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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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足球运动最早由英国人带到圣保罗，一开始踢球的也主要是外国人。但这些外来的影响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迅速而彻底地消失。一战结束时，也就是圣保罗开展第一拨足球赛事大约20年后，英国对巴西足球的影响几乎已经销声匿迹。英语对足球词汇的影响迅速被葡萄牙语取代。圣保罗工人阶层球队科林蒂安仍然保留了“英语古希腊语”的名字。但英国人这种绅士味十足、娱乐消遣式的精英足球文化在巴西只剩下最后的生存空间了，到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足球的影响彻底消亡。英国足球的特色是职业球队到处巡回打比赛，这和处于上升期的巴西足球截然不同。在20世纪下半叶的巴西，足球成为最流行的集体运动项目，球迷人数最多、广受各类媒体欢迎，并且成为探寻和描述各类巴西流行文化和高雅艺术的主体。在艺术领域，英国的艺术家当中只有劳里的油画体现了足球元素。
在20世纪的视觉艺术领域，英国的艺术家中只有劳里的油画体现了足球元素。但是数十位顶尖巴西艺术家的作品中都体现了足球元素——从坎迪多·波尔蒂纳里到民族超现实主义，到伊凡·赛尔巴的抽象几何图形，再到克劳迪奥·托齐的波普艺术。巴西作家和小说家也不断在作品中提到足球这项运动——从马里奥·安德拉德的《马库纳伊玛》，到霍斯·林斯·雷格描述里约热内卢周边地区史诗传奇生活的《水就是母亲》，到克拉丽斯·利斯佩克托文雅、诙谐的纪实作品，再到埃迪尔维托·科蒂尼奥精彩的短篇故事集《再见，马拉卡纳球场》。足球运动还将巴西人不同的生活领域串了起来。
若昂·卡夫拉尔·梅洛·内托是一位诗人兼外交官，他写了许多关于球王贝利的诗作。贝利是前足球运动员，后转行从商，当过文化部长、歌手和作曲家。作曲家阿里·巴罗索涉足足球评论领域，之后转向政治圈。政治家想当足球俱乐部主席，足球俱乐部主席想从政。球迷成为音乐家，而音乐家一直为球员和俱乐部写歌。诗人和剧作家评论足球。足球评论员成为足球教练，比如华盛顿·罗德里格斯和若昂·萨尔达尼亚。
当赛场上巴西队的对手漏球或者传球失误时，环球电视台资深足球评论员加尔瓦·布埃诺如此评论道：“他们和足球之间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这说明不管是布埃诺还是他的听众都深信不疑的一点是：不管足球起源何处，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巴西才是足球真正的家，整个国家都在围绕足球编织着一张充满意义和回忆的网。”
Ⅲ
对足球产生的这种亲密感是一把双刃剑。就像音乐家、作曲家霍斯·米格尔·维斯尼克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有毒疗法》（4）中描述的那样，足球是一种有毒疗法。一方面是因为足球比赛的不可预知性。大量统计表明，任何一天，踢得最差的球队都可能赢；足球强队失利的可能性大于任何其他运动；足球运动中随机、混乱和不可预测性大大存在。以国家足球队的表现来衡量一国的精气神甚至终极命运是非常不靠谱的，即使在巴西这样看重仪式胜过理智的文化氛围中也是如此。但赢球的逻辑与足球运动创造性审美之间自有其智慧。罗伯托·达玛塔就认为：
“足球运动中有艺术、尊贵、天赋、坏运气、上帝和魔鬼、自由和命运、旗帜、赞美和眼泪，但首要的是，尽管巴西很多方面都不行，但球踢得好。巴西是足球冠军，这很重要。毕竟，当足球冠军、桑巴冠军、狂欢节冠军比当战争冠军和军火商冠军强得多。”（5）
足球成为巴西代言人真正的价值在于足球运动与巴西社会结构、经济体系和政治进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深层关系在极大程度上对巴西人或是外国观察家来说，都不具备太大的启迪意义，至少远不如足球本身。巴西足球的历史和巴西历史一样涉及严酷的社会现实。首先，巴西在全球经济中依然处于原材料供应商这样一个位置，巴西向世界出口的原材料从大豆到足球运动员不一而足，却只收获了其生产力的一部分经济价值。
其次，巴西经济和社会关系在地区、阶级之间以及不同种族之间极其不平等。巴西大城市中南北分化严重，数个世纪前建立起来的社会阶层如今还存在着。这既是巴西源源不断涌现出这么多足球天才的原因，也是这项运动弊病多多的原因：球员和球迷遭遇的严苛、不公平的待遇，种族主义和猖獗的性别歧视，导致实力强劲的俱乐部和球员优势越来越大。
此外，巴西足球是在一种努力与宪法民主看齐的政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军队的角色而造成的。军队在仲裁政治冲突、军事政变偏好和政府当局任期长短中发挥作用，造成了巴西特有的政治文化。但即使是在军队不发挥作用的时期，巴西政坛依然被腐败和裙带关系困扰，公益事业意识很差，政治透明度和公信力很低。这导致其足球俱乐部和联赛都以这样的方式运作。当然，在足球界巴西没有这样的垄断行为，但巴西足球政策无疑是丑陋、恶性和混乱的。
最后，巴西社会暴力严重。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法律不健全、武器泛滥、多级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亦正亦邪，加上巴西历史遗留的强制劳动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在过去30年中，巴西有将近200人死于足球暴力，上千人因此受伤。球员、官员、警察和球迷的混战不管是在高水平球赛还是边缘草根阶层中均十分常见。
本书简述了巴西足球的多维历史：它的辉煌与神奇，风格与特色，以及与之相关的传说和故事；关于巴西足球的悲剧与痛苦；足球所反映的巴西人民面临的经济和政治不公；还包含了一些社会实例，旨在反映足球所强调的是欢乐与创造力，而非野蛮残暴和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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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行的灵感来自P·安德森在1994年11月24日发表于《伦敦书评》16（22）上的文章《巴西欢乐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Brazilian　Conviviality）。作者对巴西政治的理解完全来自以下作品的介绍：P·安德森于2002年12月12日发表在《伦敦书评》24（24）上的文章《卡多佐的遗产：卢拉的继承》（The　Cardoso　Legacy：　Lula's　Inheritance）；P·安德森于2011年3月31日发表在《伦敦书评》33（7）上的文章《卢拉的巴西》（Lula's　Brazil'）；T·斯基德莫尔，《巴西政治》（Politics　in　Brazil），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T·斯基德莫尔，《巴西军规政治》（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T·斯基德莫尔，《巴西：五个世纪的变化》（Brazil：　Five　Centuries　of　Change）第二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
（2）　普遍认为这是贝利的名言，贝利在1977年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名叫作《我的生活与这项美丽运动》（My　Life　and　the　Beautiful　Game），而在此之前有人认为这种表达是源自H·E·贝茨、迪迪或斯图尔特·霍尔
（3）　H·麦克伊万尼，《麦克伊万尼看足球》（McIlvanney　on　Football），爱丁堡：主流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4）　J·M·维斯尼克，《有毒疗法：噢，足球，噢，巴西》（Veneno　Remédio：　O　Futebol　o　Brasil），里约热内卢：信函公司出版社，2008年
（5）　R·达马塔，《探索：社会学散文释义》，里约热内卢：罗卡出版社，1986年，第130页；原文引用自T·马森，《人民的激情：南美洲足球》（Passion　of　the　People：　Football　in　South　America），伦敦：沃索出版社，1995年
第一章　香槟足球：美好时代的足球运动（18891922）
第一只虫子落在好几英里外的坎皮纳斯市，化作一只毛毛虫；第二只虫子也落在附近，化作一只灯蛾毛虫；而皮球落到了地里。就这样，马纳佩带来了咖啡虫，吉克带来了棉花象鼻虫，而马库纳伊玛带来了足球——这就是当今巴西国内的三害。
——德·安德拉德，1928年
如今足球在里约热内卢的重要性，就好比剧院在巴黎的重要性。
——胡奥·卡洛斯，1919年
Ⅰ
足球，或是迷倒众生的魔咒，或是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或是巴西本土反英雄式角色的神奇产物，或是这个国度与众不同的热带都市现代化的精髓。但不管作为何种身份，根据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在其史诗般的小说《马库纳伊玛》中关于足球起源的叙述，以及里约当地报纸《记录报》对这项运动的描述，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中，巴西上流社会不仅踢球、观看球赛，而且思索足球问题、撰写关于足球的作品，希望借此代表巴西这个新兴国度的一些重要、甚至是意义深远的东西。（1）
安德拉德的小说将当地民间传说注入了他的故事中。马库纳伊玛被塑造成一位“没有特定性格的主角”，他是一个拥有多重生命和声音、能够施法让事物变形的角色，他千里迢迢从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前往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寻找失落的护身符。小说以嬉笑式和超现实的表现形式，大胆尝试将古老神话叙事和零散现代散文相结合，即拉丁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在当时这一术语尚未被造出来，书中的象征意义同角色般狡黠多变。足球也许是一种魔咒，但这种魔咒源自巴西本土，并非来自海外。事实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安德拉德还是个不起眼的狂热球迷，对着自己最喜爱的球员感叹“好一位绿茵舞者！”还念叨着“让我留在球场里的350个理由”。（2）
他并不是唯一一位捏造“足球起源于巴西”这一谣传的人。热衷体育教育事业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也曾声称，源自于本土的球类运动为巴西独特的现代运动文化提供了背景和范例。卡洛斯·迭戈的电影《理想国》（1984年）以巴西东北部形形色色的逃亡奴隶和贫苦民众所建立的独立群落为背景，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两个男孩正在练习卡波耶拉舞。镜头外，不知从何处飞来一个足球，男孩们即兴将足球融入他们的舞蹈中，而舞步却没有因此被打乱。这样的描述并不属实，但这并非重点。
更普遍的说法是，正如巴西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的，巴西上流社会记忆中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奴隶、市区的贫民和码头工人从英国商船水手那里见识了这项奇特而魅力十足的球类运动，他们试图即兴创造自己的玩法，同时出生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也尝试着去模仿旅欧时所遇到的踢球的同龄人。（3）然而并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拥有真正的足球或者英足总在1863年首次印刷的规则手册。直到英籍巴西人、圣保罗咖啡世家的后裔查尔斯·米勒从英国公立学校留学归来，巴西人才拥有了上述的两样东西。他于1894年乘船归来，行囊中携带了两个皮球和一本足球规则手册。这两样东西像恐怖的虫子一样迅速繁衍和蔓延开来。
乍一看，巴西帝国并没有肥沃的土壤来孕育足球或任何一项运动。经历三个世纪的奴隶经济，所有形式的体力劳动都带着一种低下的污点；统治阶级鄙视劳动人民，而且在流行病盛行的年代，他们更倾向于避免与大量聚集的人民群众亲密接触。20世纪初巴西帝国里约历史学家路易斯·埃德蒙多回忆道：“这个世纪末以前，我们实际上一直对运动所带来的欢乐和好处视而不见。”“运动”一词实际上早在1840到1860年间就已出现在里约热内卢的报纸上，但它的意思接近于游戏或娱乐，它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市民对赌博、纸牌和斗牛与日俱增的兴趣。（4）19世纪70年代后，城里的上流社会人士前往欧洲游历，而且当时出现了欧洲上流社会向里约热内卢移民的新潮流，受到这些因素的推动，里约市的上流社会开始放松，并参与运动。起初，他们开始学游泳，从养生的沐浴转变为娱乐的戏水活动，并最终转变为游泳竞技。19世纪末，瓜纳巴拉湾浴场林立，不仅供男士使用，还接纳了首批女性游泳爱好者。此外还出现了溜冰、自行车赛和田径运动新潮。因此到1885年为止，里约市已有了两家溜冰场、一个室内赛车场（圣保罗也有一个）、几个游泳池、健身房以及可供男士们击剑、格斗和打台球的俱乐部。板球在英式俱乐部中很受欢迎，但很少有当地人受到影响而爱上这项运动。老牌报纸和杂志用更多的版面来报道体育新闻，而当时新创办的报纸，比如1891年创办的《体育》和1900年首次发行的《船桨》，除了体育内容其他一概不报道。每家出版社的报刊上都开始刊登体育用品和保健品的广告。
然而，所有的这些运动在里约的流行程度均远不及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划艇和赛马，因为只有在这里，运动员才能被塑造成最有气派的角色，而且体育运动最容易与社交活动相结合。最早进行的一场有组织的赛马比赛要追溯到19世纪头十年，最初是由殖民地的英国商人举办。而到1895年，里约已拥有4家赛马场，电车轨道为顾及其地点而改道，当地新闻社每天都在大幅地报道赛事现场的传闻轶事，还有点评和比赛前瞻。从赛事的组织方面而言，这项运动掌握在拥有俱乐部、赛道和马匹的富人们手中，但几乎人人都可以前去观看比赛。正如1875年报纸《日志》的头条所写的：“我们去看赛马吧！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无论年轻男士还是年长者，无论老太太还是年轻女孩。”（5）除了一些知名的赛马俱乐部坐拥富有的赞助商为他们提供的与之身份匹配的昂贵装备和比赛场地外，在普拉多瓜拉尼和圣克里斯托弗还有更多的基础赛道供工薪阶层社区使用。人们对赛马如此狂热，有钱人乐此不疲地穿越城镇，屈尊来到贫民窟，不仅有失身份，而且还可能遇上非法赌博。
尽管赛马运动带来了许多欢乐，但它给人一种根深蒂固的乡土的感觉。它代表着过去的景象。为了走在时代的前沿，里约人民最先开始转而参与划艇运动。基于南区海湾沙滩上的一家高级且有多项运动结合的社交俱乐部，卡里奥克年轻人（里约市居民的昵称）对划艇运动的热情标志着人们从简单观看比赛转变为参与其中。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多达3万人围在里约湾的海滩和码头上观看划艇比赛，整日饮酒聊天，然后徒步走向不远处的海滨小屋参加派对，或者上划艇俱乐部会所那豪华的餐厅里饱餐一顿。这项运动在当时真是风靡一时，1903年里约市长佩雷拉·巴索斯就曾因为拨公款改善博塔福戈赛艇设施而得到了公众的掌声和拥戴。这便是赛艇运动的巅峰期。而仅仅一年后，里约市最大的赛艇组织方就给市足球赛事组织方去信，请求他们不要在举办赛艇比赛的同一天举行足球赛，因为球赛所吸引的观众会让赛艇观众大大减少。
Ⅱ
查尔斯·米勒那多愁善感的声音表明他已完全被巴西人的行为规范所同化，他回忆起自己在1894年10月从英格兰返回圣保罗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时的情景：
“码头上父亲神情庄严，仿佛是在参加一场葬礼，他正等待着我手握学位证书乘船归来。但我却捧着两个足球出现在他面前，一手拿着一个……老人家惊讶地问道：
‘这是什么，查尔斯？’
‘我的学位证书啊。’我回答道。
‘什么？’
‘是呀，你儿子从足球专业毕业了。’
老人家心情不错，笑了起来，我这才得以脱身……”（6）
米勒在汉普郡巴尼斯特学院接受教育，先是为校队踢球，接着为县级球队踢球，甚至还为刚职业化不久的南安普顿俱乐部踢过球。不管他归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久后他便在圣保罗竞技俱乐部安顿了下来，打打板球，试着去说服圈外人来踢足球。
1895年春，米勒和俱乐部的一些其他成员来到了老城中心以东一块平坦的灌木丛生地，拉车的骡子正在那儿吃着草。骡子被赶跑了，两支匆匆集结的球队组成了圣保罗铁道队和燃油队，两队的队员均来自城市现代化的先驱——新电车公司和城市燃气供应公司。不久后对手便出现了：贵族院校麦肯齐学院的学生们开始迷上了这项运动，成立了一支球队。随后的1897年，一位名叫汉斯·诺比灵的德国移民者抵达了这座城市，带来了自己的德语规则手册，以及他在汉堡踢球时的一些比赛经验。起初，在被圣保罗竞技俱乐部极其排外的英国成员拒之门外后，诺比灵协助成立了巴西国际俱乐部，球员均来自城市的许多侨民社区；虽然说来也怪，但他接下来迅速成立了一家从侨民中脱离出来的俱乐部——SC日耳曼尼亚队，球员均由日耳曼人组成。随着保利斯塔人竞技和帕尔梅拉斯联合竞技等独特的巴西上流社会俱乐部的出现，市里已拥有了6支球队，保利斯塔人竞技俱乐部的主席是州政府的司法部长，而帕尔梅拉斯联合竞技的球员均由工科和法学专业的学生组成。在米勒回国后短短几年时间内，市里已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小但运转流畅的锦标赛。
圣保罗开始出现足球热潮，而里约也毫不落伍。1897年，一位拥有瑞士和巴西双重国籍的英裔超级富豪奥斯卡·考克斯从洛桑留学归来，在那儿他除了学习知识外，还学会了踢球。起初考克斯说服了里约板球和田径协会去尝试足球运动，海湾对岸尼泰罗伊市的英国派桑杜板球俱乐部和里约板球俱乐部也同样加入了足球赛。1901年，考克斯组织了首场在里约代表队与圣保罗代表队之间进行的比赛，球赛于当年10月在圣保罗竞技俱乐部举行。当地媒体对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报道不停：“那群球员……个个都是精英，而且人高马大，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群优雅的姑娘们用欢快的嗓音为这个盛会添彩。”（7）第二年圣保罗锦标赛决赛结束后，比赛用球沐浴在香槟酒的洗礼中。巴西与这项运动的关系被定格于欢乐与华丽的基调之中。
但并非人人都被说服了。一家报道了里约一场早期足球赛的报社似乎认为这项运动真的十分令人费解。“在邦雷蒂鲁，”报道语无伦次地指出，“有一群英国人，全是疯子，他们时不时地会聚在一起，将一个看起来像牛膀胱一样的东西踢来踢去。这个棕黄色的膀胱状物体进入到一个由木头柱子围成的方形区域内，就会让他们产生极大的满足感，或者让他们伤透了心。”（8）
在圣保罗，足球被一些报社认为仅仅是一时的流行，而还有一些报纸认为这种运动不仅野蛮，还是危险的外来运动。一家报社否定了足球，将它视为“盲目而愚蠢的体力战，人们无须用到更高级的人体官能”。这位记者得出结论：“足球是一项英式运动，应该让英国人自己玩去。”一位圣保罗竞技俱乐部的队员身穿队服在前往比赛场地参赛的途中被巴西警方拦下，警方以他“在非狂欢节期间身穿节日服饰，在市中心公开场合无礼露大腿”为由逮捕了他。但对于大多数开始接触这项英式运动的巴西人而言，这既不会太过暴力，也不会过于前卫。足球的魅力难以抗拒。查尔斯·米勒在1904年给他在英格兰的学校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在这些上流社会竞技俱乐部微小的领地间蔓延开来的足球新潮：
“你们将会很惊讶地听到，足球已成为这里风靡的运动。光是在圣保罗市就有不下六七十家足球俱乐部……一场联赛总会有两到三千人到现场观战，但决赛就会有6000人……一周前我应邀做一场少儿足球比赛的裁判，每队由20名男孩组成。我告诉他们，每队20人这也太荒唐了……但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他们踢了超过两个半小时的比赛，而我只需要动动两只手……就连这种比赛都有大约1500人前来观战……在过去的12个月中，这儿卖出了2000多个足球：在这儿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一家俱乐部。”（9）
足球的这种迅速扩张所导致的社会和文化结果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变得清晰可见。20世纪头二十年，巴西足球仍局限于上流社会的角色中。任何关于权贵人士对足球所抱有的热情的怀疑，以及任何对于足球有可能太过野蛮的担忧，均因弗卢米嫩塞的成立而一扫而空。这是一家为里约拉兰热拉斯的超级富豪而成立的超级俱乐部。俱乐部的创始人是奥斯卡·考克斯和他在里约上流社会跨行业的一干好友，那些人对他们时常光顾的各种板球和划艇俱乐部缺乏对足球的热情而感到不满。马里奥·菲利欧随后将这些更衣室内和豪华餐桌边的人物形容为“公司高管，富家子弟，曾留学欧洲，挥金如土”，理由是他们那有没完没了的游戏、宴会、派对和舞会。1907年，受雇于同样声名狼藉的保利斯塔人竞技的英国教练杰克·哈密顿发觉，他的球员需要“好一番哄劝才肯好好训练”。
1917年，拉兰热拉斯球场落成。球场毗邻王室公主的故居瓜拿巴拉宫，是功能性与装饰性、平民大众与上流社会的惊人结合体；球场为全封闭式，入口设于那些带有多个一模一样的新帕拉第奥拱式建筑风格的墙上，有三级台阶通向公众；最佳观看视野是带座席的俱乐部成员看台，那里的布局和细节设计让人联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