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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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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约795年到835年，回鹘人的势力正如日丽中天。他们在这几十年和中国的联盟中受益越来越多，但中国的财政支出却是灾难性的，不胜负担。最初，唐朝商人以丝绸交换回鹘人的马匹，以此作为正常的经济交往。但是在8世纪后期和9世纪初期，中国政府需要大量马匹来对付讨伐方镇的战争，又因吐蕃人的侵占西北而失去了最好的放养牧场，它只有依赖回鹘人供应马匹。回鹘人利用这种形势，把次等马匹南运到中国，其数量之多大大超过了唐朝的需要。回鹘人对这些马匹索取高价（通常是40段丝绸换一匹马），而且隐含报复之意。中国没有其他良策，只好“死的活的都按头计算”，一律照价付清，否则就会使边境被侵犯的风险大为增加。①中国的国家财政在这种重压下受到损害。在几次强制性的马市交易中，多达50万段的丝绸因而易手。虽然有些丝绸供应了回鹘宫廷的消费，但大多数丝绸变成了回鹘人的亚洲内陆贸易的津贴。可以预料，许多中国官员非常不满意这样一种情景：长江下游的织绸妇女在织机上辛勤劳动，所产丝绸却被政府支付给了“外夷”。回鹘派来中国的使臣和他们的代理人——摩尼教僧侣和粟特商人——的傲慢无礼态度，更加深了这种屈辱感。
可是，与回鹘的友好关系却是晚唐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太和公主在821年婚配给回鹘可汗，不管这多么有损于中国人的面子，但总归是结盟的重大象征，而且由于巨大的嫁奁和公主本人的高贵身分，这一结盟的重要意义也就更显得突出了。事实上，在与唐王朝交往的外国列强中，只有回鹘人获准婚娶了真正的公主作为可汗的配偶，而且他们也只有三次。其他国家如果也有幸结亲，所娶的则是皇帝的远房女姓亲属。①回鹘人和吐蕃人一样，在9世纪30年代也被内部的权力之争大大削弱。一个甚至更加令人瞩目的巧合是，840年正当吐蕃作为统一的国家而走向崩溃的时候，黠戛斯也成功地推翻了回鹘帝国。如上所述，李德裕在843年曾经驱散了聚居在中国边境的大批回鹘难民。因此，亚洲内陆的国际政治在很短时间内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吐蕃和回鹘帝国衰落以后，唐政府才能使自己在北方和西北摆脱广泛的外国的复杂关系——这是王朝建立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形势。
经李德裕劝说，武宗做出了下面重大的决定：不去收复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安西和北庭殖民地。②李德裕坚持，即令这些边远地区能重新从土著人的手中夺回，在那里再事建筑要塞，由此而来的开销和危险与可能的收益相比，也是得不偿失的。何况北方大草原的新主人黠戛斯已经表示，他们有意与中国共存共荣，甚至可以做中国名义上的藩属，以符合唐王朝意识形态的传统和外交上的礼仪。黠戛斯和唐王朝之间的这种互相克制的态度，实际上使边远的大草原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
对接近中国家门口的地区，中国人从9世纪40年代初期之后只限于恢复他们原来的西北方面的领土和重建北方边境地区的天然防线。这种方针是采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其具体做法则视几个外围地区的具体军事形势和居民人口的构成而定。
西起敦煌东到兰州的河西走廊，在840年以后变成了不再效忠于拉萨王的吐蕃各领袖进行激烈武装斗争的舞台。不久，一个名张义潮的中国冒险家纠结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他召募的是住在商路沿线各城镇的“中国人”（其中许多人可能是中国—吐蕃—突厥人的混血种）。到了851年，他已经把吐蕃的封建领主们驱逐一空。他派遣一名使节到长安自愿向唐王朝归顺，这使得朝廷大受鼓舞。他被授予“归义军”节度使及其领袖的地位。张义潮的彪炳功绩后来使他变成了他的原籍敦煌地区人们崇拜的对象，并且变成了激励人心的尚武歌谣的题材。①位于甘肃东部的原州和秦州等一大批重要城镇陷于吐蕃之手已达约百年之久，现在在9世纪40年代后期都直接归附了唐王朝。唐王朝的将军们能够不费多大力气就降服了那个地区吐蕃骑兵的残余。
可是，政府在平定长安正北约300公里的鄂尔多斯沙漠以南的长城边缘地带草原时却遇到了大得多的困难。这里，沿今日宁夏和陕西的交界，住的是唐古特人（党项），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半游牧部落联盟，源出吐蕃人种。唐古特人在7世纪和8世纪被搞扩张的吐蕃王国赶出了吐蕃东北部（今青海省）的老家。多少年来他们都被三大强国所排挤压迫。最后在9世纪初年，他们定居于长城附近的夏州—银州地区。这个地方很贫瘠，不适于大规模农业生产，但可用来养马，同时也是长安与回鹘首都之间进行贸易的理想地方。唐古特人在政治上从属于唐王朝，他们的所在地被分为若干羁縻府州，归中国任命的节度使管辖。这些节度使（他们大多有中外混合血统）成了9世纪那个地方不稳的根源。他们压迫唐古特人，以谎称的公正价格来骗取唐古特人的马匹和骆驼，用敲诈行商负贩之法来牟取暴利。在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唐古特人不顾严厉的禁令开始用从中国走私出来的武器进行报复。到了武宗时代，唐古特人原来断断续续的袭扰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叛乱，而且由于唐古特人得到了来自无家可归的回鹘人和吐蕃人的支持，这些袭扰甚至变成了危及长安的潜在根源。宣宗作出和解的姿态，撤换了搞贪污的节度使，但是袭扰并未停止，他于是命令一位前宰相统带一支讨伐大军去惩戒唐古特人。但是，宣宗的方针是派一些可信赖的文职官员到战场上去，希望他们能够把文明的品德灌输给游牧民，所以在军事上没有收效。它花了五年时间，耗费了大量资财，才勉强恢复了平静。唐古特人虽经这次失败，仍很强大。他们的骑兵在反对黄巢的叛乱中助了唐皇室一臂之力，他们的商人在9世纪后期的贸易中更加财源茂盛。到了五代时期，唐古特人挣脱了中国人的控制，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便是11世纪和12世纪西夏王国的基础。
中国在安南（今越南北部）的南方殖民地前哨的事务，也和9世纪中叶云南人的国家南诏的有增无已的领土野心互相纠缠在一起。这种相互联系的关系的形成由来已久。唐王朝向岭南道（今广东和广西）以及进一步向河内地区的扩张，是它开国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目标。这个广大的热带地区被政府分为几个军事辖区，再被细划为若干州，但此举并没有能够防止北方统治者和他们南方臣民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正像肖孚所指出的，“华人从来未能完全战胜过蛮子。”①安禄山之乱以后，长安的官员们似乎还把这个遥远的南方视为一潭死水，因此他们多半都允许地方官员随心所欲地虐待人民，这种情况与北方的唐古特各地区毫无二致。当土著反叛看来有成功的机会时，唐王朝就派兵去恢复秩序。②858年，继几十年不分胜负的小冲突之后，安南爆发了一场大叛乱，它的领袖采取了向南诏求援的空前步骤。
南诏在进入9世纪以前本与唐王朝有联盟关系，但它这时已变得强大得多了。南诏各统治者在9世纪之初热心地学习了唐王朝的政府和文化的许多特色，最初是在韦皋和其他四川节度使的教化下进行的，因为韦皋等人认为，以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来开化这些异域民族乃是传统的责任。例如，南诏显贵的子弟们被派往成都学习，而当他们回去时便把唐朝的行政管理方法带回了他们的故土。可是，这种和平的交往并未持续多久。在9世纪20年代，四川的中国戍军由于得不到节度使的充分给养而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们向南诏的边境部落寻求他们的必需品。不久，南诏的领袖们甚至比他们原来的老师更了解四川防务的优点和弱点。在829至830年，南诏多次进攻四川，深入到成都的郊区，扬言要把中国人民从他们自己长官的荼毒下解救出来。他们实际上得到了戍军中兵变的支持。虽然达成了停战协议，而且后来的诸节度使恢复了中国军队的风纪，但唐王朝不能再指望南诏成为恭顺的盟友了。西南边疆地区在后来的几十年内仍然局势紧张。
在这种背景下，唐王朝在安南的殖民地变成了南诏通过红河和黑水流域进行军事冒险的天然目标——这两条河把云南高原的水引入东南的东京湾（北部湾）。安南叛兵和他们的南诏盟友组成的这支联军，在9世纪50年代之末和60年代之初使中国戍军遭受严重的损失；他们在863年拿下了交州——设于今河内的行政中心。唐朝一位受人称颂的将军高骈仅在几年之后就战胜了这支大规模的入侵部队。868年以后这个偏远的南方安静下来了，但是这个和平是花了很高的代价才获得的。①正像上面讲述的那样，唐王朝这时正被许多内部叛乱所困扰，而且不久又经历了由一个名为庞勋的军官所领导的兵变的蹂躏——它严重地扰乱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①另外，王仙芝—黄巢的大叛乱仅在五年以后也开始了。
① 人们可以把宪宗的即位算在里面。见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第112—115页。
① 《资治通鉴》，“考异”，第7691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2第7796—7799、7807—7809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2第7805—7806、7808页。
① 例如见《资治通鉴》，卷241第7778、7781—7782、7783—7784页；卷243第7828页。
② 据《旧唐书》，卷18第501页记载：“戊辰，上与内官击鞠禁中，有内官歘然坠马，如物所击。上恐，罢鞠升殿，遂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译者① 见《旧唐书》，卷650第3—4页。
② 也称“二李党争”，因李宗闵和李德裕而得名。
① 例如李家和牛家便是如此。《旧唐书》，卷137第3769页。
② 《册府元龟》，卷337第21页。
① 《册府元龟》，卷337第21页；《资治通鉴》，卷241第7790—7791页。
① 见戴维·尼维森：《和退闹缚卣呙牵菏耸兰偷囊馐缎翁驼涡形罚啬嵛蛙俏质俦啵弧缎卸械娜褰獭罚ㄋ固垢＃�1959年），第220—232页。
① 特别可看《旧唐书》，卷174。
①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 1957年），第397—423页。
② 可是应该注意，李逢吉和裴度两人都曾请求立他为太子。《册府元龟》，卷242第7822—7823页。
③ 《资治通鉴》，卷243第7836—7837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4第7851—7852页；《旧唐书》，卷17上第522—523页。
② 参照《旧唐书》，卷17上第523—524页。
③ 《资治通鉴》，卷243第7851页；卷244第7866、7869、7871—7872、7880—7882页。
① 砺波护：《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载《东洋史研究》，21。3（1962年），第1—26页。
① 砺波护：《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第10—15页。
① 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
② 《资治通鉴》，卷241第7790页；《登科记考》，卷17第11—12页。
① 《文苑英华》，卷489第8—17页；皇浦湜：《皇浦持正文集》，卷3；《唐大诏令集》，卷106第545页；《登科记考》，卷17第14—22页。
① 冯承基：《牛李党争始因质疑》，载《文史哲学报》，8（1958年），第135—146页。
② 例如李德裕：《李文饶文集（外集）》，载《全唐文》，卷708—710。
③ 《全唐文》，卷682第10—12页。
① 例如可看831年的维州事件；《资治通鉴》，卷244第7878、7880—7881页；又见《李文饶文集》，卷4第6—7页。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1956年再版），第2编。
② 取得功名和利用荫庇特权这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请看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掘的新证据》，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版）。
① 《资治通鉴》，卷243第7856—7858页。
① 《旧唐书》，卷167第4370页；《资治通鉴》，卷244第7871—7872、7875—7877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5第789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5第7910—7922页。又见横山裕男：《唐代的官僚制和宦官——中世纪近侍政治的结束序说》，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社会和文化》（东京， 1970年），第417—442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5第7923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5第7923—7924页；《旧唐书》，卷161第4232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6第7940—7941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6第7935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6第7943—7946页。
③ 《资治通鉴》，卷246第7949—7951页。
① 《旧唐书》，卷176第4557页。
② 这一点可用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中的资料予以证实。
① 《李文饶文集》，卷10第9—11页；《旧唐书》，卷18上第607—608页。
② 《李文饶文集》，卷11第6—7页。
③ 《李文饶文集》，卷11第3—4页；汤承业：《论唐代相制下的会昌政风》（台北，1973年），第105页。又见《唐会要》，卷64第1112—1113页。
① 汤承业：《论唐代相制下的会昌政风》，第105页。又见《唐会要》，卷64第1112—1113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8第8020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8第8009—8010、8020页；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
① 《资治通鉴》，卷246—247；《李文饶文集》，卷13—15；参照山田信夫：《游牧回鹘国的灭亡》，载石母田正等编：《古代史讲座》（东京，1965年），卷11，第199—228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7—248；《李文饶文集》，卷15—17。
② 《资治通鉴》，卷247第7980—7981页。
① 赖肖尔： 《圆仁游唐记》（纽约， 1955年），第237—257页。
② 《旧唐书》，卷18上第604—605页。
③ 陈观胜：《会昌灭佛的经济背景》，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1956年），第67—105页。
① 雅克·热内：《五到十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面貌》（西贡，1956年）。
② 崔瑞德：《中世纪的寺院和中国的经济》，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3（1957年），第526—549页；崔瑞德：《唐代中国的寺院庄园》，载《大亚细亚》（新版），5（1956年），第123—145页。
① 《旧唐书》，卷18上第603—606页。
② 陈观胜：《中国佛教的改造》，第254—255页；欧大年：《民间的佛教》（麻省坎布里奇和伦敦，1976年），第3章。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86、637页；《李文饶文集》，卷20第3—4页。
① 《旧唐书》，卷18上第606—607页；《资治通鉴》，卷248第8017页；参照《旧唐书》，卷18下第614—615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9第8047—8048页。
③ 《旧唐书》，卷18下第615页。
① “宣”（Hsüan）与“玄”（Hsüan）在罗马拼音法中相同，现按照威妥玛翟理思拼音体系，在“宣”字拼音上多加了一个“i”字母而成为Hsiüan字，使宣宗与玄宗的拼音有所区别。
② 王谠：《唐语林》（上海，1957年），卷1第7页。
③ 《东观奏记》（《图书集成》版），1，第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9第8075—8077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9第8073页。
① 《东观奏记》，卷2第14—15页。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51第15页。
① 《东观奏记》，卷2第12页；《资治通鉴》，卷248第8032—8033页。
② 《旧唐书》，卷18下第628页。
① 《旧唐书》，卷18下第627、629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57—58页。
③ 赖肖尔：《圆仁游唐记》，第4—5章。
① 详见本书下面第10章。
① 《资治通鉴》，卷239第7701—7702页。
②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第2卷第600—604页；李方桂：《公元821—822年唐蕃会盟碑研究》，载《通报》，44。1—3（1956年），第1—99页。
③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第2卷第696—699页。
① 札奇斯钦：《对回鹘马问题的一个看法》，载《食货月刊》，1。1（1971年），第21—28页。
① 《唐会要》，卷6第75—78页。
② 《旧唐书》，卷174第4522—4523页；《册府元龟》，卷994第7—8页。
① 王重民等人编：《敦煌变文集》（北京，1957年），第1卷第114—120页。
① E。H。肖孚：《朱雀：唐代在南方的形象》（伯克利，1967年），第61页。
② 见同上书中之表，第61—69页。又见下面第10章。
① 《旧唐书》，卷746第17页。
① 戴何都：《868—869年的庞勋动乱》，载《通报》， 56（1970年），第229—240页。
第十章 唐朝之灭亡
财政问题、乡村的动荡和民众叛乱
只是在884年以后，进入了完全没落时期的唐皇室，才最终放弃了控制全国的尝试。在此以前，它从未真正丧失对任何地区的主权，尽管在若干地区它的实际权力已经很少，甚至那些最顽固的独立地区仍照常采用唐朝的官衔称号，并经常觅取政府在形式上的任命。这样，唐王朝甚至在它已经不能实施政令的地区也继续存在。但是，在“叛乱”地区重建权威必须作出经常的和费用巨大的努力，在外来侵略面前保卫帝国的不可避免的需要，以及甚至在中央政府有效的统治已被严重削弱后仍然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努力，这些都给王朝实际所能支配的财力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这些压力导致了一系列恶性发展，使情况越来越复杂：从780年到820年，为了支持恢复王朝统一的战役，农民身受增税的负担；从820年到860年，出现了不断增加的骚动和地方性的盗匪活动；从860年到875年，受到广泛支持的戍军暴动发生了，他们认真地试图在长江下游建立一个独立的地区政权；从875年到884年，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起义爆发了。起义者攻陷了唐朝的首都并占据它达两年多时间。王朝如今是真正毁灭了。从884年到907年，一批地区性的政权先后建立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地区政权给予了唐王朝以致命的打击。
考虑到这一系列的发展，造成唐王朝没落的大规模起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9世纪中期见多识广的官僚们已经发觉事态及其根源的严重性，并向皇帝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许多传统的中国学者，以及当代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从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便已开始恶化的经济状况来探索晚唐民众起义的根源。
唐朝后期财政政策的背景
780年推行的两税法并没有减轻纳税农民的负担。此法将多种赋税负担固定为一年两次的标准课征，废除所有其他名目，放弃专卖税，原意是以此来稳定农民的经济地位。但在两税法实行后其他赋税仍未停止征收。更为严重的是，征收基本税的方法对农民极为不利，因为正式赋税是按货币计算的（尽管征收时不一定是货币），并且计算的标准很高，因为在780年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农民来说，不幸的是，8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严重通货紧缩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其末期实际上以实物折付的税额是原来份额的三至四倍。没有免过税，也没有按商品重新调整税额。理由很简单，因为政府需要额外的收入来支持德宗（780—805年）和宪宗（805—820年）时期进行的范围广大而且花费巨大的国内战争。盐的专卖也几乎立刻被再次采用，成为中央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①此外，政府找到了另一种重要财源，即由地方官员以“进献”为名在固定的节庆之日向皇帝内藏库进贡。①这样的贡献在设立两税法以前不久曾被废除，但马上恢复，并成为更多的非法赋税义务的一个来源。这些“进献”成了政府收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地方官员以此来博得皇帝的恩宠，例如有一个最献殷勤的官员每日向宫廷“进献”。像所有其他赋税的来源那样，“进献”最终也是从备受压迫的农民身上榨取的。
以上这些税项和其他临时的开征，再加上普遍的增税，为宪宗重建中央集权的成功的政策提供了资金。但是他的努力却使政府的财政空虚，他的继承者发现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经济紧缩措施，包括大量精简由政府维持的军队。
社会不安和反抗的增长
虽然宪宗的继承者们没有像他统治时那样要支出大量军费，但是，不仅对盐，而且对茶、麺和酒的专卖收入继续增加。②为了逃避赋税而抛弃自己土地的农民不断增多，他们成为乡村地主日益增大的庄园的佃户；这种被庇护的佃户不为政府赋税所扰，从而给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财政问题。然而，政府并没有减少地方的赋额，反而干脆采取一种“摊派”或“均摊”政策，即让每个逃亡农民的赋税负担分派在他的同村人身上，这样一种露骨的连坐办法使已经恶化了的事情更加不可收拾。
9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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