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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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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初，吐蕃人把领土从南面的喜马拉雅山扩张到南山山脉，还从克什米尔边境扩张到四川的边缘。在高祖时，吐蕃已开始对中国西北边境施加压力，在623年，又侵犯陇右道（甘肃）边境的一个州。634年，它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并派使臣进贡。这是整个唐王朝时期约100个这类官方和非官方使团中的头一个。
几年以后，吐蕃王松赞干布听说唐朝的“公主”们曾嫁给突厥和吐谷浑的可汗，他也因此要求同享这种荣誉。不幸的是，太宗因低估了吐蕃的力量和侵略性而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吐蕃进攻四川西境的松州，在唐军以惨重的损失为代价把他们赶走之前，他们以强大兵力围困了松州数日。这次进攻虽然被打退了，可是中国也认识到了必须和这个可怕的新邻国周旋，所以当641年松赞干布再次请婚时便立即应允。①这次和亲带来了中国和吐蕃此后20年的和平关系；吐蕃在此时期逐渐巩固了它已占有的吐蕃文化区，并发展成为一个直到9世纪中叶都是中国最成问题的邻邦。虽然经历了 640和 641年的事件，太宗的朝廷对中国西部边境这个新威胁的程度之大还无所体会。
薛延陀
薛延陀是铁勒15部中最强的一部；铁勒为突厥民族，原住今新疆北部（准噶尔）的乌伦古河和塔尔巴哈台流域。①太宗初年，薛延陀和另一铁勒属部回纥起兵反抗它们的统治者东突厥，并集合铁勒的其余部落，由它们共同控制。如上所述，这次叛乱是唐朝征服东突厥的一个有利因素。
东突厥遗民被安置在中国北部边境以后，薛延陀占据了从鄂尔多斯到鄂尔浑河的原来东突厥的领土。
641年，突利可汗的一个弟弟企图行刺皇帝（太宗），于是唐朝想把突厥人遣回他们的游牧故地。但薛延陀坚决反对他们回来，又把他们赶回中国。后来，太宗又把突厥人迁到长城以外，这只能使薛延陀攻击他们，并开始经常袭扰中国边境。
薛延陀可汗是个暴君，臣民都痛恨他。645年，回纥人发动了一次针对他的起义，太宗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进攻，不仅要消灭薛延陀的力量，而且要消灭所有的铁勒部落的势力。唐朝、突厥及其他非中国民族的联合大军刚一到达，薛延陀可汗就逃走了，后被回纥部民杀死。一旦薛延陀的新可汗向唐朝称臣，其他铁勒部落也纷纷效法。646年秋，太宗到长安之西受降并接受它们的贡礼，同时刻石立碑，亲自作诗纪功。
高丽
隋炀帝三次试图征服这个朝鲜的王国高丽未遂，并在征讨过程中毁灭了他的大帝国。几次战争也使高丽蒙受严重损失，战争的疮痍到618年高丽婴阳王（在位时期590—618年）死去和异母弟荣留王（在位时期618—642年）继位时还没有痊愈。高丽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建立新王朝同时，所以两国的友好关系得以恢复。619年，高丽再度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并忠诚地向唐朝纳贡。过了三年，荣留王接受高祖的建议，交换双方在隋代远征时的俘虏。高丽共遣返了约一万中国战俘。①但很多中国人在隋末大乱时逃到朝鲜避难，在遣返战俘后，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留在高丽。在7世纪20年代，高丽谨慎地沿辽河西岸建造大量堡垒，以防中国人再度进行可能的入侵。这条防线用了大约十年的工夫才完成。
唐朝和高丽双方都有足够的理由要谨慎行事。高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忙于平定国内叛乱，中国的经济还没有从十年内乱中恢复过来，唐朝还没有任何能力进行对外冒险。而高丽则希望有一个和中国持久友好的时期，以便收复在抗隋战争中被南部新罗、百济所夺去的领土。
可是随着太宗对唐朝的军事力量越来越自信，随着中国经济的恢复，隋炀帝在高丽的灾难性失败对太宗来说逐渐变成了一个难以忘怀和带挑战性的问题。到了641年，太宗公开对朝廷说，高丽在汉武帝时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唐朝从陆、海两方进攻，高丽可能再度被征服。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年，他似乎已采取了一个实际步骤，即派职方部郎中陈大德侦察高丽的军事势态和防御工事，作为唐朝进攻的第一步；职方部为负责收集情报，测绘边区地图和维护边境防御设施的中央机构。
一个对高丽发动战争的借口是在642年出现的，当时长安得到消息说，负责沿辽河修筑堡垒并以对中国强硬闻名的泉盖苏文，在高丽朝廷的党派斗争中获胜，并在发动的一场政变中杀死了荣留王（他名义上是唐朝的藩臣）和他的一百多支持者，泉盖苏文立荣留王的弟弟大阳王之子宝藏王为新王（在位时期641—668年），自立为军事统帅——大莫离支，执行更加摆脱中国影响的独立政策。
太宗虽有了干涉高丽的足够理由，但还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提醒他的朝臣，进攻高丽的不可缺少的基地东北平原，仍遭受着20年前内乱所造成的经济破坏。
可是不久，朝鲜发生的几件事迫使他摊牌。三个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敌对。643年的后期，声称是中国藩属的新罗报告唐朝说，高丽联合百济在几条战线攻击新罗，并切断新罗贡使前往长安的路线。太宗用外交手段阻止高丽侵略新罗的行动无效，泉盖苏文甚至拘留一个唐使。太宗于是决定亲自征讨这个犯上的国家。
出征高丽的计划在太宗的大臣中是不受欢迎的，他们不禁回想起隋炀帝在朝鲜战争中的惨重失败。太宗最亲密的顾问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远征，褚遂良极力谏止太宗亲征。唯一似乎赞成入侵朝鲜的宰相是太宗最有权势的大将李世；他提醒朝廷，由于以前没有采取强硬手段对付敌人，以至它后来悔恨不已。
尽管朝臣们反对，太宗还是决心实行自己的计划， 644年秋，开始精心准备远征。大部分军队被调到东北，一部分军队奉命探测高丽在辽东的防御。建造了400艘船往东北运粮。几个月以后，太宗前往洛阳，那里是他到前线的第一站。他在洛阳召见并询问了以前的隋朝官员、曾参与过隋炀帝进攻高丽的郑元。虽然郑元告诫太宗，唐军将遇到供应上的困难，并且事实证明，高丽具有守城能力，但太宗依然充满胜利的信心。①太宗在洛阳向全国发布了一份诏书，宣告讨伐高丽的道义上的理由：泉盖苏文是个弑君者和专横暴虐者，他侵略忠诚的中国藩属新罗，因此必须受到惩罚。实际上，太宗所以念念不忘高丽可能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唐王朝要完成隋炀帝的未竟之业和收复中国的旧疆这种雄心壮志起了一定的作用。战略上的考虑也起了作用，因为出现了高丽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危险，而中国的利益在于保持朝鲜分裂，防止它与东满洲的靺鞨或与日本联盟。此外，太宗在643年的继位争论（见下文）后碰到了严重的个人危机，因而感到有必要离开朝廷亲自行动。
645年春太宗到达前线，进攻开始。太宗亲率大军和他的大将李世直趋辽东，①同时由大将张亮率领海军43000人分乘500只船从海道出攻高丽首都平壤。在开始时，一切顺利。在辽东获得鼓舞人心的进展，阴历五月，唐军攻克了曾顶住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高丽重镇辽阳（辽东城），从而使进展圆满结束。辽阳是在中国人修筑了一条横越辽河沼泽地带的堤道后攻下的。②但看来太宗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因为他没有放下辽东的不很重要的目标而深入朝鲜半岛占领平壤。太宗可能想依靠海上入侵去占领这个目标。但看来他这个计划失败了，中国史料对其结果几乎始终没有提及。
在辽东，太宗的军队被阻在辽阳西南的重镇安市城。在经过两个月的无效进攻之后，太宗考虑到即将来临的朝鲜的严冬，不得不命令撤军。即使这样，在归途中唐军还是遭到大风雪的袭击，死了几千人，整个远征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
太宗讨伐泉盖苏文的失败，使后者对中国更加傲慢。他开始拘留唐使并重新入侵新罗。647年初，太宗再度进攻高丽。和以前一样，唐军在牛进达和李海岸统率下取得一些进展，甚至在一次大战中战败高丽军，但结果还是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位皇帝依然决心与高丽周旋到底。647年的晚期，太宗命令四川及其以南诸道建造庞大的舰队，准备大规模入侵高丽。记载太宗晚期的史书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地区民众的苦难，他们为了从财政上支持建设海军，承担了沉重的劳役和繁苛的赋税。648年，四川甚至发生一起小叛乱。①648年阴历六月，太宗宣称将在次年以30万大军彻底粉碎高丽。甚至他的老朋友和顾问、宰相房玄龄临终时恳求，请他放弃这次消耗国力的和师出无名的远征，他也没有听从。②当第二年太宗去世的时候，以打击他的可恶敌人为目的的决定性远征尚未发动起来，他所尝到的唯一一次大失败的苦果尚余味未尽。
征服高丽的惨败虽给太宗本人蒙上一层阴影，但几乎没有削弱唐朝在亚洲的日益增长的力量。由于帝国边境的扩展和声威远播，边远的民族，如住在中国极北部（可能是在中西伯利亚）的骨利干族、住在乌拉尔东部的赤发碧睛身材高大的高加索种族吉尔吉斯（结骨、黠戛斯）族，开始源源不断地向长安进贡。远在中国之西的国家也遣使前来。638年，波斯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个王伊嗣侯三世也派遣他的儿子卑路斯到长安，可能是请求中国帮助抗击正在侵略其王国的阿拉伯人。太宗没有允许，伊嗣侯和他的王朝因而灭亡。943年，太宗接见拂菻（拜占廷帝国的叙利亚省）王的使臣，据说这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二世派往中国的使臣。到太宗时，长安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它接待了来自亚洲各国的使臣，居住着许多不同种族的民族，它的学院和寺院也给高丽、新罗、百济、吐蕃和高昌等国的王室子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③随着大批外国人流入长安，外国货、外国娱乐、外国风俗和外国宗教也同时引进。佛教在这时已在中国长期流行，当然不再是外来宗教，但到太宗时期，由于最有名的中国朝圣者玄奘的返国，佛教与其印度及中亚根源的关系又得到恢复和加强。据17世纪发现的781年立于长安的一块石碑，在此以前不久，景教僧阿罗本（可能是罗本〔Reuben〕）在635年曾来唐并受到太宗的欢迎。看来，太宗对这种宗教是喜欢的，所以下令把阿罗本带来的景教经典译为汉文。
① 《唐会要》，卷46第824页。
① 《唐会要》，卷46第824—827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3第 6089页。
③ 《资治通鉴》，卷195第6145—6161页；《唐会要》，卷47第829—830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5第6146页。
② 见642年褚遂良的谏书；《唐会要》，卷47第831页。
③ 《帝范》，卷1第3—8页。
①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池田温所写的一章；此外还可参考竹田龙儿：《关于贞观氏族志编纂的一个考察》，载《史学》，25。4（1952年），第23—41页。
② 《新唐书》，卷95第3842页。
① 《新唐书》，卷172第5205—5206页。
② 《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太平御览》，卷629第1页。
③ 《唐会要》，卷66第1157页。
④ 《唐会要》，卷35第633页；《资治通鉴》，卷195第6135页。
⑤ 《旧唐书》，卷3第42页；《新唐书》，卷48第1267—1268页；刘伯骥：《唐代政教史》（台北，1958年），第93页。
⑥ 《唐会要》，卷64第1114—1115页。
① 关于翰林院，可参考A。比绍夫：《翰林》（巴黎，1964年）。
② 《资治通鉴》，卷195第6153页。
③ 关于经学的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麦克马伦所写的一章。
④ 关于唐初史学的详情，可参考注③所引之书。
① 《魏郑公谏录》，卷4第42—46页。
② 《旧唐书》，卷191第5096页。
③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崔瑞德所写的有关政府制度的一章。
① 《旧唐书》，卷80第2729页。
②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① 戴密微：《拉萨会议》（巴黎，1952年），第1页注2；邝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载《史学年报》，2。2（1935年），第28页注19。
① 见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257页。
② 《新唐书》，卷93第3814页；《资治通鉴》，卷191第6019—6026页；王谠编：《唐语林》（上海， 1957年），卷5第152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8章。
① 如见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收于《唐代文化史》（台北，1963年），第54—87页。
① 《唐会要》，卷73第1312—1314页；《贞观政要》，卷9第284—287页；《魏郑公谏录》，卷2第8—12页。
② 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诺亚米·沃尔福德英译本（新不伦瑞克，1970年），第92—93页。
① 《旧唐书》，卷194下第5183页；威廉·萨莫林：《12世纪前的东突厥斯坦》（海牙，1964年），第 59页。
① 岛崎昌：《唐朝征讨高昌国的原因》，载《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14。4（1958年），第 62—83页。
① 《唐会要》，卷95第1702页。
② 《魏郑公谏录》，卷 2第13—14页。
③ 关于安西都护，见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① 格罗塞：《草原帝国》，第100—101页。
② 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187—201、243—246页；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① 加布里埃拉·莫尔：《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
① 《唐会要》，卷97第1730页；《资治通鉴》，卷196第6164—6165页。吐蕃王国不仅要求通婚，还要求能读写汉文的人；吐蕃王室成员被派往长安上国子学。高宗初期，吐蕃还要求派人能传授养蚕、酿酒、造纸和盖碾房技术的技工。
① 以前薛延陀被认为是Syr Tardush族，铁勒被认为是Tolos族，但现在这个说法被证明不可信。关于他们的最早的突厥语名称还没有一致意见。
① 《旧唐书》，卷199上第5321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6第6169—6170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7第6213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7第6214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7第6220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9第6261—6262页。
② 《旧唐书》，卷66第2464—2466页；《资治通鉴》，卷199第6260页。
③ 《唐会要》，卷35第633页。
继承问题的斗争
在太宗朝的前半期，太宗的家庭生活相对平静，只是由于636年他的妻子兼密友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才有了波折。在7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他儿子们都已成年，两个皇子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继位斗争；这场冲突是太宗自己无意中促成的。两个对手一个是文德皇后所生的长子太子承乾，一个是魏王泰。有关这一时期的正史说李泰是文德皇后的第四子，但其他史料说他可能比他“大哥”承乾还年长，而且可能是太宗的另一个妃子所生。①虽然承乾因患严重腿病而跛足（可能是痛风或畸形足），可是在太宗刚即位后不久的626年阴历十月就立他为太子了。②太子显然聪明而能干，并且一到成年太宗便开始让他处理日常事务，当太宗离京时命他留守京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中国的朝廷官员来说，承乾的行为显得在某些方面不正常和有失体统；他很可能是精神失常。承乾不遵守中国的习惯和传统；他口说突厥话，他和他的仆从都穿突厥服装。当朝廷官员们批评他这种粗野和不体面的行为时，他公然蔑弃中国礼法，竟打算杀害他们，由于没有成功，他的这些活动当时没有泄露。①甚至在639年以前，当承乾的越礼行为尚未最后成为公开丑闻时，太宗已明显地在所有皇子中表现了对魏王泰的偏爱。②李泰聪明而有魅力，并且秉承了太宗的许多优秀品质。太宗在很多方面都表示喜爱李泰。936年，当其他皇子被封为世袭都督赴任时，太宗破格地允许李泰不外出任职，而为他建立了一个类似太宗自己早年在洛阳建立的机构——文学馆。642年，李泰在新建的王府广招文学之士，每月的花费甚至超过了太子。③李泰当然会把太宗有增无已的恩宠当作有希望继位的征兆，他左右的一帮年轻而有非分之想的官员也希望他代承乾为太子，以便附骥沾光。承乾的日益反常的行为看起来是有可能导致他被废弃。李泰左右的这一伙人中有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和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
因此在继承问题上，在太宗朝廷中第一次出现了两大势力集团，一个支持承乾，一个支持李泰。为了防止官员分化成两个各怀拥立目标的对立集团，太宗宣称，如果因故废了承乾，承乾的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将继承乾之位。
在这期间，太宗用各种方法改进太子的行为，方法之一是在643年初期指定刚直而重道德伦理的魏徵为太子的老师。但改造承乾的希望微乎其微，于是太宗决心不使太子受其左右亲信的坏影响。643年初期，他杀了太子的三个亲信，一个是太子的宠侍歌童，另两个是以异端诱惑太子的道士。
太子怀疑自己和娈童的关系是李泰告诉太宗的，并对太宗的日益严厉的态度越发警觉起来。于是他计划杀害李泰和除掉他父亲。参加太子这个计划的有杜如晦的次子他的长期亲信杜荷、在征讨高昌之役中因行为不端受处分而心怀不满的将军候君集、太宗的异母幼弟并对太宗的屡次训斥日益厌烦的性格粗野的汉王李元昌。
幸亏另一个皇子齐王李祐谋反失败，使李承乾的阴谋还未实行就暴露了。李祐叛乱计划的参与者之一纥干承基就是承乾指使谋杀太宗的人。纥干承基揭发了太子的阴谋，使朝廷更加吃惊。643年阴历四月，承乾被废为庶人，囚禁在现在的贵州边境，死于644年末。①承乾的支持者的下场更坏。汉王元昌奉命自杀，杜荷和侯君集被斩首。②虽然太宗以前曾宣布不废除承乾子嗣的继承权，可是他特别宠爱李泰；随着承乾的被废，他现在宣布有立李泰为太子的打算。李泰的追随者当然热烈支持；但太宗的有权势的老臣长孙无忌却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主张立当时快满15岁的李治为太子。于是朝中分为对立的三派：即原来支持承乾而现已瓦解的一派；支持李泰的一派；以长孙无忌及其他大臣为首的支持李治的一派。③但是，因皇帝的意见受到最有势力的顾问们的反对和由此产生的对政治安定的威胁所造成的艰难局势，很快得到了解决。李泰本人开始暗地里威吓李治，因李治过去和新近被处死的汉王关系很好。随着新阴谋的暴露，太宗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褫夺李泰的爵位并把他驱逐出京。这种家事的烦恼使得太宗濒于精神崩溃。他抱怨三个儿子和一个兄弟都背叛了他，只是由于褚遂良的阻拦他才没有饮恨自尽。
对于继承问题，太宗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由于李治受到有影响的大臣们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房玄龄的有力支持，太宗于是在643年阴历四月正式立李治为太子。同时，为了使李治受到严格的教导，一批有很大权限的官员被任命为他的老师，其中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年老而固执的萧瑀和李世；同时另有一批地位较低但有才能的官员被派在太子府中任职，以使满朝文武都能团结一致地拥戴他。
可是太宗仍然认为，他是被迫作了错误的选择，而且怀疑意志软弱的李治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643年末，太宗又想以另一皇子吴王恪作太子；李恪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①李恪英武像他父亲，太宗自然被他吸引。但长孙无忌再度干涉，他批评太宗反复无常，并坚持李治会成为一个卓越的统治者。正像中国历史家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长孙无忌可能有意拥戴李治，但他支持李治是希望李治一旦即位他自己将能继续左右朝政。②因此，继承问题再无变动，649年阴历五月，享年不足50岁的太宗在久病后去世，李治即位，成为唐代的第三个皇帝高宗。
对一个盛世来说，太宗晚年是个不幸的结局。当645年进行给他蒙上一层失败阴影的辽东战役时，太宗患了一种精力耗竭的衰弱症，以致很多日常工作不得不由太子代劳。虽然他早年曾屡次嘲笑过去那些执迷不悟地寻求长生和灵丹妙药的帝王们，但他现在极力想减轻病痛，也找来一个印度巫师那罗迩娑婆寐治疗。③太宗越来越仔细地研究他过去的成就，并且关心他的儿子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为此，他写了一部四卷本的政治遗言《帝范》，揭示了他对于为人之君的理想。
虽然太宗的统治以低调告终，但它是唐代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而且在某些方面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留给他的继承者一笔庞大的遗产：合理和高效能的行政机构、繁荣的经济及广大的国土。虽然他在高丽的失败投下了阴影，但在一定程度上全国出现了自汉朝全盛时期以来所没有的兴旺景象，一个充满自信的、安定的和繁荣的局面。显然，太宗时代的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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