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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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命令部队转守为攻。阴历六月初七，他们在黄河河岸和群山之间的狭隘地带遭到叛军的伏击，被彻底击败。至阴历初九，叛将崔乾佑已占领潼关，从此在他的部队和长安之间无险可守。带了少数人马在战斗中逃生并企图组织残部负隅顽抗的哥舒翰被自己的部下所迫而向安禄山投降。
哥舒翰部下有人在初九来到长安，向玄宗报告了危急的局势。玄宗召集大臣们商议，杨国忠建议玄宗退到四川，因为他已命他的家乡剑南道（四川）的副使在那里准备了避难地以备朝廷应急之需，还因为叛军实际上是攻不破那里的。阴历十一日和十二日，大部分官员和许多平民已从长安逃往山区和周围农村。当一小批官员在阴历十三日上早朝时，他们发现玄宗已带了精心挑选的护卫骑兵星夜秘密出逃，只有杨国忠、少数高级大臣、杨贵妃及其亲属、几名皇室成员和几名玄宗的贴身宦官随行。大部分高级官员和许多皇族都被遗弃在京师。
玄宗是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从长安出逃的，护送的士兵桀骜不驯，他们对造成潼关祸灾的罪魁祸首杨国忠特别怨恨。阴历十四日，玄宗一行抵达马嵬驿，他们在那里遇到一批挡住杨国忠之路和开始向杨诉说缺粮之苦的吐蕃使者。有些护送士兵指控杨国忠与外番策划叛国，就群起而攻之，把他和他的家属杀死。秩序暂时恢复后，护送的将领要求玄宗还应处死杨贵妃。完全无能为力和听凭哗变部队摆布的玄宗别无其他选择，无可奈何地命他忠诚的大宦官高力士把她绞死，这样，护送的士兵才被安抚下来。
随着杨国忠及其家属之死，一场就玄宗四川之行是否适宜的争论同时出现，因为四川被杨国忠以前的支持者所控制。有人建议玄宗应撤往西北或太原，去集结支持力量；还有人则建议他们应回长安（它直到阴历十七日才被叛军占领），准备困守。但玄宗已决心去四川避难，于是决定继续前往成都，同时皇太子被说服留在关中，以便在北方集结和组织抵抗力量。皇太子带领2000人的一小支护卫部队以急行军首先抵达关中西部的原州，然后前往朔方镇大本营所在地灵武（灵州，今宁夏省银川），于阴历七月九日抵达该地。三天后，他在官员们的劝说下僭越帝位。史书上称他的庙号为肃宗。
肃宗立刻开始在关中组织勤王军（除了长安周围的渭水流域地区，该道的大部分仍在勤王军手中），并开始从回纥、吐蕃、在塔里木甚至远及拔汗那的几个保护国那里召集支援力量。
得到上皇称号的玄宗这时仍在赴四川的途中，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毫不知情。他在阴历七月二十八日抵达成都，随从减少到1300人，然后举行了建立流亡朝廷的仪式。直到阴历八月十二日，通告肃宗僭越行为的使者才抵达成都。被杨贵妃之死受到内心折磨和弄得筋疲力尽的年迈的皇帝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此事，于是在阴历十八日派自己的大臣们随带皇权的象征物前往肃宗的大本营。唐代最漫长和最光辉的玄宗之治到此结束。
玄宗在成都留到757年阴历十月，这时已是在郭子仪从叛军手中收复两京以后，肃宗把他请回长安，迎接时礼仪隆重。他开始住在他喜爱的兴庆宫，后来在760年阴历七月，他搬入皇宫内，这可能是因为朝中还有许多人效忠于他，他可能作为党派阴谋的中心人物，对他的继位者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他死于761年阴历四月，享年77岁。
本章的叙述大量取材于新、旧《唐书》和司马光在11世纪作的《资治通鉴》所描述的大事。重要的是，读者必须注意某些情况，其中之一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在材料上影响我们对事件的理解。《旧唐书》（成书于945年）提供了几乎这一时期的全部基本材料；《新唐书》（成书于1060年）使用某些遗闻轶事加似补充；《资治通鉴》（成书于1085年）则对它们进行了重新整理和严谨的批判性的鉴别；《资治通鉴》编者当时掌握的某些材料已经散佚。
但关于756年以前的时期，《旧唐书》的编者不过是完整地转载了柳芳在759年完成并上呈肃宗的最后一部唐朝国史。他们没有什么其他材料，因为史馆所藏关于唐朝以前几个皇帝在位期的官方档案，包括起居注、实录以及较早的国史，都已在756年安禄山占领长安期间被付之一炬。
在这场浩劫后幸存下来的唐王朝前期的唯一主要记载是史官韦述作的一部国史稿。这部史稿记述的确切时间范围还不能肯定，但它几乎肯定叙事至741年（开元期最后一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玄宗朝的早期在他在位时已分别被记载在《今上实录》和《开元实录》中：前者共20卷，于8世纪20年代在张说和唐颍的指导下编成；后者共47卷，在742年以后某个时期编成。《开元实录》特别被提到，说它已毁于756年的大火，①但由于韦述于8世纪30年代已在史馆工作，他可能已使用这些材料来编写他的国史稿。
当柳芳在758年奉命撰写国史时，他可能已掌握一部根据早期实录写成的玄宗朝早期的记载；这些实录由于是在玄宗在位时所写，它们一定是以赞誉的语气写出来让他过目的。为了完成这部直至756年的历史，柳芳的工作十分困难。大部分材料已经散佚，无法寻找；我们知道，在8世纪60年代曾有编一部玄宗朝新实录的企图，但大部分文献已经无法找到。此外，柳芳是在政治形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写作的。他在新帝肃宗的指使下撰写，而肃宗已通过明目张胆的篡位而把玄宗废黜，所以需要把他父亲在位的最后几年说成是一个行政不当的时期，以便为他的行为提供道义上的理由。但同时玄宗本人仍在世，他后期的几个为首人物仍在活动和掌权。安禄山发难的这场叛乱仍未解决；柳芳本人的地位也很不保险，他因在756年附逆曾被处以流放，之所以匆忙地予以缓刑，是为了让他从事历史写作。
我们知道，柳芳所写的历史在送呈肃宗过目时受到严词批评。760年后，于休烈（他补上了肃宗本纪）和令狐崱�对史稿作了一些小的修订。柳芳本人并不满意，于是又改弦更张，私下编写了《唐历》一书（现已遗佚），在书中增添了一些细节。
但柳芳的760年的国史基本上被《旧唐书》的编纂者吸收到他们所写历史的早期部分之中，而且大部分是逐字照录的。因此，关于玄宗时期的记载内容是不均匀的。约在741年前，它有充分的文献依据，而且一般地是颂扬；他对玄宗的最后若干年则材料较少，语气特别带有批判性。这种不平衡不但明显地表现在本纪中，而且也表现在列传中。8世纪40和50年代的许多高级官员的传记都很简短，而且材料很少。其他的官员根本没有传记。朝廷中活动的主要人物都没有留下可与张说和张九龄的文集相比的详尽的个人文集，以解决正史中玄宗最后年代缺乏材料的问题；二张的文集使我们能够非常详尽地填补8世纪20和30年代的历史空白。
因此，在对玄宗时期进行研究时，我们就处于只能依靠不充分的材料的境地，而且编写他历史的客观情况也使这部历史的可靠性受到怀疑。如同所有前人所做的那样，我在这一章重新展示了柳芳提出的办法，即把整个玄宗时期分成三个阶段：一、政权巩固时期；二、日益受到宫廷紧张形势妨碍的积极参政时期；三、玄宗不再起积极政治作用和朝政被李林甫和杨国忠控制的最后一段时期。但读者应该记住，柳芳的记载是奉命为强制性的政治目的撰写的，写作的情况又非常特殊和困难。我们永远不能了解8世纪40和50年代许多大事的幕后真相，这是因为材料干脆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在我们掌握的史料中存在一些应予说明的问题。①②　关于安禄山叛乱的情况，叙述最清楚的作品为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和唐后期长期存在的尚武主义的根源》（载于J。C。佩里和巴德韦·史密斯编：《唐代社会论文集》＇莱登，1976年＇，第33—60页）。关于安禄山的基本史料，戴何都的《安禄山史》和霍华德·列维的《安禄山传》有译文，后者把《旧唐书》卷200上的传记译成英文。以下叙述基本上取材于《资治通鉴》，卷217—218。
①　《唐会要》，卷63第1095页（于休烈奏议）。
第八章　中唐和晚唐的宫廷和地方
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出现的强有力的地方分权体制是755至763年安禄山之乱的直接后果。在唐朝成立以后，这场叛乱无疑是唐王朝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叛乱把一个集权、富饶、稳定和辽阔的帝国搞成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历史学家早就认为它是唐朝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近几十年中，它甚至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史中的一个大转折点。不过在叛乱本身及其后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相称。虽然这种大内乱必定产生严重和深远的后果，但是难道一件基本上是军事的事件会造成把唐王朝截然分成前后两个时期的深刻变化吗？
实际上，安禄山之乱后中国的变化的局势不仅仅是叛乱所造成，而是有它早在进行的发展根源。正如本书前几章所指出的那样，自唐朝开国以来，它的政制已经经历了重要的变动。这些变化在与初唐政体性质迥然不同的政体形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必须把长期的变化与叛乱本身的特定根源区别开来。虽然当叛乱发生时，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但这一事件决不是不可避免的。
说到那些区别初唐和中唐的变化，我们需要在这里回顾一下与755年出现的危机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分裂状态有关的变化。最重要的是8世纪第一个25年为巩固中国对外的地位所采取的步骤。在遭受7世纪最后几十年和8世纪初的重大挫折后，为维护一个从南满至帕米尔、从内蒙到越南的已经扩大的帝国新政制结构发展起来了。这些变化把唐帝国置于一个与半个世纪前太宗遗留下来的机制迥然不同的基础之上，它成了一个通过历次大征战（一般是胜利的征战）创建的，以及靠王朝无与伦比的威信、外交和仅仅是不牢固的外围防御维系的帝国。这些变化是日益增长的外来军事压力——主要来自复兴的东突厥人、契丹人和吐蕃人——直接造成的。唐政体在与这些强大和组织良好的邻邦的经常冲突中，被迫逐步建立永久性的大规模防御体系。但这一体系经过一段时期后获得了充分的进攻能力，这一事实有助于掩盖它开始时的防御性质。
这一发展的根据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利益（区别于帝国及其将领们的个人雄心），对此已有人提出疑问。①但是批判者往往忽视了基本的战略考虑，即迫使中国人把军事力量扩大到远远超过他们可能定居的范围以外的考虑。只有这样，高度机动的游牧邻族才能被遏制，而不致于迅速和破坏性地渗入内地。另一个动机可能是维护对外贸易的交通，虽然由此产生的贸易远远不足以弥补这类政策造成的巨大费用。总之，重要的是，在边境维持庞大兵力的这一政策当时并没有人认真提出疑问。②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一政策似乎一直是必要的，理由是它取得了全面的成功，而且唐帝国有能力负担它的费用而不致于造成资源的不应有的紧张。
这一政策的采用意味着再也不可能依靠从前以混合兵源的部队（府兵、职业军人和罪犯）充当小股守军的制度了。可以设想，在进入7世纪之际其战斗力已受限制的府兵制决不可能维持大规模的长期边防戍军。一种新型的军队必须建立起来，以提供当时需要的更庞大更长期性的部队。在8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边境常备军的规模明显扩大，最后至少达到五倍于前一世纪的水平。在8世纪40年代军队人数将近50万，①这一数字与广袤的作战区对比肯定不算巨大，但它确实代表了到当时为止正规地部署在中国边境的军队的最大数字。军队的成分必然发生了大变化。如此庞大的军队只能由长期服役的军队组成。这意味着军队的充分职业化，这个过程远远早于政府在737年宣布长期服役为定制之时。
边境行政管理制的基本变化也伴随着军事方面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前的习惯做法是临时任命将领来指挥大战役和边境行动。正常的边境行政工作由其权力被精心地限制的官署掌管。现在新常备军需要一种新的指挥机构，它能使这些军队在特定的边境广泛地区相对独立地行动。每个边境区（藩或藩镇）归一个接替行军大总管、都护和都督的节度使管辖，但他一般保留着这些头衔。②除了军事职务外，新的节度使还拥有地方行政、财政和供应等方面的文职权力。这种把权力集中于一人的变化完全背离了以前的惯例。但是做不到这些，边防军就不可能得到适当的战地指挥和后勤支援，而这些军队又往往必须在远离中国内地之处作战。在这些情况下，中央政府显然必须极为慎重地选拔官员去担任这些拥有大权的职务，并且要在他们中间定期轮换，以防个人与某一藩镇的关系发展得过分牢固。
后来担任节度使的官员的类型起了变化，这使中央政府对这些问题甚至更加敏感了。在一开始，在高级文武官员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线，被任命为节度使的人一般为文官，他们在边境藩镇任职期满后，能够指望返回朝廷。他们完全拥护朝廷既成的权力结构，而且他们就是正规的等级官僚集团的成员。但约从730年起这些拥戴朝廷的官员逐渐让位于另一种往往有广泛的边境生活经验的职业军官。许多人是行伍出身，他们所取得的擢升在以前是不可能得到的。许多人还是非汉人；鉴于唐朝一贯在边防军中使用大批部落民，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人事上的这种变化有其实际的原因，即希望通过使用职业的军事专才来取得最佳效果。①但新制度的成就中孕育着一种抵消其力量的因素；权力日益落入边境将领之手所包含的危险却被人忘记了。
以节度使统率的形式出现的军事力量的分布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后果。第一，伴随着府兵制的衰落而出现的藩镇制在抵御外患方面的成就导致了一切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在内地的消失。京师保持有一支军队，但其素质变得如此之差，以致成了人们的笑柄。第二，中国的绝大部分兵力此时部署在沿漫长和容易渗透的北方边境延伸的五个藩镇。按其大小，这五个藩镇依次是：范阳（北河北）、陇右（南甘肃）、河西（甘肃—宁夏北部）、朔方（甘肃—陕西东部）和河东（北山西）（见地图10）。它们基本上是边境藩镇，但范阳和河东主要由地方供养，比其他几个北方藩镇较少地需要中央政府的直接支持，不过河东自给的程度比范阳稍差。另一个藩镇剑南（四川）也是如此，但在安禄山之乱前它拥有的兵力相对地说还不算庞大。①正如边境的新形势造成边境行政制度的变化那样，国内的各种发展——人口的增长、迁移和流亡的日趋频繁、税册之过时、行政手续的日益复杂、非经常性的不法行为（再加上官僚们怠于职守的长期存在的倾向）也促使内地行政的变动。部分的解决办法是像边境那样设立一种较高级的行政单位，以管辖一个包括许多州的地区。由于朝廷不愿把实权正规地交给任何这类大行政单位，所以这种官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一开始它的职能就被设想为应是监督性的，而不是具有执行性质的。最后在733年，帝国被划分成15个道，各置采访处置使。②这只是搭起了道的制度的架子，不过在以后安禄山叛乱的年代，采访处置使才逐渐对其管辖的州县越来越主动地行使权力。
在8世纪前半期政府所作的制度改革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它们使帝国能够取得最大的疆域和国力，使国内达到高度的稳定，并且能够保持一个可以接受的中央集权。玄宗朝被人怀念为唐代最光辉的时期，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当时的政治家却没有看到中央对地方事务的强有力的控制（而这种控制正是整个地方行政结构及土地分配、税制、劳动力动员和征兵等工作的基础）在逐渐放松；更不可恕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边境建立的庞大的军事建制所包含的种种危险。
①　关于晚唐及宋的代表性的观点，见《通典》，卷148第1页；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中有译文及论述；《资治通鉴》，卷216第6888—6889页；范祖禹：《唐鉴》（日本，1839年），卷9第14页；较近期的西方著作有福兰格的《中华帝国史》（柏林，1961年，卷3第437—451页）及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0—72页）。
②　唯一的例外是张说在722年提出的削减军队的建议（他所根据的军队总数显然是夸大的），载《资治通鉴》，卷212第6753页；戴何都：《百官志、兵志译注》（莱登，1946年），第774页，注1。
①　《旧唐书》，卷38第1385—1389页；《资治通鉴》，卷215第6847—6851页；戴何都：《百官志、兵志译注》，第786页，注2；参见鲁惟一著：《汉武帝之征战》中关于西北边防军的较低的估计数字，此文载于F。A。基尔曼和费正清合编：《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年），第93页。
②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8—69、149—152页，注32；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年），第16—21页。
①　但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5页）和其他许多研究这一问题的作者都采纳传统的观点，即宰相李林甫造成了这一变化，以保护他自已在朝廷的地位。
①　见本书第474页注①的参考材料。
②　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载《通报》，　25（1927年），第279—286页；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第13—16页。
东北边境
东北边境的强大边境藩镇的成长，与中国对外的和军事的总政策是完全一致的。自7世纪末契丹和奚对河北大举入侵以来，它们持续的压力需要唐朝在这里保持强大的兵力。大约到742年，范阳及其附属的平卢藩镇有兵力13万，它们形成了坚强的防御堡垒，而且还有不容忽视的打击力量。但这并没有导致任何大的领土扩张。虽然中国人终于在东北重建了远至辽河的控制，但这远没有完成7世纪隋炀帝、唐太宗和唐高宗的目标。①范阳的领导权如同其他边境藩镇那样，日益落到职业军人手中。以前这些人在那里很少能指望升迁到低级和中级官员以上，但现在他们之中能力最强的人发现能够升任最高的官职。
在这一背景中，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安禄山的事迹。②安禄山为粟特族和突厥族的混血儿，从青年起就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他的擢升无疑归功于军功。在他40来岁时，他已取得一个职业军官的最高和最有权势的地位：在742年成为平卢节度使；在744年又任邻近的范阳镇节度使。他身兼两职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两镇需要最紧密的协调。但容许他在这两个职位上留任达12年以上则是很不正常的（节度使的正常任期为三年），何况同时他又有兼职（750年兼河北采访使，751年兼河东节度使），从而使他成为东北不容挑战的长官。让一个人能集如此大权于一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朝廷在授权这一基本任务方面显然已经变得草率从事了，所以安禄山才能取得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良机——如果他愿意，他还能选择违抗朝廷这条道路。
安禄山之所以如此受宠，部分原因在于他自己的性格和过去的经历。虽然绝大部分史料——主要在叛乱进行时期写成——把他描绘成肥胖的小丑，但他仍是一个在漫长的镇守期间保持东北边境安全的有成就的军事将领。另外，他还兢兢业业地建立与朝廷各方面的关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事实上，权势炙手可热的宰相李林甫在752年死亡前，玄宗在临近悲惨的结局时，仍然对他恩宠有加。鉴于他集权力和荣誉于一身，很可能从8世纪40年代中期起，他被认为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从朝廷总的发展形势看，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安禄山的崛起及其地位的巩固与玄宗不再积极领导国务和强大的节度使日益参预朝政的情况是一致的。
在玄宗朝的最后20年中，他究竟提供了多少积极的指导，这是很难回答的。他越来越依靠强有力的人物：在朝廷，李林甫在734至752年这段非常长的任期内是宰相和实际的独裁者，以后接任的杨国忠几乎同样独裁；在边境，东北的安禄山和西北的哥舒翰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同时掌握几个藩镇。另外，从8世纪40和50年代朝廷的政治争吵和角逐中，人们也明显地可以看出玄宗对日常的政务越来越不加过问了。
在这些情况下，比帝国其他官员能更直接行使地方和军事权力的节度使都不免卷进操纵政治的角逐之中。但这带来了边境将领——或至少那些有足够的野心和机智在政治领域中纵横捭阖的边境将领——干预政治的危险。李林甫之死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只有他拥有在帝国其他实权人物中间保持平衡所必需的无容置疑的权力和威望。他死后，在导致叛乱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