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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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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人类社会的性质使它可以提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那样的足够强有力的政府。这就是说，由于人类的特点，人类社会既有能力、社会中的人也会有足够的愿望来提供足够强有力的政府，该政府在用于暴力冲突的武力上至少明显强于整个社会中武力最强的个人，并有足够的能力使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人服从自己的意志。这已经被整个人类的历史和当代市场经济的经验事实所证明。
人类之所以能形成这样足够强有力的政府，主要是因为
——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表明：人类的生理特点，使得个人之间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介进行精神交流，这种精神交流可以产生由多个个人组成的、服从统一意志的组织。在这种组织内部，不同的个人通过等级制制度或协商来协调彼此的行动。在人类内部的暴力冲突中，由足够数量的个人结合成的、服从统一意志而行动的组织在武力上强于任何单个的个人。而这种组织的现代形式就是军队。任何政府都必须以军队的武力作支柱。
——个人之间的精神交往会发展成规模巨大的社会之网，在这个社会之网中，单个的暴力组织可以以暴力为后盾强迫某一地域内的所有个人都服从自己的要求或命令。这个居于统治地位的暴力组织会以暴力惩罚该区域内的任何不服从自己意志的个人，并向该区域内的所有居民宣传这种惩罚。通过该区域内居民之间的各种精神交流，这会在该区域的居民中传播对惩罚的恐惧，从而使他们服从那个暴力组织。
人类的全部成文史描述的都是不断进行或重演的这样一种过程。这也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形成与发展变化的历史。
——无数的历史事实都证明，在极大规模的限度内，暴力作战的组织都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这种规模收益递增表现为：该组织通过暴力活动所获得的、按其全体成员平均的收益，高于不加入该组织的个人所能独立获得的收益。在人类历史上，暴力组织的规模报酬递增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政权的产生和维持都要依靠某个暴力组织（游牧部落或军队）的支持。这种暴力组织之所以有大量的战斗成员并能够统治某个地区，显然是由于它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
当然，要想成功地利用暴力组织的规模报酬递增这一特点，领导暴力组织的人就必须能在暴力组织中贯彻一套适当的激励机制，合理地分配该组织的全部收益，这样才可以使组织内的人服从组织的统一意志，积极为组织作战，并从组织外吸收大量的人员。这样作越成功，暴力组织就越有战斗力。这是一切为政权而战的暴力组织成功的秘密。
领导一个暴力组织的人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的这一愿望并不取决于他的本性是利己还是利他。任何想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人，都会愿意由自己提供并领导一个足够强有力的政府。利他的理想主义者想靠它实现自己的理想或主张，这种主张可以是建立一个完全遵守自愿交换原则的市场经济。而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同样会愿意由自己执掌一个足够强有力的政府，因为这样一个足以制服任何经济当事人的政府可以被他用来谋取最大化的个人私利：他可以使政府收益最大化，并将政府这个规模收益递增的暴力组织的经济剩余据为己有，其方法是给其它的政府成员以略高于他们在政府外所可以得到的收入，而将政府收入的其它那部分（“剩余”）收归己有。
历史上有许多完全靠暴力组织掌握政权的利己主义者。不过，这种人力图利用政府权力所得到的个人私利，也可能与市场的效率有正向关系：市场交换所增进的经济效率可能会增加他的私人收入，这会促使他去努力管理好市场。中世纪欧洲大陆的那些举办和保护集市贸易的封建领主，就是这样一种人。最早发展起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往往是君主制的国家，它们的政府也是由这种人统治着。历史事实表明，这种政府处于一个大市场（世界市场）所涵盖的地域之内，只是在这个地域内互相争霸的许多个国家政府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市场经济的效率就与政府的权力与利益有了正向的关系。
第四节 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家庭和社会福利
市场经济要持续存在，它还必须能够把市场经济的当事人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当事人都总有一天会死去。如果一个市场经济不能保证再生产出足够合格的新的市场经济当事人，它显然会最终由于没有足够的市场交换当事人而自行消亡。
但是，新一代的市场经济当事人在长大成人之前，当然是没有能力进行市场交换的，他们也没有东西可以交换——一个刚刚走进社会的人，他所具有的能与别人交换的东西只是他的劳动，而在他长大成人之前，他并不具备劳动的能力。这样，新一代的市场经济当事人在长大成人之前，不可能真正以市场交换的方式与老一代的市场经济当事人往来。他们必须依靠老一代市场经济当事人赡养，而且必须以某种非市场交换的方式得到这种赡养。
至今为止，人类社会都主要是在家庭中哺育儿童和少年的。在家庭内部的各个成员之间，主要的人际关系不是市场交换关系，也不可能是市场交换关系，主要的经济往来也不可能是市场交换，而是某种共同消费的经济往来。这样，协调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的活动的，主要不是市场交换，而是种种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如权威的命令、惯例和平等的协商。而协调家庭成员活动的这些方式，一般都获得了伦理道德的色彩。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从来就不提家庭内部的这些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而只是简单地把家庭看作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消费单位。在当代西方的绝大多数经济理论分析中，实际上不存在经济当事人的再生产问题，那里描述的经济当事人似乎都会永远生存下去。宏观的经济增长理论中甚至就有一种“无限期界模型”，那里就假设经济当事人是长生不老的。而当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交叠世代模型”虽然承认，每一代经济当事人都会死去、都要让位于下一代的经济当事人，但是它假设的上下两代人的关系，却恰恰只是市场交换关系：上一代人年轻时劳动并储蓄起一笔私有的资本，下一代的年轻人就使用上一代人的资本来劳动并挣取劳动收入，而已经年老了的上一代人就靠他私有的这笔资本的本金和利息生活。在这里，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无偿抚养和非市场的经济关系同样被抹煞掉了。
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会辩解说，家庭内部的非交换协调方式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因为他们的经济学只研究市场交换中的最优化行为。但是，忽略家庭内部的非交换协调方式使经济学对许多重大的经济问题丧失了说明的能力，大大降低了经济分析的实用价值。
第一章已经说过，财产私有历来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前提。但是，私人拥有企业、私人拥有巨额财产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把他遗留给自己的后代。就是在私人的储蓄动机中，为后代留下遗产的动机也起着不小的作用。而给后代留遗产并不是一种市场交换。当然，在当代的经验性研究中，留下遗产的动机在储蓄动机中到底有多大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在没有很重的遗产税的国家，留下遗产的动机对很巨大的私人资本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而私人集中了巨大的资本，这对现代的企业制度和经济运行又起有着重大的影响。
前边还说过，家庭内部的非交换协调方式一般都表现为道德准则和社会习惯。反过来说，社会的习惯和道德准则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家庭生活有关。忽略家庭内部的非交换协调方式，使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可以完全无视某些社会习惯和道德准则在生产、交换和消费中的作用，这些社会习惯和道德准则包括权威的命令、集体的协调一致等等。而在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这一类社会习惯和道德准则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由于忽略留遗产的动机和伦理道德习惯，正统的微观经济分析中就没有了家族企业的踪影，而家族企业依靠的其实是家庭内部的各种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但是，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中，小企业领域历来是家族企业占统治地位。这样，漠视家庭内部的各种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使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对这个领域的许多经济行为丧失了解释能力。
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和伦理道德对经济当事人再生产的重要性，清楚地表现在工业化社会的家庭和人口问题上。现代的工业化社会确实有一种扩大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占据的领域的倾向，许多过去以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协调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变为以市场交换的方式来协调。这其实是现代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小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抚养只能靠非市场交换的方式，社会的协调方式越来越市场化就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停滞。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倾向是人口停止增长和老龄化。
同样是由于要维持经济当事人的生存，市场经济才以一定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前提。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总是强调市场经济的均衡状态，而任何熟知市场经济实际状况的人都知道，市场经济中始终存在的是各种偶然的波动和不均衡状态。在这些偶然的波动冲击下，每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都面临着破产、失业和至少暂时没有收入的可能性。不管是多么偶然的突发事件，都可能使某些人突然陷入破产的境地，或者失去自己的工作；而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种种摩擦因素，又可能使这种人无法马上找到新的工作。这就产生了暂时的个人衰败。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个救济没有收入和财产的赤贫人口的社会福利机构。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福利机构，就难免会有丧失了一切财产和工作的人冻饿而死，或者至少使他们的工作能力受到严重的损害。简单的概率论会告诉你，只要市场经济中有一定程度的这种个人衰败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市场经济就可能落入一个人力资源不断退化的过程。这样的市场经济最终会由于经济当事人越来越少而瓦解。
当然，上述的社会福利机构可以是私人创办的慈善机构。但是懂得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私人慈善机构远远不能满足救济赤贫人口的需要。因此，成功地建立了工业化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不能不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由政府来主办社会福利机构，它靠政府的强制性收费和税收来获得福利救济资金。
有人会说，如果真的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机构，市场经济中的人们会增加私人储蓄以应付可能的暂时性个人衰败。这其实只是理论家的幻想。不管一个人储蓄多少，他的储蓄只构成他的一部分财产；而破产则意味着丧失全部财产。可是在一个市场经济中，金融活动越发达，市场交易越活跃，个人破产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说，在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中，不但暂时的个人衰败不可避免，而且也无法靠增加私人储蓄对付这种暂时的个人衰败。
退一步说，如果真能靠增加私人储蓄来对付任何暂时的个人衰败，那也需要每个人储蓄极其之多，每个人都极度地规避风险、减少借债。那样的市场经济不会是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很可能也没有人们希望的市场经济的那种效率。
正因为如此，连哈耶克那样的国际经济自由主义领袖都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需要一种起码的社会福利制度。
第五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企业
以下几节讨论这样一些社会性的事物：它们虽然不是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但是构成了现实当中的市场经济有效率地运行的条件。这就是说，仅就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上看，没有这些事物，市场经济也可以持续地存在；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些社会性事物，市场经济的运行就不会是有效率的。
市场经济有效率运行的条件之一是现代的企业。
在理论上，现代的企业与正统微观经济理论所说的企业不处在抽象的同一个层次上。正统微观经济学中所说的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生产单位，它可以是雇佣许多工人的，也可以是仅仅由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组成的（在这里企业与家庭合为一体），甚至可以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企业。而本节所说的那种现代企业，则是市场经济中雇佣许多员工的经营单位，它的对外经济往来主要通过市场交换，但在自己的内部却实行等级制的管理：企业内部分成不同的等级，上级指挥、命令、监督和控制下级；企业的领导者（老板或经理）处于企业内部的等级制体系的最高层，指挥和控制着整个企业。
20世纪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习惯于把现代的企业看成是一个等级制的经济实体。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开创者科斯更是鲜明地指出，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完全不同于企业外部的市场价格机制——在企业外边的市场中，资源由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而在企业内部，则是企业领导者的指挥和命令在配置资源。科斯的这一思想已经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分析的正统观点，他所说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其实是协调不同人的活动的方式不同。
可就是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中，仍然有人在极力抹煞企业内部和市场交换在协调方式上的原则差别。张五常坚持认为，企业并不是一个与市场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它只不过是以劳动市场代替了产品市场。这样把企业说成是一种特殊的市场，在理论上也似乎言之成理，但是却完全脱离了经济生活实际。任何一个在大企业中工作过的人，都会深深地体会到企业内部的等级制性质。
幸运的是，近年来正统微观经济理论内部发展起来的剩余控制权假说，实际上承认了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等级制性质。
剩余控制权假说把企业看作是由它拥有剩余控制权的那些资产所构成的；所谓剩余控制权是剩余下来的那些控制权，它们是没有在契约中逐项说明其归属的那些“剩余”下来的对资产的特别权利。完全的契约应当逐项说明对资产的每一项特别的权利分别属于谁，而现实生活中的契约总是不很完全的。不完全的契约没有逐项说明对资产的每一项特别的权利分别属于谁，它总是包含着剩余的权利。而为了应付执行不完全的契约时出现的许多偶然因素，不完全的契约通常让签约的某一方具有剩余控制权。而当法律上的某一主体作为许多契约的共同一方拥有许多资产的剩余控制权时，企业就会产生。
按照剩余控制权假说得出的推论是，由许多劳动者组成一个企业意味着这个企业拥有对这些劳动者的劳动这种资产的剩余控制权；这种剩余控制权实际上意味着，要雇员完成的工作的许多细节都由雇主考虑决定，这又决定了企业内部实行的是等级制和指挥命令关系。这样，利用以交易费用概念为基础的剩余控制权假说，就实际上承认了企业内部是以等级制来协调不同个人生产私人物品的活动。而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现代企业，这意味着以等级制代替市场交换来协调人们的某些生产私人物品的活动。
在正统微观经济理论看来，市场经济中之所以会形成企业，是由于这样能提高经济效率。这其实意味着，以等级制代替市场交换来协调人们的某些生产私人物品的活动，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而企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努力去说明为什么企业在某些条件下能够提高经济效率。
剩余控制权假说本身解释的就是企业在什么条件下会提高效率。它认为这是由于与契约有关的交易费用和未来的不确定因素。按照剩余控制权假说，在完全的契约中，签约的一方必须列出一个长长的表，逐项说明它希望对另一方的资产所拥有的所有那些特别的权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作的成本太高；这时由某一方一揽子购买除了在契约中特别提到的那些权利之外的所有权利可能是最优的。而这样的一方就拥有了剩余控制权。
可以进一步发展剩余控制权假说的这一思想，以此说明等级制组织为什么会有效率。
在绝大多数的等级制组织中，上级对下级都有一种相机指挥的权力，可以临时命令下级作某些事情或禁止他们作某些事情。这是等级制组织的特征之一。等级制组织有这种特点，是为了便于处理组织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的各种偶然情况。
抽象地说，等级制组织的这种功能，本来也可以由市场交换来完成。那样将可能出现两种市场交换：一种市场交换只完成很短期的交易，未来出现任何偶然情况都靠当时的新市场交换来对付。这样的市场经济肯定是没有效率的。另一种市场交换可以是长期的交易，但是每一笔交易都只签订完全的契约。但是签订完全的契约的代价是极高的。这样，如果许多人共同工作的效率更高，但是在合作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偶然的情况，而为对付这些偶然情况签订完全的契约的代价又很高，等级制组织的效率就可能高于单纯的市场交换。军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而当这种情况出现于市场经济中时，就会在市场交换的环境下形成企业。
现代的企业也往往直接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产生。
许多生产过程必须有多个人合作才能完成，而其产出则具有特殊的性质——不能从物质上清楚地指出，这些产出的哪一部分是由哪个人独立完成的。好多个人一起抬一根大木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不可能说，这根木头的哪一部分或整根木头移动的哪一段是由哪一个人单独完成的。但是现代的钢铁生产和化工品生产也都具有这种特征。一个高炉炼出一炉铁可能至少要5个人一起操作，而且你不可能指明，这炉铁的哪一部分是由这5个工人中的哪一位单独炼出来的。这是一种协作劳动而产品不可归算到个人（简称为“不可归算的协作劳动”）的生产过程。
无论在参加这种生产过程的劳动者之间实行什么样的分配制度，这种生产过程的参加者都有偷懒的动机；而这种生产过程的特性决定了监督劳动者的劳动投入比检测其产出更能有效地防止偷懒。这也就是当代企业理论所说的“团队生产”。而在劳动过程中监督劳动者的投入，这不是由等级制组织中的上级来实施，就要靠这些劳动者之间非交换性的直接协商。这样，就不可能单纯靠市场交换的契约来组织技术上具有“团队生产”特性的生产过程，而要在现代企业的内部组织和指挥这种生产过程。
不过，现代的企业之所以能够提高效率，更主要的是为了节约理性的计算所耗费的资源。
当代的市场经济以高度发达的分工为前提，这种分工使许多物品的生产都变成了一系列加工过程所结合成的完整流程。例如，钢材的生产实际上从铁矿的开采开始，然后经过选矿、炼铁、炼钢，直到轧出钢材来才算完成。这还仅仅是就生产钢材的主要原料铁矿石的加工过程来说，没有包括各种辅助的生产过程，如焦炭的生产。但是钢材本身并不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种能够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物品”，它也只是一种原材料，用来生产那种有直接的效用的“物品”，如汽车。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把生产钢材看作是汽车的生产过程的最前部的加工过程。而在当代，这一整个生产过程上的每一道工序都是分别由不同的个人专业化地完成的。
从理论上讲，也可以仅仅通过市场交换把一整个生产过程的各个工序联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加工过程、每一道工序上的劳动者都自己买入上道工序的产品，再把自己加工完的产品卖给下一道工序。这样，每一道工序都构成一个独立的企业；如果每一道工序只有一个工人，那就只有独立的个体生产者而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企业。
实际上，如果一道工序的产品可以用于生产许多种不同的有直接效用的最终产品，用市场交换把它与下一道工序联结起来可能真是一个最有效率的作法。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钢铁生产一般形成独立的企业，钢铁生产者与下一道工序生产者的联系确实是通过市场交换联结起来的，甚至铁矿石的生产者与炼铁工序之间也是以市场交换相联系的。就是用于生产汽车的许多有通用性的零部件（如标准化的螺丝），其生产者也往往通过市场交换与下一道工序相联结。
但是，如果一道工序的产品有专用性，只能用于某一个特定的下一道加工工序，将这两道工序用市场交换联结起来可能是“浪费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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