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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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一道工序的产品有专用性，只能用于某一个特定的下一道加工工序，将这两道工序用市场交换联结起来可能是“浪费理性计算”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道工序的生产者不仅必须掌握本工序的生产技术，而且为了在与另一道工序的生产者作交易时不至于吃亏，还要知道本工序与另一道工序之间的全部生产技术联系，知道另一道工序的产品销售状况或物质投入的购买状况。这后一方面的知识是所谓“生产过程的全局性知识”。而任何人掌握知识都必须付出代价，特别是必须消耗进行理性计算的精力。在一个由许多工序联结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让每一个生产者都掌握“生产过程的全局性知识”，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付出掌握这种知识的全部代价。而如果由一个等级制组织来协调这样一个生产过程，就可以只由一个人或极少数几个人安排生产全局，只需要他们付出掌握“生产过程的全局性知识”的代价，其他的每一个工序的生产者只限于掌握本工序的生产技术就可以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可以节约大量的用于掌握“生产过程的全局性知识”的精力，因而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许多现代的企业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总是假定人们具有完全的计算能力，而实际的观察告诉我们，任何人的计算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理性的计算也是代价极大的。甚至非理性的行为都是大量存在的。著名的管理经济学家西蒙曾经提出“有限理性”的思想，可惜它没有变成正统的分析手段。而一旦承认了人的计算能力有限、理性计算有代价，我们就可以发现，由一个等级制组织来统一指挥由许多工序联结起来的生产过程，不但可以大大减少理性计算的代价，而且可以通过最优地使用人力资源而大大提高效率：只要让最有计算能力、理性程度最高的人处于这种等级制组织的指挥地位，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的计算能力有限和非理性行为造成的损失。

一旦考虑到人们会有不同的计算能力、不同的理性程度，我们又可以发现，即使劳动者不是处于同一个“团队生产”中，也没有什么上下道工序的分工关系，等级制的组织也可能提高生产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让最有计算能力、理性程度最高的人处于等级制组织的最高层，就可以让每个劳动者都根据其劳动能力上的特点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而提高经济效率。

还有另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形成企业的原因：我们前边已经指出，由于资本市场上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资本的所有者为了防止贷款给别人办企业所造成的收不回本金的风险，将会倾向于自己经营企业，这造成了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的局面。而在市场经济中，财产的分布常常是极其不平均的，一个富人所有的资本可能足以为许多个劳动者提供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富人将自己的资金投入生产或流通并由自己来经营管理，他就会同时将许多劳动者置于自己的指挥和控制之下，从而形成现代的企业。

在这样建立企业时，等级制的经营组织不一定会提高生产和流通的效率，甚至多个人在一起的劳动过程也不一定会提高生产效率。这样，由于这个原因而形成的企业不一定会提高生产或流通领域的效率。但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它确实可以提高整个经济中的资本使用效率。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特别强调这个因素在资本主义企业形成上的作用，而近代最初的资本主义企业也确实是这样产生的。

总之，在许多情况下，以内部实行等级制管理的企业来代替市场交换以协调人们的经济活动，将会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本节所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情况。

第六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货币制度

本节将说明现实当中的市场经济有效率运行的另一个条件：货币制度。首先要说明的是，市场交换的效率本身要求以一种一般的等价物——货币作交易媒介；然后我们将指出，当交易额增大到自然提供的货币材料已经不够市场交换使用之时，发达的市场经济就需要以有人造特征的物品（有特殊图案的纸张如纸币等）充当货币并由政府保障货币的流通。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清楚地说明了，人均产量足够高的市场经济需要货币作交换媒介。当代西方的正统经济学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古典经济学有关货币的功能和产生历史的思想。在这方面，货币主义的经济学家布鲁纳和梅茨勒（Ｂｒｕ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ｌｔｚｅｒ）作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已经足够令人信服地证明，由于信息不完全造成交易中的不确定性，获取、加工和储存信息要耗费成本，这就需要使用货币作交换媒介以提高交换经济的效率。但是他们论证的依据似乎主要是，比起逐一用所有各种物品来表示每种物品的交换比率来，用货币作计算单位来统一表示各种物品的交换比率显然更节约用于获取信息的资源；用作货币材料的那种资产在用作交换媒介时比别的资产更能节约获取信息的费用；总是使用同一种资产作交换媒介可以缩短为达到理想的物品束所需要的交换链条从而节约交易费用。

其实西方的学者们从来都是以达到“欲望的双向一致”的困难来说明为什么交换经济需要货币作交换媒介。这种传统的论证的方式与布鲁纳和梅茨勒的思路相似但又略有不同。亚当。斯密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以举例来论证，交换中会出现达不到“欲望的双重一致性”的困境，而货币将有助于摆脱这种困境。

交换中“欲望的双重一致性”意味着，每个交易者在交易中都得到了他打算使用的物品，而用不着进一步进行交易。古典经济学家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达不到“欲望的双重一致性”的困境：Ａ有一只桨，想用它换一条狗；Ｂ有一条狗，想用它换一张弓；而Ｃ虽然有一张弓，却想用它换一只桨。在这3个人中，任何两人之间都达不到“欲望的双重一致性”，因而无法进行市场交换。

但是，如果有某种物品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交换媒介，这3个人之间的交易就可以完成。在上述例子中，3个人可能都把弓看成是这种交易媒介，于是Ａ将愿意用自己的桨去换Ｃ的弓，再用这张弓去换Ｂ的狗，从而完成全部交换。而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弓行施着货币的功能。

在本章末的附录中，笔者进一步扩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路，把它变为达到“欲望双重一致”的困难程度问题，假设每个当事人都可以找到“欲望双重一致”的交易对手，但是为此需要探访大量的人，付出巨大的交易费用。根据这一假定，我们可以尽量简要地证明，使用货币可以提高市场交换的效率，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作到这一点。

显然，被人们用作交易媒介的物品必须能保持稳定的“价值”，即在交换其它各种物品时保持某种平均的比率。古典经济学认为这种价值来源于生产用作货币的物品的生产费用，特别是生产上所耗费的劳动（威廉。配第就是如此）；而现代经济学则把它看作归根结底取决于该物品的边际效用。无论货币物品的价值来源于何处，它要保持这种稳定的价值就必须满足一个必要的前提：每个人都相信货币的“普遍可接受性”——－相信别人在换给他需要的物品时会接受他付出的货币。这实际上是一种共同使用货币作交易媒介的社会契约，一种博弈论中所说的达到了帕累托效率的纳什均衡。

门格尔强调，货币的这种“普遍可接受性”的必要前提之一是用作货币的物品在交易媒介之外有某种效用，而且这种效用不易丧失。这意味着用作货币的物品的效用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行消失，否则货币的持有者如果不能在一定时期内换出它，就会由于该物品的朽坏而不能再将其作为交易媒介换出。这样，交换经济的发展就使贵金属（金银）逐渐变成了普遍通用的交易媒介：门格尔指出，它们的美丽华贵色彩使它们至少具有装饰和炫耀的效用；稀少和不易觅得使它们单位价值极高；极其不易生锈腐坏的物理属性又使持有者从不担心在换出之前它们会损坏而自然贬值。坎蒂隆已经指出，由于金和银在同样价值量下体积小、质地均匀、易于运输、可以任意分割、在分割时不会造成损失、易于保管、用来制造的物品美丽而明亮、几乎可以无限期使用，人们选来用作货币的物品最终必定会是金银。

不过，要根据上面所说的道理论证由政府保障货币流通的必要，必须有一个暗含的前提，这就是：用仅仅具有自然特征的物品（贵金属等）不足以为交易额极为巨大的市场经济提供足够数量的货币。

由于自然提供的适宜用作货币的物品不足，为了保持交换经济的效率，就必须用有人造特征的物品（如印有人造图案的纸张，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人造符号物品”）作交易媒介。但是这种物品要能当作货币流通，最关键的条件是必须保障它在交易中的“普遍可接受性”。

在用作货币方面，“人造符号物品”与具有自然特征的物品不同，它不能靠其自然特征而使人们普遍接受它：除了用作交易媒介外，它几乎没有任何其它效用；这使得一旦不能再以它换得别的物品，也就不会再有人愿意换入它。它的人造特征也使它的生产费用极低，从而使人怀疑它能否保持足够的稀缺性。这样，要使“人造符号物品”成为货币，它就必须具有“公信力”，必须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愿意在交换时接受它；这又要求有具体的人来保证所有的人都能以这种“人造符号物品”来换得对他有相应效用的物品。

作到这一点的途径只有两条：或者是有人出来“承兑”这种“人造符号物品”，保证向那些交给他们这种“人造符号物品”的人提供有真正效用的物品（包括贵金属）；或者是有人强制所有的人在提供物品时都必须接受这种“人造符号物品”以作为补偿。在前一种情况下，“承兑者”必须拥有足够多的财富来保证兑现全社会提交的“人造符号物品”，拥有这样多财富的人或机构如果不是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作担保的国家机构，也必定会成为享受国家赋予的特权的国家特许机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有能力强制每个人都接受一种“人造符号物品”作交换中的补偿物的，只能是或者必定是政府本身。

哈耶克主张使“货币非国家化”，由许多家非国家的私人银行相互竞争地发行货币并控制货币的数量，政府则只限于承认，这些货币中的哪一些可以用作清偿债务和履行纳税义务的手段。对哈耶克此论的批评主要是担心这些提供货币的银行会相互勾结或单独实行垄断而不利于整个社会。其实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政府一旦承认了某种“人造符号物品”可以用作清偿债务和履行纳税义务的手段，也就为它的普遍可接受性作出了担保，实际上等于以自己的武力为后盾强制它流通，因为人们都将乐于接受这种“人造符号物品”以便用它清偿债务和履行纳税义务。这种货币的流通还是由政府保障的。

如果政府为这种承认附加条件，要求发行货币的银行必须以实物清偿其全部债务，它就很难避免会陷入一个两难处境：发行货币的私人银行在为全社会提供流通手段时不可能有足够的财力承兑自己提供的全部纸币，为避免破产的结局，它必须限制自己发行货币的数量，而如果它发行过多的货币，它就会破产。在这两种情况下，整个经济都不能得到足够的货币来支持流通。

如果政府不要求发行货币的银行以实物清偿其全部债务，发行银行可能滥发货币，让人们以这种货币去向政府纳税。当货币持有者们对发行银行丧失信心而抛出其发行的货币时，会发生冲击整个经济的金融震荡。而为了减轻这种震荡，那时政府将不得不出来拯救发行货币的银行。这样，如果政府不要求发行货币的银行以实物清偿其全部债务，它最终就将不得不承担起发行银行的债务或为它提供某种担保。这样的两难处境最后势必使政府身不由己地变成实际上的货币发行者，承担起保障货币流通的任务。证明了这一点的历史事实，就是英国的银行券发行银行最后逐渐演变成英国式的中央银行体系（英格兰银行）。

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方案还有一个致命弱点：他让私营银行相互竞争地发行货币，这势必造成一个经济系统中有多种货币。这就大大削弱了货币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因为交易媒介的种类越多，人们在交易中需要进行兑换的次数就越多，交易就越没有效率。

当然，使用货币和创造货币不但提高了市场经济的效率，也给市场经济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旦“人造符号物品”可以当作货币来使用，有能力“生产”这种物品的人就可以从创造货币中获取大量收入，这种收入几乎不需花费任何代价。当“人造符号物品”成为货币时，它所换取的物品有实际的价值，其价值通常等于这些物品的生产成本，而制造“人造符号物品”的成本却几乎等于零。这样，发行“人造符号物品”以创造货币的人就会获得不付任何代价的巨大收入，人们把这种收入称为“铸币税”（Ｓｅｉｇｎｉｏｒａｇｅ）。货币发行者收到的“铸币税”给整个经济造成了一些额外的问题：

首先，货币发行者常常会忍不住要使自己的“铸币税”收入最大化。不管货币发行者是私人还是政府，他有这种动力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一旦货币发行者具有垄断地位（而货币的稳定需要他有这种垄断地位），他就可以放手发行货币来最大化自己的“铸币税”。而过多地发行货币可以造成通货膨胀和货币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又会造成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扭曲现象。自从“人造符号物品”成了货币之后，通货膨胀就变成了人类社会中经常发生的普遍现象。而政府为收取“铸币税”而发行货币会造成怎样的通货膨胀，这已经成了当代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问题。

其次，即使不考虑过度发行货币造成的通货膨胀问题，货币发行者获得“铸币税”也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正统微观经济理论在讨论帕累托效率下的资源配置时，通常都以完全竞争经济中的一般均衡状态为蓝本。但是至今为止对一般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性所作的论证，都把瓦尔拉斯法则（Ｗａｌｒａｓ‘　ｌａｗ）当作前提条件，而瓦尔拉斯法则要求每个经济当事人都遵守预算约束，使自己为购入物品所付出的货币总额不大于自己出售物品所收入的货币总额。

而获得“铸币税”的货币发行者本身毫无疑问地违反了瓦尔拉斯法则，因为他通过创造几乎无需成本的“人造符号”货币，可以使自己为购入物品所付出的货币总额大大超出出售物品所收入的货币总额。由于任何经济都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现代经济由于其不断增长还需要越来越多的实际货币，货币创造者甚至可以在不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任何变动的条件下获得巨额的“铸币税”。这样，由于存在着这种可以违反瓦尔拉斯法则的货币创造者，现实当中的资源配置一定会不同于完全竞争经济中的一般均衡状态。

前边谈到的那种由政府来保障货币流通的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重现于国际货币制度的领域。

19世纪末，各国货币间的关系是以金本位货币制度为基础的，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完全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货币体系，本质上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美元以黄金为本位，而其它国家则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以美元作外汇储备。

由于这种货币制度归根结底仍然以黄金的实物作国际贸易中的交易媒介，早就有学者简明地推断说，国际贸易额在迅速增长，它又导致需要用黄金来结算的国际收支差额急剧增加，这迟早会使现有的黄金不能为国际贸易提供足够的价值稳定的交易媒介。那时就需要以某种“人造符号物品”作国际贸易中的交易媒介。这就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再现了本节中特别强调的论点：用仅仅具有自然特征的物品（贵金属等）不足以为交易额极为巨大的市场经济提供足够数量的货币。

这种国际性的货币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会议货币体系的崩溃。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利用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大量发行美元以收取“铸币税”。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大量发行美元来对付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引起了国际性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市场上黄金供给小于其需求的困境。国际货币市场上抢购黄金的一次次风潮终于冲垮了布雷顿森林会议货币体系，使有实际价值的实物（贵金属）最终也从国际货币领域中退出，不再算作国际货币。

最近30年来，国际货币领域陷入混乱，而美元、马克和日元等几种主要货币各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国际贸易中的国际货币职能，它们之间的兑换率经常处于大幅度的波动中。这种局面加剧了国际贸易中的不确定性，迟早会变得妨碍国际贸易健康发展。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对此发出了警告。1999－2001年各国货币之间的比价大幅度波动，与此相联系，美国经济先是过热，然后迅速地开始衰退，使整个世界的经济都面临全面衰退的危险。这证明了国际货币领域的混乱已经开始严重地损害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

在所有这些现象背后都隐藏着那个最深层次的原因：有效率运行的市场经济对健全的货币的需要已经发展为对一种“人造符号”式的国际货币的需要，而根据本节的分析，这最终是对一个世界政府的需要。

近些年来，西欧各国已经认识到，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对自己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都极其重要，而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者可以从全世界收取“铸币税”。基于这种认识，它们建立了欧元货币体系，开始发行和使用欧元，以此来与美元的准国际货币地位对抗。这实际上是美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一场争夺国际货币发行者地位的斗争，它最终会发展成以谁为主导来建立世界政府的斗争。本节的分析已经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

总之，本节的分析告诉我们，有效率运行的市场经济需要健全的货币制度，而这样的货币制度必须是由政府来保障货币的流通。

第七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政府本身作为事前防范的设施

市场经济的有效率运行，还要求政府真正成为一个履行事前防范功能的社会设施。

为了论述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明“事后惩罚”和“事前防范”的概念。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喜欢把市场经济说成是一个主要运用“事后惩罚”手段的经济：工人不好好劳动就会失去他的工作和收入；作了错误投资的资本家会由于建成的项目亏损而损失自己的资金；企业的产品成本高、质量差，就会面临亏损甚至倒闭的危险。当事人所遭受的这些经济上的损失，都发生在他们已经作出了不利于整个社会、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之后。而市场经济中的当事人也正是因为事先考虑到了这些事后的惩罚，才自觉地不敢实施这些不良的经济行为。

与此相对应，人们普遍地把传统计划经济看成是一个主要依靠“事先防范”的经济，并把是依靠“事先防范”还是依靠“事后惩罚”看成是传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主要区别之一。按照这种看法，传统的计划经济以事先规定的长远计划来决定每个人的经济活动，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事先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这种事先计划和批准的限制预先防止了不良经济行为的发生。

但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这种区分是极其片面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是错误的。其实市场经济中的大多数经济当事人对他人是高度事前防范的，而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也需要有许多这样的事前防范。

市场经济中的这些事前防范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交易上的各种欺诈行为和道德危害行为。这些欺诈行为和道德危害行为大都利用了交易双方在交出自己交易品的时间上的差距，在交易对方付出其交易品给自己之后，不履行其付出自己的交易品给对方的责任。

要想使市场经济有效率地运行，交易双方在交出自己交易品的时间上就会有差距。我们不能设想，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的每一次交换都是双方同时同地交出自己的交易品，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现货交易。严格地说，就是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现货交易中，也存在着利用交货的时间差进行诈骗的可能。我认识两位在经济学上都极有造就的朋友，他们都曾经在街头私下兑换外汇时被人骗走了不少外汇。这两次的骗子都使用同样的手法：先借口看看你的美元是真是假，把你的美元要来看看；然后把美元退回给你，找个借口说不换了。等骗子走后你才来得及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