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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盈余-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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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3）
在媒介史上，只有广播和电视一样做到过无处不在，并且很多时候，收听广播都伴随着其他活动，比如工作或者旅行。而通常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讲，看电视就是他们在从事的活动。因为电视同时调动视觉和听觉，甚至只是稍微关注一下的人都会挪不开步子。作为消费的先决条件，电视把人们粘在了椅子和沙发上。
情景喜剧就是我们的杜松子酒，是在面对社会变迁危机时的一种能够无限扩张的反应。通过饮用杜松子酒的行为，不难解释为什么人们会看电视节目——有一部分确实不错。令人难以解释的是，收看电视节目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每一个发达国家市民的第二职业的。药理学家会说：“过量成毒药。”适量摄入酒精和咖啡因都没问题，可过量就会致命。同样，电视的问题也不在于节目的内容，而在于节目的量：对于个人以及整个文化的影响都取决于量。我们不仅收看好节目和烂节目，其实我们什么都看——情景喜剧、肥皂剧、电视导购节目（infomercial）以及家庭购物节目。人们往往在关心当时正在播放什么节目之前就已经决定要看电视。关键并不在于我们看什么，而在于我们一生会看多长时间，是一个又一个小时，日复一日，还是年复一年。某个出生于1960年的人到目前为止已经看了约5万小时的电视节目，而且很有可能在他离世之前还会再看3万小时。
这种状况并非美国独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任何一个GDP持续增长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面临人类事务的重新排序。整个发达国家社会做得最多的三件事，分别是工作、睡觉和看电视。尽管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看电视过多是造成人们不快乐的原因之一，但现实依然如故。2007年，在由《经济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发起的一项《看电视让我们变快乐了吗？》（Does Watching TV Make Us Happy？）的让人如梦方醒的研究中，行为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克里斯蒂娜？贝尼希（Christine Benesch）和阿洛伊斯？斯塔策（Alois Stutzer）断定，不仅不快乐的人群比快乐的人群看更多电视，而且人们常常会为了看电视而把其他活动推到一边，而那些活动虽然并非即刻愉悦人心，但却能提供长久的满足感。从另一方面来说，花过多时间来看电视和不断增长的物质欲以及焦虑感存在着联系。
对于看过多电视可能对身体有害的思考一直被人提及。近半个世纪以来，媒介批评家们面对电视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断地绞着他们的双手，连手掌心都快搓破了。从牛顿？米诺（Newton Minow）牛顿？米诺（1926—） ，美国律师，曾任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译者注称电视为“茫茫荒原”（vast wasteland）的著名论述，到“傻瓜盒子”（idiot box）或“蠢材显像管”（boob tube）等绰号，再到罗纳德？达尔（Ronald Dahl）在《查理和巧克力工厂》（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中对痴迷于电视的迈克？蒂维（Mike Teavee）的缺德描述。《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是英国作家罗纳德？达尔于1964年出版的童书，描写了查理？贝克特和其他4个孩子在一家巧克力工厂中的冒险。其中一个叫做迈克？蒂维的孩子因为爱看电视，做了很多蠢事。——译者注尽管说了那么多刻薄话，他们的抱怨却从来都没起作用——在过去50年中，人们用于看电视的平均时间每年都在增长。我们已经了解了电视对人们快乐程度的影响，这些了解起初只是道听途说，后来有数十年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做支持，但仍然没有阻碍人们看电视时间的增长，这一活动仍然主宰着我们的休闲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9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4）
议会的反对并没有减少人们对杜松子酒的消费，出于同样的原因，急剧增长的电视观看本身也并不是问题，它只是问题的一种反映形式。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但自由时间的激增和某种社会资产的稳步减少趋于一致，这种社会资产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依靠。线索之一便是，观察电视收看时间的急速增长是如何导致其他活动，尤其是社交活动被取代的。正如吉伯？福尔斯（Jib Fowles）在《为何观看》（Why Viewers Watch）一书中所解释的，“看电视主要替代了三项活动：其他娱乐、社交，以及睡眠。”一种叫做“社交替代假说”（social surrogacy hypothesis）的理论认为，电视的消极作用之一是，它减少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间。
社交替代分为两部分。福尔斯陈述了第一部分——我们已经看了太多电视，以至于取代了我们消磨时间的其他方式，包括和家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另一部分则是荧幕上的人物组成了一群想象中的朋友。来自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心理学家杰伊？德里克（Jaye Derrick）、希拉？加布里埃尔（Shira Gabriel），以及来自迈阿密大学的库尔特？胡根伯格（Kurt Hugenberg）共同研究得出，当人们感觉孤独时，会转台到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收看这些节目会让他们感到不那么孤独。这种转移解释了电视是如何成为最受拥戴的可选活动的，甚至当收看时间多到和不愉快密切相关并诱发不快时依然如此：不管看电视有什么坏处，反正总比感觉自己很孤独要好，即使事实上你确实是孤独的。因为看电视是一件可以独立完成的事情，而且电视在缓解人们孤独感的同时，恰好具备能够流行起来的特性，尤其是当社会由人口稠密的城市和联系紧密的乡村走向通勤工作和频繁迁移造成的相对断裂时。只要家里有一台电视机，那人们即使想要多看一个小时也不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
于是看电视创造了某种单调的重复工作（treadmill）。路易吉诺？布鲁尼（Luiginao Bruni）和卢卡？斯坦卡（Luca Stanca）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anization）中一篇《独自观看》（Watching Alone）的论文中指出，看电视在通过单独活动推掉社交活动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可？桂（Marco Gui）和卢卡？斯坦卡在他们2009年的论文《看电视，满足感和幸福感》（Television Viewing；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中也提到了相同的现象：电视在提高人们的实利主义和物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而能导致个体低估人际关系给生活带来满足感的相对重要性，也因此导致了人们过多地从事产生收益的活动而对关系活动投入不足。将“对关系活动投入不足”这句干巴巴的经济学术语译成通俗语言，就是指花很少时间来陪家人和朋友。正是由于看太多的电视使我们将更多的精力转而投入到物质满足上，因此花在社交方面的时间就减少了。
第10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5）
我真正弄明白人们为何决定把最大部分的自由时间花在对单一媒介的消费上，是在2008年我写的一本关于社会化媒体的书《未来是湿的》（Here es Everybody）本书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出版以后。当时一位电视制片人在试图决定是否让我在她的节目上讨论这本书时问我：“你认为目前社会化媒体有哪些有趣的用处？”
我向她提起了维基百科，一部经协作完成的百科全书，我还向她提及了维基百科上关于冥王星的文章。早在2006年，冥王星就被从太阳系行星俱乐部中剔除了——天文学家认定它和其他行星很不一样，因此他们计划对行星进行重新定义，以将冥王星排除在外。此事件引发了对维基百科上冥王星这一词条的编辑高峰。考虑到冥王星地位的改变，人们频繁地对该词条进行编辑修改。最热衷于此事的一小组编辑人员，在如何最贴切描述冥王星地位的改变这一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他们更新了关于冥王星的词条——从章节到句子，甚至到词语的选择都互相较劲，最终把文章的本质内容从“冥王星是太阳系第九大行星”改成了“冥王星是一颗位于太阳系边缘，形状不规则，围绕不规则轨道旋转的石头”。
我原以为那位制片人和我会开始一个关于知识的社会结构、权力的本质或者任何一个谈到维基百科都经常会引出的话题。但是，她没有提到任何此类问题。相反，她叹息道：“人们哪儿来的时间？”听到这些，我立刻插话说：“别人可以问，但是做电视这一行的人绝对不能问这样的问题。你应该清楚那些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她知道，因为她供职于一个在过去50年中消磨掉公民大量自由时间的行业。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那么，这种盈余会有多大？为了算清这笔账，需要一个计量单位，那么就让我们从维基百科开始吧。设想将所有人花在维基百科上的时间总数作为一种计量单位——将对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处编辑，对每一次编辑的讨论，包括用维基百科上现有的任何一种语言完成的，时间统统加起来，截至我跟电视制片人说话的那一刻，大概代表了一亿个小时的人类思考。
马丁？瓦滕伯格（Martin Wattenberg），一位致力于研究维基百科的IBM研究员，帮助我得到了这一数据。虽然他用的是“在信封背面涂涂画画”的粗略算法，但在数量级方面是正确无误的。显然，累计达一亿小时的思考时间已经很多了，然而和我们花在电视上的时间相比，这些时间仍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是2 000亿个小时。这几乎是2 000个维基百科项目每年所需要的时间，甚至这个时间的一个零头都无比庞大：每周末我们都会花大约1亿小时仅仅用来看电视。这是很大一部分盈余。那些提出“人们哪儿来的时间”花在维基百科上的人没有意识到，相比我们全部所拥有的自由时间的总和而言，维基百科项目所占用的时间是多么微不足道。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把自由时间当做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的共同创造的项目，而不是一组仅供个人消磨的一连串时间。
第11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6）
一开始社会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任何盈余——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时间会成为盈余的原因所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余下一块很大规模的自由时间时（每年数以十亿计甚至数以万亿计小时），我们便会将它消磨在看电视上，因为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来消磨这部分时间比现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式要好。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室外玩耍，读书看报，或者和朋友一起搞音乐创作。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那么做，因为和简单地坐下看电视相比，那些活动的门槛太高。发达国家的生活中包含了太多消极参与：我们在工作中是办公室寄生虫，在家又成了沙发土豆。如果认定比起其他事情来，我们更想做消极参与者，那么这种状态就很容易解释。这种现实在过去数十年中似乎合情合理。很多证据支持这一观点，而反对之声并不多。
然而现在，在电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部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于他们父辈的现象。一些针对中学生、宽带用户和YouTube用户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且基本的观察结果总是一致的：拥有更快捷的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对媒介的消费中转变过来。甚至当他们观看在线视频的时候，这种行为看似和看电视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却有机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分享、贴上标签、评分或者排名，当然还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观众一起讨论。丹？希尔（Dan Hill）在一篇被广泛转载的网络文章《为什么〈迷失〉《迷失》（Lost），ABC于2004—2010年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共有六季，曾获得多个奖项。——译者注会成为一种新媒介》中指出，这部电视剧的观众不仅仅是观众——他们协同创造了一部围绕此剧的内容汇编，叫做“迷失百科”（Lostpedia）——真的，除此之外还能叫什么呢。换句话说，甚至当他们看电视的时候，很多互联网用户都会参与进来，而这种和参与相关的行为同消极的消费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区别。
导致电视消费量减少的选择可以是微小的，同时也可以是庞大的。微小的选择是一种个人行为，一个人只是简单地决定下一个小时是用来和朋友聊天、玩游戏还是创造一些事物，而不再是单纯地看电视。庞大的选择则是一种集体行为，是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整个人群中不断累积的对参与态度的转变，使得维基百科的产生成为可能。这种对自由时间的使用选择使得电视行业为之震惊，因为“看电视是消磨时光的最好办法，这一曾经为观众所认可的观念”，已经作为社会的一种不变特征存在了很久。一位研究协同工作的英国学者查理？利德比特（Charlie Leadbeater）在报告中指出，一位电视主管人员最近告诉他，年轻人的分享行为会随着他们长大而逐渐消失，因为工作会耗费他们太多的精力，以至于在他们回家后的空闲时间里除了“瘫在电视机前”什么都不想做。轻信“这种行为过去稳定，因此将来也会稳定”是错误的——这不仅仅错误，而且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错误。奶昔错误
第12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7）
麦当劳想提高奶昔销量，因此雇用了一些研究员来弄清楚顾客最关注奶昔的哪种特质。是要做得更稠？更甜？还是更凉？几乎所有研究员关注的都是产品。然而其中一个叫杰拉德？博斯特尔（Gerald Berstell）的研究员却选择了忽略奶昔本身，对顾客进行研究。他每天坐在麦当劳里长达18个小时，观察都有哪些人在什么时候买奶昔。最终，他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很多奶昔都是在早上被销售出去的——奇怪，显然在早上8点时喝奶昔并不适合火腿、鸡蛋这样的早餐样式。博斯特尔还从早上购买奶昔的人群的行为中得出了三条其他线索，买家通常独自一人，除了奶昔外他们几乎不买任何其他食物，他们从不在店里喝奶昔。
显然这些早餐喝奶昔的人都是上班族，他们打算在开车上班途中喝。这些行为实际上显而易见，但其他研究人员却忽略了，因为它们不符合有关奶昔和早餐的正常思维。博斯特尔和他的同事们在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为你的产品找到正确的角色》（Finding the Right Job for Your Product）的文章中指出，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关键是停止孤立地观察产品，并放弃对早餐的传统理解。取而代之的是，博斯特尔关注着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顾客早上8点钟购买奶昔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想在开车的时候进食，就必须选一些可以用一只手吃的东西。它不能太烫，不能溅得到处都是，也不能太油腻。同时它必须可口，并且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吃完。没有一种传统早餐符合这些诉求，因此那些顾客会购买奶昔来取而代之，不再顾及刻板的早餐传统。
除了博斯特尔外，所有研究人员都忽略了这一事实。他们犯了两种错误，我们可以称之为“奶昔错误”（milkshake mistakes）。
第一种错误是主要关注产品本身，认为对于产品来讲每个要点都存在于产品的属性中，没有顾及到顾客想让它扮演怎样的角色，即他们购买奶昔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种错误是对人们早餐常吃食物种类的观念过于狭隘，仿佛所有习惯都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而不是累积起来的偶然事件一样。当顾客需要食物来起一些非传统的作用时——在他们早晨上班的路途中作为填饱肚子的东西和娱乐，那么不管是奶昔本身还是早餐的历史就都不重要了，顾客并不是为了这些原因而购买奶昔的。
联想到媒体，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当我们谈起网络和短信的作用时，我们很容易犯奶昔错误，我们只会关注工具本身。我这么说是根据我的自身经验，20世纪90年代我开展了大量关于电脑和互联网性能的研究，却很少考虑到其实是人类的欲望塑造了它们。
第13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8）
新媒体工具的社会化应用令人惊叹，究其原因，一部分在于这些应用方式的可能性并不固有存在于工具本身之中。从便携式收音机到个人电脑，整整一代人在个人技术的伴随下成长起来，因此他们会把新的媒体工具纳为己用也并不奇怪。然而，人们对社会科技的使用却很少由工具本身来决定。当我们使用网络时，最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同他人联系的接口。我们想和别人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电视无法替代的诉求，但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社会化媒体来满足它。
我们很容易设想，当今的世界反映了某种对社会的理想表达，所有背离这种神圣传统的事情都是骇人听闻和不正当的。尽管互联网已经出现了40年，万维网技术也已出现了20年，社会中以往喜欢将大量自由时间用于消费的个体成员开始主动创造并分享事物，但仍有很多人对此感到惊讶。和以往相比，这种创造并分享的行为的确令人惊讶。然而媒介的单纯消费从来都不是一个神圣的传统，它们仅仅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累积，当人们使用新的传播工具能达到旧有媒体无法完成的目标时，它们就失效了。
举例来说，一种叫做UshahidiUshahidi，斯瓦西里语，意为“目击”或者“证明”。的服务平台被开发出来，用于帮助肯尼亚居民对发生种族暴力进行预警。2007年12月，一次极具争议的选举使得支持和反对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总统的双方陷入针锋相对的境地。一位名叫奥赖？奥科罗（Ory Okolloh）的肯尼亚政治活跃人士，在自己的博客上记录了一次由于肯尼亚政府禁止主流媒体报道而引发的暴力冲突。而后她请读者将他们所见证的暴力，通过电子邮件或者在她的博客上发表评论的形式传递出来。
事实证明这种方式非常受欢迎，她的博客“肯尼亚博学者”（Kenyan Pundit）成为第一人称报道的一个重要来源。人们对此事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以至于短短数日后奥科罗的博客便再也无法承受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于是她设想了一种服务平台，并把它命名为“Ushahidi”，这个平台可以自动收集群众的报道（她曾经是手动收集的），并且能在地图上实时显示报道中冲突发生的地点。她在博客中流露出了这个想法，引起了程序员埃里克？赫斯曼（Erik Hersman）和大卫？考比亚（David Kobia）的兴趣。他们三人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议，仔细讨论了如何使这种服务平台有效运作。三天后，第一版Ushahidi平台问世了。
肯尼亚选举后，人们通常只能发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暴力冲突。因为没有社会资源，人们无法确认出事地点，无法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无法知道如何提供援助。我们通常依靠政府或者专业媒体来获得集体暴乱方面的信息，但在2008年初的肯尼亚，鉴于党派狂热和审查机制，专业媒体不会报道这些内容，而政府对此也不愿意报道任何消息。
第14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9）
Ushahidi的开发被用于收集那些可用但分散的信息，将所有个人观察所得的碎片编织成一幅全国性的画面。即使公众想了解的信息存在于政府的某些机构，但由于Ushahidi的信息是由市民们提供的点点滴滴经过重现所绘制出来的，因此它们比权威部门的信息更容易获得。这个项目虽从网页开始起步，但Ushahidi的开发人员很快便增加了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上传信息的功能，此时报道的信息流才真正开始不停地涌入。在Ushahidi启动了数月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了一次分析。通过对比Ushahidi和主流媒体提供的数据，他们认为Ushahidi在报道暴力冲突的发生、冲突后的抗议以及非死亡暴力事件方面做得更好，并且报道范围也更大——涵盖了广阔的地理区域，包括农村地区。
所有这些信息都是有用的——全世界的政府在被关注时都显得对公民不那么极端，同时，肯尼亚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对这些数据的使用来锁定人道主义救援对象。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意识到这个网站的潜力后，创立者们决定将Ushahidi变成一个平台，任何人都能设立自己的服务并通过短信来收集、定位信息。这个想法使充分利用大量集体信息变得容易，并且从最初的肯尼亚开始向别国传播开去。自从它在2008年首次亮相以来，Ushahidi已经被用于追踪刚果国内类似的暴力事件，用于监督印度和墨西哥的投票点及预防投票者作弊，用于报道数个东非国家的重要药品供应量，还曾用于海地和智利地震后的伤员搜救工作。
少数人使用廉价的工具，投入很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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