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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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偿还的债款，民主政府面对的共和巴西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国家。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巴西终于以民主国家的身份参加了世界杯，但无论是球队，还是民主政府都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赢家。1982年巴西队的核心球员参加了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虽然表现得并不那么出众，但是巴西队还是稳步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巴西队与法国队相遇，第70分钟双方比分是1比1，济科踢出的点球被对方门将轻松扑救，最终比赛进入点球决胜阶段。苏格拉底和朱利奥·塞萨尔将点球罚失，最终以4比5被法国淘汰。巴西队可以说是大意且不幸的，当然他们的实力也还没有达到能够夺冠的水准。巴西足球官方以不听劝告的规则来应对，国内锦标赛的所有比赛面对平局均依靠点球决胜。一些俱乐部很快拒绝了这样的规则，但是最终又被强迫服从这一规定。
特里·塞萨尔是1986年世界杯时身处巴西的一个美国人，他对当时巴西国家和民族情绪的变化有着敏锐的观察。整个巴西几乎在世界杯期间关门停业，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因为与球赛时间冲突而不得不取消表演。大学和中学停课，企业给员工放假，公交车也停在街角。在三个星期的比赛期间里，“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划上了一个间隔符，所有细节都不断展示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对这项令人着迷的运动的热爱，这样的停滞状态只有战争中的国家才能与之相比。”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届世界杯的意义远不止为球赛本身振臂高呼那么简单，巴西人民不再担心在为球队欢呼的同时也在为独裁的军政府欢呼了。尽管电视转播是报道世界杯的核心，但是塞萨尔认为它仍然是一场自发的流行节日，而不是一个围绕电视的壮景。
“即使最穷的人民也用绿色和黄色的报纸条装饰，富裕的人则用绿色和黄色的飘带缠绕成类似热带森林中的藤蔓来装饰街道，司机在汽车天线上绑上绿色和黄色的塑料条，生意人在店外的窗户边挂上巴西国旗，小孩子用粉笔在路上写着球员的名字。”
在三个星期的过程中，塞萨尔报道了巴西国内的变化，几乎可以观察到每一种情感：巴西队赢球时眼花缭乱的狂欢和庆祝，巴西队输球时阴沉的失望。但更复杂的情绪是当时巴西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大家明白这样一个巴西队不配夺冠，于是经济和足球两方面合二为一，激发了民众普遍的怀旧情绪，大家怀念1970年，怀念那时的墨西哥世界杯上巴西队夺冠的风采。这样的怀旧情绪在三年以前就首次浮现。在1983年1月，加林查因为酗酒又一次被送进了博塔福戈的疗养院，他之前已经在这家疗养院进行了几次戒酒康复性治疗，而这一次他没有再醒过来，在酒精昏迷中离世。在几个小时内数百人聚集在医院，已经十年没有报道过加林查的媒体开始发表一系列的纪念文章。载着加林查遗体的消防车再次经过1958年世界杯巴西队夺冠游行时的街道，缓缓驶向马拉卡纳。他的遗体安放在由博塔福戈支付的一具豪华棺材中并停留了三天。1月21日，同样的消防车载着他的遗体，缓缓来到他的家乡保格兰杰。里约热内卢的工薪阶层走上街头悼念他，遗体经过的街道两旁，人群挤满了人行道和过街天桥，数千人直奔保格兰杰，许多人被迫在城外放弃他们的汽车而选择步行。当加林查的灵柩抵达教堂做了仓促的祈祷和祝福之后，教堂周围已经被送葬者包围，一些人站在树上，一些人爬到屋顶上。埋葬的时候发现棺材过大，之前挖的坑不符合棺材的尺寸，以至于埋葬后棺材上只覆盖了很薄的一层土。埋葬加林查的棺木之后，博塔福戈球迷带领群众唱了国歌。人群最终离去，留下一个半毁的墓地。
塞尔吉奥·雷特·洛佩斯认为，“加林查的死标志着某一种生活的消逝”，那种生活充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政治的自由以及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繁荣，那是巴西足球的黄金时代，喜悦并充满着创新。在1983年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下，加林查的去世更加让人们体会到了时代的不同和如今光景的惨淡。20世纪70年代末，巴西足联保管的雷米特奖杯丢失。这座奖杯之后再也没有找回来。在那个恶性通货膨胀的时代，奖杯很可能是被拿去熔化了换钱。黄金也许可以保值，但一个黄金时代却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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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道源自《巴西报》，1970年6月22日，利弗翻译并引用，《足球狂热：巴西对世界最流行的运动满怀激情》，伊利诺斯州普罗斯佩克特海茨：韦夫兰出版社，1995年，第69页
（2）　《巴西报》，1973年6月19日，利弗翻译并引用，1995年，第64页
（3）　二者之间的对话可能是虚构的，二十多年后当时在场的人将此事曝光，也被巴西媒体广泛报道，例子详见：。jornaldapaulista。。br/site/page。php？key3985
（4）　B·米兰，《巴西：足球之国》，里约热内卢：最佳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5）　引自R·莱文，“体育与社会：巴西足球案例”，《葡萄牙巴西人评论》17（2），1980年
（6）　E·库蒂尼奥，《再见，足球》（ByeBye，Soccer），威尔逊卢里亚译，德克萨斯州奥斯汀：霍斯特出版社，1994年，第6页
（7）　沃尔特·阿雷诺，“女性运动：医学领域”，《体育教育》62、63期，1942年，第57页，被G·凯尼基凯尼克所引用，“从摇篮到雅典：银色外衣下巴西足球战士的故事”《体育传统》28（1），2011年，第63–83页
（8）　B·米兰，《巴西：足球之国》，里约热内卢：最佳出版社，1989年
（9）　S·沃特和L·穆劳引用，“巴西女足：进步与问题”，《足球与社会》4（2–3），2003年，第254–267页
（10）　E·库托引用，“左派反击：巴西足球中的反叛与抗争（19701978）”，《体育历史杂志》3（1），2010年
（11）　详见T·斯基德莫尔，《巴西：五个世纪的变化》第二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1–188页
（12）　T·凯撒，“一网打尽：1986年巴西世界杯”，《马萨诸塞州时评》29（2），1988年夏，第77–86页
第六章　艺术和梦想的幻灭：实用主义、政治与足球的关系（19862002）
我总是说，上帝赠予了这里最好的球员，但同时却要用最差的管理者来抵消掉他的慷慨。
——茹卡·克福里
足球里的艺术和梦想已经结束了。
——卡洛斯·阿尔贝托·帕雷拉
巴西仍然保留着这样的观念“为达目的，偷也无妨（rouba，mas　faz）”。在足球领域，这样的观念却可以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在胜利光环的庇护下，其他的都可以被遗忘。
——茹卡·克福里
Ⅰ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在巴西各地，对于艺术足球和梦想的追逐似乎都要泯灭殆尽。巴西对于“胜利光环”的长期追逐培育不出乌托邦幻想者着眼灌溉未来的沃土，在这近15年的时间里巴西结束了军政府独裁的控管，开始修复独裁政权时期留下的创伤，但即便是一点进步也要付出很多努力。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控制，但巴西已经承受了近20年的经济缓慢增长，而全民普遍贫穷、贫富两极分化、高犯罪率均是要对付的棘手问题。在政治领域，巴西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军事统治似乎已被削除，但新政权在诸多领域都伴随着政府的功能失调。政党分权式的体系让集体决策变得阻力重重，新的运作方式为贿选和旧式的选举舞弊敞开了门户。
识时务者应运而生，只有他们才能走向发迹之路。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被人们昵称为“FHC”，是一名从圣保罗走出的社会学家，研习过拉美并不健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位中间派的领导人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插手了巴西经济，通过了新的货币政策。而卢拉是从担当新兴的劳工党主席后有声誉的，卢拉希望巴西与IMF分道扬镳，让基础工业国有化和推进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他前3次参加总统选举但均告失败，2002年当他第4次尝试时他取得大捷，成功当选。
1994年，卡洛斯·阿尔贝托·佩雷拉统帅的球队帮助巴西时隔24年后再次获世界杯的冠军，足球王国在美国土地上踢的既不是力量足球（Futebol　For？a）也不是艺术足球（Futebol　Arte）。正如佩雷拉所言：“我们将迎合现代足球的需求。足球里的艺术气质和对理想的追求已经结束了。我们得将简洁和高效融进技术里。”（1）过程虽不够赏心悦目但它确实有了成效：巴西夺冠了。务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可以被推崇出来，他们甚至能赢下一座大力神杯，但这些胜利是有代价的。无论是政治还是足球，政策和技战术的制定都只看重最终的结果——为达目的，偷也无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足球管理层的腐败与无能遭到揭发后并未受到相应的处罚。足球商业化带来的财政收入流入了少数人的钱囊中。更糟的是，球迷文化开始危险地游离于自发性的普通球迷和足球流氓之间。而球迷性质整体更倾斜于向后者转变，因为足球暴力已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这无疑便是——不追求梦想，却空有激情的足球。不知从何时开始，那个孕育了美丽足球和一片繁荣景象的地方已经迷上了功利足球？
1990年开始，足球世界的大赛周期与巴西政选的周期越来越接近。从1994年开始，每隔4年的7月意味着世界杯足球赛的举行，10月则是巴西的总统选举和州选举。上一次没有被淹没在大赛聚光灯下而早于世界杯进行的总统选举是在1989年。这是一场卢拉和迄今为止地域名气很小的（东北部的阿拉戈斯州）候选人——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之间的较量。秉着民粹主义的科洛尔在年轻时就曾浅尝过足球，他曾担任过阿拉戈斯州最重要的球队阿拉戈斯中央竞技队（Centro　Sportivo　Alagoano）的名誉主席，等他到了国家领导层面时却对足球关注得不多。在电视上，足球逐渐被电视剧全面超越，欲望、贪婪、亲子鉴定、铺张浪费……这片立于亚热带雨林的国度沉浸在这些悲剧里不能自拔。科洛尔没有让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足球上，他展现在荧幕上的是大男子主义式的、酋长式的、打扮得干净利落的花花公子形象。虽然当时卢拉在竞选的得票数上仍处于领先，但科洛尔恰好是在工人阶层和精英舆论开始担心卢拉的时候出现了。作为劳工党右翼最有力的总统竞选者，科洛尔得到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和无限量的电视演讲时间。他以英雄、救世主语调，承诺肃清腐败、解放市场，重组并减少政府开支，建设新巴西。同时科洛尔还拥有上镜、英俊、口才出色等优点，这些卢拉都没有。卢拉在陈述人们都很敬重的主流文化时，他那支离破碎的葡语语法、粗犷的口音和根深蒂固的工人阶层本色都让他与国家元首的形象格格不入。再借助巴西环球电视台后期制作的疑点重重的电视辩论视频，科洛尔最终驶入了总统府。
1990年巴西队参加了世界杯，这支球队不再是以无敌舰队的身份出现，而是出现了很大的倒退。平庸的塞巴斯蒂奥·拉扎罗尼是球队主帅，他沉迷于近乎军事化的体能储备练习和锻炼肌肉的训练。他还严格地为球队植入了欧洲足球的清道夫体系，实际上他自己深信这套体系就是解决巴西足球弊病的出路，为证明此理论他还写过一篇博士论文。在意大利的赛场上，一切进展得并不愉快，军事化时代的严明纪律并不适用于那些新近的已经有过在欧洲球队效力经验的球员。当时的巴西媒体在意的是那些队内的矛盾和在场外球员酗酒无人买单的花边新闻，球场上的巴西则毫无生气、平庸无比。他们踢了4场比赛，打进4球，然后便打道回府，是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了却了他们这一次的痛苦之行。
科洛尔本可以做得更好。很快他的总统任期便到了风雨飘摇的时候，价格稳定计划成了一纸空文。由于国会的不合作和陷入瘫痪，科洛尔受到了国会法令的很大制约。1992年，关于科洛尔受贿的流言被证明为事实。科洛尔与大富商保罗·塞萨尔·法里亚斯的勾当成了每日新闻和国会调查的目标。尽管科洛尔否认了一切指控，但他的亲弟弟在电视上揭露了他的罪行。国会证实科洛尔接受了法里亚斯总计数百万美元的贿赂基金。就在国会手握确凿的证据投票弹劾科洛尔之时，巴西国家队在巴黎以2比0击败了友谊赛对手法国队。《体育新闻报（Gazeta　Esportiva）》报道称：“投票结果以16比5支持弹劾，人们庆祝这一结果的喜悦之情就像庆祝拉易和路易斯·恩里克的进球一样。在挽救自己的最后时刻，科洛尔呼吁民众将自己装点成黄色和绿色，来到街道上支持他。可数百万的国民穿上了黑色衣服上街示威，要求科洛尔离开。于是科洛尔及时引退以避免被国会弹劾。”（2）
随后出现在元首位置上的是副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弗朗哥是一位既没有激情也不擅长结盟的政客。弗朗哥守旧、害羞，似乎完全没有准备好接受自己的使命，本质上他是把实权移交给了费尔南多·卡多佐，最初卡多佐是担任弗朗哥的外交部部长，随后又成了他的财政部长。之后的18个月内，一边在进行世界杯赛，另一边，卡多佐和他的技术团队研究出并贯彻实施了雷亚尔计划（Plano　Real）。这是一项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奋斗目标的经济计划，1994年，新的货币单位“雷亚尔”替代了短命的“克鲁塞罗雷亚尔”（仅在1993年通用）。新政策改变了巴西人的消费习惯和通货膨胀的状况。
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一届世界杯被如此详尽地报道过。电视在巴西的覆盖率已到了饱和的程度，相比拥有一台冰箱，即使是再贫穷的家庭也更想拥有一台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广泛普及。除了参加比赛的24名球员外，巴西还派驻了近440名前线记者以及数百名没有通行证的报道者。每场巴西队的比赛，环球电视台会有配备10架摄像机的工作团队跟进报道。电视收视率的统计显示约三分之二的巴西民众收看了巴西队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到了决赛，巴西几乎全民都观看了这场比赛。开踢前，巴西队遭受了人们的质疑，即使在他们赢球的时候，球员仍被指责没有生气、太过乏味和缺乏冒险精神。事实上这支球队既不光彩照人也不激进冒险，他们组织有序，攻守平衡。四分之一决赛中，巴西小胜荷兰淘汰对手，布兰科的一个任意球分出了胜负。紧接着他们在恶劣的气候下战胜了10人应战的瑞典队。而决赛与意大利的比赛被宣传成了1970年那场经典战役的重赛，它被视为是再续“美丽的比赛”的良机。但结果两场比赛场面大相径庭，这次双方都无力打破僵局，120分钟互交白卷后巴西赢得了点球大战。互射点球见证了一个人的悲剧结局。罗伯特·巴乔将球踢向了天空，他绝望地垂下头的画面好像意大利队“沮丧”的完美写照。但这并不能让足球王国虚无缥缈地复兴起来。
据海关的统计，回到家乡累西腓的巴西队一共带回了12吨的商品。因为巴西货币的崩溃，这致使即便是国际球员购置大型家用电器也极其昂贵。海关警员坚称球员花钱支付了相关的赃物，但球队予以了否认。随后电视台对里卡多·特谢拉（巴西足协主席）和财政部长以及税务当局的争辩进行了5小时的现场直播。最终巴西足球同意支付罚单，随即他们便扣除了部分球员的奖金。表面上看，夺冠游行可以被解读成一次现代版本的国庆盛典。一个很具代表性的评论专栏这样写道：“胜利开启了巴西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它意味着民族自尊心的回归。”总统弗朗哥盼望道：“球员赢得的尊严应当被转移到巴西国家本身。”（3）在首都巴西利亚，人们欢欣鼓舞：
“从总统府二楼的阳台看下去，球队成员看到的是一片黄绿色的城墙。球迷们挥舞着黄色和绿色的旗帜，到处都是黄色和绿色的帽子和T恤，以及染成黄色和绿色的狗狗与汽车——甚至彩绘成黄色和绿色的人。”（4）
不在巡游庆典路线里的城市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在圣保罗，超过20万人来到圣保罗人大道的夜空下观看了焰火表演。在贝洛奥里藏特，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城市的主广场组成了一支巨大的桑巴舞团尽情舞蹈。在里约，从飞机场到里约北区，再到市中心，这一路上聚集了约50万人在欢迎游行队伍。驶向里约南区的一路上，游行队伍还先后穿过了相对富裕的弗拉门戈海滩地区、科帕卡瓦纳和伊帕内玛，最后抵达巴西里约最富裕的地方——列布隆。
随后一届总统竞选，罗马里奥支持卢拉，邓加则站在了卡多佐一边。卢拉认为巴西已经不同了：“人们知道如何把足球与政治区分开来。当庆典落幕，人们知道幻想和现实的区别。”（5）或许是这样的。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均担心卢拉的经济计划，卢拉早期在票选上的领先优势被削减不少。而雷亚尔计划却开始奏效，巴西的年通货膨胀率从1000％降低至了10％，如此剧变近乎是一个奇迹。而卡多佐正是雷亚尔计划的设计师，他也是卢拉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卡多佐因此轻松获得连任。在之后的4年间，他的政府仍继续严格执行着反通货膨胀政策，这要求紧缩社会计划开支和严厉整顿高利润企业的税收。与此同时他又开始将科洛尔承诺的“新自由主义计划”付诸实践，包括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市场的干预并将市场对国际贸易敞开。巴西足球运动员的“出口”是“自由主义计划”最显著的地方。参加1986年世界杯的24名巴西国家队球员中只有2人在欧洲踢球，200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到了2010年巴西俱乐部本土球员只占3人。20世纪80年代，留洋的球员屈指可数，到2002年时，仅在葡萄牙联赛效力的巴西球员就超过了100人。
相比1994年，参加1998世界杯的巴西队大名单中有着更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天赋型球员，这印证了这个国家仍能源源不断地产出高水平的球员。在保留邓加、贝贝托、莱昂纳多等老兵的同时，球队里添入了新一代的球员里瓦尔多、卡洛斯以及“传奇球星”罗纳尔多，他们均处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并都在欧洲领先的俱乐部里踢球。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巴西承诺要踢出较1994年“实用足球”更开放的足球。
如果说在过去，巴西的政客、作家和诗人是为巴西国家队表现宣传呐喊的主要声音，那么这一角色现在则由耐克公司包办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是耐克公司首次作为巴西队的赞助商和供应商的一届赛事，耐克最大化地利用了自己的投资。耐克与桑巴军团拍摄的广告在全球的电视传媒上播出：在飞机场候机是很无聊的，但足球让等候的巴西球员重焕生机，耐克用豪尔赫·本（Je　Ben）的歌曲《最重要的事（Mas　Que　Nada）》变奏版做背景乐拍摄了一支广告片：甜美、热情洋溢的音乐诠释了巴西足球的强盛，而所有的巴西队球员身穿同款球衣在全球各地均可以买到。
卡多佐几乎无法与这样的“形象塑造”做抗衡，所以他明智地选择了避开这届赛事。揭幕战后，他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参赛国晚宴，但一直低调行事。与之相反，劳工党认为足球是总统竞选中可以利用的很好的政治工具。在宣传片中，当卢拉演讲时，背景是巴西队与一支身穿灰色队服的球队比赛的画面，旁白说道：“巴西队集中注意力盯防‘通货膨胀’，但却忽略了对其他人的防守。啊，‘失业问题’和‘暴力问题’将球带向了危险区域……注意防守！球进了！巴西队失球啦！”（6）在真实的比赛中，尽管小组赛阶段巴西负于挪威，而半决赛通过点球大战才战胜荷兰队，但巴西众望所归地进入了当届赛事的决赛。决赛以0比3输给了东道主法国队算不上很大的意外，倒是巴西队输球的原因很关键。巴西队不擅长防守，但本场是防守很糟糕，进攻端也没有威胁。后来关于那一天的传闻普遍相信罗纳尔多在训练时已经受伤了，他先是被从球队名单中剔除，但在开赛前他又重新出现在了巴西队的首发阵容中。出场后罗纳尔多毫无亮点，他的动作衔接不上意识，在恍惚中罗纳尔多度过了这场比赛。
巴西队输了，但卡多佐赢了，正验证了劳工党的“预测”，卡多佐未来4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盯防“通货膨胀”，但却给“失业问题”、“暴力问题”留下了很多的可乘之机。媒体和政客在这场足球决赛失利后仍保持着反常的关注度。罗纳尔多当时的身体状况以及他被剔除又重新上场的整个过程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巴西国家队队医受到了医疗部门的反复盘问，耐克和巴西足协也受到了调查。共产党议员阿尔多·雷贝罗还被请去参加国会听证会。这些调查全都不了了之，直至2000年，税务当局决定调查国家队主教练万德雷·卢森博格以及雷娜塔·阿尔维斯的财政状况，而雷娜塔称自己曾是卢森博格的情妇。雷娜塔被查出她名下很多可疑的账目都是出自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