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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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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书的主题是清算20年来有关经济问题的种种错误思潮。这些思潮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披上了“经济学”的外衣，或者变成了某些“经济学家”论述的观点，不过也有一些思潮并不曾以“经济学”或“经济理论”的面目出现过，而只是一些人对经济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但是不管怎样，本书所涉及的那些有关经济问题的思潮都曾经在最近的20年中流行过，而且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当然，本书清算的是那些对中国的经济发生过有害影响的思潮。正因为如此，笔者才把本书的书名定为“误导的经济学”。
平心而论，在这些误导中国经济的错误思潮中，有许多是根本配不上“经济学”的称号的，它们至多不过是一种随意的胡说而已。但是它们在人们当中发生的影响，以及它们所造成的危害，却绝不可小看。因此，由经济学家系统而有根据地说明这些思潮的危害就特别地有必要。有鉴于此，本书毫不吝惜地也送它们一个“经济学”的雅号，以方便对它们的清算。
本书在清算错误的经济思潮上有一大特点，那就是“没有文本依据”。时下经济学界在学术上的时髦，是“说话要有文本依据”。学术论著往往要引经据典，罗列出一大篇文献来。与人论战，特别是进行批评指责，更是要有文本或文献上的依据，摘引出白纸黑字的文献来，说明某人在何时于何种场合说了什么什么。而本书的特点却恰恰在于根本就没有这种文本上的依据：本书批评一种经济思潮，只是说这一思潮主张什么，它的观点是什么，而不提是谁在什么地方提出了这一观点，更不会说有多少人主张这一观点。
本书这样不要文本依据，是出于下述几个原因：
首先，本书的目的是说明哪些思潮是错误的，这些思潮错在哪里，而根本就不想论及谁主张了那个观点，某某人的观点是对的还是错的。只要让读者明白了哪些观点是错误的，本书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从这个目的看来，非要指出某某人在何处主张过某个观点，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精力上的浪费：它会使读者的注意力不必要地纠缠于个别人物说过什么、没说过什么，而忽视了对一种思潮本身到底是否有害的思考。
形象地说，本书就象是这样一本医书，它的目的是指出，人头上长的癞疮疤对人有害。至于谁的头上长了这种癞疮疤，阿Ｑ头上长没长过癞疮疤、什么时候长过癞疮疤，都不在这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某个人头上到底长没长癞疮疤，他自然自己心里明白，用不着在讲癞疮疤害处的书里多说。
此外，本书所批判的某些思潮也确实没有文本上的依据。这样的观点往往只是人们在私下表达的一种看法，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没有人愿意把它以文字形式公开发表出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听到这些观点，而且它实际上支配了相当大一部分人的行为，对整个经济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它登不上经济学的大雅之堂，也没有在哪里白纸黑字地刊印出来。对于这样的思潮，本书对它的批判也只好没有文本上的依据了。不过，相信看过本书之后，对近20年我国的经济生活有过体验的读者都会承认，本书中所批判的这一类思潮是确实存在过的。
最后，本书所清算的很多思潮，往往是笔者的熟人以致朋友所主张的。笔者只想说明这些思潮之有害，而并不想得罪这些熟人和朋友。在批评这些思潮时指明文本依据，说某某人在何时何地表达了某一观点并痛说此种观点之害，这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当然难免导致与这某某人的关系破裂，这并不是笔者的愿望。
坦率地说，笔者在书中所持的观点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并不占主流地位，而书中所否定的许多观点却正在流行于、或者曾经流行于中国的多数“著名经济学家”之中。在这些“著名经济学家”看来，本书所清算的那些思潮才是“主张改革开放”，而本书否定这些思潮，就是“反对改革开放”。按照这些人的标准，本书所主张和坚持的，统统都是“保守”，是“闭关锁国”，是“极左”或“害人的左派思潮”。
其实，本书的作者与那些流行的经济思潮争论的核心，在于应不应当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上，在于应不应当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上。笔者从来就以反对让少数人这样暴富而著称，也早就因此而受到自诩的“改革者”们的围攻。早在15年前，当笔者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时，笔者就因为其强硬而富于批判性的观点而被同学们戏称为“左派”。当时我心里很清楚，人们正在把“反左”变成一种新的政治潮流，努力营造一种“谈左色变”的空气：“是否坚持改革开放”很快就会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标准，“反对改革开放”将变为新的政治帽子，新的政治投机家们将会抡起“反对改革开放”的大棒来打击一切持异议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毫不在意地欣然接受了这个“左派”称号，而且以独享这个称号为荣。在我看来，能够与时髦的潮流相对抗而坚持自己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观点，这至少在人格上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赖有杨帆、韩德强、卢周来、王小东、杨斌、黄纪苏、张广天等人的努力，与笔者相似的看法在近几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不仅在经济学界，而且在整个知识界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在经济学界，反对我们的那些“家”们使用的是近几十年的文人们惯于使用的那极不光荣的一手：背地里给对手扣上政治帽子，散布种种妖魔化的说法，以便将我们这些人孤立起来。于是我和我的这些志同道合者们就得到了两大称号：“反对改革开放”和“新左派”。杨帆等人是不愿意得到这种称号的，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是我要在这里声明：这种称号不但吓不倒我，反而只会提高笔者的地位。15年前笔者就以作左派为荣；时至今日，右翼思潮正在经历一次新的全球性退潮；在这样的时刻，如果别人不愿与笔者共担“新左派”的称号的话，那就不要怪我独享“新左派代表”的尊荣了。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信徒们所主张的观点，恰恰是与本书对立的。而本书所清算的那些观点，大都以他们为典型代表。在这些人中，哈耶克已经成为偶像和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是，有趣的是，尽管本书的精神实质是与哈耶克对立的，尽管本书在许多地方的锋芒直接指向哈耶克的思想，但是在对时髦的流行思潮的态度上，在力图以自己的独立思考来回答社会和经济的根本问题这一点上，笔者却恰恰采取了哈耶克式的态度。在笔者看来，哈耶克最可贵的地方正在于他的反潮流精神，正在于他以自己理性的独立思考来从社会哲学观上全面对抗流行思潮的勇气。笔者今日正是以这种哈耶克式的心境和勇气来写本书的。
哈耶克最著名的著作《通向奴役的道路》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年代，在那个时代中，时髦的思潮是“进步”和“福利国家”，是对国家干预的推崇。而《通向奴役的道路》所宣传的理念是恰恰与此相反的。哈耶克曾经说，他因为写了这样一本书而在当时的知识界中身败名裂，可见他为自己在这本书中发表的观点所付出的代价之大。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正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当作的：他应当是象苏格拉底那样的先哲，在大多数人还浑然不觉时就看到了当前时代的最大弊端，洞察到流行的思潮和主张在根本点上的谬误，并且应当敢于系统地公开发表自己的与流行思潮对立的主张，而不管自己为此付出多大的个人代价。
正是遵循着这样一种指导思想，笔者才写出了本书。我相信本书会给笔者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同行中招来巨大的反感，也会使笔者在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中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讨厌人物”。但是，对一个准备为真理和人类牺牲一切的人来说，对一个不怕象哈耶克那样身败名裂的人来说，这是算不得什么的。
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命题作文”的产物。笔者应老朋友杨帆之邀，根据他建议的主题而完成了此书。这当然不是说，笔者本人不愿意写这样一本书，更绝不意味着书中的某些观点不是作者本人的。恰恰相反，笔者本人觉得很有必要写这样一本书，因此才与杨帆的提议一拍即合；书中的论点更是笔者本人多年来反复思考的产物，笔者自己也不能保证它们都与杨帆的观点一致。因此，尽管本书是杨帆建议的产物，书中的一切观点、论述以致错误，都只能由笔者本人负责。
第一章 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
本书所要清算的有关经济问题的种种错误思潮，都是已经、正在或将会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作为全书开篇的第一章，本章首先要系统地列举这些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在以后的各章中，将分几个方面，详细地说明这些主张或信条的有害之处。
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
这些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绝大多数都可以用一个统一的称号概括，这个称号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清楚地表达了这些经济信条背后的共同理念。几乎所有这些信条实质上都是主张，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而按照这些有害的信条去作，最终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残暴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导致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暴富，导致国际资本统治和盘剥中国。而所有这些，又都装饰上了“改革开放、发财致富”这样的冠冕堂皇的招牌。
所谓“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当然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流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有着相当多的共同之处。国际上的这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体现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这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大都愿意将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两位老头子奉为鼻祖。在经济学和社会哲学这一类的学术思想上，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大都不过是在拾国际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牙慧而已，而且他们捡来的多半都是其中最肤浅的说法。
但是，绝不能因此就把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看成是外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翻版。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国际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共同理念之外，加上了许多自己的特殊创造，因而形成了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自己的特色。这些中国的特色在学术上几乎没有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增加任何东西，它的中国特色基本上都是一些简单的观点或政策主张，而对这些观点或主张没有作任何学术上的论证。不过，这些观点和主张倒是满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的特色：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还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它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那些急于埋葬社会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往往充满了贪婪、残忍的精神和对现代社会、现代科学的无知。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所特有的那些观点和主张，体现的就是这种贪婪、残忍和无知。
对这样的贪婪、残忍和无知，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些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一定也会为之汗颜。也正因为如此，那些还有点社会良知、但又自命为自由主义者（其实是“正宗”的西方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如秦晖、徐友渔、何清涟等人，都耻于与这些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为伍。可惜的是，中国的那些“著名经济学家”们并不承认何清涟等人是经济学的“圈里人”。
这里有必要说明两点：
首先，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国际上曾经风行一时，但是它并不构成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而只是当代西方国家经济学界中的右翼。当代西方国家中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主张国家干预和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取一种折衷的态度，真正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人并不很多。诸如美国的供给学派之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其实在经济学界的圈子中信徒很少。
而这些在西方国家中没有多少支持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近年的中国倒往往被奉为人人必须听从的权威。这一方面表现了中国知识界喜欢跟潮流的特色，另一方面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学界主流中的右翼倾向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本书在谈及西方的经济学说时，当然不能以中国人无知的偏见作真理。在本书中，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述总是把它严格地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区分开来。
其次，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一直有很大的差别，决不能把它们简单地混为一谈，笼统地称为同一个“主流经济学”。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形式化的分析框架和一套完整的理论原理，而最近20年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并不具有这些东西。严格点说，到底什么是最近20年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这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这20年中中国的经济学变化得太大太快，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停止这种变化，也仍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统一的风格。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本书当然只能非常小心地使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且一定要把它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非常严格地区分开来。可以说，即使我们真能指出近些年我国有一个“主流经济学”的话，这个“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别，肯定比本书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笔者将本书中清算的那些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从西方的经济学说、特别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中借用的思想观点，或者是它们二者共同的观点和主张；另一类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独特的创造，他们独创的这些观点和主张，无论其是对是错，是好是坏，都不能归之于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的影响。
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思想材料
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有一些可以归咎于正统的西方经济学说，特别是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当然，这些信条能在中国流行，主要也是由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愿意相信它。而这些信条所表达的那些想法，往往也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自己早就形成了的，并不是他们从正统的西方经济学说那里学来的。但是，他们与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对这些经济信条有共同的信念，从而在这方面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那里得到了学术上的支持。那些有一点学术功底和理论修养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更是经常喜欢引证西方的经济理论、特别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以证明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之正确。
有鉴于此，笔者干脆将这些信条在学术上最强的支撑点找出来，把它们算作源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误人之见。
这些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找到根据的经济信条包括：
1。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特别是市场经济中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而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体现为企业的资本金由私人所有，企业归私人所有。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直到现在也没有用令人信服的形式化分析来论证，为什么私有企业（特别是资本金由私人所有的企业）一定比公有企业有效率。对于喜好形式化分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倒是经常有一些受过西方主流经济学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如奥斯卡。兰格等，提出和论证了相反的论点，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企业公有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经济效率。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资本金和企业归私人所有看成是经济活动的不容质疑的前提。当然，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那里，资本和企业由私人所有只是经济分析中的一个给定的前提条件，它是由经济分析所论证的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是一个理论上假定的给定的事实。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并没有进行专门的形式化分析来论证，它的这个私有制前提对于经济效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把私有制当成是理论分析上给定的出发点这个事实又反映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确实是把资本和企业的私人所有看成是经济活动有效率的一个必要前提。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资本和企业的私人所有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完全竞争市场时所假定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有充分的经济效率（即“帕累托效率”）的经济制度。这似乎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一个结论：资本和企业私人所有是达到充分的经济效率的一个条件。
当然，仔细推敲起来，对这个结论的推导是极不严格的。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逻辑结构既不能说明私有制是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也不能说明私有制是经济效率的充分条件。说它不是必要条件，是因为这种分析并没有从理论上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某种或某些非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同样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说它不是充分条件，是因为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本身就证明了，即使有了资本的私人所有，如果没有完全竞争的经济环境，如果存在着“外部性”，或者如果不具备某些条件，同样有可能达不到“帕累托效率”。
尽管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毕竟确切地证明了，如果具备了以上所说的那种种条件，竞争性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和企业私人所有确实可以使经济活动达到“帕累托效率”。相比之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资本和企业的公共所有几乎没有作什么严肃的形式化分析，当然更不可能论证它具有经济效率。这样的分析成果不能不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把私有制看成是经济活动有效率的条件。
另一方面，单单选择资本和企业的私人所有作理论分析的假定条件，这本身就反映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偏好：虽然没有什么严格的形式化分析作支撑，他们在内心深处却认定私有制是经济效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看法是几乎所有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天生的信念，自经济学产生于西方以来，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几乎从来都是这样想的。
在西方占主流的经济学家中，“私有制有效率”这种看法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就是那些不赞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如美国的萨克斯等，在对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建议时，也把“企业和国有资本的私有化”当作最主要的措施之一。
作为西方经济学界的右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然把私有制看成是经济效率的最重要前提之一。特别强调这一观点，特别积极地鼓吹实行私有化，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这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推向了极端。
2。 强调交换和市场的自发运行有充分的效率，这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最爱引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又一个论点。
必须指出，当代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认为交换与市场的自发运行必定是有效率的，它特别强调，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市场的自发运行才肯定能达到“帕累托效率”。这些条件包括完全竞争的市场，没有各种各样的外部性，完全信息，未来是确定的，等等等等。这其中的许多条件在现实当中是无法满足的。而当这些条件中的某一个没有具备时，市场的自发运行就无法保证达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这些情况都统称为“市场失灵”。强调市场失灵的各种情况并对其加以深入研究，这正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承认，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着重强调的还是交换和市场自发运行的有效率性。在它心目中，市场的自发运行在现实的西方市场经济下造成了一种接近达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市场失灵”只是少数例外。因此，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在分析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时，习惯上都要假定完全竞争市场、没有外部性、完全信息等一大堆条件，这实际上等于认定现实的市场经济就是能够达到“帕累托效率”的，市场的自发运行是有效率的。
在强调现实当中的市场能够充分有效地自发运行这一点上，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为突出、更走极端。它一直坚持认为，现实当中真正自发运行的市场经济就是有效率而且公平的。比起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比起西方经济学中的其它流派来，它都更顽固地坚持这一点。从这种基本观点出发，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坚决地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他们的“经济自由主义”名称正是因此而得的。
3。 认为自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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