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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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思考能力之所以值得再三烦言，是因为有感于我们的教育历程中，这一
笔可贵的资源流失得最厉害，而且最难从形迹上去察觉。举个例说：记得我
念小学时，每逢壁报比赛，老师为了怕出丑，总是替我们包办了五六成以上
的工作，那些壁报上过度成熟的造型与笔触，背后是一群缩在老师身旁惊叹
的小鬼，而教室后面橱柜上的锦杯是以牺牲学生的能力换得的。
其三：是教育界官师合一的味道太浓，由于受我们的学制及习俗之影
响，校长、院长、主任、教授是呈阶序（hierarchy）排列的，行政职位之
尊卑时常左右一个教授在学院中的地位。从表面上可能看不出“官”的势力
对“师”毛细孔般渗入，但在真正的运作中政治力量参与作用的情形是非常
严重的，不像汉代，博士论辩学术问题时，卿相只能坐在旁听席上。
我个人觉得台湾在任命大学的各级行政主管时特别考虑学术上的声
望。美国的大学校长多已沦为募款家或会计师了，台湾则有不少是将此职当
作更高政治地位的跳板。
而中国的大学校长社会地位之高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学术思想与风
范对学校及社会都发生一种看不见的真实影响力，怎能任令些一辈子只写过
两三篇论文的老官僚，尸居其位呢？有些离开学术工作二三十年的老官僚，
却又要天天处理学术行政，难道处理起来没有“隔”（借用王静安语）的感
觉吗？其四：许多人从五六岁入学到将近三十之龄，几乎没有一天为自己念
过书，套用理学家的话头，就是在学问上“终生作客”。从应付学校各种考
试，到联招，到托福、GRE…　…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应付”，所思所学与自
己的生命“只是不相干”。戴震晚年给朋友的信上说“生平所记，都茫如隔
世，惟义理可以养心耳”这段告白把与己不相干和与己相干的分别说得再透
彻不过了。
但相不相干，为“主”为“客”又不是以学科分的，有些人学了电机，
并对电机生死相与，而有些人电机的知识对他还是像客人般的——因为他可
能是为了出路或时髦而学，换句话说：他是戴着面具在念书。近代日本哲学
家西田几多郎即曾说过：“学问毕竟是为了生命？　。没有生命的学问，无用
也！”这段话对我们那些急急忙忙的学生们特具意义！
笔者对教育虽是个大外行，但充分了解教育变革牵涉层面之复杂及速
度之缓慢（有时甚至是用“地质学”的脚步在进行的），但看到教育界一年
又一年的重蹈旧辙，又不能不有“无力可回天”之感。而这篇文字，也正是
这份无力感下的一点吐露耳。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廿四日《中国时
报？人间》
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台湾是个标语地区。走上街，看见“两个孩子恰恰好”，上了天桥，读
到“迎头赶上”，经过电线杆，瞄见“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在公车里坐下，
猛抬头就是“敬老尊贤”，走进教室，有熟悉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进
了厕所，大概是“养成洗手好习惯”，路过公家机关，就看见“民主、伦理、
科学”、“检举坏人就是保障好人”。
还有一些根本看不懂的：“拼命就是保命”，横挂在车马杂乱的大街上，
好像鼓励开车的人要冲锋陷阵。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台湾的标语这么多？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
努力造出一句话来，然后写在纸上、涂在墙上使我们在生活空间中想逃也逃
不掉？他的动机在哪里？答案当然是，“解决问题”。因为有些人很脏，所以
贴个“整洁为强身之本”。有人逃兵役，所以横街挂个大布幅：“兵役是光荣
的义务”。因为拼命三郎开车喜欢追撞，所以车窗后贴个“保持距离，以策
安全”。因为中国人自信心低落，所以在校门柱刻上“作个堂堂正正的中国
人”。每一个标语背面都有一个我们希求解决的问题。而台湾标语之无所不
在，又使人相信，大概每一个问题都产生一个标语。
这些标语有用吗？你几时在行色匆匆之余，停下脚步来思索“民主、
伦理、科学”？有多少人因为看见“消除脏乱、人人有责”的大字墙，回家
就打扫庭院？又有谁看了电线杆上“培养书香社会”的条子，开始读起书来？
在“倒垃圾者是畜生××”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这些不痛不痒、老
生常谈的标语口号有什么潜移默化的效果呢？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
到处可见，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拿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来看：大家都
说，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缺乏信心，西方的文化只学到皮毛，而且不能消化，
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已完全抛弃。怎么办？很简单！首先，到街头、学校、车
站，贴上千千百百个标语：“复兴中华文化！”然后，在台北市塑造一个比自
由女神还要高、还要重的孔子巨像。气魄要大，所以单单铜料就要花一亿元
以上。铜像用来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改善人民文化气质，更昭告
世人，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堡垒。
我不是在说笑话；你没看报纸吗？市政府一点没有幽默的意思。
这个庞然巨物建立起来之后，大概会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许多住家
变得阴暗封闭。
冬天的霪雨和市区的污染将为铜像覆上一层肮脏的颜色。铜像边的街
道，大概与红毛城四周一样，会有像苍蝇叮肉似的摊贩，而街上的交通将因
游客的往来而呈爆炸状态。至于这么一大块铜将如何“宣扬孔子思想”、“复
兴中华文化”，我非常迷惑。
如果建个铜像能解决传统失落、自信缺乏的难题，那可好了。我们不
是要培养书香社会吗？在基隆港口用水泥塑一本比军舰还大的书怎么样？要
发展尖端科技吗？在鹅銮鼻头造个比山还高的塑胶火箭模型吧！要恢复民族
自信心吗？何不在玉山顶上刻几个大到火星人都看得见的字：“中国第一”。
如果你觉得这些例子很荒谬，那么用几亿元铸个铜像来宣扬中华文化就不荒
谬吗？希望一个巨无霸的雕像能解救文化的危机，就好像寄望“在此倒垃圾
是狗”的牌子去解决垃圾问题一样的愚蠢。
但是这种形式至上、表面优先的心态以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表露出来。
学生头发长一时或短一时，似乎比他脑袋里的知识来得重要；制服上多一个
钮扣或少一个钮扣，似乎比他心智的成熟与否要严重得多。要招徕国际观光
客，不先默默地把环境整治干净，把古迹保存原色，把都市环境美化，却先
大声嚷嚷“美丽的宝岛”，努力于宣传。听说要推行绿化运动，好，把树林
都砍了，水泥铺上去，再用绿色的油漆把水泥涂绿。我们的小学生，上学时
有憋一整天不上厕所的，因为学校的厕所太破太臭，但是如果有了一笔钱，
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
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有个朋友在我出国前夕，带来几卷中国画，语重心长地说：“送给外国
人，宣扬一下中华文化之美！”我听了只有深沉的悲哀——今天的中国人如
此渴求别人的认可？如此盼望别人拍我们的肩膀说：“还可以？！”今日的台
湾若真有厚实的文化传统，不需要努力地“宣扬”，人家自然会慕名而来。
台湾的内在若是空虚浅薄，我们再“宣扬”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样迫切地
要求别人的注意，本身就是一个心虚、缺乏自信的表现。
可是缺乏自信便也罢了，何不勇敢地承认自己的心虚与弱点，实实在
在地去提升自己！
相反的，我们做的是没头没脑的“宣扬”工夫——贴标语、作宣传、
铸世界上最大、最重、最高、最贵的铜像？　。这不是心虚的暴发户心态，是
什么？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我们有社会
问题与文化危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造个大铜像来自我陶醉，宣称自己是中
华文化的掌门人。走过阴暗狭窄的小巷，我又看见驼着背的老头坐在板凳上，
用枯干的手一针一针缝着一只破旧的皮鞋——他知不知道某个衣履光洁的市
府官员要从他口袋里拿出钱去造一个巨无霸的铜像“复兴中华文化”？如果
报税单上有这么一个名目，我也会和梭罗一样拒绝缴纳这笔铜像税，我宁可
坐牢，也不愿支持这样愚蠢的好大喜功。
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
给我们一个清静的社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
一个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份日《中国时报？人间》
不一样的自由
她那个打扮实在古怪，而且难看。头发狠狠地束在左耳边，翘起来那
么短短的一把，脸蛋儿又肥，看起来就像个横摆着的白萝卜。腿很短，偏又
穿松松肥肥的裤子，上衣再长长地罩下来，盖过膝盖，矮矮的人好像撑在面
粉袋里作活动广告。她昂着头、甩着头发，春风得意地自我面前走过。
她实在难看，但我微笑地看她走过了，欣赏她有勇气穿跟别人不太一
样的衣服。
※※※
这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
逻辑完全错误的例子。比手划脚地把话说完，坐下。全班静静的，斜眼看着
他，觉得他很猖狂，爱自我炫耀，极不稳重。
他的论点非常偏颇，但我微笑地听他说话，欣赏他有勇气说别人不敢
说的话。
※※※
朋友发了两百张喜帖，下星期就要结婚了。可是又发觉这实在不是个
理想的结合——两百个客人怎么办？他硬生生地取消了婚宴。
他的决定实在下得太晚了一点，但我微笑地撕掉那张喜帖，欣赏他有
勇气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上了车，还有下车的勇气。
※※※
简陋的讲台上，披着红条子的候选人讲得声嘶力竭。穿制服的警察、
着便衣的监选员，紧张地站在群众堆里。候选人口沫横飞地，把平常报纸绝
对不会刊登的言论大声大嚷地说出来。
他举的例子谬误百出，他的用语粗糙而低级，可是我站在榕树荫里，
耐心地听他说完，欣赏他有勇气主张与大众不同的意见。
※※※
那个萝卜头也许很幼稚，只是为了与别人不同而不同。我的学生也许
很肤浅，站起来说话只是为了出风头。取消婚宴的朋友或许有朝三暮四的个
性，极不可靠。使警察紧张的候选人或许知识和格调都很低，对民主的真义
只有很浅薄的了解。
可是，我想，他们有与我不一样的自由，也有与你不一样的自由。
原载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正眼看西方
说台湾非常崇洋？好像是的。不管货品好坏，一加上洋文包装，就有
人趋之若骛。走进豪华大饭店，侍者对外国客人殷勤备至，对自己的同胞却
往往视而不见。有难题存在，总要打上“有碍国际观瞻”的字号才能得到快
速的解决，如果有政客来访，记者最强调的，是此人对台湾印象好不好。在
教育上，当年背诵“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险衅”的一代，现在忙
着送下一代到英语幼稚园读“哈罗，你好吗”。每年夏天一批一批优秀或不
优秀的青年乘着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头脑与精神的改造。到了
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头。
可是台湾真的祟洋吗？好像又不是。一个金发朋友在动物园里看槛栏
里的猴子，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大声说：“哇塞！猴子看猴子！”周围的人愉
快地大笑。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话不说地走开。认为西方人是猴子、
鬼子、蛮子的中国人可还真不少。中国菜世界第一，中国人会用筷子真聪明，
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却功利现实、人情浇薄。
中国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轻薄随便，道德败坏。
中国人在制礼作乐的时候，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呢！
如果说台湾祟洋的心理很深，那么“反洋”的情绪却一点儿也不弱。
写文章的A，一旦提到西方的优点，就得赶忙下个注解：“我不是祟洋！”作
为招架之用。“祟洋”这个辞本身就是个骂人的话，表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
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这两种冲突的情
绪左右之下，就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
譬如说，如果某个生在台湾的金发小孩说，“我要作中国人，我不要回
美国”，或是哪个传教士说，“我热爱中华文化，我把一生献给中国”，我们
的报纸会大加喧腾，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得意。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生于美国
的中国孩子说，“我不要作中国人”，或一个留学生胆敢宣布“我热爱美国文
化，我要献身美国”，恐怕很少中国人不气愤填胸，骂这个人是数典忘祖的
叛徒。也就是说，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
个心理怎么解释？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
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祟洋媚外。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作父母的，大概
心头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箝
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
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
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
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挣扎在祟洋与排外两
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
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的谄媚，也有
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我们的驻外人员有时
在签证手续土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
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
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其一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
题吗？”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
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没有
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有
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是吗？第二种反应是：“你
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说欧洲
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第一问，欧洲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
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们如
何效法，做到“干净“？整个程序和祟洋不祟洋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
实情！”这”不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
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
上“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
“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也不表示不能作。
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近一代民主是西方的，我们要
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湾实情，我们要不要守法？这三种反应都很情
绪化；“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
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祟洋”。如果
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
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
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
当一个西方人说：“在台湾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过街有被撞死的可
能。中国人脏、乱、嘈杂、粗鲁”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勃然大怒
的，但是我不，因为我知道，当中国人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回来的时候，他
们也说：“哇！那边好落后，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上街会被撞死。他们又
脏、又乱、又吵，真受不了！”“他们”听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
不仅只西方人而已。这个世界，有丑陋的美国人，也有丑陋的日本人、德国
人、法国人，你想，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更何况，听到别人批评时，
正常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先问他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进？
在听到西方人的批评之后，或者因民族情绪高涨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别为了
讨好西方而快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现。
收音机里听到立法委员说：“我们出去考察，发觉欧美国会议员都有助
理，我们没有，害我们很不好意思？　。”说得理直气壮，我听得一头雾水：
因为他们有，所以我们也要——这是什么逻辑？但是今天好像这个现象很普
遍：纽约有地下车的涂鸦画，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难看。美国有自由女神，
咱们也来个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实际。这是心理上的奴隶。反过来，别人出
国深造，我偏不出去，我爱国。西方讲开放容忍，我就偏讲保守的美德；西
方人谈尊重个人，我就偏说团队至上。西方愈怎么样，我就愈是不怎么样。
这，也是心理上的奴隶。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魔，才能正眼看着西方——他
们反核，我们要不要？他们反污染，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休假制度，我们要
不要？他们讲性开放，我们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
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否则，
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中国时报？人间》
“对立”又如何？
农林厅与养猪的老百姓本来有一个契约：猪价看好的时候，政府抽成；
猪价低落的时候，政府补助。这个政策是否智举在此不论。最近市场奇坏，
农林厅采取了一项行动：片面毁约。而后厅长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体谅”
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政府。
台电决定要建核厂，先用了老百姓几百万的钱之后，再来征求同意。
反对的声浪掀起之后，台电一方面大作广告宣传，一方面说，请大家“体谅”
政府、“支持”政府。
这些政府机械的首长之所以会对民众有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因为他们
觉得自己有权利作这样的要求。从小学里的公民课本到大街上的海报标语，
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人民对政府要“支持”、要“拥护”、要“爱戴”、要
“感激”所谓“德政”。人民与政府的“对立”，是危险的。
这种观念，这样的字眼，不能称为民主吧？！所谓政府，是为我这个
市井小民做事的；他凡做一件事，我要用监督的眼光衡量他的效率与成果，
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得换人。我凭什么要不分是非，没有条件
地去“拥护”、“支持”政府！政府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来赢取我的支持，他没
有权利全面地要求我的“爱戴”。事情做得好，更不是我必须涕泪感激的“德
政”，是他“份内”的责任。
农林厅片面毁约，能要求受损的养猪户支持吗？政府可以毁约，那么
屠宰商是否也可以拒绝缴纳一头猪四五百元的屠宰税呢？屠宰商是否也可以
在拒绝纳税之后要求农林厅长“谅解”与“支持”呢？农林厅如果不作补救
的措施，而我们赤脚的养猪户、屠宰商又不诉诸法律，这就表示台湾的民主
完全没有生根。
台电的作为就更令人心惊胆跳。不管核厂在生态、经济各方面考虑之
下该不该建，它在计划未通过之前，就先动用了老百姓的钱，本身就是一个
值得议论的行为。它更在电视的儿童节目里，利用小学生以稚嫩可爱的声音
说：“老师说，核电厂对生态没有任何破坏！”台电真的是把我们的民众当傻
瓜来处理。
但是我们的民众是不是傻瓜呢？到大安户政事务所去申请户籍誊本，
发觉几十个人背贴背地挤在一个柜台，柜台后只有一个工作小姐埋头苦干，
其他部门的人却轻松得很，谈笑的谈笑，吃糖的吃糖。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把
正在踱方步的主任找了出来质问。
“你为什么不能增加人手？”主任摆出自卫的姿态，不耐烦地说：“上面
编制就是一个人，不能增加！”一个女人扯开嗓门：“那你不能调动别的人来
帮忙？你没看到这儿挤得不像话？人家古亭区就不这么糟！”主任生气地回
答：“古亭怎么样与我无关！”围在他身边的人愈来愈多，一个满嘴金牙的女
人大声说：“那个小姐忙不过来，你这个主任就不能过去帮忙吗？你这算什
么公仆？”主任推开群众，走进办公室，砰一声把门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