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与逍遥(出书版)-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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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梅思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不痛苦地努力变为一个思想；但是，他怎么也猜不出，这个新出现的思想究竟是什么”（《白痴》，页745）。
这种“正痛苦地努力变为一个思想”的感觉恐怖且悲惨得可怕：
有一种完全新的感觉啃嚼梅思金的心，带来了无尽的烦闷。天已完全亮了；公爵终于躺到枕头上，似乎完全陷入了瘫痪无力和绝望的状态，他的脸紧贴在罗果静惨白的、不动的脸上；泪水从他的眼晴里流到了罗果静的脸颊上，但是他当时也许不知道自己在流泪，已经一点也不知道……（《白痴》，页749）
罗果静受自然情欲支配，对美不能占有就宁肯毁灭，双手沾满了受难的美的鲜血。梅思金竟然与他并肩坐着，自己的脸紧贴着他的脸，泪水洒在罪犯的脸颊上。梅思金为什么哭？同情陷入犯罪的不幸之人？绝对不是，因为梅思金自己已经“开始哆嗦”；深挚的同情者根本不会有这种情形，“开始哆嗦”源于梅思金自己内心泛起的一种怀疑自己的感觉。这种感觉使得梅思金以为：或许罗果静根本就没有罪，只是陷入不幸罢了；或许“我”与罗果静根本就不是“情敌”，而是一对”情人”或孪生兄弟；或许罗果静正是自己的替身，干出了梅思金不能干却又想干的事。这难道不令人“哆嗦”，令人神智无措到自己流泪却又不知道在流泪？
如此结局绝非偶然。在这以前，梅思金已经“忽然明白，在这时候，而且已经有许多时候，他尽说着他不应该说的话，做着他不应该做的事”（《白痴》，页758）。这反梅与曹雪芹的“新人”重返冷漠虽有区别，却也岌岌可危了。
梅思金陷入“瘫痪无力和绝望的状态”，被一种可怕的感觉毁天了。不过，这种感觉还没有达到自我认识，还没有明确为一个清晰的思想。但它最终会达到自我认识，最终会变成一个思想这个“达到”和“变成”的过程必然是骇人的痛苦，它会落在哪一位无辜的人身上呢？
这种感觉“痛苦地”生成为一个思想的过程，在陀思妥耶大斯基那里没有完成，他仍在搏斗，并最终以索尼娅、丽莎、梅思金、阿辽沙所表征的思想阻止了这种感觉变成可怕的思想。索尼娅、丽莎、梅思金、阿辽沙是希望哲学的化身，在这种哲学看来，“哪里没有爱，哪里也就没有理性”。
这种希望哲学最终没有阻止绝望哲学的诞生。莫名的感觉终于生成为一个思想。只是，这种思想的痛苦生成不是发生在位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身上，而是发生在一位活生生的历史中的诗人身上，这位诗人就是卡夫卡。
现在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读到了那处与我的“不幸存在”如此相像的地方。①
①《卡大卡日记书信选译》，见《外国文艺》1986年第一期，第217页（以下随文注贝码）
卡夫卡自己情愿成为这“不幸存在”。成为陀思妥耶大斯基笔下可怜的人物？
卡夫卡与梅思金在气质上惊人地相似：懦弱、羞怯、内向，对受人唾弃和被人凌辱非常敏感，对异性有一种病态的畏惧。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精神气质与这个世界的自然构成格格不入，却又必须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即便愿意自我牺牲，也不被这个世界接受，于是，他们的个体命运成为一种“不幸存在”。甚至在体弱多病这一点上，卡夫卡也与梅思金俨然是同一个人。当然，要找到这两人之间的不同之处同样相当容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神仙，竟能把卡夫卡这个人预先塑造出来。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重要的不是梅思金与卡夫卡性格上的类似，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这种内在关联首先在于“瘫痪无力和绝望的状态”。梅思金什么也没有做成，甚至反悔自己所做过的事。这种瘫痪无力和绝望状态成了卡夫卡的生存标志：“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卡夫卡承认，他那满目荒漠的目光，无法聚精会神地捕捉位于地平线某一点上的意志自由。
梅思金在一开始时不是这样，他曾满怀信心要践行新的生活。走向实际的生活时，梅思金清楚懂得，自己的生命已经重生，希望之光使他成为婴孩。新的生命信念并非对将要面临的恶毫无准备，梅思金早就知道，在现世中自己可能会感到无助和难受。换言之，梅思金的“瘫痪无力和绝望的状态”不是由外部的困难造成的，而是由一种内在感觉引起的“哆嗦”造成的。梅思金从来没有在现世恶的力量面前感到畏怯，那种可怕的内在感觉才使他一下子瘫软，把他猝然掷入绝望的深渊。
梅思金的生命终点是卡夫卡的生命起点。梅思金的“哆嗦”、“无尽的烦闷”、”瘫痪无力和绝望状态”以及莫名的流泪，是他充满希望的新生活的结局，而这一切成了卡夫卡充满绝望的“新生命”的开端。在卡夫卡那里，得到强调的生存独特性，除了绝望还是绝望。
凭借这种绝望，在梅思金那里（或者说在陀思妥耶大斯基那里也一样）尚且只是感觉的东西，成熟为明确的思想。卡夫卡的一生痛苦，是那种内在感觉成熟为思想的痛苦，卡夫卡的一生成了一种思想诞生的肥料。更为残酷的是，这种成熟的思想带给卡夫卡的只有苦涩，使他感到自己成天被寒冷追着不放。这个可诅咒的成熟思想把卡夫卡内心深处的“真实的我”变成可怜巴巴、毫无防卫能力的“我”，使得“我生活在一种多么虚弱、或者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土地上，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从这黑暗之中，那神秘的暴力任其意志产生出来并摧毁我的生命，不顾我的结结巴巴”（《日记书信选译》，前揭，页252）。这样一种可诅咒的思想人们早就应该在其滋生时将它连根拔除，以免有朝一日像瘟疫一样残害人灵。可是，诗人不是用生命与之作殊死搏斗，而是滋育它成长，这无异于以自己感性生命的痛苦哺育咬噬自己灵魂的毒蝎。当这个将给世界带来寒冷和苦涩的感觉“正在痛苦地努力变成一个思想”时，竟然有诗人与其说被迫、不如说甘愿以自己可怜巴巴的一生去填充这场转变中的痛苦。到头来，这颗被寒冷和苦涩浸透了的灵魂只能惊呼：“写下来的东西里透出怎样的寒冷啊”，最后迫不得已把自己生命的痛苦过程统统焚毁，只余下一个结实的壳。
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克制这种内在感觉？卡夫卡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整个一生孕育这种寒冷、苦涩的思想？
要搞清这些问题，需要先询问，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感觉、一种什么样的寒冷苦涩的思想，它的生成和成熟是否是恶的狡黠？我相信，卡夫卡这种品质的诗人，绝不会乐于成为一种寒冷和苦涩的思想，在希望中特意发掘绝望的要素，使之从某一角落传遍整个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会乐意要让梅思金瘫痪、陷入绝望状态。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对揭露出来的一切感到恐怖和颤栗，竭力想聚集心中的全部力量来抵抗这一切，不惜任何代价，甚至贸然征用他在灵魂中捕捉到的那些尚未成熟的观念”。①
①舍斯托夫：《悲剧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墓与尼采》1969年版，第144145页。
但是，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迫不得已才提出并发展了这种寒冷和苦涩的思想？相当程度上讲，他们的确甘愿如此。这一矛盾的现象给我们将要探究的伊鲍里特问题增添了困难，这些困难中就隐藏着卡夫卡与梅思金的内在关联。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塑造了两类截然对立的人物形象。一类是“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失、伊鲍里特、纂里洛夫、伊凡；另一类是丽莎、索尼娅、梅思金、沙托夫、阿辽沙。这两类人物分别代表两种截然对立的精神信念，不仅深刻呈现出当时的时代意识，也预示了即将出现在历史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欧洲思想史上出现了两位迄今令人惊骇难忘的作家，刚好分别充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两类形象的历史角色，相当程度上极端地（也可以说出色地）推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思想。这两位引人注目的作家就是尼采和卡夫卡。
舍斯托夫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中尚十分含糊的许多东西，尼采说清楚了。实际上，尼采说清楚的仅仅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尚十分含糊的东西，卡夫卡说清楚了。尼采看起来像是“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伊鲍里特、基里洛夫、伊凡，以其惊人才华推进他们的思想。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大斯基笔下人物形象的联系，一直没有受到关注。实际上，卡夫卡像是丽莎、索尼娅、梅思金、沙托夫、阿辽沙的后继人。诚然，不能把卡夫卡与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直接划等号，正如不能在“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伊鲍里特、基里洛夫、伊凡与尼采之间直接划等号。在这里，首要的是内在精神联系。尼采和卡夫卡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过溢美之辞，但显然不能得出结沦说，尼采和卡夫卡的思想得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他们不过是精神气质类同的人，走着相同的道路。因此不能说，卡夫卡即是丽莎、索尼娅或梅思金、沙托夫、阿辽沙。毋宁说，丽莎、索尼娅演变成梅思金、沙托夫、阿辽沙，梅思金、阿辽沙演变成卡大卡。
这里无法同时来清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与尼采和卡夫卡思想的内在关联，尽管这两类截然对立的思想都关涉两方基督教思想的要害问题。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及其人物，还是尼采和卡夫卡，上帝的存在及其相关问题，始终是思虑和争辩的中心；为了方便弄清伊鲍里特问题、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曹雪芹的“新人”遗留下来的问题，尤其需要清理陀思妥邪夫斯基的人物与卡夫卡思想的关联，清理“感觉正在痛苦地努力变成一个思想”的过程。在这些问题得到澄清后，尼采的问题随之也会明朗起来。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上述两类截然对立的人物自在激烈争辩。随着争辩的推移，以“地下室人”为代表的声调愈来愈高，言辞愈来愈尖锐激烈，最后达至伊凡在论辩上的辉煌。相反，以索尼娅为代表的声音愈来愈微弱，言辞愈来愈缺乏力量。诋毁上帝信仰显得理直气壮，维护上帝信仰却显得于理有亏。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自己一生都在思考上帝是否存在。从他最后的著作来看，明确结论是：上帝存在。然而，这个结沦在伊凡的诘难面前显得极为脆弱、苍白，诋毁上帝之言看起来是无法反驳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质问索尼娅“上帝答谢你，给你做了什么呢？”到伊凡时，质问已经变成一种确信的决断：“归根结蒂，我还是不能接受上帝的世界，即使知道它是存在的，我也完全不能接受它，你要明自，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是不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且决不能答应去接受它”（《卡拉玛佐夫兄弟》，页352）。陀思妥耶夫斯基拿出了什么有力的思想与诋毁上帝之言抗辩？梅思金、阿辽沙维护上帝信仰有说服力的抗辩在哪里？他们至多用自己的爱的行为来证明上帝存在，但伊凡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类行为判为伪善、欺骗、怯懦或自欺欺人，一如基里洛夫所抨击的那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他终其一生要回答的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把主要关注放在如果上帝不存在会怎样的问题，就像索尼娅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那句回答：“没有上帝我怎么办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置换了问题。他不仅让索尼娅这一类人回答“没有上帝我怎么办”，还想强迫基里洛夫、伊鲍里特接受这样的灵魂拷问：没有上帝怎么办。十分明显，对问题的置换没有丝毫用处。没有回答上帝的真实存在与否，对于诋毁上帝信仰的人来讲，“没有上帝怎么办”根本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他们可以相当轻松地回答道：如果没有上帝，就接受没有上帝的事实，哪怕这一事买是存在的荒诞、世界的虚无、意志力的残酷。人首先应该真诚，理应坦率接受“吃我的事实”，而不是接受虚幻的假象、骗人的安慰。如果要来认真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应该说，他提出的虚无主义的后果问题——这几乎是其所有主要著作（《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玛佐夫兄弟》）的主题——统统归于无效。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几乎所有主要著作中都以极为尖锐的形式提出了虚无主义的后果问题（杀人或自杀），在他身后，更为出色的虚无主义者，比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伊鲍里特、伊凡更有才华、更有哲学头脑的虚无主义者依然辈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显得不过是撕裂心胸的叫喊，或者说一种调合的尝试，犹如康德的哲学，其丰功伟绩在于留下了一大堆问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维护上帝存在的声调并不是一开始就低微的。相反，在一开始，它显得高昂、坚定、有力。索尼娅丝毫不向拉斯柯尔尼科夫示弱；你根本不配询问上帝存在与否。维护上帝存在的声调是从梅思金开始低微的，随后，沙托夫几乎就再没有说过什么，阿辽沙干脆脱下道袍离开修道院了。这表明，信仰上帝的人的声调转微起因于梅思金突然感到的那种莫名的感觉。根据这一线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虚无主义的后果问题置换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不是疏忽，而是迫不得已：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大概也被梅思金所感到的那种异常感觉掷于“瘫痪无力和绝望的状态”。这种感觉迫使他怀疑上帝的确存在；只是，陀思妥耶大斯基的灵魂无法承受没有上帝存在的“事实”，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虚无主义。
使梅思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一样）丧失内在力量的感觉究竟是怎么回事？
梅思金所感到的可怕的内在感觉来自伊鲍里特的一次充满激情的雄辩，他被这场雄辩的内在力量完全压倒了。这篇雄辩是伊鲍里特在自杀前就自杀理由所作的陈述，占了几乎整整二章篇幅，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磅礴气势一倾而出。伊鲍里特在雄辩中提出的思想直接针对梅思金的行为，是对梅思金的信念的激烈反驳。
伊鲍里特声称；梅思金的爱心对人的生活毫无用处。人既无从把握自己的未来，也不了解生活的法则，只能担当起不能理解不可思议的事物的欠缺天性。人应该勇敢承认这样的事实：人的生存没有任何根基，只有被迫接受大自然的法则。在这个世界上，人就是被遗弃的孤儿，美与善都与他毫不相干，只要人敢于面对事实，谁都可以发现，即使在那些赞颂世界的诗篇里，也饱含莫名的怨恨、无法调和的、隐藏在韵脚中的愤怒。姑且不说整个世界充满了灾难、不幸和残酷，即便一切都是美好的、明朗的，在人终有一死的命运面前，所有美好都不过是一场虚空。人如果有权不生出来，就一定不在这种被嘲笑的条件下生出来，既然已经身不由已被生出来，毕竟还有死的权利。固然，上帝给受难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比一切不幸、折磨和整个地狱还要强烈的思想，甚至还可以假定，倘若人类没有这种给人的心灵带来安慰的思想，就不能承受地狱般的恶。但是，这种善良的思想的根据何在？凭什么说它不是欺骗？“赞颂吃我的事实”的反诘就这样提出来了：“我的温顺到底有什么用处？难道不能把我痛快吃下去，而不要求我赞颂吃我的事实？难道在上天果真有人因为我不愿等候两星期而感到侮辱？”（《白痴》，页512）伊鲍里特问题关键在于，上帝提供给受苦人类的神义法则有什么根据，它在哪一个关节点上与人的受苦存在相关联。在基督教精神看来，超越的上帝与受苦人类的关联点就在基督受难的身体上。但在伊鲍里特看来，人们即便在基督身上也找不到这种关联。
伊鲍里特声称，他的这种“最后信念”不是从逻辑分析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帝不存在的断言不是逻辑分析的结果，而是得自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件奇怪的事实：伊鲍里特从一幅宗教画上见到，刚从十字架上被抬下来的基督根本没有美可言，不过是一个人的尸骸。这具赤裸裸的尸骸粉碎了基督教思想的神义原则：基督的身体没有复活、而是腐烂，完全服从自然的法则。任何一位崇拜基督的人站在这具尸骸面前都禁不住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基督怎么可能复活？就算基督在生前使自然服从他（福音书中耶稣让死者复活的神迹），当基督自己面临死亡时，却不能战胜自然法则，谁还会相信基督的超自然力量？①
①《卡拉玛佐夫兄弟》再次提到这幅宗教画所引出的问题。阿辽沙面临与梅思金公爵同样的困境：他心爱的佐西玛长老死了，长老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信心而得神化的奇迹，他的尸休很快腐烂发臭。阿辽沙的理智和灵魂从发臭的尸休中感受到震慑：“天道和神力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它‘在最需要的时刻’竟藏起了自己的手。就好像它自愿听命于盲目无言而残酷无情的自然法则？“这一事件成为阿辽沙心灵发生激变的关键，参《卡拉玛佐友兄弟》，第490513页。
由这幅宗教画所得到的感受，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虚构，而是他的亲身经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塞尔博物馆看到贺尔拜因的基督受难画，“画的是耶稣受过非人的刑罚，被从十字架上抬了下来，肉体已开始腐烂。浮肿的脸上布满带血的伤痕，样子十分可怕。这幅画给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非常压抑的印象，他像被当胸打了一拳，震惊地站在这幅面前……我发现，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依旧痴呆呆地站在那里，激动的脸上像是有一种恐惧的表情……”参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在看这幅画的时候，人对自然就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它好像一个巨大的、残忍的、不出声的野兽，或者说得正确些，说得更正确些，虽然有点奇怪，它好像一台最新型的巨大机器，没有意义、漠不关心、毫无怜悯地抓住一个伟大的、珍贵的生物，把它揉得粉碎，吞了下去，——这个生物本身的价值就抵得住整个自然，一切自然法则和所有土地，也许地球就只是为了这个生物出生而创造的呀！这幅画所表现的就是这种黑暗、傲慢、无意义、永恒的一切东西都要服从它的力量的观念。（《白痴》，页505506）
伊鲍里特从这幅宗教画中感觉到，人不得不接受自然的残酷和荒诞（无意义）的法则，如果不愿意接受，就只有接受自杀这样的问题始终无从逃避：“假使死是这样可怕，自然法则上这样有力，怎样才能克服它们？”基督也不能克服自然法则，上帝存在的信仰完全是虚妄，是人不敢面对存在的荒诞的怯懦。
面对伊鲍里特的感觉，梅思金惶然、震惊。伊鲍里特的雄辩结束后，在场的人都为他即将自杀惊慌忙乱，唯有梅思金因过于强烈的内心震动呆滞得一动不动。他的“心脏跳动得太厉害”；“不安心情一分钟比一分钟增长”，最终陷入这样的精神感觉：
每根小草都不断生长，幸福异常！一切东西都有自己的道路，一切东西全都知道自己的道路，它歌唱而去，歌唱而来。只有他一个人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他既不了解人们，也不了解声音，对于一切都是陌生的，成为被遗弃的孤儿。（《白痴》，页524）
如此陌生感对于梅思金来说是陌生的。这是一种双重的陌生感、双重的异在感。卡夫卡便在这双重的陌生感中度过自己苦恼的一生。反过来说也一样，卡夫卡苦恼的一生把这种双重的异在感凝聚为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自然世界的存在对人来说是陌生、冷漠、甚至敌对的，那些自古以来被人们尊为神圣的东西，对人来说同样是陌生、冷漠、甚至敌对的——因为它们显得是对生而受苦的人的惩罚。这种双重陌生、双重异在的思想引出这样的生存感觉：活着，但却被判了莫名的罪，人在任何地方都无法澄清自己存在的无辜。
伊鲍里特的感觉像瘟疫传染给了其它人，不仅基里洛夫、伊凡，还有梅思金、沙托夫、阿辽沙。在《罪与罚》中，对立的紧张仅在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之间，那是冷酷的理性与受苦的爱心之间的紧张。在《白痴）之后，对立的紧张则发生在伊凡与阿辽沙之间，这是冷酷的非理性与爱心的非理性之间的对立。①对于前一类人来讲，面对存在的荒诞，人唯有自己称义，神义已经彻底破产。
梅思金的惶恐，来自于神义原则遭到自然原则反驳，悲剧性的要素与日常的要素、荒诞的法则与自然的法则不再有区分。毫不奇怪，伊鲍里特仅仅目睹一只大甲虫（他称为蝎子）爬到自己卧室，他感到苦恼的是：“究竟是谁打发它到我卧室里来？有什么用意？内中有什么秘密？”（《白痴》，页483）在卡大卡那里，一切都内在化了：“我”即甲虫，“我”以甲虫的目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我”无法动弹，“我”命中注定受奚落。“我”的问题是，究竟谁打发我成了一只甲虫，有什么用意？
①在现代存在主义思潮中还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