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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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乌乔人，64岁，是阿雷格里港国际队和里约博塔福戈队的忠实球迷，两位将军的兄弟，已婚，育有一女，欧内斯托·盖泽尔将军将成为共和国第23任总统。”（2）盖泽尔在就任总统之前是否去看过足球比赛并不确定，但是他在就任之后就成了球场的常客。无论是新球场开幕，还是国外球队来访，他都会到场观战。1978年世界杯前夕，在观看一场比赛时，盖泽尔就向曾经批评过军政府过多参与足球运动和球队管理的前锋雷纳尔多训诫道：“你是踢足球的，不要讨论政治，处理政治的事情让我们来。”
若奥·菲格雷多是巴西军政府最后一位最高统帅，在1979年至1985年之间担任巴西总统。据称相比足球他更喜欢慢跑，相比起人他更喜欢马。但他被广泛吹捧为弗卢米嫩塞和格雷米奥的支持者。确实，不同于任何一位前任总统，他在任期内被拍到穿着蓝色、黑色和白色条纹的格雷米奥队足球衫。而他年轻时就是在里约奥格兰德太阳州的格雷米奥经历了军事训练。担任总统期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应对快速下降的巴西经济，尽快平复恶性通货膨胀；另一个是巴西军政府开放的序章，即稳步推进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向文官统治的过渡，只有在这种环境中巴西才能得到整体繁荣发展。这样，巴西军政府以足球作为一个宏伟的典范，来表达自己经济发展的宏伟模型和试图达到受管制的民族团结终于走向了终结。当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若昂·阿维兰热试图说服菲格雷多总统让巴西举办1986年世界杯时，菲格雷多总统回答说：“阿维兰热，你知道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么？你知道干旱的巴西东北部么……你真以为我会把钱花在修建足球场馆上么？”（3）这不仅是一个资金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足球现在已经不再是政府的被动工具。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足球比赛经历了广泛政治化的过程，并成为积极抵抗独裁的一个据点。足球运动员挑战教练和董事的权力，体育场举办了工会集会，妇女长期被排除在非常男性化的巴西足球和社会生活之外，所以都在努力夺回自己的权利。
巴西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灾难性状态确保了军队会忠于自己的承诺，在一段时间的统治之后最终交出大权。被长期阉割的国会，终于找到足够的勇气选出了20多年来巴西第一位平民总统——坦克雷多·内维斯。内维斯以前是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州长，是最终幸存下来的中间派和善于寻找同盟的务实主义者。他是米内罗竞技的支持者，但同时又明确表示，他也喜欢贝洛奥里藏特的其他球队。但是就在内维斯就职典礼的前几天，突然而至的重病让他痛苦地死去了，向民主过渡的国家重担只得交给了副总统若泽·萨尔内——一个来自巴西东北部的老派政治家。萨尔内是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和分发资金的人。管理一个复杂的经济重启是另一个领域的事情。在他的第一年任期中，萨尔内和他的技术专家就遭遇了不可驯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1986年春天，萨尔内坚持认为，桑巴军团必须改善才能赢得世界杯。但巴西足球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参加1986年世界杯的巴西队永远不会赢得冠军，这一点是任何政治家也无法决定的。
Ⅱ
其实在巴西军政府长期掌握大权之前，对于独裁统治者来说，巴西足球已经有了改变和分散的迹象，独裁统治的存在只不过放大了这些迹象。那个时期，球员个人以及豪门俱乐部的新老更替和架构都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电视的普及改造了这项运动；青年群体开始挑战初代球迷群体“加油”的权威，并且比赛中的暴力和好斗趋势也在上升。
参加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的巴西军团征召了很多赢得此前两届世界杯的球员。这次贝利和加林查不再处于边缘，而是正值巅峰状态、经验丰富的“冠军们”。巴西在第一场对阵保加利亚的比赛中取得胜利，但在接下来对阵匈牙利和葡萄牙的高强度对抗比赛中，他们被对手侵犯，完全输掉了比赛。这是加林查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他从英格兰回来时已经从博塔福戈转会至科林蒂安。无论是科林蒂安还是加林查都已经过了自己的黄金期。加林查的膝盖遭受了难以置信的扭曲，当时使用夹板和止痛药来帮助愈合，但当他接受手术时却为时已晚。更糟的是，发生了一场车祸，他虽幸存了下来，但是他岳母却就此离世，此后他陷入了深度抑郁，酗酒使得他的情况更加恶化。他对于训练和计时的小小爱好土崩瓦解，他就这样消失了十多年，不留一丝痕迹。
巴西足球见惯了火爆脾气、斗殴以及对峙，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现象变得更加常见，狂躁的行为愈演愈烈。1964年里约圣保罗锦标赛的一场关键战役，博塔福戈对阵桑托斯，一场争斗很快席卷了球场上的所有球员，甚至是通常比较冷静的贝利也参与其中，后来他和其他两名球员一起被罚下场。1965年桑托斯的泽吉尼奥拳击达伽马的利马，而后者还以颜色，由此引发大战，7名球员被罚下。1966年里约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班古3比0战胜弗拉门戈，在比赛中弗拉门戈有5人被罚下，班古有4人被罚下。1967年的一场阿梅里卡对阵奥拉里亚的比赛，比赛开场仅8分钟就终止了，因为场上所有22名球员全被罚下，与之匹敌的是同赛季另一场比赛，达伽马对阵弗卢米嫩塞，也有22人离场。与此同时，巴西的安全系统正广泛撒网，用暴力制服了数千名激进的学生以及城市游击队员，绿茵场也愈发动荡。1969年，巴西队在马拉卡纳球场2比1击败秘鲁，托斯陶野蛮地踢倒了秘鲁球员德·拉·托雷，随后到来的斗殴持续了40分钟，引来大批警力到场，阿维兰热被迫请求秘鲁人重新开始比赛。
桑托斯也每况愈下，巴西足协让巴西俱乐部退出南美解放者杯的决定意味着球队没有洲际比赛可打，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拿过国内奖杯，但俱乐部在国内，甚至是圣保罗州的统治力都下降了。球队的注意力转到国外，仅1967年一年桑托斯踢过比赛的地方就包括了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秘鲁、巴西、加蓬、扎伊尔、科特迪瓦、德国和意大利。第二年球队又去了欧洲、南美洲和中北美洲。考虑到贝利的合同将于1972年到期，俱乐部管理层又一次打开了远征的大门，带着球队去了香港、玻利维亚、萨尔瓦多、马提尼克、牙买加、哥伦比亚和海地。俱乐部到底挣了多少钱？史料记载非常少。高层的确曾计划给会员建造一栋高级会所——巴尔内阿里奥坎公园酒店，但后来他们把钱花在失败的赌场计划上，留下历史悠久的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慢慢破败。
也许的确是桑托斯让贝利获得了踢球的许可，但贝利逃离了他们的掌控，用自己的能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1969年中期，媒体被贝利职业生涯的第1000粒进球的即将到来牢牢抓住，这个进球充其量不过是不断累积练习而成的里程碑，这一数字的精确性也并不是重点。随着巴西媒体发展的新趋势，这个进球是进给电视观众看的。在到第990球的时候，巴西媒体就以一种运筹帷幄的狂躁感情工作着，当计数器数到998球时，萨尔瓦多球场球门后的摄影师已经人满为患，甚至挪到了球场上。第999球时，达伽马的阿根廷门将安德拉达因为扑救了贝利的一次射门而被嘘声淹没。第1000球是粒点球，贝利进得很轻松。进球之后他跑进球门将球捡起，随即被淹没在摄像师和记者的人海之中，当他最终从混乱中脱身之后，剩下的是一场伤感的盛宴。贝利把进球献给了巴西的孩子们，他穿着特别为1000个进球设计的上衣绕场了一周又一周。一位参议员为贝利写了一首诗，并在议会当众朗诵。世界其他地方的媒体都在报道阿波罗12号的登月计划，而在巴西，这两件事把头条版面一分为二。之后贝利飞往巴西利亚，乘坐了一辆敞篷车游行穿越城市，新任总统梅迪西在总统府接见了他，并授予他国家勋章。一个月内，纪念性的贝利半身像被委托塑造，布满奖章的墙被修建起来，巴西邮局还发行了纪念邮票，与此同时，游击队绑架了美国大使，新任总统梅迪西站稳了脚跟。而贝利的故事一直占据了所有电视台的新闻。
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收音机是巴西人消费足球的主要渠道。的确，除了报纸读者的小圈子之外，收音机是国内大部分人接收新闻、故事和娱乐内容的主要来源。相比之下，独裁统治的年代也是电视兴起之时的同义词。1960年全国只有60万台电视，直到1986年独裁者退回军营，期间政府补贴的电视机分期购买计划使全国电视数量达到了2650万台，是当初的44倍。
得到全国的关注后，军事政权把精力集中在允许谁去播送内容上，他们通过自己的权力颁发和撤回频道许可证，政府制造了一个傀儡产业，其中最重要的公司就是环球电视网——罗伯托·马里尼奥的报纸广播帝国，这个公司最初是美国媒体巨头“时代生活”的合资企业，它的发展很快超过了它的合作伙伴，政府积极扶持“环球电视网”的贷款、设备、建筑、技术引进和播送许可。作为回报，这个全国最有活力、最专业、最有创造力的媒体集团成了政府的可靠盟友与伙伴，在政变发生、实行军事统治仅仅1年之后，环球电视台于1965年成立，之后的20年它都是巴西最强大的文化寡头，它的新闻、名人花边、娱乐节目和肥皂剧统治了收视率。不过足球产业对媒体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因为害怕影响球票的销售，他们拒绝出售直播权。然而环球电视台勇往直前，播放了足球比赛的重播和巴西军团在世界杯的比赛。
独裁统治开始的前几年，足球比赛，尤其是重要比赛的上座率保持得不错，但球迷群体本身正在改变，弗拉门戈的著名球迷德卡瓦略由于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不是在家就是在医院休养，于是四十年来第一次缺席了弗拉门戈的比赛，在看台权力“真空”的情况下，一群更年轻的球迷横空出世，就是日后的“弗拉门戈年轻球迷（Torcida　Jovem　do　Flamengo）”组织。他们带来了一种全新、好斗、对抗的支持方式，这种方式是他们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时从电视上学来的。与老的球迷组织“洽朗加（charanga）”和它的支持者们不同的是，“弗拉门戈年轻球迷”会嘘自己的球队，会在球网后面集结、更积极地嘲讽对手。德卡瓦略在身患癌症、时日无多之时，于医院病床上写信给报纸，谴责这种球迷中的转变，并提醒公众“弗拉门戈教会我们：对巴西的爱高于一切”。随着他的过世，“洽朗加”消失在看台之间，只作为个人在社交时谈论的话题。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里约的各个俱乐部里，同样的世代斗争也在上演。达伽马球迷达尔西·罗萨莉娜被迫放弃对“加油”组织的领导权，“达伽马年轻力量（For？a　Jovem　do　Vasco）”也取而代之成为最主要的达伽马球迷组织。在圣保罗，相同的故事也在发生，同样也是年轻群体冲击旧势力，比如科林蒂安的“鹰（Hawks）”和“卡米萨12（Camisa　12）”、圣保罗的“三颜色（Tricolore）”，那时他们已不是逃离的群体，而是统治看台的力量。
任何流派的足球主题电影如同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新潮电影一样，在军事统治下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抛开迷你史诗电影《运河100》不谈，传记电影《托斯陶——金色野兽》是1970年世界杯之前拍摄的唯一一部足球电影，然而在墨西哥世界杯之后，名人足球电影得到了许多资金支持。关于当时“三星巴西”的纪录片层出不穷且鱼龙混杂，有些就是同一部电影的重新剪辑，还有一些是把1958年和1962年的世界杯电影打上了1970年世界杯的标签，卡洛斯·尼迈尔的《巴西好球》、奥斯瓦尔多·卡尔德拉的《天下足球》、雨果·施辛格的《祝贺，大力神杯》和罗杰里奥·马丁斯的《70年世界杯——三星巴西》都属于这个范畴。
路易斯·卡洛斯·巴雷托的《这就是贝利》在1974年，这个伟大男人动身去美国的前夜上映了，这部电影只是贝利众多精神传记中的一部，但是它是彩色的。与此同时，歌手兼喜剧演员戈兰德·奥特洛仍靠着在《贫穷的有钱男爵》中表演呆头呆脑的乡下人赚大钱。成为百万富翁之后，他发现名誉和财富不是为了给像他这样的人准备的。正是在这种阴暗的种族歧视的环境下，人们几乎原谅了贝利自己在1979年出演的电影《特罗姆巴蒂尼亚斯》——一部带有寓意的惊悚片，浮夸而不真实。在电影中，贝利被圣保罗企业大亨聘请，通过足球和打架来解决儿童扒手问题。贝利真可以说是全世界演技最差的人之一，但是他和巴西的白人精英一样对于名声和财富安之若素。
音乐和足球的关系要比电影和足球的关系更好一些。虽然1958年和1962年世界杯并没有引发大量音乐作品的诞生，但贝利获得了最多的歌曲创作，新生代的巴西音乐家与足球建立了良好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和诗歌逐渐远离了足球，而流行音乐仍然是歌颂足球这一欢快的大众运动的主流文化方式。20世纪60年代中期，热带主义运动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卡埃塔诺·维罗索和吉尔伯托·吉尔都录制了一些足球歌曲。他们把美洲非洲音乐和西方的流行乐、摇滚乐结合起来，这对于当局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于是他们被迫流浪他乡，这也激发了对他们所写歌曲的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早期，为了支持球员阿方西尼奥对抗俱乐部的封建控制，吉尔伯托·吉尔写了歌曲《中场》。豪尔赫·本的专辑《乌芭芭拉乌玛》尖锐地指出巴西黑人在塑造这项国民运动中的重要性。直到1989年，奇科·布瓦克对贝利和音乐家作曲、伟大的艺术家、画家做了比较——
为了挂在画廊
画家精雕细琢
没有一笔一画
相比射门更美
干脆像一支箭
或是一片枯叶
这一观念在巴西军事统治的20年来一直存在，而巴西足球的其他方面则不会这样。
Ⅲ
备战1970年世界杯时，钱对于梅迪西政府来说不是问题。军队上尉克劳迪奥·库蒂尼奥成了球队的体能教练，他之后被派往美国宇航局学习美国空间站计划。主教练若昂·萨尔达尼亚的亲共产主义使得他被政府视作眼中钉，他公开批评贝利，还在里约的一家酒店大堂会见一位媒体批评家时带了上膛的手枪，之后被炒了鱿鱼，巴西足协以情绪不稳定为由解除了他的教练职务，随后安排了自己人马里奥·扎加洛上位。
1970年世界杯是第一届彩色直播的世界杯，给予了它的观众一种彩色的魔法。巴西军团的黄衫在墨西哥正午炎炎的白色日光下闪闪发光，这个开球时间是为了配合欧洲电视时间表而定制的。习惯于见到黑白颜色的巴西队的绝大部分观众仍然感到目眩。巴西在本届比赛中踢了6场比赛，打入19球，清晰地记录了冒险而积极的比赛，他们为了保持礼仪只有一场未失球，好让对手有反抗的希望——也使比赛更加精彩。为此他们增加了许多有创造性的巅峰时刻：贝利在中线的射门尝试；他在面对英格兰滴水不漏的防守时，找到了对方唯一的空当并送出完美的短传。决赛中，比赛进行到三分之二时，意大利人以1比1紧咬住巴西，终场前20分钟的精妙配合给巴西队带来了3个进球赢得了胜利。即使是曾发过誓不会支持巴西军团的政府最强硬的左翼反对者的心，也因此融化了。
“批判精神没能挡住我们的第一波攻势，桑巴军团的每一次胜利，都使大城市街道上出现了自发的狂欢节，当巴西第三次成为世界冠军时，整个国家都涌向广场、街道、小巷，为了冠军而狂欢。”（4）
球队直接从墨西哥城飞回了巴西利亚，从机场被市政消防车接至总统府，就像1958年他们在里约的街道上一样。联邦首都平日里空荡的广场、冷清的高架路都挤满了来迎接球队的群众，总统府外，数以万计的人聚集起来，为每一位出现在阳台上或与梅迪西总统站在一起的球员欢呼，之后球员们与内阁共进午餐。这是军政府统治巴西的20多年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开放总统府。
清晰乐观的行进曲《前进，巴西（Pra　Frente，Brasil）》是这次比赛的主题曲，歌词想象了9000万巴西人共同前进，国家队和其他所有人和谐无间。现在这首歌被政府采用作为主题曲，在印刷品和电视广告中，这首歌的歌词连同足球比喻和厚脸皮的标语一起被播送，球员和教练们被要求记住自己的台词。1972年，当数以千计的政权反对者被送进监狱和流放时，贝利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接受了体育媒体的采访，据报道，贝利称“巴西没有独裁统治，巴西是自由国度和充满欢乐的土地。我们是自由的人民，我们的领导者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并且用宽容和爱国主义统治我们。”（5）贝利的形象被张贴在大城市的巨大广告牌上，配有文字：“现在没人能阻止巴西这个国家，要么爱它，要么离开它。”
这是第三次拿到世界杯带来的自信，但是军政府的兴高采烈不仅仅来源于此，1968年至1974年的6年间，巴西经济每年不可思议地增长10％。赤贫之人从北方移民至南方使得工资水平下降，工会也被压垮，巴西的将军们越来越多地把巴西称作“伟大的巴西”——一股开疆扩土、走向国际的力量。通过良好的国际信誉评价，巴西政府开始贷款大兴土木，按自己的蓝图创新了民族及其足球文化。
20世纪60年代军政府让足球自我管理，到了70年代对体育的掌控加强了许多。阿维兰热是巴西足协不可动摇的领导者，但当他在1974年成为国际足联主席后，政府很快安插了他们自己的人员。政府政党ARENA（全国革新联盟）在里约州分支的首领、海军上将埃莱诺·努内斯成为了足协新主席。他一边安排弗拉门戈的罗伯托重回国家队，一边组织巴西军团获得1978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每场预选赛都有ARENA的政客到场，徒有其表的助威集会充斥着挥舞起来的旗子和政治传单。另一方面，圣保罗俱乐部主席隆德·纳特尔联合巴西银行，把他的足球纽带转换成政治资产，成了圣保罗州的ARENA长官。
在控制了政治机构并镇压了颠覆分子之后，军方将最大的力量投入到了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搭建伟大巴西那钢筋混凝土的城市肌肉。在20世纪70年代初，巴西全国开展了3项大型工程：全长超过2000英里横跨整个大陆的跨亚马逊高速公路；巴拉圭边境的伊泰普大坝，这一工程将成为南美洲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创造一个原子能源产业。这些庞大项目的背后支持部分来自产业的政策，部分来自政治，其宏伟的规模足以与政府花钱大批量修建的足球场相比。关于这些项目的宏伟美学在1970年的系列电影《托斯陶——金色野兽》中完美展示出来。该片基本是一部传统的甚至粗糙劣质的大前锋的圣徒传，在克鲁塞罗比赛的最后几分钟，却似乎改变了格调。相机缓缓移动过贝洛奥里藏特空荡荡的街道，没有一辆车在行驶，路面上没有一个行人，米尔顿纳西门托的《这是足球的国度》开始播放：“巴西在星期天的下午是空的，对不对？你看，桑巴王国，这里是足球的国度。”然后影片切到了一系列围绕着刚刚建成的米内罗球场的航拍景象，体育场就像一个有着深深斜角的混凝土大碗，通过它巨大的角悬臂和扶壁，体育馆的平顶和墙壁搭建起整个球场。球场的规模真是毫不含糊地大，工业化的野蛮机器造就了这样一个足球舞台，供球员在广袤的绿色草坪上奔驰。体育场旁是一片宽广的停车场，足够停放那些不断从巴西爆炸式增长的汽车行业的新生产线上送出的一辆辆大众和奔驰汽车。
全国性大力修建巴西足球场馆的浪潮——“建设伟大巴西足球之翼”，从发展较缓慢的巴西东北部开始，这种政治上的优势给了巴西东北部发展的机会。特拉皮绍球场于1970年在阿拉戈斯的首府马塞约开幕，巨大的马查多球场随后于1972年在纳塔尔开幕；而位于福塔雷萨的卡斯特朗球场比之前的这些球场都要更大一些。甚至是皮奥伊那小小的首府特雷西纳，也拥有了能容纳6万人的阿尔贝陶球场。位于圣路易斯那气势宏伟的若昂·卡斯特罗州长球场，也被称为卡斯特罗球场，是当时巴西最大的球场，其广阔的下沉式混凝土看台可以最多容纳10万人。所有这些体育场馆均采取了米内罗的建筑结构，巨大的圆形钢筋混凝土碗状构造，通过带状的预先制件搭建，这样的形式让整个建筑保持了一种庞大的优雅，虽然在热带条件下，它们会因为潮湿的气候和疏于修理而过快老化。中部高地和亚马逊丛林中也开始修建球场，马瑙斯的维瓦尔第球场可以容纳5万人，在热带雨林的中心开始施工，花费了十二年的时间才终于在1970年完成了这样一个球场。1975年，金色塞拉球场和曼圭朗球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