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笔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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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自然属性，大学是培养不安宁甚至叛逆文化的地方。这种属性存乎其对未来的责任感中。”她说，“知识的扩展意味着变革，但是变革往往带来不适，因为它总是同时包含着损失与收获，迷惑与发现。但是不安宁和叛逆对于思想的自由、创造和革新的自由来说是必需的。它们是塑造未来的关键。这种无限的想象力才是一所大学真正依赖的。”
一些人认为大学是劳动力的训练者，社会流动性的引擎或半政府机构，甚至还略带政治性。“那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其实，一所大学更关乎如何通过学习改变人生与时代，如何将千年传统传承下去，以及如何塑造未来。”
福斯特认为，作为大学团队中的一员，“我们必须使自己投身于怀疑的不安、投身于笃信为学无涯的谦卑中。”
“对于那些致力于挑战社会基本认知的机构来说，要得到一个国家或全世界的尊敬尚且十分难得，更不用说获取支持。然而，我们有义务作出表率：不仅向世人表明我们的目的并争取达成它们，同时这些宝贵的机构（即大学）也要生存下来并在新的一个世纪中成功发展。”福斯特说。■

五　成功的证明
“（对我教科书的）评判最终不是来自我本人，市场反馈才是对此类事情的最佳评判标准”
同许多哈佛的经济学教授一样，曼昆无论在学术期刊领域还是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这样更为大众化的新闻媒体上都著述颇丰。他最有名的两部热门教材：中级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入门级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已分别被翻译成15种和20种语言。其中入门级教材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已在全世界售出数百万册。
在听到“您的教科书在中国十分流行”的赞誉时，曼昆幽默作答：“这一定是中国经济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好的原因了。”然而曼昆坦言，他实际上只到过一次中国，随一队经济学家访问，行程简短。“我很少做国际旅行，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呀。”他解释道。
回到曼昆的教科书，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写一本经济学的介绍性教材呢？曼昆自1985年起作为助理教授在哈佛负责经济学原理的教学。1992年，他接受了为其课程撰写配套书籍的委托。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曼昆写道：“在从学校毕业多年之后，没有什么比执教原理性课程更能使一个经济学家不时想起他的领域中真正重要和令人兴奋的东西了。我们在此提炼专业积累的知识，教育我们的同胞如何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在的世界。”
接下来的五年中，曼昆潜心筛选要写入教材的内容，这一艰辛历程直到1997年方告完成。他在其中集结了一批卓越经济学家的观点，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曼昆的教科书与之前的入门级教材有何不同呢？首先，他通过更早引入供给、需求这对市场经济的核心概念，并对其作出更充分的讨论，使得“供给－需求”这一研究工具的作用更加突出。
其次，曼昆试图在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间寻求新的平衡。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大多数教材过于倾向于凯恩斯主义，因此有必要加强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份量，对形成经济状况的长期力量给予更多关注。
这意味着，在经济的实际量方面，内容更多地涵盖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市场对储蓄和投资的平衡作用，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等；而在名义量方面，对古典货币理论进行更多讨论，例如货币数量论和费雪效应（即财富效应）。
曼昆把着眼于长期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放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之前作介绍。用储蓄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作为例子，可以说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古典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差别。依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高的储蓄率会降低总需求，导致更低的国民收入，因而储蓄量其后就会下降；而相比之下，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认为，更高的储蓄意味着更多投资，从而形成未来更大的资本存量以及更高的国民收入。
最后，曼昆做出很多艰难的删改，使得他的教材适合学生阅读。他不想用过多细节吓住学生，而是着重强调那些基本原理。尽管如此，他的教材仍有775页之厚，只是相比其它动辄千页的经济学原理教材而言，曼昆这本看起来的确很短了。
他说：“（对我教科书的）评判最终不是来自我本人，市场反馈才是对此类事情的最佳评判标准，正如我教给学生的一样。”依此标准来看，全世界数百万册的销量就是他成功的证明。■

六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中美贸易观
曼昆并不太担心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更担心这一状况最终会助长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更多行动
2003年到2005年间，作为哈佛教授的格利高里·曼昆，在布什政府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兼高级经济政策顾问。这一经历让他体会到，美国国会中政治家们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观念有多么普遍而强烈，而这对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会有怎样现实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经济联盟2006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曼昆讲道：“如果你试图向一名认为出口可以创造就业而进口减少了美国人就业机会的重商主义者解释这一事实（即进口因其可以扩大我们的消费选择故是有益的，而出口是我们为实现进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你所能得到的最好回应就是一个礼貌而显屈尊的微笑，以显示出对方认为你是多么的幼稚；而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表现得愤怒和被冒犯。而如果你身为一名公务员，他甚至将要求你辞职。”
曼昆断言：“两个多世纪前亚当斯密就表示反对，并在其后得到经济学业内一贯抵制的重商主义，现在却仍（在华盛顿）存在着。”这种重商主义的体现之一，是2005年年中时，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要求在中国实现汇率重估之前，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加征27。5％的关税。
事实上，政治压力往往是非常无情的，以致拥有一支包括约翰·斯诺（John　Snow）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内的明星经济顾问团的白宫，在当年12月就列出对中国纺织品实行配额的清单，作为总统的“经济增长议程”中的成就之一。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曼昆相信贸易对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并不太担心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更担心这一状况最终会助长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更多行动。
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曼昆于2003年10月30日在白宫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and　Means　mittee）的官员面前针对“中国贸易和美国制造业就业”这一政治上十分敏感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证词。在一篇长达十页的陈述中，曼昆从学术角度对数据详细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含蓄地否定了美国政治家们对中国偷走美国就业的指责。
首先，曼昆断言，与中国进行贸易正如与其他任何国家进行贸易一样，对于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指出，尽管近年来中美已成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中国却比美国表现得更加开放。这是由中国的进口占其GDP的比重来衡量的（中国为25％，而美国仅为大约10％）。
其次，他提出，对于美国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巨额贸易逆差，应该将其放入特定背景下来看，这才是学术的思维方式。他通过一批复杂的数据，分别归纳出如下事实。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与除中国外世界其他国家间的贸易逆差发生急剧增长，甚至比美中贸易逆差增长更为迅速，这使得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量中中国所占部分缩减了近乎20％；
——其实是美国的出口——尤其是制造业出口——的减少，而非进口的增加，才是近期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原因。事实上，美国应该感谢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这使美国对华出口自2000年起快速增长，而同时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却在下降。
——由于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产品形成直接竞争，故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他国家进口的替代，而非单纯地增加美国进口总量。
最后，曼昆无法回避对于美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就业威胁做出解释，因为就业是政治家们最关注的方面。他将美国制造部门中就业的下降首先归结于近期商业周期的低迷，其次是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最后才是与中国相关的国际贸易。
曼昆指出，这场经济低迷较之前次尤其不同的特征在于，这次低迷是由商业投资和出口的减少导致的，而以前多是源自家庭消费的下降和住房市场的疲软。他更进一步将商业投资的减少归因于高科技泡沫的终结和一系列企业管理丑闻，这些因素尤其降低了资本商品（capital　goods）生产方面的投资。“这直接关系到资本商品出口量的降低，从而解释了2000年出口的整体下降。”曼昆说。
“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影响制造业就业的众多因素之一，”在那份陈述中，曼昆客观地总结道，“较之于进口竞争，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与国内投资减少和出口减弱的关系更为紧密。”他进而考察了自2000年7月以来制造业工作流失最显著的五大类出口导向型工业，对于这些类型的工业，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很小的。
认识到美国进口确实对美国生产同质化的企业造成了压力，曼昆对总统旨在帮助被转移工人的贸易调整补助政策进行了说明。这些政策包括职业咨询、培训、培训期间的收入支援、求职援助以及再就业补助。
曼昆一方面呼吁中国充分执行其WTO义务，继续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尤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一方面，他最后也重申了开放贸易的立场：“贸易增长可以促进经济更快增长。贸易是件双赢的事，它可使美国及其所有贸易伙伴共同受益。对于贸易双边国的消费者，更多的贸易往来意味着更多选择和更低廉的价格；而对于双方的生产企业来说，则是更大的市场。”■

七　曼昆：破解美国“双赤字”
降低贸易赤字惟一途径是增加美国储蓄；缩减财政赤字需采用新的个人账户体系及提高退休年龄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在2006年底已经达到8115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6％。这一巨额赤字能否持续？在政策设计上是否应该考虑收缩其规模？这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对此各执己见。那么曼昆的立场如何呢？
曼昆认为，美国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源于资本账户失衡造成的巨额盈余，即目前外国投资者的对美投资已经超出美国对外投资8115亿美元。因此，若不降低外国对美国的净投资量，就无法缩减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然而，曼昆希望看到的是，在美国的贸易逆差得到降低的同时，国内总投资也不发生减少。由于海外投资对美国GDP增长有着直接贡献，因此要同时达到这两方面目标的惟一途径，就是增加美国的储蓄。
“我的观点是，贸易逆差并非问题本身，而是出现问题的征兆，”曼昆说，“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储蓄过低。就当前的情况而言，我并不急于看到贸易逆差立即消除，因为这就意味着美国国内的投资将降低到与储蓄相应的低水平；但是我想，如果贸易逆差能随着国家储蓄的上升而逐渐降低，则确实是件好事。”
曼昆对美国储蓄率所持的观点在经济学界相当普遍——更多储蓄意味着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增长。他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都围绕着增加储蓄这一考量，如大幅增加享受延税（taxdeferred）优惠的储蓄种类，包括个人退休账户（IRAs）和401k计划（一种养老金计划）等。它们可以降低对红利和资本收益征收的税额，使企业所有的资金投入实际上都被用于产生回报。
同是出于增加储蓄这一目的，曼昆支持缩小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储蓄、更少依赖于海外资本的流入以及更小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和预算赤字并非孪生兄弟，虽然它们之间确有一些关联。”曼昆在评论美国储蓄率过低时这样说。
关于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曼昆指出，对财政预算持续性造成最大威胁的因素，就是人口数量变化导致的社保资金短缺。1950年，平均每个获益人的背后有16名工人在支付社保费用，而目前支付者的数量已下降到平均3。3名。根据社保理事会的统计，到2018年，社保基金的年支出将超过其税收收入，从而增大财政赤字。而到2042年，社保信托基金将消耗一空，届时这一体系就将宣告破产。目前，社保体系的保障承诺超出其自身财力的部分按现值计总数已达10万亿美元。
对此，补救的方法可以是大规模增加税收，大幅度削减社保福利，增加人们的工作年限以延迟其享受养老保障，将退休金“更明智地”投资以便在将来产生更大收益，或以某种方式将上述方法结合起来。身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在2004年提出建立一个“自愿个人账户（voluntary　personal　accounts）”体系。这类账户对于个人来说的确是私人性质，人们可以将他们的退休储蓄至少拿出一部分投资于更加多样化且低成本的股票型基金，从而获得更多未来收益。这一倡议背后的基本理念是“使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创造、积累收益”。而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曼昆于2006年1月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提出将延迟退休作为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支持显著地提高退休年龄，尽管这一目标仍需经历漫长的过程才能逐步实现。
在当时的发言中，曼昆描述了经济学家和公众在退休金问题解决方案倾向上的有趣差别：“如果你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起关于如何解决养老补助支出问题的调查，我相信很多人会表示将采取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方法，这当然也是我所支持的解决方式；而如果在普通公众间发起补助方式改革的民意调查，提高退休年龄恐怕将是最不受欢迎的改革方案之一，这就是政治家较少提及此话题的原因。”
“我经常思考为何经济学家和公众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如此悬殊的差异，”曼昆说，“一种可能是，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满意程度高于大众水平，所以与别人相比，更长的工作年限对于我们来说显得更轻松；而另一种可能则是，我们对政策选择的考虑比他人更彻底，并且我们认识到提高退休年龄可能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最好的补救方案。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需要着手劝导公众去接受它。”■

八　经济学家的“疯狂”想法
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对诸如自由贸易、价格调控等问题的巨大分歧常常令人感到吃惊
在哈佛大学桑德思讲堂（Sanders　Theater）进行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演讲中，考虑到学生已经在先前课程中学习了大多数经济学概念和基本分析框架，格里高利·曼昆教授仅对那些他认为对学生们足够重要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曼昆教授9月19日的第二次演讲讲述经济思想史。在演讲中，曼昆将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的领袖地位与乔治·华盛顿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做了比较。“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者，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奠基人。虽然我们可以说没有华盛顿就没有美国，但并不能说没有亚当·斯密就没有现代经济学”。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的主要贡献，在于其洞察了人的动机，及其与社会秩序和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关系。依据亚当·斯密的观点，人们受利己主义驱动，而不是某些慈善人士鼓吹的利他主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这些利己主义将导致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经济最大程度的繁荣以及社会和谐，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导一切。这意味着，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人们会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尽管他们并没有想要这样做。
曼昆澄清了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观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应该是很好的，但是经济学家并不捍卫资本家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私利”。此外，“经济学家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保护产权、实行法治、提供公共物品、解决负的外部性、消减贫困、采取经济政策以熨平商业周期等。”
就政府的角色而言，曼昆援引了斯密的名言——“能够把最低发展程度的蒙昧社会带入高度富裕文明状态的，除了社会和平、低税率政策以及良好的司法秩序之外，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事实上，自发的市场力量可做到所有其余的事情”。
曼昆在2007年10月26日发表的第三次演讲，将众所关心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与所谓“矫正性税收”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他说，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对诸如自由贸易、价格调控等问题的巨大分歧常常令人感到吃惊。虽然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美国汽油价格长期偏低，不过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却公然表示美国能源价格已经过高，而且这在各派美国政治家中极具代表性。虽然民意调查显示，73％的美国人认为应该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同时仅有5％的人支持提高汽油税，但是曼昆辩解道，“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可能导致更多的自行驾驶和能源消费，降低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利用程度；此外，改善能源使用效率意味着汽车制造商要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而这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如果相信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那么更多的汽车驾驶，至少在四个方面具有负的外部性：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更严重的区域性污染、更拥挤的公路交通、更多交通事故导致更高的汽车保险成本，”曼昆说，“《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Literature）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分别估算了这四个方面的外部性成本，并据此认为，每加仑汽油税应该从目前的40美分提高到2。10美元。”
经济学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传统做法就是“对外部性征税”，这种税收被以最初发展外部性概念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877－1959）之名命名为“庇古税”。庇古税是一种矫正性税收。“经济学家们在是否征税问题上观点一致，他们的分歧在于究竟要征多少税”。
曼昆提到布赖恩·开普兰（Bryan　Caplan）的一本书《理性投票的神话：为什么民主党人选择了错误的政策》。他说，“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认为税收会造成扭曲和无谓损失，但这里的汽油税却是一种矫正性税收，它被用来矫正现实生活中由负的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扭曲。”
除提高燃油使用效率外，曼昆讨论了另一种政策选择。“有些人支持分配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然后将排放配额在市场上公开拍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Obama）支持这样做。不过如果配额在市场上进行拍卖，那么其功能与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是一致的。”
虽然一些政治学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为汽油税政策进行辩护，他们认为较高的汽油税可以减少汽油消费并鼓励能源独立，不过曼昆说，“经济学家大多对这样的逻辑持怀疑态度，因为能源独立就意味着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而这是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极力反对的。”
关于最终税责承担问题，“因为美国是一个重要的能源消费国，其行为可显著地影响市场，就是说美国的能源供应曲线不是一条水平直线，所以较高的汽油税最终将由消费者和生产商共同分担”。在财富分配效应方面，有人担心这会恶化穷人的经济状况。曼昆辩解道，“穷人可以利用公共交通，也可以把汽油税收入的一部分返还给穷人。”
演讲结束时，曼昆回顾了他的个人经历。他说：“2004年，当我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曾将这一建议提供给布什总统，不过他说这是一个‘疯狂’的主意。”实际上，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用以反对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的一个广告就以“有些人的想法很疯狂”为题，而克里是支持征收高额汽油税的。■

九　中国撼动世界？
詹姆斯·金奇认为，未来国际经济与政治中的许多重大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取决于中国的表现。
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为英国《金融时报》中国部1998年至2005年间的负责人，他于今年10月30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就其著作《中国撼动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的内容发表了演讲。
金奇以他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说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伊始就进行了多项市场化改革，例如派遣大批留学生到海外学习，废除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解放人们的意识形态等等。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十分关注外部世界能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他们希望使中国日益与西方同化，最终成为西式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以防中国从国际社会分离，并以此维护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完整性。
然而在金奇看来，这只是改革最初25年的情形，其后几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