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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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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果。
在意大利，我看见裸着身子的女郎在冰凉透明的湖里游泳，老太婆坐
在葡萄藤下聊天，贩夫走卒在笼罩着月光的沙滩上跳舞。
在希腊，一个像淡水一样依山傍水的小镇里，我看着渔民把鹅卵石铺
在海堤上，就着粼粼的波光喝酒唱歌；干瘠的山上猛烈地开着星星似的野花。
在土耳其，我碰到穿着花裙的吉普赛女人背着满箩筐的花朵，沿着古
老的石板路叫卖，脸颊丰润的小孩在山坡上滚来滚去。
回到台湾，我去看山——看见剥了皮的青山。绵延的绿当中突然陷下
一大块，砂土被挖走了，红土石砾赤裸棵地暴露出来。台北县的山满目疮疤，
像一身都长了癣、烂了毛的癞皮狗，更像遭受弓虽。暴的女人？ 。我去看水。听
说关渡有雪白的水鸟，不错。可是水面上密密地覆着一层垃圾，水鸟瘦瘦的
脚找不到栖落的地方。嫁笑的小孩涉在乌黑恶臭的水里抓水虫。
居然有人说：台湾没那么糟！
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
的身体里去。
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
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
辗过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我们的朋友喝了伪酒而
失明。我们的兄弟，被车撞断了腿，每天拄着拐杖，一跛一跛上学校。而我
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
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要糟到什么程度你才会大吃一惊？
※※※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十一、二十）和《生气，没有用吗》
（十二、六）刊出之后，我听说有大中学的老师把文章发给学生，做课堂讨
论材料；有人把文章复印了四处寄发；也有人当海报传单一样到处张贴。每
天我的邮箱里塞着读者的来信，写信的人有老师、水电工人、学生、军人、
理发小姐？ 。其中有两封特别伤感：——我们的家乡台湾，本来山青水秀，
现在被当作歇脚的地方．这些人不打算生根，歇会儿，气力足就走了。你要
他们怎么去爱乡爱土？——今天台湾生活环境之差到了令人想一走了之的地
步。可是，眼见苦难的中国人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地方，稍稍享受一点没有
饥饿、没有战乱的日子，实在又很想珍惜它；然而我们的环境却又败坏至此，
令人痛心不已。
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环境会受到如此的破坏。人穷的时候。把
门砍破了烧来取暖，还有话说，三十年后的台湾早就“发”了，为什么还在
到处打洞？更何况台湾这个“房子”还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百代的过客，
我们之后还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要来这里居住生活。任何房客都没有权利把租
来房子的屋顶拆掉、地板挖空、墙壁熏黑，因为将来还有别的房客要来。台
湾这个小小的岛屿，我们也还得留给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们哪里有资格，哪
里有权利——为了现在多赚几毛钱，疯狂地、忘形地追求所谓“经济成长”
——而在苍天有德暂租给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横行肆虐，把青山毁掉，把绿水
弄浑，在泥土里掺毒？以后的人怎么办？中国人还没有短见自私到绝子绝孙
的地步吧？
※※※
诗人说：生了梅毒，还是我的母亲。台湾，是生我育我的母亲；肮脏、
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是我生了梅毒的母亲。你说台湾没有那么糟。我觉得
你在做梦；你说，治文学的人不应该为这种凡间琐事费神，我觉得你麻木：
我坐在书房里，受噪音的折磨；吃一餐饭，有中毒的危险；出门上街，可能
被车子撞死；走进大自然，看不见一片净土。
有哪一门“学问”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呢？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
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
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
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
所以我伸出手来，急切地想与你接触。我是个大学教授，你或许是个
面店老板、小学老师、公车司机，或满手油污的修车工人；在日常生活上，
你和我却都是“市井小民”，有一模一样的需求——安静的环境、干净的社
区、有条理的街道、文明礼让的邻居。有许多问题，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不得
不仰靠专家，譬如垃圾掩埋的科学方式及山林水土保持的处理。也有许多人，
是我没有能力影响或教化的，譬如拿刀杀人的老大或偷偷丢垃圾的阿旺（他
们也不会读副刊吧？！）可是市井小民仍旧可以做许多事情：专家不尽力的
时候，你要监督他、指责他，告诉他：做不好，换别人来。至于阿旺，如果
他一个人丢，有十个市井小民去捡，我们的街巷仍旧是干净的。台湾的环境
不能再往下掉一步，掉一步，很可能万劫不复。
※※※
今天下午，我在淡水田野间行走，看见一只洁白的鹭鸶轻俏地站在一
头墨黑的水牛背上。那头水牛粗糙笨拙，沉重的蹄在沼泽里来回。背着无尽
的天光，它悠然地吃着脚边翠绿的水草；不知魏晋、不知汉唐、不知古往今
来的一脚一个印子。风轻轻地吹着，我在田埂上凝视许久，心里溢满感谢：
感谢这水牛的存在，感谢这鹭鸶与水草的存在。
我的母亲生了梅毒，但是至少她还没有死去，她还有痊愈的希望。我
既不愿遗弃她，就必须正视她的病毒，站起来洗清她发烂发臭的皮肤。
新春的第一个晴天，我会到大屯山上去看丰硕的芒草。我的车里会有
一只大塑胶袋；我会把沿着山路的垃圾捡起来，带走。新春的第一个晴天，
你或许会带着学生或者三朋四友，到澄清湖、火焰山，或秀姑峦去寻找一点
野气；或许你也愿意带着一个大塑胶袋，捡走花丛里的空罐头。在你弯身的
那一刻，或许我也在弯身，如果我们在转角处相遇，就打个招呼吧！
或许这一年的台湾就真的要比一九八四年的台湾稍稍干净一点、安静
一点、和谐一点。你，来赴约吧！
原载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难局
有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头，你大概不认识。
他已经七十岁了！深凹的眼睛，白花花一把胡子。在牢里关了好几天
了；明后天等船回来，死刑就要执行。这天清晨．他刚睡醒，一小格窗子透
着一点光，非常希腊的天空。
克瑞图是个有钱的老朋友，已经滔滔不绝用尽了口舌，恳求苏老头逃
狱。“钱，包在我身上，”他说，“更何况，你死了，谁来照顾你的小孩？”
可是苏老头顽固得很，他一本正经地说：“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
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
‘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
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
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苏老
头仰头吞了毒药而死黄黄的药水流下来，弄脏了他的胡子。
※※※
另外有个人叫梭罗，喜欢独来独往。三十岁那年，一个人到森林湖畔
搭了个木头房子，自耕自活。有一次在树林里升火烤肉，差点把康考特的林
子烧了一半。
这天黄昏，正在散步的时候，梭罗被抓进了监狱，、理由是他拒绝付税。
他认为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
违他的个人良知，他以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
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梭
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
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
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
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梭罗并没有尽兴；
在牢里兴奋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那个慈善心肠的老姑妈代缴了税金，赎
了出去。倒是一百年之后，在古老贫穷的东方，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带
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
爱恨分明的纽约最近也出了一个人物。戴着金丝眼镜、很文静秀气的
葛兹坐在夜车里，一心想回家泡个热水澡。四个年轻的黑小子围了上来，跟
他要五块钱。纽约的人都知道，五块钱的下一步大概就是头上五个窟窿。那
个脸上有条疤的家伙上个月才把一支枪抵在一个老女人的脖子上，抢走了一
条金链子。
但是文静的葛兹怎么办呢？没有警察来保护，没有乘客敢帮助——他
究竟应该，如苏老头所说，做一个守法的受难者；还是如梭罗所说，做一个
违法的反抗者？换个问法，他究竟应该任这四个人把他毒打一顿、刺上两刀，
然后到警局报案；或是应该拿出手里所有的武器打击敌人，使自己成为法纪
的犯人？戴眼镜的葛兹在摇摇晃晃的车中站起来，说：“我给你们一人五
块！”他连发了五枪。有疤的那个被打中脊椎，半身瘫痪，他今年才十九岁。
而葛兹，在家里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运。
※※※
还有个中国人，你或许没听说过，叫张系国。他坐上了计程车，恶司
机不但绕了路，还要下车来打架。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张博士居然撩起袖子
来跟司机当街对峙起来。
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来了，却认为，打架是不应该的，若轮到他，就
该让司机给打伤了，再去告他伤害罪。
也就是说，万一给扁钻刺死了，那么就由末亡人到法庭去告他杀人罪，
皆大欢喜。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就法制的
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如果每个人都拒绝缴税，如
果每个人都拿起枪来像约翰韦恩把“坏人”给“干”了，如果每个人都撩起
袖子来打架；我们或许就回到了原始蛮荒的时代，人人靠一己的齿尖牙利，
适者生存。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
个人也获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为了“个人”，为什么“个人”却经常要为
了“法”而牺牲呢？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
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对于葛兹而言，他保护了
自己——达到了“法”的目的，却同时也犯了法。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
他根本就放弃自己、牺牲个人，所以与法相安无事。
当所谓“法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
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
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
已经“文明”得糊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
所以我很怕听人说“学校荣誉”，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框
框，有多少“不听话”、“不受教”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立独行
的个人要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我更不忍心听人宣扬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个和谐的表面之下，有多
少半夜的叹息、破碎的梦想、解体的个人意志，一切都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
一个原本造福个人而往往牺牲个人的制度。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辞
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
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
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我收到好几十封读者的来信。年长一点的说：“每看你的文章，心情激
动难平，一再泪下。”年轻一点的大学生写着：“在成为冷漠的‘社会人’之
前，请告诉我们：我们能为台湾这个‘母亲’做些什么？”更年轻的，高中
生，说：“反正做什么都没有用：我大学毕业就要远走高飞，到美国去！”
※※※
少年人激动愤慨，老人家伤心落泪，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
这一大叠情绪汹涌的信件对有心人应该透露出两个问题：第一是事态本身的
严重性；台湾生活环境的恶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庸人自扰的嚷嚷，而是市井
小民身受的痛苦。第二是个人的无力感；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中有畅通的管道
让小市民去表达他的意愿、去实现他的要求，他就不会郁积到近乎爆炸的程
度，就不需要凭靠区区几篇不起眼的文章来发泄他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还严重得多。因为环境再恶劣，难题再复杂，
个人如果有适当的途径去解决问题，觉得享有可为，他总是肯定的、理性的、
乐观进取的。反过来说，即使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恶劣，但是个人觉得他的一
切努力都是一条死巷，他的愤懑锁在堵塞的管道中时，人，是会爆炸的。
半年前，有个爱看书的青年因为受不了隔邻女人早晚不断地诵经，冲
进了她的屋子拿刀杀她。暴力当然没有任何藉口，但是我们要追究原因：如
果这个青年只要打一通电话，警察就会来取缔噪音的话，这件凶杀案是不是
可以避免？换句话说，假使这个青年一通一通电话的哀求警察而警察不管，
一次一次地劝告诵经的妇人而妇人不睬；那么，你说；他可以搬家——别开
玩笑了，台北什么地方可以让人安静度日？于是，日日夜夜受噪音的煎熬，
又丝毫没有改善的可能，他到底该怎么办？
※※※
苏格拉底那个老头子被判了死刑之后，不愿逃狱，他说：“当我对一个
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
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见《难局》，二月五日
“人间”）不错，苏老头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个
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
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也就是说，如
果雅典政府既不许他离境，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
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那么我们的情况呢？台湾的生活环境恶劣，升斗小民所面临的选择与
苏格拉底没有两样：他可以离开台湾，但这有大多实际上的困难。他可以“循
合法途径”去改变现状——我们有没有这个合法的途径、畅通的管道？
※※※
一位医生来信叙说他痛苦的经历。住宅区中突然出现一个地下铁工厂，
噪音与废气使整个社区变色。他从私下的恳求到公开的陈情控告，无所不试，
结果，等于零。这个机构说法令不全，那个部门说不是他家的事，警察更说
开工厂的人可怜！这位医生伤心绝望地问：“政府到底在做什么？法律究竟
在保护谁？”连十七岁的高中生都理直气壮地说：“反正没有用！我要到美
国去！”你不为我们的前途担忧吗？这份绝望的无力感是谁造成的？
※※※
许多人或许会把箭头指向政府——营建处、环保局、卫生署、警察局
等等等，可是我不能，因为我的知识领域狭窄极了；我根本不知道垃圾有几
种处理方式、食品进口要如何管制、努力调动要如何分配。我不是专家，没
有资格告诉这些在位做事的人怎么去做。
但是和你一样，我是个有充分资格的公民。无力感的根源或许是个鸡
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你或许觉得缺乏畅通的管道咎在政府，我却认为，你
和我之所以有无力感，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些市并小民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
利，纵容了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人。咎在我们自己。
大多数的中国人习惯性地服从权威——任何一个人坐在柜台或办公桌
后面，就是一个权威。我看见学生到邮局取款，填错了单子，被玻璃后的小
姐骂得狗血喷头。这位学生唯唯诺诺，惊恐万分。我也看见西装笔挺的大男
人到区公所办事，戴眼镜的办事员冷眼一翻，挥挥手：“去去去！都快十二
点了，还来干什么？”大男人哈腰赔笑，求他高抬贵手。我更知道一般的大
学生，在面对一个拆“烂污”的老师时，不是翘课以逃避，就是附和以顺从。
到邮局取款，拿的是自己的钱，填错单子可以再填，学生为什么却觉
得办事小姐有颐指气使的权利？区公所的职员，不到钟点就理应办公，大男
人为什么要哀求他？学生缴了学费来求知识，就有权利要求老师认真尽职，
为什么老师不做好，学生也无所谓？所谓政府——警察局、卫生署、环保局
——都是你和我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用纳了税的钱把一些人聘雇来为我们
做事的。照道理说，这些人做不好的时候，你和我应该手里拿着鞭子，睁着
雪亮的眼睛，严厉地要求他们改进；现在的情况却主仆颠倒，这些受雇的人
做不好，我们还让他声色俱厉地摆出“父母官”的样子来把我们吓得半死，
脑袋一缩，然后大叹“无力”！
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连这个主雇关系都没弄清楚，我们还高喊
什么“民主、伦理、科学”？
※※※
每天清早，几万个衣履光洁的人涌进开往纽约市区的火车到城中上班。
车厢内冬天没有暖气，夏天冷气故障，走三步要抛锚两步，票价还贵得出奇。
可是因为是垄断事业，所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人抱怨，人人还是每天
乖乖地上车。一直到史提夫受不了了，他每天奔走，把乘客组织起来，拒乘
火车，改搭汽车。同时，火车一误点，就告到法庭去要求赔偿。他跟铁路公
司“吃不完，兜着走”。
史提夫没有无力感。
※※※
安东妮十三岁的女儿被酒后驾车的人撞死了。因为是过失杀人，所以
肇事者判的刑很轻，但是安东妮只有一个不能复生的女儿，这个平凡的家庭
主妇开始把关心的母亲聚集起来，去见州长，州长不见，她就在会客室里从
早上八点枯坐到下午五点，不吃午餐。
两年的努力下来，醉酒驾车的法令修正了，警察路检的制度加严了。
别的母亲，或许保住了她们十三岁的女儿。
安东妮也没有无力感。
※※※
我并没有史提夫和安东妮的毅力。人生匆促得可怕，忙着去改革社会，
我就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时间。大部分的时候，我宁可和孤独的梭罗一样，去
看云、看山、看田里的水牛与鹭鸶。不过，我们不做大人物，总可以做个有
一点用的小人物吧？一个渺小的个人，如你，如我，还是可以发光发热。过
程会很困难，没错；有些人会被牺牲，没错。
可是，在你没有亲身试过以前，你不能说“不可能”！在你没有努力奋
斗过以前，你也不能谈“无力感”。问问史提夫，问问安东妮。
讲“道德勇气”，不是可耻的事，说“社会良知”，也并不肤浅。受存
在主义与战乱洗礼的现代人以复杂悲观自许，以深沉冷漠为傲；你就做个简
单却热诚的人吧！所需要的，只是那么一丁点勇气与天真。你今天多做一点，
我们就少一个十七岁的说：“反正没有用，我到美国去！”美国，毕竟不是我
们的家。
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幼稚园大学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
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我我：
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
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我特意
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作研究，注脚
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学生
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
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
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逐渐的，我发
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awaywithmur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
的事而不致遭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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