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笔记-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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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
　校长把学校的目标和任务浓缩为三个基本原则：
　1）无论家庭背景，经济条件，所有优秀的学生都有享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受教育是实现“美国梦”的主要渠道。大学学费日益升高使得中等收入的家庭不堪重负。机会平等是有关社会公平，创造优秀的。在过去五年中，我们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助学金都有大幅度提高。我们要成为吸引优秀人才的磁铁。
　2）大学是创造和传播知识的重要阵地，基础和应用科研尤其重要。二战以后，美国联邦政府和科研大学（research　universities）搭成伙伴关系，从事科学研究。但最近三十年来，联邦政府在科研方面的投资按GDP的比例已经减小了15％。现在科研方面的私有投资也在减少，又赶上经济危机。选择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太少了，从事科研的，又能够找到足够的基金支持的人太少了。有人为了能够找到资金支持就选择保守的课题，不愿意做更基本的，更深入的，更有突破性的研究。
　奥巴马在今年通过的财政刺激政策中包括在今后两年对科学技术研究2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承诺在两年之后每年要拿出GDP的3％来支持科研。但是联邦政府债台高筑，政策能否兑现还很难说。所以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支持科研的方法和途径，例如，与周围的大学、医院、企业及其他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寻找基金会支持等等。
　3）大学必须用审视的，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通过怀疑得到智慧。虽然哈佛大学是波士顿地区第二大私营雇人单位，为马萨诸塞州去年一年创造直接和间接经济价值高达53亿美元，但大学的作用不能用短期的，实用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大学是寻找追求真理的地方，即使某一个真理在特定的时间不受欢迎。在充满挑战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使命。我们必须要问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可有可无的。
　朱棣文的建议
　今年的主旨讲演者是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他和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因发现了在极低的温度下如何用激光把原子固定在它们自己的轨道上而获得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今年1月成为能源部部长之前，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家实验室主任，负责再生能源、新能源的研究工作。
　他的讲演包括三部分：一些简短而幽默的点评，对毕业生不请自来的建议（unsolicited　advice），和与他自己主要工作有关的倡议。他首先感谢校长和哈佛毕业生联谊会邀请他讲演，随后幽默地说他不敢肯定他符合毕业典礼演讲嘉宾的“高标准”。“去年的主旨讲演者是亿万富翁《哈里？波特》的作者罗琳（J。　K。　Rowling），前年的主旨讲演者是更大的富翁和慈善家，计算机‘呆子’（nerd），比尔？盖茨，而今年站在你们面前的完全不是一个富翁，但至少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呆子。”
　他也会恭维一下哈佛，说他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哈佛毕业的，只有他不是，今年他成为哈佛大学十位荣誉文凭的获得者之一，或许他妈妈这次会高兴了。以前当他告诉他妈妈他拿到了诺贝尔奖时，他妈妈说，“那不错。”然后紧接着问，“你下一次什么时候来看我？”
　他说，他决定在讲演中引用其他人说过的话有两个原因。一是重要的话需要重复一次以上才能起作用。二是那些借用别人语言的作家其实是在重复最优秀的人的足迹。美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诗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说，“那些古人把我最好的思想都偷走了。”毕加索说，“好的艺术家借用；伟大的艺术家（干脆就）偷。”（Good　artists　borrow。Great　artists　steal。）为什么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就不能如此呢？
　他自知在毕业典礼上对学生的建议很少被珍惜，大多被遗忘，肯定不被遵循，但仍然愿意提出以下几条。第一，感谢所有帮助你取得成就的人，包括那些教课不怎么好的教授，因为他们迫使你自学，而自学是在人生道路上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
　第二，在今后的生活中，培养大方大度的胸怀。在所有的谈判中，不要计较最后的很少的得失，大方地把一些零头放在桌子上留给对方。在与人合作中，记住要肯定别人的成绩（credit），成绩不是稀缺资源，别人有了你就没有了。特别是在成功的合作中，要给别人90％的成绩。
　第三，在生活开始一个新篇章的时候，建议你们选择自己热爱的事业和职业。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热情，不要满足，一定要坚持找到为止。生命本身就短暂，没有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生命更是转瞬即逝。“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一门心思地想成为物理学家。大学毕业后，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共八年，然后又在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工作了九年。这些年来，我的主要目标和快乐就是物理学。”
　他的最后一个建议是：追求个人理想，自己热爱的事业不应该是生活的唯一目标。当你头发花白，步入老年时，你希望在回首往年的时候感到骄傲。这种骄傲不会来自你一生中积累的物质财富，也不会来自你一生中积累的荣誉称号，而会来自那些曾经受你影响的人（the　lives　you　have　touched），他们的生活因为你而更加美好（the　difference　you　have　made）。
　“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九年以后，我决定离开舒适的、方方面面都完美无缺的‘象牙塔’，尝试在我看来更现实的生活——去（斯坦福）大学教书。我希望我所留下的不仅仅是一篇篇科学论文，我想通过教书孕育科学的后一代。”他说，“在大学工作最好的部分就是学生，因为他们清新、热情、没有成见。他们自己并不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好的精华的接受者、传承者、发展者。就是在大学阶段，他们的思想是完全自由的，也是最有创造力的。他们进入大学，以为教科书、教授就是权威。渐渐地他们会发现，教科书、教授也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于是他们开始自己思维。当他们有独立的思想的时候，我开始从他们那里学习。”“我开始教书，带学生是因为我想回报这个社会，给予别人，但结果是我从中得到的比我给予的更多。”
　然后朱棣文进入讲话的第三部分：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过去的60万年中，地球经历了六个冰川时代。现在的问题是各种数据都表明气候在迅速变暖——北极圈的冰雪在减少，海面在上升。有史以来，科学第一次被用于预测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对50年以后、100年以后的世界的影响。这个影响来自于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的排放。
　如果现在不及时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全球气温就有50％的可能性在本世纪末上升5摄氏度。在上一个冰川时代（ice　age），全球气温只低了6摄氏度，加拿大的绝大部分和美国北部都终年被冰雪覆盖。所以气温上升5度对全球的影响不可低估，北极冰雪覆盖的有机物有可能融化，迅速释放甲醇（methane）和二氧化碳，动物、植物以及人类都难以适应。
　作为国际社会，我们愿意在这个至少一百年以后才能见到效果的气候变化投入多少呢？上一代人努力工作是为了下一代人生活得更好。我们能不能为我们后代的福利和幸福而承担起责任呢？
　五年以前朱棣文同意成为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广招科技人才，迎接气候变暖的挑战。他们已经建立了几个不同的能源研究所。他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的挑战有充分的理解，但仍然表达了“危中有机”的乐观和信心，鼓励年轻人把握机遇，把握现在，通过发明创造新科技，设计更好的政策，和建立管理更有环保意识的工厂企业，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有些缓解气候变暖的办法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提高能源效率，节省能源的效果就非常可观。现有的技术可以使房屋使用能源效率提高80％，15年就会返回所需投资（payback　period）。房屋冬天的供暖，夏天的空调和其他用电占美国所有能源消费的40％。所以提高能源效率，节省能源的好处是巨大的，是“不捡白不捡的大便宜”。
　但是更多关于气候变暖的问题是未知的。他说，“奥巴马政府在为繁荣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打基础。我们并没有所有的答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你们加入我们，与我们并肩奋战。”
　他为参加奥巴马政府而感到荣耀。奥巴马政府鼓励科技创新以解决能源危机。“美国有机会领导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要创造更有效的办法利用太阳能、风能、核能，处理发电厂排出的二氧化碳。更先进的生物能源（biofuels）和使汽车用电驱动（electrification　of　personal　vehicles）也会帮助我们不那么依赖石油进口。”
　发展中国家在努力追求达到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对气候变暖采取措施。朱棣文承认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的3％，而消耗的能源却占世界的25％，与此同时，世界上有16亿人没有基本用电，有几亿人靠燃烧树枝做饭。他说，一个严峻的现实就是：那些最容易受伤害而且受伤害最大的人群——那些穷人，孩子和未出生的孩子——是最无辜的，也是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群体。
　朱棣文呼吁最基本的人性，他引用两位人文领袖的话终结讲演。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1967年反对越南战争时提倡超越种族、阶层、国籍的无条件的博爱（allembracing　and　unconditional　love　for　all　mankind）和直接面对挑战的紧迫感，“明天就是今天。在人们的生活和历史上，有‘太晚了’这么一说。”
　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在12月10日获奖晚宴中讲人文主义者在充满挑战的世界中的作用：“我相信人不但会承受，而且还会战胜。人是有精神的，精神是永恒的。人有慈悲之心，人能够与人为善，自我牺牲，忍辱负重。诗人和作家的任务就是要写出这些精神，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充实人们的心灵，时刻提醒他们勇气、光荣、希望、骄傲、慈悲和自我牺牲精神都是人们光荣历史的一部分。”
　朱棣文最后总结说，“你们在追求个人理想的同时，也要培养帮助别人的热情。没有什么会给你更大的满足感了。”他呼吁：“为了你们的孩子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球。”
　
七十　库珀：美国储蓄不足并无所谓
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是美国的储蓄太少，而是其他国家的储蓄太多又缺少国内投资条件造成的
　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都有一些大家基本公认的“事实”，或专业当中的“paradigm”，而哈佛大学经济系却有人挑战这些约定俗成（conventional　wisdom）。
　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1958年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获经济学硕士，1962年从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他在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完成博士论文期间，被肯尼迪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19182002；1981年诺贝尔奖得主）看中，27岁就成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高级业务人员，主管国际收支平衡及其他国际业务。此后，库珀多次服务于民主党政府，包括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任卡特政府副国务卿，九十年代中期任克林顿政府国家信息委员会主席。
　惟一的例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在耶鲁大学教书期间，兼职给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做经济顾问，频繁往返于Newhaven（耶鲁大学所在地）和华盛顿之间。由于基辛格的顶头上司是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所以严格地说，他也曾供职于共和党政府。虽然他深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强调政府在经济中有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作用，但他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很难以党派，甚至学派划线。即使了解他的人也很难预计他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业界人士一般认为他的观点别具一格，思维博大精深，而值得倾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库珀分别担任美联储波士顿分行董事会副主席、主席。
　他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因为他刨根问底，不信偏见。库珀对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持少数派观点，但大胆清新，说起来，条条是道，融会贯通。因为他在业间独树一帜，他的观点值得转载。本文根据他发表的文章及一些公开讲演整理而成。内容包括美国储蓄及公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与全球不平衡，美元的国际地位与国际金融秩序，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评价政府危机对策，美国长期通胀前景，比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走出危机，和改革高管薪酬制策略。
　美国储蓄及公债
　从宏观层面说，美国消费过高，储蓄不足，债台高筑，这是众所周知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分析和理论框架，推导政策方向和具体措施。但库珀却通过剖析这个大家公认的“既成事实”，具体说明哪一部分是成立的，哪一部分是不成立的，从而瓦解了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政策推论。
　2004年2月20日他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反对指责美国储蓄不足的理由。他承认，美国人从可支配收入中的储蓄率极低（saving　out　of　US　personal　disposable　ine），即使加上公司的储蓄（corporate　savings），私有储蓄（private　savings）也很低；美国政府赤字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就非常高了，这次金融危机迫使政府动用财政刺激政策（2009年2月国会通过），给政府本来就庞大的赤字火上浇油。
　但库珀支持2009年的财政刺激政策。他认为在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只有政府可以逆流而上，增加总需求，带动私有经济发展。他并不是一味地主张“大政府”，而是认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人下意识地把经济生活中的成功都归结于私有经济的功劳，把经济生活中的失败都归结于政府政策的错误和政府对私有经济的干预。这种思想在库珀看来，是极其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没有政府提供的公平、透明、高效的运作平台，私有经济根本就不可能蒸蒸日上。而政府提供的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是需要强有力的税收支持的。
　库珀曾经反对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认为那些支持减税的理由（降低边际税率会减少福利损失，提高税收效率）只是在抽象的逻辑中成立，在实际生活中的效果微不足道。他认为大多数人在决定是否接受下一个项目，下一份工作（additional　work）时会考虑很多因素，但自己的边际税率多少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对那些热爱自己工作的人，边际税率就更不是一个考虑因素。他认为这两次减税只会使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为什么家庭和国家应该储蓄呢？家庭储蓄是为了供孩子读书，提供养老保险，以防万一（例如暂时失业等），或许给后代留下一些遗产。国家储蓄是为了投资，为了经济增长，为了今后有更高的收入。
　对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来说，它的储蓄与我们从国家宏观统计账户里（national　accounts）得出的数据非常不同。家庭房产的增值，购买的耐用品（例如汽车，冰箱等），在孩子教育方面的花销会增加这个家庭今后的收入，是一种投资，而我们从统计数据算出来的储蓄完全不包括这些。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比其他发达国家要高，所以消费更加大胆。虽然有不少家庭需要提高储蓄，但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储蓄决策，在库珀看来，基本上是对的。
　那么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储蓄来确保持续的经济增长呢？首先，经济增长的动力，即使在古典经济学中，也是技术革新，而不是纯粹的资本积累。诚然，不少新技术就包括在资本（机器）当中了，但这说明高投资（总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我们的着眼点不应该是净储蓄，而是总投资。虽然美国国内储蓄很低，但美国得益于大量外资涌入，总投资情况一直很好。
　其次，资本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在降低，而资本的质量（quality　of　capital）在提高。同样多的储蓄现在可以买到更多的更好的资本产品（例如家用电器和计算机等产品）。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增加产出需要的新增资本在减少。所以我们从统计中看到的用美元度量的新增资本低估了质量的提升。
　再次，库珀继续刨根问底，我们为什么追求经济增长呢？如果美国的储蓄更高，美国经济或许能够增长更快。但经济增长更快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比起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生活已经富裕了无数倍。再要求我们的祖辈生活得更节俭，为了我们而储蓄得更多，是不道德的。除了小布什和他的朋友非常在乎给后代留下财产以外，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给后代留下很多财产，因为他们相信，每一代人都要对自己负责，创造自己的财富，不应该依靠祖辈的遗产。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技术革新的良好势头，继续为后代提供足够的教育，在经济好转后减少财政赤字，即使我们不增加储蓄，我们子孙后代的物质生活也很有可能比我们更富裕。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与全球不平衡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在2004－2006高达GDP的5％以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有必要制定经济政策逆转赤字。库珀反对这种观点。
　首先，他区别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中的不平衡与经济模型中的不平衡（disequilibrium）。这两种不平衡有本质的不同。全球不平衡中的不平衡是很有可能持续的。至于这种不平衡是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不是我们喜欢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价值判断。
　其次，人们常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每年5000亿美元意味着美国人平均每天从外国借债将近20亿美元。”库珀说这种解释是错的。经常项目的赤字（或盈余）等于资本账户的盈余（或赤字）。这是一个数学上的恒等式，并不意味着恒等式的左边导致了右边，或右边导致了左边，或谁管谁借钱。资本的流动在自由经济体系里其实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没有任何一方是被迫的。如果你不愿意承担可能的后果，完全可以选择不参加这个游戏。
　库珀对这个恒等式的解释是：美国资本账户的盈余被用于填补支持经常项目的赤字，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在支持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上了。在他看来，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与其说是反映了美国的储蓄不足，还不如说是反映了其他国家的储蓄过剩，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石油国家的美元主要是因为油价飙升）。他们国家内部的投资环境没有美国这么好，投资机会没有美国这么多，没有办法吸纳这么多的储蓄，或者可以吸纳，但投资回报没有投资于美国的回报率那么好。
　库珀认为，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有人口方面的优势：美国的自然生育率和相对宽容的移民法保证了美国人口不会像日本和意大利那样萎缩。相对于新兴市场，美国有制度和文化方面的优势：保护产权，鼓励创新，容忍失败，机制灵活，政治稳定。美国政府虽然债台高筑，但美国国债（treasury　securities）的市场广度、深度、流动性几乎无与伦比。
　那些储蓄过多的国家应该把用不了的钱放在哪儿呢？投资哪里能比投资美国更好呢？即使那些国家的私人由于各种原因（例如资本账户不开放）不能投资美国，那些国家的政府也会把一部分外汇储备投资在美国。尤其是那些不想让自己的货币升值以保护出口企业的国家更会这样做。只要不走极端，他们的想法及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2004年11月1日，库珀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具体分析美国国际净投资态势（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的可持续性及利弊关系。如果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继续增加，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多于美国人在外国的投资的部分）继续增加，那么外国人就会拥有更多的美国资产（claims　on　US　financial　assets），就会有更多在美国的投资回报（yields　on　the　seas　sets），美国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就要给外国人（foreign　claims　on　US　output），美国人的收入就会因为把“饼”的一部分分给外国人而减少（reducing　US　ines）。但是库珀指出，这种逻辑没有把外国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经济做的贡献考虑进去。如果没有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美国人生产的“饼”的本身就会更小，除非美国人自己在国内的投资足够大，顶替了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
　2008年夏，库珀在《经济视角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