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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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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性行业，规范最为重要。后来我领导上海微软时，因为技术支持也是服务性质的工作，所以在公司的日常管理中也广泛采用了这个方法。
名古屋到了。时间已经很晚，但整座城市依旧霓虹闪亮。名古屋中国留学生会的一位师兄来接我们，他来日本已经4年多，外表看上去和日本人无异，流利的日语让我们心生羡慕。他将我们带到各自的住处。之前无论从电视还是杂志上，看到日本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在我的想象中，住处应该在某幢漂亮大楼的宽敞房间里，谁知我竟然被安排住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幽静的街巷，一所老式平房里的一个不大的房间，而且这房间还被隔成两半，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共用的。房间里光线昏暗，除了两床被子和榻榻米，四壁空空如也。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睡着，冰冷硬实的地板让我很不舒服。不由想起去美国留学的同学所说他们那边生活如何好的情形，两相对比，我仿佛来到了一个三流社会。莫非我期盼已久的留学生活就在这里开始了？
心情从持续了一整天的兴奋和激动迅速跌落谷底，像是从美梦中被猛地惊醒，想要重回梦里却路径难寻。在这样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中，我人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天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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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让我把论文改了23遍（1）
度过第一晚的难眠之夜后，第二天上街逛了一圈，所见所闻确实让我感受到了日本物质生活的发达。无论是超市还是百货商店，商品应有尽有。这里的彩电不但比国内便宜许多，品种更是琳琅满目。但我没想到，还有新的惊喜等着我。
两天后，我和同住的同学傍晚出来散步，竟然一人捡了一辆自行车。原来，日本人喜欢追求新潮，家里的东西只要过时了，就必须淘汰。很多日本人还爱相互攀比，如果被客人指出什么东西已经使用很久了，那是非常难堪的事。按照政府的规定，每周有两天可以把大件的垃圾如家具、家用电器等扔出来。和中国人的心理不同，日本人并不觉得捡东西是丢脸的事，他们看到好的东西也会去捡。政府也鼓励这样的行为，因为可以促进旧物再利用，减轻环保压力。
后来，我和同学捡东西也捡出了经验。我们的住处，家具渐渐都齐全了，甚至电视机、冰箱、微波炉都有了。我们捡来的第一台电视机是个14英寸的彩电，尽管需要手动调台（日本那时已进入遥控器时代），但效果非常好。我们兴奋得不得了，立即给家里人写信炫耀此事。
有了自行车，我开始骑着车去学校上学，生活也逐渐走向正轨。早上去学校，晚上回住处，每一天都过得紧张又新鲜。
我在名古屋大学就读于电气电子专业。在这个专业里，我在国内时最初选择的研究方向本来是电器音响。我当时的梦想，是要成为中国电器音响领域的第一人，回国后中国所有一流音乐厅的音效都将由我来打造。但进名古屋大学报到时，我才发现原来选中的导师退休了，我不得不换了一个导师。这个新老师名叫板仓文忠，也是研究声音领域的，主攻方向是语音信号处理。他原是名古屋大学的博士，后来做了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NTT）的研究员，在语音识别研究领域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学校把他招回来做了教授。他也是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的院士，在这个领域保持20年稳坐第一把交椅。
我已经通过了国内的硕士入学考试，本以为作为来日本的交换留学生，根本不用参加日本的入学考试。但板仓老师告诉我，要念他的研究生，必须要通过共5门功课的入学考试才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语音研究领域我之前从未涉及，而且考试是全日文，无论是专业还是语言都大成问题。再加上考试时间是当年12月5日，这意味着只有约一个半月的复习时间。
那段时间，还得同时参加导师研究室里所有的研究会议。我的压力前所未有的大，每天都像上满了发条一般忙个不停。板仓老师对我也很担心。我对他说，我有可能考不过，因为实在看不完那些专业书。我甚至考虑，万一考不过就通过###换一所学校，但是板仓老师不同意，认为这样有损他的面子。奇迹般地，一个半月后我竟然通过了考试。板仓老师向我祝贺，我能考到这个成绩他非常满意。这也是他第一次夸奖我。
板仓老师是名古屋大学里最严厉的教授，也是我见过的日本人中脾气最大的一个。他对学生的要求异常严格，态度近乎傲慢，仿佛我们不是研究生，而是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他要求每个人都要自己选研究课题，每周五要在研究室会议上用半小时的时间向所有人汇报过去一周的研究成果。这成了学生最大的压力。我在选课题、作研究上毫无经验，经常被板仓老师痛斥。“这种课题10年前就有人做了”，“这么烂的题目你还好意思拿出来”，诸如此类，几乎是选一个被骂一个。
我第一个通过的选题是语音识别和人机对话方面的，这也成为我此后科研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选题。这个选题是我在看相关领域的英文论文时找到的，别人已经作出了解决方案，但是相对粗糙。我觉得题目不错，就在他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在实验室里用计算机把它做了出来，得到的结果也非常令人满意。
周五汇报时，这个研究课题当场就被板仓老师认同，他说我找到了一个窍门。我自己心里也清楚，其实这是一个难度不大的课题，只是还没有人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我因为一个思路上的突破，才得出更好的结果。从此以后我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书包 网 。 。。 想看书来
导师让我把论文改了23遍（2）
在板仓老师的研究领域，日本学术界有两大学会：日本音响学会和日本电子情报通信学会。这两个学会每年都有公开的学术论文发表会议，前者每年两次，后者每年一次。按板仓老师的要求，他的研究生在这三次学会会议上都要发表自己的论文。
我写好第一篇学会论文之后，交给板仓老师审看。等我再拿到自己的论文，真是惊得目瞪口呆。只见上面满是红色的字迹，语言、思路、技术、表述等各种问题，改得五花八门。我改过一遍又交上去，原以为可以通过了，谁知又被打了回来。板仓老师是个追求超级完美的人，有时因为一个标点符号不规范、附图标注中的字母大小不对、数学公式的比例不合适，甚至注解文字的字体大小不妥，他也会让我拿回去再改一遍。我改了一遍又一遍，一共改了23遍，第一篇学会论文方才过关。
一篇论文如此反复，让我非常苦恼。我特别不理解的是，每个人的审美观点不一样，他认为小字体好看，我倒觉得大字体漂亮，为什么非得要求我和他一致？后来我才渐渐明白，他的经验足以支持他作出最精准的判断，他知道在一篇论文里怎样安排是最合适的。在他的训练下，我终于逐渐学会了如何把握写论文的感觉。每年要写3篇学会论文，每次都是这么修改。一年以后，我修改10次通过。5年以后，终于变成一次通过。
论文写好后，接下来是准备学会上宣读论文时的演讲。每次演讲之前，每个学生在板仓老师面前至少要预演三次。如今在会议和演讲时普遍使用的幻灯片演示软件PPT（Powerpoint）当时还没有问世，那时我们制作幻灯片用的是OPT（Overhead Projector，投影幻灯机）。他规定我们用10页幻灯片概括整篇论文。如何在10页内容中说清楚一篇论文的内容，重点是哪里，图表怎么画，文字要写多少，他都教给我最规范的方式。预演时，板仓老师要求一定要准时在15分钟内结束，控制时间的程度要精确到秒。头一年，我在学会上演讲时还基本是拿着纸在念，随后逐步可以脱稿演讲，而且能非常好地控制时间和节奏。日后我的演讲技巧，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板仓老师的指导。
“简单＋勤奋”的第一个源头
在我的人生里，如果说有个人实实在在教了我很多东西的话，这个人无疑是板仓老师。在日本留学的5年，我一直在他手下作研究，他给我的印象，甚至可以说就是日本给我的印象。
我原来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到日本留学后，在板仓老师的高压之下，拼命熬夜工作。为了能一周出一个课题成果，我学会了特别讲究速度和效率。因此，无论是我工作时讲究速度的方式，还是对待事情勤勉认真的态度，都是从他那里学到的。他对我在论文演讲方面的指导，也使我学会如何抓住重点，将纷繁复杂迅速归纳为简单明了。可以说，
板仓老师的教导，是我的“简单＋勤奋”理念和风格的第一个源头。
重视细节让我受益终身
板仓老师对我的另一重大影响，是改变了我过去做事不细致的缺点，并使我在未来的工作中一直受益。
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时，我能记住公司的1000多位员工每一个人的名字，这样的方式不知感动了多少人。我每天都和员工接触，做了很多让他们感动的事。每天早上我都给大楼“不听话”的电梯派一个“电梯阿姨”对电梯作合理的控制；我让公司后勤人员帮助员工代缴水电费；在工作日，公司负责去机场和火车站接送来京的每一个员工的家属；中秋给员工的亲友寄送月饼……
在企业管理中，我所做的一切看上去都是细微小事，但是每件事都会让员工感动，这就是注重细节的力量。
正是由于对细节的重视，在微软公司通过第三方咨询公司对全球员工进行员工满意度调查时，我领导下的无论上海微软还是微软中国公司，都成为微软全球员工满意度第一的分公司。由此我也成为微软公司历史上唯一一位两次获得“比尔？盖茨总裁杰出奖”的人。
很多CEO都爱强调管理上的“抓大放小”，但在我的管理理念中，“抓大放小看细”才是正确的管理之道。
从洗碗工到大专教师（1）
通过板仓老师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后，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去打工挣钱。名古屋当时有本专门提供勤工俭学信息的杂志，上面全是豆腐块大小的招工广告。工作内容、时间、地点、要求、薪酬（日本人称为“时给”），一应俱全。按照行业分工排列，餐饮业、零售业、加工业等。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因为语言不太流利的原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洗盘子。按照当时###的政策，公派留学生是不允许打工的，所以还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
我在杂志上找到了一家做意大利面的餐馆，名字就叫ITALIAN（意大利人）。我打电话过去，那时日语还不是很好，老板一听就知道我是外国人。我们约好了晚上6点半去面试，到那里一看，是一家很小的店。店老板大木先生是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兼做厨师。还有个十###岁模样的女孩子，是服务生。这家店除了卖意大利面条，还提供炒菜和酒，像个小酒吧。我告诉大木先生我是中国人，他觉得蛮好奇。他说我的工作就是洗碗，于是我当天就留下来工作了。
这个店生意不太好，一天也就十来个客人。有时候两个小时一个人也没有。没人来时，大木先生在吧台准备餐食，小姑娘站前门边上，我在厨房洗碗，各做各的事，绝无懈怠或闲聊之举。开始时我觉得日本人真是好傻，后来我不得不佩服他们做事的规范。店打烊的时间是晚上9点半，照通常的规律8点半以后还没客人就基本上不会有人来了，但我们3个人即使无事可做也要坚持自己的岗位直到9点半。到9点半，大木先生说：好，今天结束了，辛苦大家了。一天的营业才正式结束。
在ITALIAN，我成为了专家级的洗碗高手。第一遍先用水冲，第二遍用一盆稀释好的洗碗精洗。然后用凉水冲一遍，热水冲一遍，再用凉水冲一遍。一只碗会洗上5遍，这就是日本餐馆的洗碗方式。店中的厨房比一般人家里还洁净，碗碟杯盘都用很干净的毛巾擦干，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边。
我的工资是一小时620日元。每天工作3个小时，晚上6点半到9点半。这3个小时的薪酬，相当于我母亲一个月的工资。3个小时就可以让我母亲不用工作，这成了我的动力源。
我工作相当认真，举止也算彬彬有礼，大木先生觉得我人不错，打烊后经常喊我出去吃饭。他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第一次接触外国人比较好奇，想多了解些中国的情况。渐渐地我们成为一种朋友的关系，无所不谈。我就是从他那里开始真正学到地道的日语。我一周在他店里工作4个晚上，4个晚上我至少有两个小时和他说日语的时间。从12月工作到第二年3月底，我在那里工作了4个月。我的日语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后来我和别人介绍大木先生时，都说他是我的日语老师。
此后我和大木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弟弟去日本留学，也和他成了朋友。我还把他请到中国来过。2007年我去日本，特意带着太太和女儿一起去了他的小店。店门口的招牌，屋里的陈设，一点没有变化。我看着十分亲切。我对女儿说：“这是爸爸第一次挣工资的地方。”在她心目中，我大概一直是个做大事的大人物，所以她很吃惊地说：“啊，这么小的店你也来工作？”我说：“是啊，是刷盘子。”
精益求精渗入了日本民族的血液：我参观丰田的启示
大木先生的小餐馆都如此讲究服务规范，日本的大企业更是将对完美的追求做到了极致。丰田是离名古屋大学最近的一家大公司。我去丰田公司参观过三次。每一次都让我非常震撼。
我第一次去看丰田汽车的流水装配线时，只见工人们个个目不斜视地干活，完全无视一旁的参观者。我根据一般中国企业的情形推断，这多半是他们的领导吩咐过的，有人来参观时务必如此。于是等参观大部队走过去之后，又独自折回去再看，结果他们还是和刚才一样全神贯注地工作。回去以后我想，这家公司将来一定不得了。果然，丰田日后成为日本市值最大的公司。
丰田人给我们讲解他们作研发时对产品质量的高要求，他们会到汽车修理厂去调查，哪些零部件容易坏，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此每个月作数据调查，根据结果随时调整新产品的质量标准。他们对精益求精的讲究，甚至到了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比如，他们为了保证车身下面的钢板很平滑，就要求工作人员在检测时用手快速划过车身下面，手不受伤才算通过检测。 。。 。。
从洗碗工到大专教师（2）
后来我在美国也参观过福特汽车公司的厂房，在那里工人们戴着耳机，随着音乐边晃动边工作。我当时很担心他们会不会给汽车少上一个螺丝钉。为什么美国的汽车工业受到日本公司的重创？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有点相似，总认为把产品做出来就行。而日本人不但讲究把产品做出来，而且要做到最好。美国的汽车工业非常发达，福特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和日本车相比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未来的距离也会越来越大。
我因此预言，全世界如果只有一家汽车公司存活的话，一定是日本公司，全世界的公路只能跑一种车的话，一定是日本车。
我当然不是为日本车打广告，而是希望中国企业向日本企业学习，也能将规范管理和精益求精变成企业的日常追求。
日本电脑奇才西和彦对盖茨的启示
后来我在美国加入微软公司一段时间后，才知道比尔？盖茨在企业管理方面也深受日本文化影响。
盖茨刚成立微软公司时，客户多为日本公司。当时他是典型的美式风格，做事毛毛躁躁，丢三落四，交付产品常不守时。这些日本公司就派人整天待在微软，督促盖茨务必准时交货。盖茨一度还很不理解。后来，盖茨认识了和他同龄的日本计算机界天才西和彦，并成为莫逆之交。微软也于1977年进军日本市场，西和彦一度当上微软的副总经理，他向盖茨讲述了很多在日本做生意的要领：（1）日本人讲究信誉；（2）日本人讲究质量；（3）日本人讲究产品的准时交付。这三点极大地影响了盖茨和微软日后的管理风格。
对我自己而言，我也不得不说日本文化在很大意义上帮助了我，改变了我做事的方式。因为我有在中日美三国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很多人问我做事的风格究竟受中日美哪国文化影响较多。其实，
我一直希望能把中日美三种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并且应用在我的管理实践中，这是我的一个鲜明特点。
刷了几个月的盘子后，我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日本是应试社会，有很多私塾学校，大多是为4~6年级的小学生开的。我去私塾学校应聘数学老师。私塾学校一般很难招到名古屋大学的学生来做老师，一听我是名大的，都很愿意我去面试。日本人一般不愿意聘用中国人做教师，他们听我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日语，判断不出我是哪里人。再加上我讲课比较好，即使后来知道我是外国人他们也不介意了。
从私塾里的小学生到初中学生，再到高中学生，我一路教过来。那时我有一句“名言”：只要给我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我可以教任何东西。不断跳槽的结果，是时薪从洗盘子时的620日元涨到教私塾的1500日元，再从教初中的2000日元涨到教高中的2500日元。
最后我去应聘名古屋一所名为HAL的计算机学院。学校的名字非常有趣，因为美国有大名鼎鼎的IBM公司，他们各取I、B、M的前一个字母就是HAL，意即在计算机领域领先于IBM。这是一所专科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大专。我在那里教了两年，时薪上升到4000日元，在日本属于金领一族。我在HAL教了半年后，才告诉学生说我是中国人，他们都不相信。日语可以好到这种程度，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学校方面后来也慢慢知道我是中国人，但因为我课上得不错，学生反馈也很好，就没有追究了。
打工留给我的财富：比尔？盖茨佩服我的日语
我离开日本已经18年了，日语还是讲得和以前一样好。我看日本的电视电影和看中文片没有差别，日语几乎成为我的第二母语。这都要归功于在日本的打工经历。
1997年，我还是微软总部的一个部门经理时，开发了一套操作系统，去日本作产品发布。当时是由比尔？盖茨亲自作了发布演说。此前盖茨对我的个人情况一无所知。发布会的间隙，盖茨正好跟我及微软日本区总裁坐在一起。我因为有在日本留学的根基，一直用日语与微软日本区总裁交流。日本区总裁特别高兴，跟我说个不停。见我的日语说得如此流利，盖茨特吃惊地问我：“Jun Tang不像一个日本名字啊。”我就跟盖茨开玩笑：“I抦 not an American，ethier。”（我也不是美国人。）言下之意是我也会说英语。这一下，就给盖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和导师的冲突，妻子支持我去美国（1）
我拼命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让小兰早点到日本留学。
小兰是甘肃兰州人，按照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她会被分回家乡去工作。幸好有一个天津港务局的分配名额空缺，她毕业后去了天津。那时我已经拿到去日本的出国名额。我俩如果结婚，将面临两地分居的危机。我俩的打算是，回国之后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我可以把她的户口迁到北京，留学期间，我也可以去天津看她。当时根本没想到能把她带到日本去。她也是同样想法，并说等我5年。她的善良与纯真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来到名古屋大学后，我才得知小兰也能以个人名义进名古屋大学深造。这个消息让我俩喜出望外。在日本时，我们之间靠写信和每周一次的电话保持联系。当我在大木先生的小餐馆打工时，每周日的晚上8点半，她准时打电话到店里来。我们每次通电话的时间很短，甚至只是想听听彼此的声音而已，因为一则要省钱，二则我俩都不习惯用过于热烈的方式表达感情。
1986年7月，趁学校放暑假，我坐船回国。就在少年时代辛苦盖成的新瓦房里，我和小兰办了喜宴。请了些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来吃饭，家里摆了三四桌，在邻居家也摆了三四桌，婚礼谈不上隆重豪华，倒也简单温馨。结婚7天之后，小兰就和我一起坐轮船去日本留学。
小兰来后，我原来的住处太小，就换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原来的住处租金每月万日元，新住处涨到万日元。但新住处其实也是小得不能再小，而且同样除了榻榻米外四壁空空。厨房就是一个点火的炉盘，也没有洗澡的地方。我们要骑上5分钟的自行车到别处去洗澡。对眼前的景象，小兰非常吃惊。因为无论是写信还是通电话，我总是说在日本的生活如何如何好，向来报喜不报忧。
到了11月，我们搬进学校的留学生公寓。这里的环境相当好。房间在8楼，有电梯直达，房间里有沙发、床，也有独用的浴室。我终于过上了想象中的留学生活。
在日本的几年，正值日本经济空前繁荣之际，各项主要经济指数保持着持续的高增长。日本的大财团进军美国，买下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甚至号称纽约曼哈顿的一半大楼都已归属日本企业名下。日本的经济学家更预测说，2012年日本的GDP将最终超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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