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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笔记-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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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奥巴马政府议事日程之中的碳排放许可和碳交易系统会间接提高人们使用能源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减小需求。在1973－1974年阿拉伯国家禁运石油后（Arab oil embargo），美国国会于1975年通过了《节约能源法》（Energy Policy Conservation Act）。其中第五条对汽车用油效率提出明确的要求，即CAFE标准（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虽然CAFE标准只包括重量在8500磅以下的车辆，不包括重型卡车和运动型跑车（SUV），降低能源需求的效果有限，这些政策的方向在费尔德斯坦看来都是正确的。
美国从1975年建立的石油战略储备（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PR）大约是7亿多桶，如果美国每天消耗石油2100万桶，大约可以坚持30多天。虽然SPR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于紧急情况的石油储备，费尔德斯坦说这并不是“价格稳定器”（ price stabilizer），只能在类似于台风袭击盛产石油陆面等一次性、临时性的打击时有疏解供给紧张的作用。石油是一个全球资源（global modity），有全球市场，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微乎其微。虽然美国是一个主要耗油国家，但在石油市场上没有决定性作用。
费尔德斯坦提倡石油消费国之间的国际合作。这样，当世界上石油供给因为恐怖主义，或自然灾害，或某个国家的挑衅，而临时中断或巨减时，石油进口国应该联合起来，分享各自的石油储备，共渡难关。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国际能源组织（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就是要为成员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能源援助和资金支持。IEA为缓解国际能源危机有重要贡献。费尔德斯坦认为类似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应该在更广义的层面展开。
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征收每加仑18美分的汽油税，欧洲的汽油税远远高于美国，那里的汽油价格几乎是美国的2倍。美国选民普遍反对增加汽油税，但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增加汽油税有很多好处，包括鼓励人们使用公交车，减少交通堵塞，减少大气污染等等。
费尔德斯坦对增加税收一贯敏感和小心。他认为，美国应该在增加汽油税的同时，减少个人所得税（ine tax），使联邦政府总税收不变（revenue neutral）。这样美国人在享有汽油税所有的好处的同时，还可以减少个人所得税造成的福利损失。
六十二 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学
美国面临的威胁可归为四类：军事威胁、能源威胁、阻止自由贸易和网络恐怖主义。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增加国防经费，既刺激经济又巩固国防
费尔德斯坦教授说，国家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但总是被经济学家忽略，所以，他特意在4月13日安排一堂课集中讲这个问题。
美国面临的威胁
费尔德斯坦首先把美国面临的威胁归纳为四类：军事威胁、能源威胁、阻止自由贸易和网络恐怖主义（cyber terrorism），然后他列数各个国家的情况。
俄罗斯是美国的老对手了。虽然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垮台以后，俄罗斯的经济一落千丈，完全无法追赶美国，但它仍然拥有洲际导弹，是个强大的对手（formidable adversary），必要时它可以出卖核武器来募集资金。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专家Graham Allison说，美国“危险地裸露”（dangerously unprotected）在俄罗斯的威胁之下。
俄罗斯还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与石油不同，俄罗斯通过地下管道向西欧输出天然气。当它对某一个欧洲国家不满时，它可以用“断气”相要挟。
下一个大国就是中国。费尔德斯坦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我们的威胁。”但可以看出，他心存芥蒂。中国拥有核武器和其他复杂的高级武器，还有自己的卫星。毫无疑问，中国是地区性大国，也是主要经济大国。中国有能力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势力。
虽然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准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与其总体经济大小有关（总体GDP），而不是人均GDP。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就一定会有冲突，但他说，美国应该着眼于未来，防患于未然。他认为台湾海峡虽然存在危险，但两岸真正发生武装冲突，把美国拖下水的可能性不大。
伊朗一直有成为核武器国家的想法。要想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高浓度铀、发射核弹头的导弹和制造核弹头的能力。伊朗目前的技术是大约60年前的老技术。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就会直接威胁到周围盛产石油的富饶的海湾国家，影响来自中东的石油供给。
朝鲜很小，很穷，但可以发射导弹威胁到日本，还可以把弹药卖给其他国家或组织。巴基斯坦也是核武器国家，虽然现在是美国的盟友，但政府很不稳定。一旦现政府垮台，核武器材料就有可能会落到反对派或其他恐怖分子手中。
那些类似于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都对美国虎视眈眈。这个问题在英国更加严重，因为那里有很多第二代移民，恐怖活动更加有组织有计划。美国在不同程度上也有同样的问题。那些被边缘化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会不会加入那些恐怖组织，然后手持美国护照，轻而易举地进入美国国境呢？
费尔德斯坦显得忧心忡忡。恐怖分子对石油海运的交通要道形成威胁，例如马六甲海峡、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土耳其的博斯普鲁士海峡和也门的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运输业和化工业都需要大量石油，依靠石油进口。即使美国今后通过各种途径减少石油进口，美国经济仍然会对石油价格非常敏感。
美国需要进口石油和其他许多产品，任何关闭港口的行为或任何港口遭到袭击都会严重影响美国的自身利益。进入美国港口的外国船只是否会携带危险武器呢？是否会袭击美国的港口呢？这些都是问题。
21世纪的另一个棘手难题就是网络恐怖主义。这其中需要高科技知识和技能，而美国对这方面的挑战理解得最少，最没有把握。对供电系统、交通系统、城市排泄系统和其他工业和军事系统的任何袭击和间谍活动，都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本土几十年以来都没有任何战争，这并不等于美国会永远安全。
经济学的贡献
对这些潜在的威胁，经济学可以有哪些贡献呢？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汤姆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把博弈论（Game Theory）运用到国际安全领域，发现开诚布公的交流和沟通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核战争的可能性。俄罗斯有核武器，美国有核武器，如何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呢？
谢林说，美国应该向俄国人展示，美国有还击核袭击的能力（secondstrike capability）。一般人都会认为，这不是向敌人泄漏国家机密吗？其实不然，让敌人确切地知道我们的实力会阻止敌人冒昧地首先使用核武器，会让他们三思而后行。所以转变不稳定局势的“技巧”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而我们知道他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
经济学家还可以帮助理解恐怖主义的根源。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发表论文，说明贫穷不是造成自杀式炸弹（suicide bomber）的主要原因。这些人大多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所以我们不用把扶贫政策与反恐政策联系起来。当然他的文章还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会从事恐怖活动，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好的研究和理解。
从事恐怖主义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石油价格高涨会给恐怖分子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美国认为，如果石油价格是50美元一桶，伊朗就很难有富余的钱支持恐怖主义，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伊朗和朝鲜采取经济制裁（economic sanctions）是对付恐怖主义的另一个办法。费尔德斯坦说，尽管朝鲜的民众非常贫穷，没有能力消费，朝鲜的高级官员是离不开享受高级奢侈品的。
最后，费尔德斯坦提出增长并优化（optimizing）国防花销的政见。美国国防部的花销与其他国家相比遥遥领先，大得惊人；所以美国左派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只要美国五角大楼的花销减少一半，联邦政府的许多令人头痛的国内问题，例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质量、公共设施等都会减轻很多。
费尔德斯坦代表反对派的观点。他说，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即朝鲜战争之后，越南战争之前，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当时GDP的9％；里根政府在冷战期间的国防预算是GDP的6％；现在美国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还面临以上描述的各种威胁，而美国的国防预算仅仅是GDP的4％，比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半还小。
现在美国政府债台高筑，你会问，“要增加国防预算，钱从哪儿来？”费尔德斯坦的答案是减少政府其他方面的开支。2008年12月24日他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增加国防花销会是极好的经济刺激”（Defense Spending Would Be Great Stimulus）的评论文章。当时奥巴马政府即将上台，他的智囊们正在酝酿财政刺激计划。
费尔德斯坦建议，政府至少应该把财政刺激计划的10％花在增加军需储备――尤其是那些军民两用的设备，培养军事人才（包括翻译，语言人才），扩招军人等方面。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经用掉了很多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储备，在费尔德斯坦看来，现在是弥补这些军需空缺的最好时机，因为总体经济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正好利用一下这些产能，创造就业。
政府主导花钱的一个问题就是浪费，因为把钱花在哪里是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决定的，与资本主义主张的“草根经济”相反。费尔德斯坦说，把钱花在军事方面，可以肯定不会浪费――既刺激经济又巩固国防。
在开放经济环境里，政府主导花钱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纳税人的钱通过进口（美国买外国的产品）和开放的资本市场（美国人在外国投资）流入外国，刺激外国的经济。费尔德斯坦在文章中特地加了一句，“把钱花在生产军需设备上还有一个好处：这些厂家都是美国公司，雇佣美国员工。”言下之意就是，美国财政刺激的钱不会外流。
六十三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上）
商品价格牌子上标的仅仅是本身价格（5％的消费税在交钱的时候加上去），还是本身价格和单列出来的消费税，对这个产品的销售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负责的“公共财政”课程的最后四堂课，由这一领域的新秀哈吉？柴提（Raj Chetty）主讲。
柴提于2003年从哈佛获经济学博士，然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由于他在公共财政领域里的杰出贡献，今年春天其被哈佛大学经济系晋升终身教授，年仅29岁。
他的年龄和资历意味着，他对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成果和文献了如指掌。他自己就是开拓知识前沿（knowledge frontier）的领军人之一。他对美国主要经济学期刊里的论文如数家珍，对其论点、论据、理论框架和政策含义，分析得简捷清晰，让学生大开眼界。
费尔德斯坦曾经在一堂课中顺口提到，一个好的论文不是从熟悉一大堆文献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好的题目开始的。如何才能选择一个好题目呢？他没有回答，但可以想象，只有多读、多看、多想、多实践，才能打开视野和心胸，才能找到又有意思、又有意义的题目。
柴提的任务是让大学本科主修经济的学生，在不深入了解数据和计算方法的情况下，领略公共财政理论在实际研究中的运用，和对制定重要财政政策的深远影响。虽然有些“蜻蜓点水”，但他在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地向学生展示了什么样的研究是新的，什么样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他还说，发表在顶级刊物的学术论文不是堆砌数据、故弄玄虚的“空中楼阁”，而是有迫切的现实背景和实际意义的。一个具体的公共政策会影响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亿人的生活。
柴提的第一堂课是关于税收政策的清晰程度和税收的关系（salience and taxation）；第二堂课是关于谁在真正承担税收（tax incidence）；最后两堂课是关于税收政策的效率成本（efficiency cost of tax policies）。谁承担税收是一个分配方面的问题（distributional issue）；而税收的效率是关于“饼的大小”的问题（size of the pie）。
税收与人们对税收的注意力和理解力（salience and taxation）
在公共经济学中，所有的理论都假设，人们对自己付的税率和总赋税非常了解，并根据所有的完全的信息决定最佳行为（perfect knowledge and optimization）。但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很多人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边际税率；即使知道，他们在选择工作时也不考虑这份工作意味着要付多少税。
经济学家于是研究消费者不注意消费税（sales tax）对消费和税收的影响，并拓宽了已有的理论模型。他们到卖日用品的商店里实地测试商品价格牌子是否把消费税清晰地单列出来对消费者的影响。对消费者来说，价格的变化和税率的变化是一样的：无论是价格提高5％还是税率提高5％，他只关心最终总的价格。但研究表明，价格牌子上标的仅仅是本身价格（5％的消费税在交钱的时候加上去），还是本身价格和单列出来的消费税，对这个产品的销售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后者使消费者在选择是否把这个日用品放在篮子里时，更加清晰地意识到5％的消费税，从而减少了这个东西的销量。研究者在试验中选择各种梳头发的梳子和类似的日常生活用品，因为他们属于非必需品，价格弹性大。试验证明，如果消费税不清晰地向消费者展示出来，消费者对价格的弹性系数（elasticity）和对消费税的弹性系数是不同的，消费者对税不敏感。这意味着，消费者会承担这个税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而生产者几乎不受影响；也就是说，生产者完全把这个税转嫁给了消费者（plete pass through）。
柴提在论文里引入了一个新的系数——需求的税弹性与需求的价格弹性之比，从而修改了计算价格变化和税变化的关系公式，丰富了传统的税收理论，使其变成他的理论中的一个特例。
他的发现说出来以后，似乎显而易见，人之常情，但许多发现——包括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的发现，都是这样的：大量数据、复杂模型推导的背后，是非常简单直白的实质。优秀的文学家也是如此，他们言人所不能言——把人人都感觉得到，却不注意或注意了但说不出来的东西说出来了。
柴提的发现在实际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如果政府想对电话公司巨头AT&T征税，但不希望AT&T把这个税完全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根据柴提的理论，政府应该要求AT&T把这个税放在账单的显著位置，确保消费者心知肚明。这样AT&T不可能在不影响自己销售量的情况下完全把税转移给消费者。再比如，美国对烟酒征收的特殊税（exercise tax）更直截了当，干脆把这个税含在价格之中了，所以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不可能忽略这个税，所以这个税是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生产者不可能把这个税完全转移给消费者。
柴提的发现还可以运用到更重要的税收政策中。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与目标人群是否非常清楚地知道和理解这些政策有直接关系。美国鼓励低收入人群工作的税收政策（Earned Ine Tax Credit，EITC）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不喜欢低收入人群不工作，依赖社会保障制度过活，于是设计出一套复杂的激励机制（EITC），鼓励他们工作。这套机制根据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已婚或未婚，是否有孩子，有几个孩子等等）和工作收入的多少，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补贴。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扩展了EITC的广度和深度，覆盖了2000万家庭，低收入家庭年终以退税的形式最多收到5000美元/年补贴，每年消耗联邦政府财政500亿美元。已有文献表明，EITC对低收入人群是否参加工作有很大影响，但对工作多少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调查显示，75％的低收入人群听说过EITC这个项目，他们知道工作越多，年终退税就会越多，但是小于5％的人知道退税多少与收入的具体关系。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开始，退税随收入的升高而直线上升，然后在一定区间内保持不变，最后在这个区间以外，退税随收入的升高而直线下降。上升，保持不变，和下降的区间，都随每个人家庭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柴提于2009年写的文章显示，低收入人群对EITC中退税多少与收入的关系理解得越透彻，就越有可能鼓励他们工作的时间越长，劳动收入越多。这两个经济学家得到研究经费，鼓励当地税务局的1461名工作人员，对4。3万个符合EITC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根据每个家庭各自的情况，一对一地讲解退税和工作的关系。如果讲解两分钟以上，他们会收到5美元的现金奖励。结果显示，低收入人群对EITC理解得越好，工作的时间越长，收入越高，依靠政府的福利政策就越少，政策的效果越好。
提高对贫困人群的转移支付（“杀富济贫”的tax transfer），或改变他们的工作动力（incentive），从政府税收的角度说，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但让贫困人群更好地理解、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扶贫政策的成本，即说服教育工作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宣传、解释、教育的工作对政策的执行效果至关重要。
六十四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中）
政府要削减汽油税，确实是消费者得到实惠吗？政府给穷人发放食品券，穷人能切实得到好处吗？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负责的“公共财政”课程的最后四堂课，由这一领域的新秀哈吉？柴提（Raj Chetty）主讲。
本文中，柴提主要讲税收由谁负担的问题。
比如，政府征收汽油税，究竟是生产者负担的多，还是消费者负担的多？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政策有直接影响。
2008年夏，石油价格超过了每桶140美元，汽油价格随之达到了每加仑4美元多。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Kain）主张短期取消汽油税以减少消费者负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反对，说这种做法于事无补；麦凯恩反唇相讥，说奥巴马是精英集团的代表，不能体会普通百姓生活的疾苦。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谁对谁错呢？问题取决于供给的价格弹性和需求的价格弹性到底是多少，谁高谁低。价格弹性系数在理论上很容易定义，但实际计算起来很难。
两名经济学家（Doyle和Sampatharank）在2008年发表的论文回答这个问题。2000年，印第安纳州（Indiana）和伊利诺伊州（Illinois）分别取消汽油税四个月和六个月，他们将此作为“天然试验”，分析价格和销售量的前后变化，从而推算出价格弹性系数。
他们发现汽油税每增长10分钱，消费者要承担7分钱。也就是说，如果取消汽油税，消费者得到70％的好处，类似艾克森？美孚那样的石油巨头得到30％的好处。
他们还发现，这两个州边境地区的汽油需求的价格弹性比州中心地区的价格弹性大。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如果住在边境地区，人们可以根据价格不同到旁边的州去买汽油。住在州中心地区的人们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了。
所以，如果把他们的发现扩展到全国范围，暂时取消汽油税主要帮助的还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
谁享受食品券的好处
在分析美国对低收入人群的食物补贴到底是对食品店的好处多还是对穷人的好处多时，同样可以运用上述思想。
美国政府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在每个月的固定时间，例如，每月1日，发放食品券（food stamps）。那么在穷人集中的地区的食品店就会发现每个月初有很多人用食品券购买大量食品。食品店会不会因为需求的猛增而乘机提高食品价格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美国政府的大量食品补贴的主要收益者是食品店，而不是穷人。
两位经济学家（Hastings和Washington）在2008年发表论文，把食品店每个月第一个星期的食品价格和销售量与第二、第三、第四个星期的食品价格和销售量进行比较，然后把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且他们把穷人相对集中地区的食品店和穷人不集中地区的食品店分开来看。
他们发现，当穷人领到食品券时，需求增加30％，但食品价格仅仅增加3％；食品价格的增长不均匀，那些穷人买的比较多的，可以储藏的食品，例如，各种豆子、大米和罐头类食品的价格增长稍微大一些。这说明绝大部分食品的价格几乎没有因为发放食品券而提高价格，所以穷人真正享受到了食品券的绝大部分好处，食品店从中得到的好处微乎其微。
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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