公司之一。每个竞标公司都派各自的地质学家研究这块地，然后把自己的出价放在一个信封里交上去，竞标公司互相不知道其他公司的出价。你的地质学家告诉你，这块地可以开采出5000万美元的石油。你在竞价的时候，小心地打出一点富余（竞标的人都会这样做），出价在5000万美元以下。拍卖揭晓的时候，你发现你赢了。成功竞标的第二天，你得知另一家石油公司愿意出5000万美元从你手里购买这块地的开采权，而且你还知道买方的地质学家不可靠，一贯臭名昭著，你卖不卖？
你成功竞标的本身就是一个新信息。你在决定是否出卖开采权的时候，要把这个新信息考虑进去。成功竞标告诉你，你的出价是最高的，你的地质学家的估计是最乐观的之一，其他九家公司对这块地的估价都低于你。这说明这块地的真实价值很可能低于5000万美元，也低于你的出价。当有人愿意出5000万美元买这块地的时候，你应该赶快脱手。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设计竞标方案的人有时会规定，出价最高的人获胜，但按照竞价第二高的人的出价付钱，这样就给获胜的人留出一些余地。尽管如此，以上的推理逻辑仍然成立：成功竞标的人往往出价过高。
所以当你的地质学家告诉你，这块地可以开采出5000万美元的石油，你应该在出价时打出很多富余，例如出价2500万美元或2000万美元，而不是只打出一点点富余，出价4500万美元或4000万美元。当然，出价越保守，成功竞标的几率就越小。但竞标失败未必是坏事，成功竞标未必是好事。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行为经济学系列之五，待续）
【哈佛笔记142】大学生应该如何选择暑期工作？
2011年07月25日 12：45
只要你年轻，你就有时间，就有机会，就可以冒风险，就应该追求潜力最大的工作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假如你是大学生，每年都面临找暑期工作的挑战。假设每年你面对的选择都是一样的十种工作，每种工作都对应着一定的福利（U）和得到这份工作的可能性（p），每种工作的预期福利就是二者的乘积（p×U 是expected utility）。你知道，如果第一个暑期工作在事后看来，你很喜欢，你可以在第二个暑假干同样的工作；如果你不喜欢，在第二个暑假，你可以找另外的工作。十种工作都分别按照福利、几率和平均福利从大到小排列。给你福利最高的工作（你最喜欢的或者是回报最高的工作）是得到可能性最小的工作。这时你应该如何选择？
大多数人会选择预期福利最高的工作。最保守的人会选择得到几率最高的工作。 但实际上，最聪明的选择是福利最高（你最喜欢或回报最高）的工作，即使那个工作是得到几率最小的工作。分析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还有时间，这个游戏是重复的，你还有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甚至更多机会。你应该在有时间的情况下，选择回报最高的工作。即使失败，你还有机会再次选择。下次再选择保守的工作也不迟。
也就是说，只要你年轻，你就有时间，就有机会，就可以冒风险，就应该追求潜力最大的工作。这与哈佛校长福斯特在2008年对毕业生的告别讲演中讲的道理完全一致：人生有A与B两种方案。生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你永远有时间做你的预备方案B，但不要一开始就从方案B出发，而是要大胆地追求你最喜欢的方案A。“做你热爱的工作吧。如果你一半以上清醒的时间都在做你不热爱的工作，就很难有幸福可言。”“当你选择在薪水丰厚的华尔街工作，你可能在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演员、一个政府职员、一个中学老师、一个记者怎么能够养家糊口呢？如果要成为大学里的英文系教授，不知道要在研究生院里熬多少年，写多长的博士论文才能毕业？我的回答是：如果你不试一试，就永远不知道答案。”（详见《哈佛笔记》专栏《校长告别讲演：寻找幸福之路》或即将出版的《哈佛笔记之二》）
校长是从人生哲理的角度鼓励学生大胆追求自己真正喜欢的职业，而莱布森是从数理分析（conditional thinking，option value）的角度得出同样结论。莱布森进而把这个推理过程用于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你去餐馆吃饭，是选择一样你知道比较喜欢的菜，还是选择一样看起来非常好，但从未尝过的菜？如果事后看来你喜欢这道新菜，你的食谱就变得非常丰富，你后半辈子都可以享受这个菜。如果事后看来你不喜欢这个菜，浪费了一顿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再比如男女约会，你是选择与你门当户对、你知道一定还说得过去但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人约会，还是与一个你完全没有把握、但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情侣，甚至可能会演变为使你终生受益的伴侣约会呢？你应该选择后者，即使失败，还可以再来。有人说，“生活没有句号，只有省略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行为经济学系列之六，待续）
【哈佛笔记143】为什么连续接受小赌博是最明智的选择？
2011年08月01日 15：06
如果你每次都接受小赌博，你的最终结果几乎不可能比你保持现状，不接受任何赌博还差。在生活中经常接受小赌博，冒一些风险是明智之举
【财新网】（特约记者 陈晋）在莱布森的四堂课之后，哈佛经济系教授施莱弗尔（Andrei Shleifer）讲后面八堂课直到四月份放春假。施莱弗尔是美籍俄罗斯学者，1982年于哈佛数学系本科毕业，1986年从麻省理工学院（MIT）获经济学博士，三年后就被芝加哥大学晋升为终身教授，1991年来到哈佛执教至今。在众多职务和荣誉头衔中，他多年担任顶级经济学专业杂志编辑的经历引人注目。从1989年到1999年，他任《经济学季刊》（QJE）编辑。从2003年到2008年，他任《经济视角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编辑。从1988年到1991年，他任《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副编辑。从1988年至今，他任《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的副编辑及顾问。
施莱弗尔在第一堂课中向学生介绍在社会科学中很可能是最广泛引用的论文：1979年由 Danial Kahneman和Amos Nathan Tversky发表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Kahneman持以色列和美国双国籍，1934年生于以色列当时的首都特拉维夫（Tel Aviv），1961年从加州伯克利大学（UC Berkeley）获心理学博士，以后在伯克利和普林斯顿等大学从事研究教学工作，2002年因他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Amos Nathan Tversky （19371996）是以色列数理心理学家。
两位学者对人们心理活动很有洞见。他们的起点很简单：人们通常关心的不是财富水平的多少，而是财富的变化，即一个行动的收益和损失有多少。他们设计了很多试验，让人们决策是否冒险赌博，然后分析了人们如何决策的大量数据。他们发现，人有很大的惯性，喜欢保持现状，规避风险，即使冒险有可能带来很大的收益；而当前提（环境）发生变化，当损失是一定的时候，人们愿意冒险来减少损失，展示了偏好风险的特征。
他们还发现，对问题的描述方式不同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决策。例如，一种流行病预计会导致600人死亡，有两种抵制流行病的程序。如果选择程序A，200人会得到拯救。如果选择程序B，有三分之一的可能600人都会得救，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没有人得救。试验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程序A，因为虽然两个程序的均值是一样的，但程序A 的效果是一定的，程序B的效果不确定。
同样一个问题可以从反向描述。如果选择程序A，400人会死亡。如果选择程序B，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无人死亡，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600人死亡。实验表明，大多数人会选择B，因为人们在预计损失面前更愿意冒险来减少损失，即使两个程序的均值是一样的。 实际上，200得救和400人死亡是一样的，只是表述方式变了。这说明人在做决策时是不理智的，非常容易混淆糊涂。
Kahneman和Tversky通过大量试验和数据分析，总结出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即人们主观判断盈利或损失多少的重要性）和几率重要性函数（probability weighting function，即人们主观认为一件事发生几率的重要性）的特征。前景理论是一个描述性的模型，仅仅描述了人们的行为，没有预见性，没有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但是了解这些特征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设计游戏的规则（成功几率、回报大小、选择范围等）来操纵人们赌博的倾向——抑制人们赌博或鼓励人们赌博。后来的学者进一步研究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愿意赌博，在什么情况下倾向维持现状。他们把这些情景特征量化、抽象化和理论化（Salience Theory of Choice Under Risk）。
前景理论为后来行为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可以解释一些常见的现象。例如，事实证明，股票的长期平均年回报率比债券平均年回报率高出5％到6％，为什么人们不都买股票，而买部分债券，或者根本不买股票，全部投资于债券呢？前景理论提供了两个原因：人们太保守，不愿意冒风险，债券相对安全一些；有些人的投资期限可能因为年龄等原因非常短，可能在一两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需要现金流，他们没时间等股票长期的优越回报率，所以只能买稳定的投资产品。再比如，价格弹性的不对称性。人们对涨价可能很敏感，马上减少购物；但对减价可能不那么敏感，减得再多，也未必多买，甚至不买。前景理论还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有新信息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变投资分布（asset allocation）和投资方式，人们更喜欢保持原状。
这时施莱弗尔推导出一个有教育意义的结论，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生活中有很多小赌博，这种小赌博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让我们把这些小赌博抽象为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有50％的可能赢110元钱，有50％的可能输100元钱，你愿意赌吗？
你可能把每次小赌博看成一个孤立的例子，为了保持现状而拒绝所有类似的赌博。现在让我们假设你接受这个小赌博，你的预期收益（expected return）是正的5元钱（0。5×110＋0。5×（100）），每次赌博结果的方差是105的平方（0。5×（1105）的平方＋0。5×（1005）的平方）。生活中有N个这样的小赌博（每个赌博相互独立），其预期效用呈正态分布，那么其预期效用的均值是5N，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是105×（N的开方）。当N非常大，比如3万，在3万次小赌博之后，你的最终受益为正的几率是99。999999999999％。原因是最终的均值5N与N成正比，而标准差 105×（N的开方）是与N的开方成正比。N越大，均值增长的速度与标准差增长速度的悬殊就越大。你最后全盘皆输的几率是一百万亿分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你每次都接受小赌博，你的最终结果几乎不可能比你保持现状，不接受任何赌博还差。这个数学推理说明，在生活中经常接受小赌博，冒一些风险是明智之举。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克制本能的风险规避倾向。这与上一节《大学生应该如何选择暑期工作？》的中心思想完全吻合。原来，哈佛校长福斯特对毕业生径直追求理想中的A方案，留着预备方案B以后再说的忠告还有数学证明可供查询！
（行为经济学系列之七，待续）
【哈佛笔记144】实践出真知吗？
2011年08月08日 11：03
当人们对一件事一无所知，却需要做判断的时候，他们会利用任何蛛丝马迹帮助判断，即使那些蛛丝马迹与要判断的事情毫无关系。这解释了人们“饥不择食”“有病乱求医”的现象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我们是怎么形成认知和判断的？我们最基本的认知和判断是从实践中来。例如，在拍卖油田的时候，我们的竞价只是我们估计这块地价值的一半，留出一半富余。我们会根据这个物体看起来的清晰程度判断一个物体与我们的距离——越清晰就越近。经验告诉我们，用信用卡透支是不明智的；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与前面的车应该保持至少三秒钟的距离等等。经验还告诉我们，应该投资于股市的财富比例是（100－你的年龄）％；越年轻，投资于股市的财富比例就越大（因为你有时间实现较高的股市长期回报率）。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我们根据以往经验做出的判断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判断可能带有偏见，局限于我们的经历所及。例如，你见到过的穷人都懒惰，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穷人都这样，也有人穷志坚的人你没遇到过。当你遇到意志坚强、勤劳勇敢的穷人的时候，你就会修改以前对穷人的认识。这就是所谓“学的过程”：边学，边实践，边改进你的认知水平。
20世纪70年代两位心理学家Kahneman和Tversky在研究人们认知判断方面有突破性进展。例如，你观察到的现象是：Steve乐于助人，干净整齐，细致入微，害羞腼腆。Steve是农民、推销员、飞行员、图书管理员和医生的可能性各有多大？于是你会把Steve的特征与脑海里各个行业的典例比较，根据近似性的大小排列各种可能性的大小。但是你没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就业分布。推销员的数量比其他几个行业的人员数量多得多；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Steve的特征，他是推销员的几率更大。如果Steve生活在农村，那么他是农民的可能性更大。Kahneman和Tversky的试验发现，即使告诉人们各个行业的分布，人们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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