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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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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默斯认为，WTO的判决与各个国家法庭的判决有本质的不同。各国法庭的判决是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而WTO没有，它只是根据WTO的章程判定胜诉方有权利采取报复措施。但是，谁都知道报复的后果是两败俱伤。因此，其他国家很有可能因为不愿意失去美国市场，而选择放弃上诉美国。
接着，萨默斯转入更有争议的话题——知识产权保护。
首先，什么样的产品需要知识产权保护？这些产品有哪些共同特征？萨默斯说，这些产品最大的特征是，前期研发成本和固定生产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很低，产量与投入的关系呈现规模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另外，生产这些产品的产业没有完全竞争，由于这些产品的特殊性，厂商对市场有暂时的垄断。而且，价格远远高于其边际成本。
从厂商的角度说，允许垄断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就可以把前期高昂的研发成本和固定生产成本赚回来，还有可能赚取大量利润。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允许垄断的时间越短越好，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消费者以低价享受产品，从而有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政府在两者之间应如何取舍？萨默斯说，如果政府认为鼓励创新比增加消费者剩余更重要，则会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的时间长一些，反之则短一些。“如果你问现任总统布什，他会说‘保护知识产权是放之四海的真理’。如果你问民主党众议员Barney Frank，他就会说，‘美国过于保护知识产权，而对劳工与环境的保护不够。’”
在他看来，发达国家的发明创造相对较多，因此更为看重知识产权保护；而发展中国家发明创造相对较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较弱。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注重长期的经济发展，就会更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一个国家着重于眼前利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没有那么重视。所以，政府不但要权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要权衡长期与短期的利益。
萨默斯解释，如果厂商根据偿付能力的不同而对商品予以区别定价（price discrimination）——对富人（富国）收取高价，对穷人（穷国）收取低价，则可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但此举前提必须是：产品不能从穷人（穷国）转卖到富人（富国）手中。
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在医药领域尤其突出。萨默斯通过图表说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新药数量在逐年下降，而研发新药的成本在逐年增加。在对非洲国家至关重要的艾滋病治疗药品上，那些没有品牌却有同样功效的药品（generic drugs）的市场价格，低于品牌药品（brand drugs）价格的一半以上，但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却阻止这样物美价廉的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萨默斯说，一些非政府组织指责美国政府及法律“劫贫济富”。几年前，哈佛一些热血沸腾的年轻学生也支持这一立场。
然后，萨默斯介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卸任后成立的“克林顿全球基金”，是如何在不影响厂家和发明者利益的情况下帮助解决这一问题的。克林顿利用其影响力，把非洲贫困国家和美国大制药厂商聚集起来，令其达成协议——厂商按边际成本标价把防治艾滋病的药品卖给非洲贫困国家，从而换得后者对在中等收入国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支持；另外，在发达国家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允许人均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国家获得非品牌药品的营销权，只要这个国家在世界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小于2％。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不同疾病的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只有2％的研发经费用于研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疾病，这甚至比发达国家用于研制家禽疾病的费用还要少。萨默斯进一步说，“那我们就需要想一想，如何鼓励发达国家在提高研发创新能力的同时，能使更多的消费者享用其好处。这样的办法包括在研发某种药品的过程中，即高投入的过程中，全球提前预定采购方案。”■
十八 假如你是香港金管局总裁
萨默斯授课的精彩之处在于提问和即兴举例；他以香港等地为例说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
90分钟的课时，对萨默斯来说实在是太大的局限。3月18日，他准备了27页的PPT，但只来得及放映包括标题在内的九页。当然，这27页的主要思想已在他放映前面三五页时全部表达出来了。
萨默斯讲课时思维连贯、出口成章，并不需要PPT的提示，PPT对他来说只在于用图表显示数据，说明问题。他上课的精彩在于提问——恰到好处地启发学生思考，和他即兴地举例说明。
这一天，萨默斯的主题是国际收支平衡表有关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他首先介绍的是，货币发行量与物价变动成正比。虽然在短期内，中央银行增加货币流量有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但从长远看，货币增发比例与物价增长比例（即通货膨胀）相等，货币量的增减不影响任何实际经济指标。这就是“货币中性”理论。
然后，萨默斯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推出没有国际套汇空间的条件：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就是他们之间汇率变化的比例。否则人们就可以从低利率的国家借款，存到高利率的国家，轻而易举地赚取利差。
萨默斯解释，两国之间的汇率取决于彼此之间相对物价的差异，而相对物价水平又取决于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所以货币政策，即利率政策，也即货币供给政策，与汇率息息相关。
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就决定了利率，否则存在国际套汇空间，投资人就可以无本套利。萨默斯以香港为例说，香港的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港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
“那么如果你是香港中央银行行长（编者注，承担香港央行功能的机构系香港金融管理局），你的工作会有意思吗？”
“当然不会，一个机器人就可以做你的工作，因为固定的汇率已经决定了香港的货币政策。”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香港经济放缓，利率面临降低的压力；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人们对香港固定汇率产生怀疑，持有港币的人会怎么办？”
“对，在现有汇率下，换成美元，这样港币的流量减少，香港物价降低，促进出口，赢得外汇，港币流量升高，物价回升，这就是自动调节。”
“如果巴西的利率是11％，美国的利率是4％，再假设资本自由流动，这说明市场对两国汇率的预期是怎样的？”
“对，巴西货币相对于美元要贬值7％。”
“朝鲜选择完全关闭资本账户，闭关锁国，那么它可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对它来说也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固定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三者不可兼得。”
萨默斯由远及近，进一步举例说明，“最近三个月美元贬值很多，有人问我，美国是否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扶持美元？根据我们刚刚讲的，如果美国支持美元，就意味着美联储要提高利率。但这与美联储针对美国国情制定独立货币政策的目标相反。”
“再例如，卡塔尔，一个位于中东的小国，通过出口大量石油，赚取了大量美元，但美元在迅速贬值，卡塔尔的石油商该怎么办？”
“对，把美元换成卡塔尔货币。那么，卡塔尔货币流量会增加，经济面临通胀风险。如果卡塔尔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那么高利率会吸引更多的外国热钱流入。如果不提高利率，就要使卡塔尔货币升值。这种升值预期也会在一定程度促使热钱流入。”
“中国的情况与此相似，外汇储量巨大，通胀压力增强，由于中央银行担心吸引更多的外汇流入，不敢提升利率，使得真实利率进入负值。在人们预计通胀会继续、真实利率为负、资本账户基本关闭的情况下，会用他们的钱做什么呢？买资产，尤其是房地产，所以房产价格居高不下”。
最后，萨默斯转入财政政策。政府有两种办法填补赤字：卖国债借钱和印钞票。政府借钱会增大货币需求，提高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原本愿意贷款的私营企业只得放弃贷款，这就是政府赤字对私营企业贷款投资的挤占（crowding out effect）。而印钞票会导致通胀，提高名义利率。如果中央银行要保持名义利率稳定，就要买国债，增加货币流量，但同样会增加通胀。
萨默斯总结说，要保持稳定的通胀率，政府必须自律，但这一点愈加难以做到。■
十九 经济学模型的灵活运用
弗兰克尔讲解国际金融的经济学模型，在他看来，同一个模型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运用
今年春季，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教授在哈佛政府学院主讲有关国际金融政策的经济学。
身为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的弗兰克尔，是再版十次的教科书《国际贸易与支付》的三位作者之一。他于19961999年间任职于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同时长期参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咨询项目。近年来，他与中国人民银行有过多次交往。
其实，中国不少高校的经济学课程已与美国主流经济学课程非常接近。许多在美国受欢迎的教科书，其中文版也在中国盛行。基本的市场经济学概念、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在技术层面几无差别。那么，弗兰克尔教授的这门经济学课程还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课堂上，在推导“斯旺曲线”（Swan Diagram）这一模型及其政策含义之后，弗兰克尔教授用中国和美国为例，说明它的不同运用。
这一模型假定，宏观经济的理想状态为同时处于内在与外在的均衡。内在均衡表现为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外在均衡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在这一框架下，一个国家在任一时间均会处于以下四种状态之一：内部通货膨胀，外部收支顺差；内部经济衰退，外部收支顺差；内部经济衰退，外部收支逆差；内部通货膨胀，外部收支逆差。国家也应采取以下四种相应政策：紧缩财政政策，扩张货币政策；扩张财政政策，扩张货币政策；扩张财政政策，紧缩货币政策；紧缩财政政策，紧缩货币政策。
这一模型应用于中国，情形如何？弗兰克尔说，中国在2002年处于贸易顺差和内部供给大于需求的状态。在2008年仍处于贸易顺差，但供给已小于需求，通胀压力严重。然而，要直接套用这一分析框架未必完全正确。
他解释说，这一分析框架的假设在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长期平衡状态是已知的。在分析成熟市场时，这些长期平衡状态能够用过去的数据估算出来。“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发展迅猛的国家，长期平衡状态本身就在变化，也就是说，判断经济过热或过冷的参照系在变化。因此，从这一框架推导出来的政策建议对中国也就未必完全适用。”
美国的情形则不同。1991年，美国的经济状况是贸易逆差与国内供大于求，到了2007年，贸易逆差未变，但已经出现相当大的通胀压力。弗兰克尔介绍，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和华盛顿彼特森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来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一直认为，美元需要大幅贬值，也一定会贬值，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扭转美国空前的贸易赤字。而对美元贬值怨声载道的欧洲人也认为，美元应该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而非欧元——该轮到其他国家承担升值的风险了。这种说法含沙射影地将矛头指向中国。那么，中国是不是美国大量贸易逆差的“替罪羊”呢？
在弗兰克尔看来，其实，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不会有明显变化。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是由一些东南亚国家向劳动力更为便宜的中国转移的，美国本土并不生产。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些产品只会再次转入其他东南亚国家，从那里出口到美国。
而中国目前也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4000亿美元，远远超过正常国际收支和临时应急的需要，但是他们也不敢卖美元，因为美元贬值会大量减少他们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
弗兰克尔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银行的对冲操作。这里的“对冲”是指中央银行在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或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经济体系中总的货币流通量，在外汇贮备和国内资产之间进行转换。这一方法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运用。
弗兰克尔以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为例。1994年初，墨西哥呈现贸易赤字，流入外汇呈减少趋势。中央银行为此采取了对冲的方法，买入国债，增加本币供应以弥补由于外汇储备减少而带来的总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但到了当年12月，由于外汇储备耗尽，墨西哥被迫放弃了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最终陷入“龙舌兰风暴”（Tequila Crisis，Tequila是墨西哥生产的一种烈酒）。
如果墨西哥在1994年夏天就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弗兰克尔并不这样认为。“当时的墨西哥财政部长是我在MIT读博士时的同学，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他在1994年初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减少的外汇流入是暂时的，所以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他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判断，因为1994年是墨西哥的大选年，政治动荡，加之美联储提高利率，所以外汇流入减少。他想，大选之后，局势会稳定下来，外汇会再次大量流入。我们很难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判断是错的。危机过后，墨西哥中央银行行长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他在1994年所做的就是对外汇流入减少进行对冲，任何在耶鲁大学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都会这样做，所以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与此相反，阿根廷在1995年陷入同样的金融危机，但没有使用对冲的方法。弗兰克尔介绍，阿根廷和香港一样实行联系汇率制，允许外汇自由流入流出。当金融危机迫使利率升高的时候，很多企业关门倒闭了，经济萎缩，进口减少。随之，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外汇又开始流入，经济也在1996年迅速复苏。
这时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这两个例子是否说明不对冲比对冲更有利呢？”“不能这么说。”弗兰克尔回答，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阿根廷有急剧通胀的历史，所以联系汇率制对它比较适合，这一制度意味着不可能使用对冲方法，美元可以成为它的物价水平的基准。墨西哥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学过中等宏观经济的人都很熟悉ISLM模型和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一般来说，政府在使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时，利率会由于人们对货币需求的增长而升高，投资会因利率提高而下降，所以生产总值的增长会小于完整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但是在三种特殊情况下，财政政策会最有效，利率不会升高，生产总值会有完整的乘数效应。”弗兰克尔说。
一种情况是中央银行采取相应的扩张货币政策，使利率保持平稳，进而投资保持平稳。
第二种情况是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有完全的跨国界的资本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但凡利率稍有升高，马上就会有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本国套利，这会使利率很快回到原有水平，所以对投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第三种情况就是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LM曲线处于水平状态，扩张的货币政策已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弗兰克尔解释，这是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种假想，但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几乎把它变成了现实。
弗兰克尔在1996年加入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当时日本已经进入了第五年的经济衰退，这正是需要采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时候，而日本政府却决定提高税收。
弗兰克尔回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多次与日方沟通，说这一政策只会适得其反。“我劝他说，‘你就不用再费口舌了。日本人已经决定这么做了，你再说也没用。’他回答说，‘事实会证明他们是错的。下一次他们就会听我说的了。’他的话听起来有些趾高气扬，但他说的却是事实。事后，日本采用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已经没有很大的效果。日本人的解释是，日本人的储蓄倾向太高，因此扩张的财政政策对生产总值的乘数效应很小。”■
二十 挽救墨西哥
萨默斯讲述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决策内幕
4月1日的课堂上，萨默斯变成了一个绘声绘色的说书人。这个满腹经纶的教授，能把国会议员的语声语调模仿得惟妙惟肖。
这一天的主题是，美国政府在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决策过程。萨默斯当时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直接负责处理这一危机。这段往事在他的讲述下栩栩如生。他说，“虽然我是分阶段讲述这一危机的，但实际上故事是连贯的，一环扣一环。”
他首先解释危机发生的背景。墨西哥与美国约有200英里的国界接壤，由于经济落后、政治动荡以及贩毒腐败等问题，墨西哥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现象屡禁不止。所以，促进该国经济发展与美国本身息息相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墨西哥进行了包括私有化在内的一系列市场改革。美国认为应该支持和鼓励这些改革，所以，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极力促成了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1993年末，墨西哥货币比索开始贬值，接近固定汇率允许浮动的临界点。与此同时，墨西哥有大量贸易赤字，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沉重。而且，这些外债主要是用于填补消费，而不是再投资与再生产。
墨西哥每六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总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与动荡，1994年也不例外。当年3月，一名很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科罗西奥（Colosio）被刺杀，加剧了人心不安，外资流入开始减少。与此同时，墨西哥外汇储备也在急剧减少，货币贬值压力持续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需要继续借钱来填补贸易赤字，它该怎么办呢？”萨默斯说，一种办法是以墨西哥货币计价，另一种是借外债，以美元计价。墨西哥采取了第二种方案，发行了一种名为Tesobonos的短期债券，这种债券以比索计价，与美元挂钩，政府承诺，如果比索贬值，将按贬值的比率在利率上对购买人予以补贴。此时，墨西哥利率高于美国，政府希望以此种方式来吸引外资。
到1994年10月，美国财政部开始担心比索会急剧贬值，Tesobonos利率会立即升高，墨西哥将无法还款付息。“假如现在是1994年11月1日，你是美国财政部主管，你知道一场相当严重的金融危机即将发生，你会怎么办？”
萨默斯回忆，当年10月下旬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他特地约了墨西哥财政部长单独吃晚饭。餐桌上，他用了各种方法试图说服对方放弃固定汇率，尽快贬值，以免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但对方一直坚持说不能这样做。“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就在晚饭将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其实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已经反复向上面说过同样的意见，但是他们根本不同意。因为现在距离下一届政府上台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了（12月20日新总统上任），固定汇率是这一届政府的核心政策，他们不可能在自己执政期间放弃这一标志性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萨默斯说。
“我可以发表公告让人们预防危机吗？不能，因为那样只会加速危机的到来。”
“我能威胁墨西哥吗——说如果现在还不贬值，一旦危机爆发，不要指望美国政府的帮助？不能，因为这样的威胁是不可信的。就在一年前，克林顿政府刚刚说服国会让墨西哥加入NAFTA——那时大谈墨西哥的表现是多么令人鼓舞，转眼间就危在旦夕。所以惩罚墨西哥就像是惩罚我们自己。”
“我可以告诉他，从美国借到的钱要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吗？也不能，因为他会说，‘这毕竟是我们的国家，那是侵犯墨西哥的主权。’”
当年12月，市场阻击比索的压力越来越大，墨西哥一面提高利率，一面继续消耗外汇储备以维持固定利率。“12月19日午夜，墨西哥财政部来电，说比索要贬值10％。12月20日，如果你是华尔街投行的一个主管，即使你不知道墨西哥的具体情况，但听到贬值的消息，你会怎么办？”“对，马上撤出以比索计价的一切投资产品。所有的人都想尽早撤出墨西哥的所有投资，越快越好。”
在市场的压力下，几周之内，比索就贬值了70％，利率成倍增长。“到（1995年）1月初，墨西哥外汇储备只剩下40亿美元，而到期的Tesobonos需要300亿美元偿还，他们当时即使拍卖这些债务，也不会有人买。1月10日，墨西哥来电说，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贷款，他们在几天之后就会违约。”
克林顿在1993年曾极力促成墨西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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