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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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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将允许外国电信资本在中外合资电信公司中拥有49％的股份，而美国和法国却不允许外国资本占本国电信企业的股权超过20％。
4。 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发展中国家对进口的农产品征收24％的关税，而中国却只能征收17％的农产品进口关税，对美国关注的农产品更是只征收14。5％的关税。
5。 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对配额类农产品在配额内进口部分征收23％的关税，而中国却只能征收3％；把非关税壁垒折合成的混合关税税率，别的ＷＴＯ成员国可以达到百分之几百，而中国到2005年却必须降到4％。
6。 ＷＴＯ成员国15年内可以在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中继续把中国当成非市场经济国家，使用与此相应的特殊方法来衡量倾销情况，而正常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绝不会受其它成员国如此对待；
7。 ＷＴＯ成员国可以在12年内限制扰乱其市场的中国进口品增加，中国所受到的这种对待也是正常的ＷＴＯ成员国所不会遭受的；特别是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来说，这样的承诺等于承认了美国的一系列特殊保障条款（如特别301条款）在这12年内有效，而这些条款并不合乎ＷＴＯ的规则，只不过因为美国在法律上规定国内法先于国际法，美国才能采取这些行动。
与上述承诺相关，协议虽然规定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配额只生效到2005年，但是又另外规定，如果在2005－2008年期间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激增，美国就可以采取限制中国出口的紧急进口措施，包括重新对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采用原先的纺织品配额。而世界贸易组织的现行协议只允许将进口纺织品配额制使用到2005年。
8。 承诺了政府不再干预国有企业经营，这也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约束。
9。 同意美国财政部向中国证监会提供证券业务方面的咨询者，这就为美国政府参与调控中国资本市场打开了大门。
这样一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将中国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受虐待者，使中国无法享受一个正常的ＷＴＯ成员国在出口上所能够享受的外国开放其市场的待遇，同时却必须在进口上比同类的成员国更多地向外国产品开放市场。而且，即使中国不受这样的虐待，能够享受到同类的ＷＴＯ成员国的正常待遇，中国也必须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大幅度降低其进口关税和针对外国进口产品的其它保护措施。这必将严重冲击中国的农业、制造业和战略性的服务行业，特别是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长远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
在我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2002年我国的出口增加了20％，不仅比进口增长的速度快，而且出口增长率比2001年高了十几个百分点。那些主张以受虐待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人利用这一点掀起一阵鼓噪，说“加入ＷＴＯ之后的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以此为由来论证接受这种屈辱的条件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利大于弊”。
其实2002年的出口高速增长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一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五年过渡期的第一年。在这一年中，外国对我国承诺在五年过渡期后要实行的开放市场措施大部分已经兑现，而我国承诺的五年过渡期后要实现的开放进口措施兑现得相对少得多。这就造成了“出口受益多、进口受害少”的政策环境，而这种政策环境在今后五年中将会逆转。
2002年的出口高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出口强劲增长的继续。这个时期中国出口增长特别迅速，除了特殊的政策刺激之外，一个重要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出口产业还能够以极低的工资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放进口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许多措施同时又使大批城市居民和农民进一步贫困化。
在这方面，这个时期不断进行的开放进口起了特别坏的作用。本来中国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已经多半是低收入的行业和产业。而开放这些产品的进口对其国内生产者的影响无非两种：或者是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在进口产品的冲击下仍能坚持，但是他们还是必须忍受更艰苦的劳动和更低的收入；或者是他们在进口产品的冲击下无法再从事原来的行业，而必须改营它业，特别是出口产业。这样给出口产业提供的高素质、低工资劳动力，是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根本来源。
这里出现了一个残酷的因果链条：“开放进口以制造竞争压力”—进口竞争产业的生产者贫困化—他们被迫转变生产结构，可能还转向出口品生产—由于他们更贫穷，因而生产的出口品有了更强的竞争力，从而出口增加。其实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出口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样靠使劳动者贫困化来增加出口只能是暂时的。要使这样得来的出口增长维持下去，就只能不断使人民更贫困，而这种贫困化总有其限度。更重要的是，这样作不可能不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何况这样取得的出口增长只是标志着人民的贫困，它不应当成为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促成2002年出口快速增长的还有其它一些重要因素：首先是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的贬值，这使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也相对于欧元和日元贬值；其次是美国经济在2001年的衰退后有一点恢复增长的迹象，而中国的出口受美国的经济形势影响极大；刺激中国出口增长的还有放开出口经营权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当然外国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在某些方面开放对中国产品的市场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是最不光彩的是，出口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提高出口退税的比率、增加出口退税额、一年损失几百亿元税收换来的，某些国有外贸企业还在为配合政治要求而不惜亏损以增加出口。这样的进出口增加是对中国人民利益的损害，有何成就可言？以上这些因素都是不可能持续存在的，不能靠它们维持中国出口的长期高增长。
现在就预言中国今后一些年会有多高的经济增长率、进口和出口会有多快的增长，都是没有充分根据的。但是，不管今后中国的进口和出口会有怎样的增长，都不可能抹煞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给中国带来的损害。按这样的协议加入ＷＴＯ根本就不是“利大于弊”，而是弊远远大于利。
以中国的出口和净出口一年增长了多少来衡量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对中国的利弊，这本身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衡量方式。衡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对中国是否利大于弊，唯一正确的方法只能是把实施这个协议下的中国经济与如果不实施这个协议时的中国经济相对比。在作了这种对比之后，如果实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总体上来说加快了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那实施这个协议对中国就利大于弊；而如果由于实施这个协议导致放慢了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实施这个协议就对中国弊大于利，甚至有弊无利。任何懂得真正的经济分析和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与经验的人都会同意，这是衡量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对中国的利弊的真正科学标准。
按这个科学的标准衡量，履行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各项协议对中国肯定弊大于利，其原因就在于它将导致大大放慢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几乎全部属于幼稚产业，其发展速度甚至能否生存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阻止外国产品进口的保护措施。为了足够有效地保护并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15％的平均关税率远远不够，需要20％的实质性关税的保护。而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将工业品的平均关税降低到7％，中国急需发展的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甚至降到零，又不准中国给予进口替代补贴，这会使中国的制造业得不到足够的保护，从而严重地伤害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除此之外，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规定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农产品关税和配额内进口农产品关税，这将对中国的农民造成巨大的进口冲击，严重损害中国农民的经济利益；规定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实际上是将中国脆弱的金融业置于优势外国企业的攻击之下，并且将蓬勃发展的中国电信产业的优厚利润奉送给外国资本，从而加剧中国的投资不足和金融风险。对于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所有这些有害后果，我最近所写的《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一文作了一些初步的分析。
鉴于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对中国经济将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我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真正行施中国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力，指示政府的有关部门与世界贸易组织及有关国家重开谈判，要求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作出重大修改，其核心是加强对中国国内产业的保护程度。这种修改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提高中国的整体关税水平，允许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达到15％；大幅度提高对中国产业升级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业品的关税保护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的农产品关税和配额内进口农产品关税；加强对关系国家命脉的战略性服务产业的保护程度；恢复在批准投资和进口时提出有关技术转让、外汇平衡、出口表现和本地原材料含量比例等要求的权力；恢复对工业品给予进口替代补贴的权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向世界贸易组织郑重声明：如果世界贸易组织及有关国家阻止了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作出上述修改，中国就将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按目前这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中国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反而只是片面地开放了自己的国内市场，让外国资本摧垮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上的未来。按这样的协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得到的只是一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虚名，丧失的却是高速经济发展的空间。相比这样高昂的开放国内市场的代价，“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虚名其实一文不值。与其为了这个虚名留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内，还不如退出ＷＴＯ以获得实在的经济发展空间。
只要不贪图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虚名，留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就并没有什么可怕，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代价，甚至不妨碍推行“ＷＴＯ迷”们所热衷于推行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台湾在2001年之前一直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但是却成功地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1万美元，并且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按照台湾的经验，我们也满可以等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1万美元之后，再谈接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严酷条件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目前国内的政治和舆论形势使我确实并不指望哪个决策者会真的接受我的上述建议。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写下并向你们寄出了这封信。我写出这样一封信，至少还可以挽救我作为一个有见地的经济学家的名誉，为未来而留下一份历史性的文件。留下这样一份文件的目的，是让世人知道，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有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反对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那些承诺；那些主张作出这些承诺的人，将来决不可能有理由说“当时没有人反对作出这些承诺”。
未来的中国可能因为接受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严酷条件而发生经济和金融危机。依历史的经验，那些对作出承诺而促成危机负有责任的人，那时很可能将会以“大家都默认了”作借口来为自己开脱。那时他们会说，为加入ＷＴＯ所作出的让步即使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人反对承诺作出这些让步”。我的这封信就是为了及早戳穿他们未来的谎言，预先留下一个证据，证明这样说的人是在进行欺骗：因为在中国加入ＷＴＯ的当时，就有正直而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坚决反对这些贸易政策上的让步。那些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出卖了中国利益的人，不要幻想拿我们——有良心的中国经济学家作挡箭牌，逃避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
我将向全世界公布我的这封信。寄给你们，就是要立此存照。是非功过，后人自会评说。我欢迎时间的检验和众人的评议。
请各位代表真正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认真考虑我的报告和提议，作出你们的选择。
此致
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敬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左大培 2003年2月10日
05、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2
就外经贸部某些官员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信
尊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邮政编码100805，人民来访接待处电话83102103）：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专职的经济学家，在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全体会议即将召开之际，特别致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要求他们从国家利益出发，追查和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某些官员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的种种问题。我要求将我的这封信转发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每一位代表，请他们判别是非曲直。我相信，我可以在10天以内收到你们的答复。
下面是我的信件原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左大培 2002年2月10日
尊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位代表：
值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全体会议之际，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向你们，我们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的某些官员，要求你们切实行施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力，对外经贸部这些官员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的各种行为进行追查，追究有关责任人的相应责任，对问题重大者给予应有的惩处，以杜绝此类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外经贸部某些官员的这一类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包括：
一、制造谎言，混淆视听，欺骗舆论
据2001年11月13日的《环球时报》第16版报道，外经贸部官员、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说，“入世后中国将重点转向开放服务业”，“ＷＴＯ现有的142个成员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没有一个因为开放服务业或其它市场而受其损，相反是受其惠”。“当年我们开放制造业也曾引起轩然大波，但事实证明这一步走得对，那些20年前为了买一台日本‘板砖式’录音机而通宵排队的人们，谁敢相信今天的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国，而且相当一部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畅销欧美？”
龙永图此种说法，纯属混淆不同的问题以制造谎言。其中最主要的谎言，是把我国家电行业近20年的飞速发展归功于“开放制造业”；而他制造谎言的主要手法，是玩弄含义不明的“开放”一词。事实上，如果把“开放”理解为允许产品进口，则我国历来都允许制造业产品进口，从来就没有“封闭”过制造业，从而也不需要在20年前“开放制造业”。如果把“开放”解释为放弃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则我国到龙永图该谈话发表时为止都一直以高关税等壁垒保护本国国内的家电市场，从来就没有“开放”过家电这个“制造业”。尽管我国一直在随着国内家电生产企业竞争力的增强而逐渐降低家用电器的进口关税，但是1993年我国对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征收进口关税的优惠税率仍然高达100％；到2001年底，我国虽然已经开始大量出口彩色电视机，对彩色电视机征收的进口关税仍然为30－40％，不仅远远高于我国承诺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10％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而且也明显高于我国承诺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最终达到的25％的汽车进口平均关税。我国近20年家电制造业的大发展，正是保护战略的成功。把保护战略的明显成功，硬说成是放弃保护的成功，这是龙永图编造的最大谎言。
龙永图编造的第二个谎言，是混淆制造业贸易与服务业贸易的差别。在制造业贸易中，各国都经常以关税来阻挡外国产品的进口，而在服务业贸易中几乎看不到用关税阻挡外国服务进口的作法。龙永图对这样的根本差别闭口不谈，实际上是在对全国人民撒谎。
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服务贸易的协定生效还远不到10年，世界各国开放服务贸易的时间都还很短。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开放服务贸易的主要后果还不可能显示出来。可是尽管如此，印度和巴西的民族电信企业已经受到了外国企业的极大冲击。连日本和某些欧洲国家自1998年开放电信服务之后本国的电信企业也在经营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有这些都说明，龙永图所说的“没有国家因为开放服务业而受损，只是受惠”，完全是谎言。他所说的“受惠”，是美国垄断企业受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申斥和制止这种以政府官员身份公开编造谎言的行为，并且追查这些政府官员编造谎言的真实动机。
二、篡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以太上政府自居
据2001年11月13日的《环球时报》第16版报道，外经贸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副司长张向晨公开指责“几十年高度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业技术更新迟缓”、服务质量差、收费高，等等等等。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200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报告时，更以长篇大论对中国电信业进行了同样的指责。
对中国电信业中的国有企业进行批评和指责，是普通中国公民的权利，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人民代表权利机构的特有权力。外经贸部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只有权力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赋予的权力在其管辖的范围之内行施执行权，此外它所作的任何事情，都应当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专门授权。中国电信业的技术、服务质量、收费等等显然不属于外经贸部的管辖范围，外经贸部的官员有什么权力对此随意表态？他们在批评指责中国电信业时的口气，就好象他们是有权主管电信业的太上政府机构一样。我们要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否授予了他们这样的特殊权力？是谁授予了他们这种特殊权力？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授予他们这种太上政府的特殊权力，外经贸部的官员们就是篡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把自己变成了凌驾于全国任何人、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的太上政府。
我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收回自己的合法权力，申斥和惩处任何以太上政府自居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不准今后再发生任何此类的越权篡权行为。
三、以反中国企业垄断为名，行纵容和保护外国企业垄断之实。
最近20年来，外国企业大举在中国投资，逐渐地占领中国市场，目前已经垄断了许多行业的中国国内市场。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看到外经贸部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和消除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而只见到它不断地批准和支持外国垄断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夺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美国的微软公司以其“视窗”软件垄断了中国个人电脑的软件市场，并向中国用户收取极高的软件售价。微软公司垄断美国国内市场的行径已经在美国软件企业界引起公愤，以致美国政府也不得不让微软公司面临反垄断诉讼。而我国的外经贸部竟然让微软公司在中国为所欲为，随意采取任何垄断中国市场的战略而不加丝毫约束。在微软的重压之下，中国的民族软件企业几乎丧失了发展的空间；
美国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20年的时间里已经夺走了中国的碳酸饮料市场，在中国的碳酸饮料业形成了名符其实的双头垄断。国产品牌几乎已经被这两家国际垄断企业消灭干净，唯一真正的老国产品牌健力宝最近也因为缺乏销售市场而不得不转让股权。现在也只有“娃哈哈”集团的“非常可乐”这个国产品牌还在国内碳酸饮料市场上苦苦挣扎，与外国品牌进行着前途渺茫的斗争。国内过去存在过的大批小汽水厂，除了少数与美国垄断企业合资者外，都已经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尽管民族饮料企业早就呼吁政府保护民族饮料，我们却从未听说外经贸部对此采取过什么措施。
欧洲的菲利普公司在中国市场上不断扩张，目前已经垄断了某些型号和规格的白炽灯泡的中国市场。由于外经贸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其霸占中国市场，该公司有恃无恐，竟然一再向欧盟对中国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外经贸部用中国市场喂肥的外国公司，就是这种忘恩负义、唯利是图的中山狼。
美国的保洁公司在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收购措施以夺取中国的家用化工品市场，正在一步步推进其垄断中国家用化工产品市场的图谋。对于它的侵入，我们只听说外经贸部批准合资，而从未听说有任何对其垄断意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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