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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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锣鼓已开始响起来。
我定定地站在那里，泫然欲泣地看着她，看着她抱着婴儿，像看一幅
永恒的图画；心里的虔敬比我站在罗浮宫“蒙娜丽莎的微笑”前的感受还来
得深刻，来得真实。鄙俗吗？是的。肮脏吗？仍旧。落后丑陋吗？怎么可能
呢？还有什么比这幕后戏台的母子更美丽、更深沉？茄萣乡的意义，不是由
我这种过路人来赋予的。它的价值，它的尊严，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
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挣扎生活的，是眼前这个母亲、这个婴儿。为茄萣乡在
意义的座标上定位的，是阔嘴、是驼背嫂，是满脸油粉喂奶的戏子母亲，是
要在茄萣乡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这些人。
啊，这样的生命力！
苏黎世圣诞节的前晚，大雪覆盖了大地，厚厚的一层白雪，像条温柔
的毛毯，无声地覆盖。
黑夜里，雪片漫天漫地地翻滚下来。我突然听见歌声。打开门，赤脚
站在结冰的阳台上张望：纷纷的大雪中站着四个人，手里捧着一点烛光，在
安静的街上，唱歌。藉着雪光与烛光，看得出原来是几个五六十岁的人，胡
子上沾满了雪花。
一首又一首。街边公寓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不知何处的阳台上有
人合唱起来。
甜蜜的歌声里带着感恩、带着祈求，一条街充满着人间的祥和；烛光
在雪地里闪着。
赤脚站在阳台上听歌，冰冷的雪花纷纷洒了一身。
※※※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写出“野火”那样的作品来。我给过不同的答案，
却从来不曾想过“野火”和我一度引以为耻的茄萣乡有任何关连。在陌生的
苏黎世、在大雪中听歌的一刻，却突然又想起了不重要的茄萣：卖到茶室的
儿女、海上失踪的阔嘴、被捕的大学生、自杀的警员、借贷的母亲？　。啊，
促使我写“野火”的。难道不是像茄萣乡那样与我有过交集的鄙俗乡里？我
对台湾的感情，难道不是来自那些我一直认为与我不同国度的人——阔嘴、
黑鼻仔、驼背嫂——他们却其实早就默默地深深植根于我的民族意识之中？
我所关切的人，难道不正是那个歌仔戏子怀里闭着眼吃奶的婴儿？富而有礼
的苏黎世人在赞美上天的恩宠、祈求世间和平时，茄萣乡的人还在为生活努
力、为作人的基本尊严挣扎；什么时候，茄萣乡黝黑的渔民也和苏黎世人一
样，温饱、自由、人权、尊严，都已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在月明的
海滩上只需要发出幸福的、感恩的歌唱，为世上其他受苦的人类祈求？一九
八六年，台湾两年前，我眼中的台湾是一个逆来顺受、忍辱吞声、苟且懦弱
的台湾；“野火”的第一把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声忍不住
的怒吼与指责。两年后的台湾，却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社会。草根阶层发起
环境自保运动，表示民众生气了。大学校园里发生冲突，表示学生生气了。
反对人士组成新党，表示党外也终于忍耐不住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
气》这篇文章大概不可能在一九八六年出现，因为“生气”的中国人已经很
多。
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注重环保等等都是执政者面对“生气”的社会
所作的因应措施。但如果政府的觉醒永远落在民众觉醒的后头，如果改革永
远来在民众“生气”之后，这个政府是吃力又不讨好的，因为它一切的革新
努力都显得被动、被迫、勉强。聪明的政府要走在人心思变的前头，主动地
改造环境。
“集外集”收集了“野火”之后所写的社会批评，事实上是一个“野火
的告别”。
人既然已经在欧洲，我就不可能继续专注地审视台湾。不同的环境有
不同的刺激，我写作的触须必然地要伸向新的草原。“集外集”同时是一个
历史的见证。一九八六年的台湾社会发生了这么一个“野火现象”，为什么
会有这个现象？支持者为什么支持？反对者为什么反对？“集外集”，更是
不作假的“小市民的心声”——平常不敢吐露的心声。
一千多封来信中，有些信令我惊诧：所谓的市井小民对台湾的问题有
那样透彻的了解，对时事有那样尖锐的批判。有些来信则令我难过，最令我
难过的，无宁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烧死台湾”。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
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结果，像口号一
样的喊出来。她的历史诠释、民族意识、是非判断，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
策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中国的下一代，一个完美的灌输案例，我的心情特别、
特别的沉重。
※※※
茄萣乡那个戏子怀里的婴儿，那个脸颊丰润、眼睛清澈的中国婴儿，
有权利要求我们给他一真正开放自由的社会。
一个冷冷的声音
戴小华那天，当我知道她应新加坡《联合报》系之邀，将于今年五月
底出席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时，就拨了个长途电话给她。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她清脆又略显焦灼的嗓音：“看顾孩手的保姆刚离
开，两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岁半，如果找不到帮手，我真担心去不成。”
想不到，这位勇敢又洒脱的女性，和一般女性相同，照样有她放不下的一面。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地点：新加坡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龙应
台终于顺利成行。这天，我俩结伴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闲逛。她对所见的一
切都觉得新鲜、好奇，不时摸摸这儿，看看那儿。
眼前的她，一点都不像六年前曾在台湾“兴风作浪”的龙教授，而更
像位天真快乐的少女。
她兴奋地说：“这是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语言，全汇聚在这块土地上。”我想如果她来到马来西亚感受定会更
加强烈。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时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马来西
亚中国报摄影记者一袭轻便的套装裹住龙应台纤细瘦小的身躯，显得楚楚动
人。唯一能将她流动在血液中那股叛逆不羁的性格泄露出来的是，她那头鬈
曲蓬松不太受“控制”的长发。
虽有许多人仍怀念过往她所发射出的尖锐锋芒，然而，人到欧洲后，
似乎让人觉得她已不再对这个混乱中充满生机的时代怀抱使命。
到底她已不再关切？还是另有所属？从以下的对话中，她会为我们道
明因由。
戴：到了欧洲后，你的关切面似乎已不在台湾，是因为台湾的社会已
合乎理想？还是你扩大了视野？龙：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当我在台湾时，
脚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儿的人面临的是同样的命运，任何不合理的现象，我
有权利批评。现在，我离开台湾，人在欧洲享受别人所建立起来的比较优美
的环境，再去批评台湾的话，对那儿的人就不公平了。
第二，九十年代的台湾，跟八五年的台湾不同了。八五年的台湾是一
个在蒸汽锅里，被锅盖盖着，沸腾了四十年，汽没处发的时代。整个社会需
要代言人，我适时出现，就被当成文化英雄。现在锅盖已被掀开了！他们自
己可以走上街头，不再需要文化英雄来代替他们说话。现在的台湾是一个比
较成熟、比较自信的社会。
第三，近几年，欧洲发生了划时代的剧变，刚好我在，难免会从原本
局限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社会的关切面，扩展到整个世界所发生的种种
变化。
换句话说，台湾变了，我也变了。一个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大声疾呼
的文化英雄，有时候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声音。
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长，我不能够因为留恋“野’火”时代的掌声而作
茧自缚。读者的期望往往是一个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过去，不管
那过去多么辉煌、美丽。
戴：这两年，你一直住在德国，请问东西德统一后，整个社会发生了
什么变化？龙：非常的复杂。现在的东德人，不是，应该称“德东人”。他
们的心理非常不平衡，在围墙倒下前，心里追求的是自由，但在追求自由的
时候，心里有一个附带的梦想，就是认为当自由获得时。也就会享受到和“德
西人”一样的物质水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心理就不平衡了。
戴：那么德西人又是什么感觉？龙：德西人一样不高兴，因为他们的
损失已经够大了；七月一日为止开始加税，加了百分之七或八。德西人所以
有今日的物质享受是他们四十年来努力的结果，现在却凭空让穷兄弟来分
享，可是德东人还觉不够；所以，兄弟之间的情绪是不太和谐的。
戴：难道说统一后的德国反而不如以前？龙：那也不是。
德国统一后，单看现状是问题丛生，人们怨声载道，德东人每两家就
有一家失业，可是我个人仍觉得乐观，因为在那层很薄的怨声载道下，有非
常浓厚的民族感情做基础。
毕竟血浓于水。加上西德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
定会变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
戴：有时是非正义并不这么容易就显示出来，由于资讯的被垄断，可
能会影响正确的视觉角度。
龙：这是人的悲剧。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相，德国的知识分子在
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也不知道。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是到很晚才知道。
戴：不能有全面的资讯来源去判断真正的是非，这是我们寻找真相的
最大问题。
龙：一个人的判断，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不会是全面的。你只有去设法扩大资讯的来源。人民很可能被执政者对资
讯的垄断所蒙蔽，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把这个蒙骗的层面揭开。这是
长期要做的工作。
戴：如何训练一个人敏锐的观察力及独立思考的能力？龙：这需要培
养，而培养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从小训练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了解事
情，用自己的质疑方式来下结论。譬如过去给我们的作文题是：“台湾是大
有为的政府”。，如果要训练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作文题应是：“什么的政
府才是大有为的政府”。我们不应先给结论，而是训练孩子自己去寻找结论。
戴：如果学校并不鼓励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　。龙：就得多看教
你思考方法的逻辑以及哲学的书，另外多读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对人生的了
解多面化。此外，多接触各方面的资讯，才能做出对比；但如果资讯来源的
管道都被控制了，就有困难。
戴：学院的训练，使你有缜密的思维，看好的文学作品，让你懂得剖
析人性，但是和你一起受同样教育、看同样书的人，未必就有你这种凡事掀
开锅盖一探究竟的性格，是否家庭的成长环境也对你有所影响？龙：我倒从
未仔细想过这样的问题？　。（陷入沉思）嗯？　。我想母亲确实影响了我。
在表面上，看不出我跟母亲有何相同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教育程度
的不同，我也没有她的强悍，可能因为我生活比较好，不需要强悍就能生存。
但在母亲那个时代，她就必须强悍才能撑住家庭，可是她又不能表现出她比
丈夫能干。
她的痛苦在于很多事她能处理得比丈夫好，可是她不能表现，因为她
是女人，为了这个，她一辈子受苦。
如果将表层面剥开，可能母亲的强悍及叛逆性影响了我，使我不愿意
轻易接受现实的摆布。
戴：这又激发了我的另一个疑问，假设当初你用胡美丽或王阿香的名
字发表社会评论，读者又知道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想，文章发表出来产
生的效果会是一样吗？龙：当初我的社会批评，不仅引起一般民众的共鸣，
而且也受到知识界的肯定。如果像你讲的这种情形，我想一开始就会受排斥，
所以，从《野火集》可以看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会所流露的心
态是，只有男人可以写知性的文章，只有男人有见解，结果事实证明这种认
定是一种成见。
戴：像你这类作家的出现，在扭转男女角色分化的刻板印象上，也起
了一种教育的作用。
龙：但是，到现在为止，这种对男女性别刻板印象的偏差还存在。既
然《野火集》的作者是女的，他们就想，这种女人一定声音极大，人极凶，
极不可爱的半女人，总之，谈论多半是负面的。
而写这类文章的若是男性，他们就认为这个男人很有见解，成熟、有
勇气？　。戴：这次你差点因不能解决托儿问题而来不成新加坡，就你认为政
府及企业应在这方面尽什么样的责任来协助妇女参与社会事务？龙：我觉得
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就是提供妇女有选择的机会。想工作的妇女，政府和企业
有完善的托儿制度及设备。使妇女能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形下工作；想留在
家里专心育儿的妇女，也有不出外工作的自由，而社会不致于歧视她没有外
出工作的能力。社会必须了解，持家育儿是一个价值很高的真正的“工作”。
戴：这次你的讲题是“作家的使命感”，就这点你有何观察？龙：我想
没有人有资格或权力告诉作家应该有这个那个使命感。不过，我觉得一个越
不健康，越不正常，制度越不合理的社会，作家的使命感就越强；在一些已
经开放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所有的轮子都运转得很顺畅，作家的使命感就不
强烈。
戴：文学的理想是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
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但是文学有时又不
能避免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原因何在？龙：文学和政治“结合”是与当时的
文化社会背景脱不了节的。我就以东、西德为例：柏林围墙倒下来之前的东
德，是一个比较压抑的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代议政治，也就是说人们
没有他自己的喉舌，人民只有投奔作家，找代言人。而作家的创作主题不容
易脱离政治的现实，读者与作者间也似乎有种完美的默契。东德读者很擅长
读作家作品中的言外之意。东德作家像是走钢索的艺人，他小心地在表演，
然后在步步危机中寻求平衡。他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他不能因为文字跌下
来而摔死。读者像是看着高空表演的知音，他们仰头寻找那个作家故意踏空
一步，然后在最适切的时候，发出最大的赞叹和惊讶！
戴：现在柏林围墙倒了，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变了？龙：
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们已找到自己的声音。人
们只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学慰藉的时候才会去找寻文学，但这种时候并不多。
以西德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个作品出来，好像一个小水滴
掉进大海里，连声都没，更不要说泡沫。作家创作的主题逐渐走入内宇宙的
世界，读者成了社会的少数人。
戴：最后我想请问：作家是否应具有使命感？龙：当然使命感可以成
为作家主要创作的泉源。《野火集》本身就是由使命感所点燃的。但是我站
在文学评论者的立场，并不赞成将使命感做成一个唯一的文学艺术的衡量尺
度。
我们让有使命的作家去拥抱人民，让没有使命感的作家去拥抱自己，
各尽所能，各给所有，各取所需，文学社会自然而然会是一个蓬勃的文学社
会。
我相信，一个困苦、压抑的社会对有使命感的作家反而是最好的环境，
但是，追根究底，文学有一个最爱，它的名字叫做“自由”。
—　—原载马来西亚《中国报》
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
柏杨三十年前，便有人呼吁：台湾需要严正的文学批评！而且也曾有
人看上了我，要我写一点书评。我当时就誓死不从，盖中国人的自卑感奇重，
什么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批评，一旦被批评，立刻血海深仇。而且“人”
和“事”也分不清楚，明明只批评他的创作，他却连自己也塞了进去。所以，
我虽然也知道文学批评重要，却绝对不肯提笔上阵。老鼠虽然知道给猫脖子
上挂铜铃重要，那可能救大家的命，但谁也不敢去挂。于是书评的专集虽然
出了很多，可是千篇一律全是马屁工。好容易熬到三十年后，一本严正的文
学批评，终于问世，那就是龙应台女士写的《龙应台评小说》。她是第一位
用文学的观点，来检查台湾小说创作的作家，坦率正直，毫无顾忌。结果，
场景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招来好评如风，一方面也招来破口大骂。举一个
例子来说明，她曾指出无名氏先生的小说：“冗长罗嗦得令人疲倦！”“除了
滥情外，一无所有。只是一个爱情公式加上昏了头的呓语和咖啡屋里的故作
深沉。”无名氏先生的反击可是森林式的，他发表在他老弟主编的“展望杂
志”上，为自己盖世名著声嘶力竭地辩护后，还画龙点睛地攻击她性冷感。
然而，文学批评招来的反击，比起社会批评招来的反击，又轻得多。
前者不过想象她性冷感，后者可是想要她的命，龙应台的《野火集》出版后，
以《青年日报》，《台湾日报》两家军方报纸为首的毒箭，密如雨下。王家元
先生说了一句“二居心型”的磨刀霍霍开场白：“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批评者是怀着何种心态来从事批评。”这就有点不妙，因为杀手的“自由心
证”就要出笼。李正寰先生还把台湾当作他被窝里的私产，警告龙应台女士，
如果不满意，“为什么待在这里！”又认为杀江南不过小事一桩，他问龙应台
女士：“你可知道美国有多少总统是被人暗杀的？”龙应台女士当然不知道，
因为她好像从没有干过这种勾当。余怀麟先生却直截了当地指龙应台是“假
洋鬼子”“二毛子心理”，而且断言，如果龙应台到她的“祖国”去做“良民”：
“我敢保证，连个屁也不敢放！”打手终究是打手，所以“屁”是他们的特
质，在飞帽之余，粗野下流的举动，忍不住爆发。
以上的场景，呈献出的是一个古老的现象：攻击龙应台女士的人，很
少讨论事实，而只一味地作情绪性的人身辱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死不认错，第一：我根本没错。一旦被逼得紧啦，把证据挂到鼻子上，第
二步的行动则是：老羞成怒。
不过，到底是时代不同，人心大变。我于本年（一九八六）上半年忽
然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禁止出国期间，有一天，龙应台女士拨电话给我，五
分钟的电话，竟中断了四五次，她大惊问：“有没有录音？”然后叹息：“我
到现在才知道他们的利害。”其实，不准出国以及搞搞电话，不过是小动作，
我可是见过大世面，碰上过大动作的。所以龙应台女士应该开心才对，虽然
被鲨鱼群咬得遍体鳞伤，但距大动作还有十万八千里。看完一些老羞成怒的
纪录片，我还是为龙应台女士祝福，无论如何，趁着这个没有大动作的黄金
排档，再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这个将被鲨鱼群、马屁精、颟顸头
葬送的地区，需要你跟其他几位有爱心的人，如孙观汉先生、马森先生、杨
青矗先生一样，伸手拯救。
缘
马森我交朋友，全凭一个缘字。
跟应台的交往，也是起于一种缘分。
生于同一个时代，又有幸在某一个空间相遇，自然是一种缘。然而时
地的缘具备了以后，如双方有一方觉得对方面目可憎，言谈无味，仍然无法
成为朋友。有人说决定人间善感或恶感的是人体所含有的化学成分，另一说
则是由于人体所发射的电波或磁力。
我没有能力做这种科学性的分析，所依赖的不过是一种不由己的主观
印象罢了。我常常第一眼就可以从对方的眼眸中直觉到是否是一个可能的朋
友。如果对方射出的眼光是冷漠排拒的，就已经表示了他没有跟你接交的意
愿。如果对方的眼光是讽讥嘲弄的，大概表示他把你看成了某一种形态的怪
物，你又何必去自讨无趣呢？要是对方的眼光一接触到你的，就像有一袭帘
幕似地刷地拉了下来，使你无法透视他眼光后面的心思，这表示他不是对你
具有戒心，就是城府极深，这样的征象不能不使你格外小心。如果对方的眼
光在热切中含有阿谀的神采，则很可能他看中了你具有某种可资利用的价
值。当你具有的这种价值消失的时候，他还愿意做你的朋友吗？就很难说了！
应台的眼光给我的感觉却是坦荡亲切的。她思维缜密，却不具城府；
她词锋犀利，并不含恶意。她对朋友有弹有赞，正是一个诤友和挚友所应具
备的条件。
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是在“浓来”周浩正邀请的一次晚餐席上。那时候
浩正还正在编《新书月刊》。他说最近有一位在《新书月刊》上撰写书评的
作者十分了得，一定要介绍我们认识。并说那位作者已经写好了一篇评《夜
游》的文章，预备下期发表，不过发表以前碍难给我事先过目。当然我并不
曾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是他害怕我欠缺久候的耐心，故意这样说来堵我的
嘴的。
那晚应台跟她的夫婿伯恩一同出席。在座的还有也是初次见面的席慕
蓉。慕蓉也是那种慧而不黠，言谈爽直的性情中人，使人觉得一见如故。那
晚在座的有作者、有编者、有专门挑眼的文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