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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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史料，但他的权力是在这种安排下取得的。他不能提供好建议。《隋书》在关于炀帝于615年在雁门被突厥人围困的一段文字中记载，在武力突围失败后，虞世基劝其主激励士气，给他们赏格；他为炀帝起草诏书，宣布停止征伐高丽。炀帝批准这些措施。但当士兵突围，炀帝随即食言，没有分发许诺的赏格，同时再次宣布征辽。据记载，这标志着炀帝失“信”于朝野；他的机要秘书伴随他直至末日来临，并同死于行刑人之手。①炀帝的施政作风需要一个主要的谋士，他发现裴蕴是合适的人选；裴蕴是南梁官员之孙，其父为南陈官员，被隋所俘而为文帝效劳。裴蕴因父在北方，就秘密请求文帝让他在陈朝充当隋朝的内应；陈亡后，他受赏历任要职。炀帝在一系列任命中对他进行考验，最后让他进入核心集团。裴蕴为人极为残忍；随着他权力的扩大，他担任御史大夫，并且日益侵犯司法权。613年当杨素之子杨玄感叛变时，叛乱很快被镇压，但炀帝的信心却大为动摇。因此他下令搜索所有有任何牵连的人，裴蕴无情地——追捕。《隋书》记载，数万人被杀，他们的财产充公。据说他纵容杀害年迈的薛道衡；当核心成员中的老资格成员苏威试图委婉地告诉炀帝关于帝国中叛乱的范围时，裴蕴即策划把这位受尊敬的政治家罢了官。
宇文述是非汉族的北方人。他在北周时建有军功，并协助文帝巩固政权。他率大军三万征陈，经历了艰苦的战斗，并取得辉煌的战绩。在战役中，他遇到当时的晋王杨广，杨广对这个军人深为赏识，因为他的背景与杨广本人很相似，经杨广的请求，宇文述在江都王府附近任职，后来杨广又让他参与让自己即位的阴谋。当阴谋得逞，宇文述得到厚赏，杨广登帝位时他又得到厚赐。608年宇文述将吐谷浑赶出他们世代居住的故土，俘获其首领和男女约4000人，使之沦为奴隶。从609年起，他与上述数人就成了隋帝核心集团的成员。据记载，宇文述无耻地滥用其职权；他的贪婪欲望是无止境的，他是朝廷中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一听到有稀世之珍，无不据为己有。与中国历史中常见的情况一样，他的贪婪伴随着赤裸裸的阿谀奉承；只要看一眼主公的脸色，他就知道他需要什么建议（对君主或帝国来说可能不是最佳的建议），然后提出。这一情况的可信程度可以讨论。但宇文述接受了几个艰巨的任务。他第一次率军远征高丽惨败后，一度被削职为民。但一年后当他赴西北时，又奉命征剿最早的叛乱者杨玄感。他击溃了杨玄感的军队，并把杨的首级呈献炀帝。在616年后期，炀帝采纳宇文述的建议退居南都时，宇文述得病死去。在此之前，他曾请求炀帝宽恕当时被软禁在家的他的两个儿子。其中一子不久就率一股人马杀害了炀帝。宇文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也许与其说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家（裴矩就起这一作用），不如说是一个勇猛残忍的战将。这类人在官僚修史者写的传记中常常受到不应有的否定。
苏威被人们认为是文帝的智囊团成员。在炀帝时，我们发现他有时得宠，有时受到严厉的责难；他为人狡诈，有野心和贪污行为，执行过一系列艰巨的民事和军事任务，但他的权势可能远不及核心集团的其他成员。他的一生是有代表性的：为文帝和炀帝效劳，在弑炀帝的人手下任职，后来又协助其他的政权争夺者。他在87岁时死于其长安的宅第。
裴矩为核心集团中最关心外事和蕃夷事务的成员，已有学者对他进行详细的研究。①透过模糊的史料我们可以说，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员，老谋深算似不如杨素或裴蕴，冷酷自私似不如虞世基。他是今之山西省人，在北齐长大；北周灭齐，当未来的隋文帝前来接管一个州时两人相遇。隋建国后，直至隋文帝派他南下解广州之围时为止，裴矩担任了一系列的次要职务，广州当时正处于土著叛乱者的压力之下；他远征告捷，杀了叛乱的首领，并以传统的方式将“二十余州”的土著置于他们自己首长的管辖之下。当他北返时，他得到赏赐和擢升。从此他主要关心突厥，并普遍关心北部和西部的边境。他奉命计划和执行遏制突厥人的军事和外交活动，似乎干得很有成效。在文帝末年，他受赏担任了重要的文职。
炀帝即位，裴矩立刻成了他在边境问题和国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顾问。在履行职责时，裴矩前往今甘肃省的边境贸易站，在那里收集关于亚洲腹地的情报。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他向主公呈献《西域图记》，书中描述了中国西面约40个“国家”的特点，同时概略地叙述了通往“西洋”的主要贸易路线。《图记》附有详图。他的政策性建议是使用和平方式——主要是中国的财富和威望——以尽量争取这些民族或尽量影响它们的代表人物。但裴矩也力促炀帝远出建立边戍哨所和贸易集镇，迫使某些民族集团臣服。例如在608年，宇文述武力夺取了河西走廊南面的吐谷浑领地，把它分成若干中国行政单位，把因犯“轻罪”而判处流放的中国人迁到这里定居。究竟裴矩是这些对外冒险事业的主要推动者，还是炀帝未经他的建议就进行这些活动，这仍是问题。《资治通鉴》编者的一段特别显眼的文字说，炀帝在607年听了裴矩之言后一时冲动，竟梦想仿效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丰功伟业和征服整个中亚。为了在隋朝京都与亚洲腹地之间迎送使节，隋尽量榨取当地的民众，司马光作了结论性的指责：“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①所以它之荒诞不经似乎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再叙述裴矩的事迹。
以上概略的介绍虽然简短，仍足以说明炀帝核心顾问集团中各人的特点。这些人使他能按他自己的作风来处理政务，他们几乎都伴随他无休止地在全国来回巡行。应该注意的是，除了裴矩（可能还有苏威）外，他们都是处理实际事务的官员，而不是起任何“劝谏”作用的政策顾问，但儒生认为在国家大事中平衡帝王和官僚权力时，“劝谏”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可能真正导致国家灭亡的结构，肯定使以后的（全是儒家的）史学家对炀帝苛加指责。
①　《隋书》，卷36第1111—1113页；芮沃寿：《隋炀帝的个性和定型的言行》，载芮沃寿编：《儒家信仰》（斯坦福，1960年），第49—56页。
①　《国清百录》卷2，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6第807页。
①　《隋书》，卷61第1470页。
②　山崎宏：《炀帝之四道场》，载《东洋学报》，34（1952年），第22—35页。
①　哈罗德·拉斯韦尔：《心理学和政治学》（芝加哥，1930年），第50页。
①　白乐日：《中的刑法志》，第162—163页。
②　《通典》，卷14第81页。
①　《资治通鉴》，卷181第5644页。
②　《隋书》，卷61第1470页。
①　《隋书》，卷48第1292页。
②　《隋书》，卷56第1391页。
①　《隋书》，卷67第1572页。《隋书》卷41第1188页证实了核心集团的构成。
②　《资治通鉴》，卷181第5624页。
①　《隋书》，卷67第1572—1573页。
①　弗里茨·耶格尔：《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载《东亚杂志》，9（1920—1922年），第81—115、216—231页。
①　《资治通鉴》，卷180第5635页。
炀帝在位时的问题
在转到炀帝在位时的问题和政策前，我们可以先考察所论述的那段时期，即从他605年登位至617年被贬黜的时期，是否可以作任何划分。人们有理由认为存在这样一个转折期，它应在609年前后。司马光称这一年为“隋世之盛，极于此矣”，他指出了有条理的和稳定的行政单位——190个州和1225个县；指出了帝国广袤的版图，估计东西达3100英里，南北达4　938英里（按每里相当于1/3英里计）；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它众多的人口——将近900万个登记户，或约5000万人。①但人们还有理由认为，这一年前后标志着炀帝执政的政治基调发生了变化。在609年以前，炀帝似乎全力采取以下几项措施：进一步巩固从其父亲继承下来的帝国；促进帝国繁荣富强；获得其臣民的拥戴。609年以后，他全力贯注于对外扩张，对高丽的征服简直发展到着迷的程度，对国内问题则相对地放松，同时日益依赖他的核心顾问集团。以下是对几个措施的简单的考察，它们也许能反映他执政前期的状态。
他执政最初几年的行动是一个新统治者典型的和预料得到的行为：封其妻为皇后；指定皇太子；全国大赦；选择典礼用的颜色和服装，等等。但另外一些早期措施却远不是典型的。他对在与汉王杨谅进行的短暂而激烈的战争中被杀的人的家庭，均免税10年。他下令撤销原来存在于许多州的总管之职。他宣布要亲自大张旗鼓地恢复传统的儒学（详情见下文）。他下令制订远不如文帝的法典严厉的新律，在制订过程中他命令暂停执行“十恶之条”。命令重订新律的夸张的言辞可以反映出他思想感情中的某些内容，即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一个明智的统治者，一个天下的主宰。“朕虚己为政，思遵旧典，推心待物，每从宽政……一眚掩德，非所谓也。”①他在位的第二年，他在东都的南中门宣布全国大赦和免税。这一年稍晚，他颁布规定：凡未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品的官员，必须有突出的才能方可被荐举擢升。同年，他继续建造他父亲已经开始建造的粮仓，一些大的设施也在洛阳附近竣工。年末，他颁布诏书，向值得后代尊敬的过去的统治者表示敬意，同时哀叹他们陵墓的破落状态；他拨给每个陵墓劳役，由附近的十户承担，负责修理和保护。这一年裴蕴又在南北朝时期的几种音乐传统中大规模收集乐曲、乐器和乐师。这些传统留存于曾得到几个国家支持的世家之中；裴蕴淘汰一些无能之辈，精选了最佳的演奏者，并授予他们太常寺的等级和职位。炀帝非常高兴，这当然是因为音乐不但令人愉快，而且他作为天子在履行保持天下和谐统一的职责时，音乐又起着作用。608年阴历八月，炀帝从太原北上北岳恒山，它在最古的典籍中就已被提到，在汉代被列入帝王祭祀的山川神祇之中。在那里，他在黄河以北诸州刺史和裴矩召集的十来个中亚王国代表的面前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以祈求帝国的富强——这种祭祀的传统可追溯到神话中的圣人帝舜。祭祀后他宣布大赦，返京途中又下令巡行所经之地免税一年。
史料对他早期这几年喜爱奢侈豪华和大肆炫耀的行为作了大量叙述。我倾向于认为这些都言过其实，但关于他对三个年长资深的批评者采取的粗暴行动并在607年将他们杀害之事，我认为并无夸大；而这一年正是颁布刑罚较轻的新律之时。这些严酷的措施预示着以后几年不幸地加剧的暴虐行动方式的来临。即使我们姑且假定处决先皇的三个主要政治家的指控有一定的根据，609年年迈的薛道衡因含蓄地批评时局而被蓄意判处死罪之事，也肯定使炀帝的执政由此进入了更黑暗的第二阶段。
儒学和学校的恢复
文帝晚年，对培养可能成为政府官员的年轻人的官办学校很失望。601年阴历六月在他生日之时（那天他仿效阿育王宣布在全国举行佛教盛典），他颁布诏书，大量减少儒家学校（见前文）。在回顾他对这类学校寄予厚望及儒学在培养道德和实际才能时的价值时，他抱怨京师和地方学生过多而且懒散，既不能发展成为道德的典范，也不能成为潜在的官吏。因此他撤销了州县的学校。京师的三个学舍，他只保持其中之一，并削减国家支持的学者，人数从1000减至70。文帝在其晚年对所有儒学项目的支持也减少了。
炀帝即位时，他作为一个文人已略有名声，在扬州期间已是儒家学者的庇护人。他为人精明，当然认识到作为尊老敬上这一民众道德基础和作为帝国秩序所派生的一切象征性表现的纽带的儒家传统的价值；这些象征性的表现包括季节性的祭典、向祖先和神祇的祝福和祈祷及天子向苍天祈求天下和谐的一切礼仪。他在位第一年，就在一份夸夸其谈的诏书中表示要扭转他父亲的政策，它在开头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然后他回顾了南北朝时期学术传统中断的情况，并与他统治的和平、繁荣和统一的时期进行对比。他又命令专使在全国搜罗有学有才之士，挑选合适的人才任职，由国家津贴学有专长之人，“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最后他命令恢复京师学堂的讲学（其他的地方学校我们知道也已恢复）。“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①同年早些时候，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据《隋书》记载，结果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但《隋书》继续说，这一复兴为时甚短，重点很快转向四夷的外事和武功方面。②《资治通鉴》对炀帝有利的记载甚少，但其中一段说他在执政晚期增设宫内秘书省官员120名，由学者任职。这又引出了关于炀帝搞学术活动的一段追述性的记载。司马光说他成年后好读书和著述。他命100名学者在其江都的王府搞编纂工作，在他执政期间这方面的兴趣一直没有衰减。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他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③炀帝常关心帝国儒教的礼仪，这些隆重的典礼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引人瞩目。学者们是关于这些典礼的公认的权威。例如，他们为皇帝选定吉日进行祭祀；在命令寻找并列出至圣孔子的后裔的同时，608年授予孔子新的尊号；定出恒山祭祀及其他许多典礼的正当礼仪。在首次远征高丽的前夕，炀帝在今北京附近的大本营按传统举行了出征前皇帝主持的三次古代的祭祀。
炀帝的记载在儒家礼仪、学术和教育方面都远比具有特点的文帝统治时代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也许这不足为怪，因为早有人注意到，儒生在武力夺取政权时毫无用处，但在帮助统治者保持江山时却起了理想的作用。炀帝时代的儒生在一定程度上一度起了这种作用，但从612年开始，暴力事件将把他们从所从事的工作和职位中赶走，以致他们又要再次等待改朝换代的时期。
建立洛阳新都
文帝死后一月，曾得到父亲宠爱而在东部平原养精蓄锐的文帝幼子汉王杨谅发动了叛乱。他被令人生畏的杨素所镇压。同年末，炀帝宣布在控制东部平原的洛阳建设东都。次年（605年）早期，他任命宇文恺与杨素和杨士达（炀帝的堂兄弟）重建该城。劳工是从东部平原的百姓征募的，工程进展很快；当竣工时，炀帝将原来州治的居民及“数万”户富商和商人迁入以充实重建的城市。607年，他命河南诸州输送工匠家庭至洛阳居住，这样，可利用的技工定额人数就翻了一番。他专设12个坊来容纳他们。
炀帝国在重建新都时大肆挥霍而受到道德论者的谴责，但如果看到他自己对此举的论点和地缘政治学的合理性，人们就会发现充足的理由。在两份命令建设新都的诏书中，他提到在这一地点建都的著名的先例：周公约在公元前1100年在那里建东都；汉高祖盛赞这一地址。他还应提到那里也是东周和东汉的国都，汉之主要继承国在312年该城沦于“异族”之手前也建都于此地。494年汉化的北魏帝也选此城为新都。他提到周在东方建立第二个根据地的必要性，因为从那里可以控制被征服的商（约公元前1100年）；他举近期他兄弟汉王叛乱之例来证明同样的需要；关中区作为基地过于偏僻，难以由此遏制东部的反抗者。此外，洛阳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及储藏和转运贡粮的要地。这些因素也促使唐朝在将近300年期间以洛阳为东都。
我们对第二个隋都的详情知道得很少。根据新发掘出来的外城，隋唐时期的洛阳的大小约为西京的一半。它内部同样分为三个有城墙的建筑群：北面的皇城；在它南面的行政区；城的其余部分形成分为若干坊的不规则的U字形，洛水在东流至与黄河会合处的半途经过其南城墙。此城总的轮廓与其前身——在洛阳的北魏国都——相似。它不像西京大兴城那样被重新建造。只是在隋帝想带他的贴身随从临时在那里居住时，它才似乎成了“国都”；这里没有明代两京制特有的重复设置高级官僚机构的任何迹象。但它在战略上和经济上是一个重要城市。对东部平原中这一被神话和历史蒙上神圣色彩之地的精英来说，它更是帝王权威的重要象征。
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完成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许多世纪以来，传奇小说的作者从有偏见的历史著作中取材，而且层层地加以夸大。我们在阅读时必须设法透过这些夸大之词，参照炀帝采取的经济和政治策略，以更严肃的措词和文字来描写运河开凿的规模。
命令开凿一条运河的诏书是在炀帝执政的第一年（605年）颁布的。运河名通济渠，它使洛阳与淮河畔的泗州相连，并与从淮阴往南通向扬州边上的长江的古渠道连接起来。这条漫长河渠的各段几乎都沿着以前各河渠的流向；应该注意的是，这条河渠和该系统其余部分的开凿是在平坦的冲积平原上进行的。工程无疑需要进行大量的疏浚工作和新的建设，如果这些河渠如史料记载，确实傍靠绿树成荫的帝国驿道，那就需要征募大批劳力。《隋书》记载，为了开掘此河渠北部较长的一段，炀帝动员了百万以上的劳工，同年稍晚，他为从淮河至长江的一段又征募10万以上的劳工。如果这些数字不是按任何一段时间做工的人数计算，而是按每人20天服役期的总数计算，那么它们比较可信。①还有往南延伸的一段。610年，炀帝命令开凿从扬州对面的长江往南至杭州湾顶端的运河。它约长270英里。但许多段也是沿着现有河流或以前河渠的河道建造的。
但在所有的河渠中，最长的为永济渠，它的起点也离洛水与黄河的会合处不远，流向东北。发源于山西的沁水之水被引至此渠，而沿途则从其他河流补充水量，一般是黄河的支流。它的尽头就在以后的大运河的终点处，即今北京的附近。工程开始于608年，当时“百余万”人被动员进行这一工程。《资治通鉴》中有“男丁不供，始役妇人”的记载。②此河渠的南段也是沿古运河的路线开凿的。
如果人们看过中国的地形图和对定居的农业已有所了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运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证了隋能获取所有最富饶地区的资源（只有四川除外，但它与京都有一条相当完善的驿道相连）。我们现在没有关于隋代船运的税、粮和布的数字，但大粮仓储粮充足，有几个成了隋末夺权斗争的重要战利品。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之开凿，不但是为了运来河北的税收，而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战略目的，即在需要军队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区域时供应兵员。此渠还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国经过长期的分裂后，最近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新君主在全帝国炫耀其财富和威严的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条件；当然，把军队和供应以船运至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区的能力则更重要。长江南面的中国东南部已处于移民定居的过程中；运河系统延伸至杭州，举例来说，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①如果运河系统的这些具体优越性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中国的历史著作却没有反映这些观点。《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605年炀帝从洛阳巡行至扬州的情景：“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蔑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该书在文后列了向全国征用物品的清单，接着便是一段非常夸张的叙述：“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
对上述文字和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及近代史学家看到的运河系统的具体优越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又作何解释呢？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