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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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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州和曹州；黄巢带了几千人立即响应。盗匪与天平军的首府郓州保持相当的距离，但郓州的盗匪团伙却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政府的最初反应与往常一样。盗匪的攻打被认为是地方性的问题，应有地方军队处理。天平的节度使薛崇带着军队进击盗匪，但被打败。
战斗在875年逐步升级。开始对帝国的统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王仙芝现在采用了大将军的称号，并发布檄文分送邻近各地，指责政府政策不公平，行政贪污腐败，这一檄文所宣布的目的类似于868年庞勋发布的“露布”，后者在叛乱地区的乡村和寨堡中传播，曾获得巨大成功。看来王仙芝发出号召的意图主要是想得到其他盗匪团伙的支持而不是争取人民大众。875年后期他拒绝接受兵变中的士兵参加他的队伍，可能是认为他们的支持既无必要，又有危险性。当庞勋占领彭城之后，绅士们很快前来支持，但王仙芝则没有他们的支持，黄巢在很久以后他占领长安前也没有这种支持。少数定居的地方精英人物可能断绝与自己地区的关系而支持盗匪领袖，后者袭击一个又一个地区，既没有占领疆土，也没有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明显愿望。他们期待的是一个稳定的新政权的出现。
这一年以后的一些日子形势迅速恶化。黄河水灾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性的蝗灾大大增加了农民的困苦，造成了饥荒，并把更多的农民推向绝境而使之沦为盗匪。
在875年下半年，盗匪的袭击已蔓延到十余州的广大地区，往南远及淮河。这些盗匪中的大多数都在主要首领王仙芝和黄巢之外独立活动，他们组成了数百人到上千人的集团进行袭击。政府试图以优势的兵力作出反应，命令河南和淮南地区五镇的节度使和监军使追捕盗匪，尽快地使受影响的地区安定下来。但是这证明是无效的，875年阴历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神策将军宋威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指挥中心，协调该地区攻打盗匪的全部兵力。政府接受这一建议，并从禁军中增派三千士兵和五百骑兵作为支援部队。宋威虽然年老有病，仍被指派为统帅。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军人，曾指挥过中国军队抗击南诏，前不久在镇压庞勋叛乱中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为现在的军队建立一个指挥中心之外，政府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876年阴历正月，福建、江西和湖南的所有刺史和观察使受命训练士卒，帝国境内所有村庄“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①在中国的南方，这是政府在该地区兵力不足的证据，同时也显示出盗匪已成了普遍的危险。这是唐代首次由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以地方自卫为目的的民兵组织。这一措施与政府通常不让农业人口保持武器的政策相反，表明朝廷已觉察到危机是何等的严重。随着法律、秩序和正常的社会控制在地方上的解体，地方一级必须采取行动了。
可是，政府仍然决定发动一场由宋威指挥的决定性的歼灭战去击溃盗匪的军队。876年，盗匪向东移动，进入沿海地区，攻击沂州州城。那年阴历七月，在沂州一场大战以后，宋威上报说，盗匪已被消灭，王仙芝已被杀死。宋威因表面上的胜利而得意洋洋，便遣散了他麾下的各地军队，自己回到了平卢。朝廷为之狂喜，大臣们献上了贺词。但不过几日，事情就已弄清楚，盗匪非但没有消灭，而且仍像以前那样危险，依然袭击和洗劫整个地区。讨伐军现在自身也处于兵变的状态，但在快要叛变投匪时，他们被挫败了。对士兵的控制重新恢复，他们被送往战场，并得到忠武军的支援。为首次大规模讨伐盗匪战役的失败而震惊的朝廷，现在开始调动军队来保卫通向洛阳和长安两都的一些要道了。
宋威可能是为了邀功而故意捏造了王仙芝之死和盗匪军队被消灭的第一次捷报，其实这两件事都未发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是善于弄虚作假的。但宋威也完全可能把他的对手完全估计错了。朝廷不清楚盗匪军队的内部结构，甚至不了解它的规模大小，经常加以夸大。
876年阴历八月，盗匪向西移动，使东都洛阳大为惊慌。九月，他们在洛阳东南45英里的汝州取得一次引人注目的胜利，俘获了刺史王镣，他是宰相王铎的堂兄弟。王仙芝和他的同伙尚君长得到朝廷赦免，但他们的反应是返回北方，攻打郑州，只有在昭义军派来了援军后才被击退。他们仍带着俘虏王镣，向南转移，那里防御比较薄弱，农村也比较富裕。
876年阴历十二月，盗匪集团到达长江中游，对鄂岳、淮西和淮南发起了一系列的袭击。这一地区的守卫部队比起北方的军队来驻守得更为分散，因而盗匪就可能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以前的宰相、淮南节度使刘邺强烈要求增加兵力；政府下令重建的徐州戍军（现在称为感化军）抽调数千人南下保卫它的辖区，对抗盗匪。这支军队在过去曾引起如此多的问题，新近又试图把它遣散而未成功，政府却在此时被迫动用它，这件事说明局势已恶化到何等程度。
讨伐军统帅宋威拒不将他的军队主力移到宣武中部邻近大运河和距离王仙芝当时攻击的地区数百英里的毫州之南，这更加深了危机感。宋威可能希望保存他的力量，集中全力保卫河南，旨在皇朝一旦崩溃时为他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的地区基地。但是他的公开理由是害怕遭到数年前与庞勋作战的军队最高统帅康承训那样的被政府处分的不公平待遇。在镇压庞勋起义之后，康承训被提拔为河东节度使，并领宰相衔。路岩和懿宗的宠臣韦保衡惧怕他会在朝廷行使权力，便弹劾他故意逃避战斗和有其他不法行为。尽管在870年，特别是出于政治目的，朝廷没有能力对军队的最高统帅采取严厉的行动，但它仍然将康承训免职，降为王傅，最后将他流放到遥远的南方。①一位有功的将军遭受这种愚蠢羞辱以后，常见的恐惧、怀疑和反抗在文官中也开始出现了，更危险的是，它影响了王朝的高级将领们。
在873年僖宗嗣位以后，康承训被召回京师，但已经做过的事情是无法抹去的。宋威也曾率领军队攻打过庞勋，显然他不会忘记在康承训身上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害怕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他和自己的副手曾元裕达成协议，听任盗匪逍遥，以免遭到康承训的下场，万一不幸王仙芝称帝，他们还可以给予支持。于是曾元裕移兵长江中游，但不进击，而是等待事态的发展。②僖宗统治开始时大臣之间明显的协调与共同的使命感，此时因对付王仙芝的政策和战略上的强烈争吵而被破坏无遗。当宋威的背叛行为已经明显时，郑畋强烈地要求更换他的统帅职务，以便对叛乱者能够发动更主动的战役。他要求把指挥权转交给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崔安潜是一位前宰相之弟，和郑畋一样都是社会和政治的精英人物。876年阴历八月当盗匪经过他的境界时，崔安潜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击，从而表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但是其他宰相不愿将最高指挥权交给一个文官。与著名的将军高骈有密切联系的卢携激烈反对该项任命，紧张的摩擦在两位宰臣之间出现了。崔安潜的任命始终未能实现，因为宋威直率地拒绝把职务拱手让人，而任何将他免职的企图几乎肯定会驱使他公开叛乱。
在876年冬天，唐王朝的前景看起来确实是暗淡的。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继续为不断增加的盗匪团伙所蹂躏，它们只遇到不起作用的抵抗。官军的统帅宋威不愿追击盗匪军队，而似乎更关心建立他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甚至不惜为一个由成功的盗匪首领所建立的新王朝效劳。由于盗匪团伙滋扰，国内局势十分危急，但使事态变得更坏的是，为保卫边境而派往岭南的北方军队又发生了一次兵变——这与几年前曾促使庞勋叛乱的局势一样。浙西还有王郢为首的一个较大叛乱（见下文），那里在859至860年时曾发生裘甫之乱。
正当形势看上去最黑暗的时候，政府交上了没有料到的好运，暂时减轻了压力。876年阴历十二月，盗匪攻击长江中游的蕲州。这时宰相王铎的堂弟王镣仍是盗匪的俘虏，他代表王仙芝写了一封信给蕲州的刺史裴偓。王铎是裴偓应进士考试时的试官，这使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牢固的关系。裴偓同意给王铎写信，恳求为王仙芝提供一官半职。令人惊讶的是，当宰相们被召集起来讨论这件事时，有些人居然认为，王仙芝仅仅是“小贼”，很容易压服，他的威胁要比庞勋小，而庞勋的叛乱在一年之内就被镇压了下去。确实，盗匪集团中还没有人达到像庞勋那样的组织水平和取得那样广泛的支持。但是宰相们应该意识到，此时的盗匪机动灵活，领导有方，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分布的范围比庞勋时代广泛得多。由于内部意见不同而造成的分裂，使他们完全看不到王朝生存所受的威胁是何等严重。然而我们可以设想，王铎不懈的说情既是出于对于他堂弟安全的关心，也是考虑到公共的危险，他最后成功了，王仙芝被任命为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
无论王铎或政府都没有料到这样做对于事情的解决是不够的。另一位盗匪首领黄巢对于政府没有同样授予官职而大发雷霆，他殴打并用剑刺伤王仙芝。其他盗匪头目惧怕首领做官以后他们自己可能的后果，便威胁要将王仙芝杀死。王仙芝终于被迫拒绝朝廷的任命，让他手下的人洗劫蕲州，作为安抚。蕲州城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被杀死。裴偓逃往鄂州，这是最邻近的驻有大量政府军的州城；朝廷派去授予王仙芝官职的特使匆忙逃回京师；倒霉的王镣仍在盗匪手中。①王仙芝未接受官职的最重要后果是盗匪集团的主力分裂成了两大股。留下3000人和王仙芝、尚君长在一起，继续在长江中游劫掠，另外2000余人跟随黄巢回到山东。这种分裂的意义不应过于强调，因为据说黄巢只是带走了他自己原来的追随者，盗匪首领们仍有可能重新联合以实现大规模的袭击，而明年发生的事情确实也是如此。但是对王朝的直接威胁暂时得以避免。
877年，即僖宗即位的第四年，叛乱活动遍及全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只有很少地区幸免于难。王仙芝和黄巢仍是令人畏惧的。他们现在能够攻击任何地区而不受惩罚，甚至能够袭击地方官军戍守的镇所在地。877年阴历二月，王仙芝攻打鄂岳镇所在地鄂州。同时黄巢攻陷郓州（他起家之地天平镇的所在地），杀死了该镇节度使。然后他向东移动，攻打沂州；该城在一年多以前曾遭袭击，那时政府令宋威为统帅发动了一场全面的惩罚性讨伐，但是在今天却没有为保卫该城采取认真的措施。
877年阴历四月，朝廷降诏概括地叙述了它企图用以处理各地大规模动乱的政策。①诏旨首先表示了对问题严重性的关切，然后满怀信心地断言所有盗匪将肯定地被迅速镇压下去。由于诏旨继续为投降的盗匪提出了有利的条件和官职，这种对必然胜利的自信心在当时就有所降低。诏旨中指出了当时的骚乱是何等的普遍：“江西、淮南、宋、亳（宋威的讨伐军守卫的州！）、曹、颍，或攻劫郡县，抗拒官军；或窘厄商徒，俘掠进奉。出彼入此，鸟逝风驱”。诏旨反复地强调，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表达了皇帝对臣民慈父般的关怀：“恨不均其衣食，各致丰肥”。然而对于那些继续进行破坏的人，皇帝发誓“用兵无悔”。
这道诏旨主要的真正对象是“王仙芝及诸道草贼头首等”。政府提出宽宏大量的投诚条件。首领们将破格授予官职、爵位和赏赐。当然，这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官阶和有名无实的官职，近一个世纪来朝廷即以此等职衔授予不能直接任命的藩镇官员，用以维持名义上的联系。投降的盗匪首领将“于大藩镇内，量材与职额衣粮”。一般匪徒将遣回田园安置。
诏旨的后一部分指示地方官员应如何处理拒绝投降的盗匪团伙。他们应选择勇猛的将领和军从，采用灵活的战术去对付敌人。能够俘获一个盗匪首领和他的三百徒众的将领，允许超授将军，并以千缗为赏。袭击并杀死盗匪，夺回资产、武器或搜集情报者，将按他们的功绩授予官职和奖赏。政府完全知道它的将领们不肯努力作战，诏旨中也包括严厉的警告：任何人逃避战斗，将令“本州道勘寻，准军法处分”。这只能意味着处以死刑。
这份诏旨的最后一节也许是意味深长的，它指示城乡当局寻求能够率领农民抗击盗匪的材杰勇敢之人。他们也将得到官职和奖赏；诏旨提到地方民兵领导人的两个突出例子，他们已经升到镇的高级职务。
军事形势变得如此糟糕，这样一种公开的政策声明是朝着希望恢复原状前进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是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盗匪的自信程度和政府的虚弱程度两者都可以从盗匪的下一个目标宋州（由宋威的讨伐军守卫）看出。王仙芝和黄巢现在又携手合作围困宋州，顶住了被围军队突围的所有尝试，直到长安派来的将军张自勉带着忠武的7000名士兵向盗匪进攻，使后者惨败和遭到重大的伤亡，情况才发生变化。但是，宰相们并没有利用这一胜利来恢复他们的协调意志与统一目标，而是在如何继续征讨方面吵得更凶。王铎和卢携要将张自勉的军队交给宋威指挥，以期宋威终会开始积极讨伐盗匪；郑畋则坚决不同意，他坚持说，张自勉和宋威之间的关系很坏，如果张被迫屈居宋威之下，他将被杀掉。在争辩中每位宰相都曾提出辞呈，但都遭到拒绝。辩论继续了整整一年，言辞也变得愈来愈尖锐刻毒。在张自勉的打过胜仗的军队被置于宋威手下一位将军的指挥之下时，张本人遭到宋威的造谣中伤，因此郑畋争辩说，张自勉是“因功受辱”，事实上正是他的功劳才使政府能够维持对大运河的控制。此外，郑在前一年曾徒劳地建议似崔安潜代替宋威统率讨伐军，因为崔安潜攻打盗贼取得多次胜利，但未曾记功。郑畋又断言，王仙芝提出投降不下七次，宋威都隐瞒不报。郑畋对宋威的指责可能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免去他的统帅之职实际上无法做到。①877年后期，盗匪们回到长江中游，在那里他们几次大败于宋威的副手曾元裕手下。政府再一次向王仙芝提出投降的条件。这时王仙芝的同盟者也被包括在大赦之列，他的几个主要党羽，包括尚君长在内，出发去京师。然而宋威在中途劫持了他们，并且报告说，他们是在一场战斗之后将他们俘获的。这份报告引起了怀疑，一名御史被派去进行审查。但真相已不可能弄清，因为宋威在御史到达以前已将盗匪首领们处死。
877年的战争本身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朝廷中政治派别活动的加剧以及京师政治领袖和他们的统帅之间发生的不断加剧的紧张和猜疑。唐朝对张自勉在宋州的决定性的胜利未加酬赏，这和康承训在镇压庞勋之后受到侮辱的情况相似。由于对忠诚的和有战功的统帅一再未能给予应得的奖赏，政府失去了日益减弱的对王朝的好意和忠诚，而这本是它最珍贵的财富。
877年的腊月，唐王朝终于在发动对盗匪的进攻方面取得成功。在黄巢劫掠他四年前首次起事的所在地匡城之后，政府恢复了张自勉的战地统帅职务，并派他率领东北各路人马大举攻打黄巢。同一月王仙芝袭击荆南的治地江陵，这是长江中游的战略中心。政府已愚蠢地将荆南置于无能的杨知温的管领之下，他甚至在盗贼抵达城市外城时仍继续赋诗。杨知温最后向北方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救。李福迅速调兵攻打盗匪，他的军队得到500名沙陀骑兵的支援，所有遇到的盗匪均被消灭。王仙芝急忙在江陵劫掠，杀死了1/3的城市居民，然后逃之夭夭。
然而，这时逃走并非易事。当王仙芝率领队伍回到山东时，他遭到讨伐军副统帅曾元裕的追捕；曾元裕经过一年无所作为之后终于果断地行动起来攻打盗匪。在淮西南部申州的一次重要战斗中，王仙芝的军队遭到惨败，伤亡重大。曾元裕的胜利使政府指派他代替宋威为讨伐军的统帅，张自勉为他的副手。政府还将富有经验的将军、四川统帅高骈调到荆南，他带着15000名全副装备的军队来到长江中游地区。
878年初政府军元气显示出重大的恢复。在王仙芝退往南方以后，政府军最惊人的胜利来到了，曾元裕的追捕军队在蕲州的黄梅县消灭了这支队伍。王仙芝本人被杀。由于王仙芝的主要伙伴尚君长已在不久前被杀，没有任何首领能将余党集合在一起了。尚君长的兄弟尚让带着许多残余的盗匪投奔在山东的黄巢，而剩下的人则分成小的团伙，独立地活动于长江流域。
黄巢向南方推进
这样，黄巢终于成为主要盗匪队伍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尽管这时他们最不走运。他现在采用了“冲天大将军”的称号，这也许是表明他决定全力进行反对王朝的斗争。这是政策上的完全转变：在此以前盗匪按传统方式在各地区间进行骚扰，从黄河平原向淮河、长江流域作季节性的往返移动。对重要城市的袭击有时被看作“造反”的开始，但还没有认真地打算推翻政府。盗匪并不想建立对土地的控制，王仙芝几次试图投降表明，盗匪没有长期的政治目的。
在当上盗匪集团的总领袖之后，黄巢和政府军之间最初的小规模交锋全被击败，他可能采取的直接对抗的任何计划都被搁置起来。他和天平节度使通讯联系，磋商投降的条件。政府封黄巢为禁军的一名将军，命他在郓州投降。但是，也许是记起了前一年王仙芝的主要伙伴们试图向宋威投降时被背信弃义地俘获并遭杀害之事，黄巢决定不去冒险投降。增加了信心的政府终于认识到适当奖赏它的将军们的必要性，于是授予山南节度使李福以宰相的职务；李福曾向围攻江陵的盗匪发起决定性的进攻，并击败了王仙芝。
政府的复苏使它能建立从黄河地区开始的针对盗匪军队的有效防御。张自勉被指派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他将黄巢往西经河南朝洛阳方向驱赶。两年以前，洛阳曾因盗匪军队的接近而陷入恐慌之中，但这时庞大的防御工事已准备好了，一支万名战士和新招募士兵组成的队伍由一位特别任命的防御使指挥。这些准备使盗匪袭击洛阳的任何想法成为泡影，黄巢于是改弦更张，向南转移，但这次不是到长江中游，而是到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加令人惊奇的是，黄巢渡过大江进入浙西。庞大的盗匪集团渗入长江以南，这还是第一次。政府有理由宣称已将他们逐往南方。它的最高统帅曾元裕移兵进入长江下游地区，攻打仍然在那里活动的一些从前王仙芝的支持者，与此同时高骈则移军浙西，阻挡黄巢回窜北方。朝廷有理由认为，局势差不多又得到了控制。
在878年的其余时间内，盗匪集团总的来说处于守势，尽管他们在长江以南未设防的地区赢得了一些胜利。然而，他们现在远离京师，黄巢的威胁似乎正在消失。宰相们现在围绕着对南诏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剧烈争吵，结果以郑畋和他的对手卢携二人同时免职告终，另外他们还面临来自北方的强大的扩张主义者沙陀突厥的威胁。黄巢和他的盗匪军队继续移离对王朝来说是生命攸关的地区，通过几百英里广阔的人烟稀少的地方，指向福建的首府福州。878年阴历九月，政府中止了对盗匪的讨伐，并指定曾元裕将军为平卢节度使，接替刚死去的宋威。
黄巢经过福建崇山峻岭的进军，只是他横扫华南的全程更长的开端，进军最后打到了大海港广州。这种几乎无阻挡的行军在地图上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有时被视为黄巢力量强大的证据，这种力量使他有可能随意纵横万里地移动。然而，导致他向南方进军的原因不是广东富庶的情景，而更可能是政府对他的成功的追击，以及北方难以对付的防御布置。
在878年最后的几个月，当他往南移动时，黄巢开始认真地考虑扩大支持自己的社会基础。经过福建时，他努力争取地方绅士支持，不过收效甚微。①878年阴历十二月，福州遭到劫掠，无防备的观察使逃走。但是，高骈从浙西派去的讨伐大军屡次击败黄巢的队伍，俘虏了许多他的重要伙伴，把他赶往更远的南方。
尽管黄巢显然处于逃跑奔波之中，他仍被视为对朝廷的威胁，宰相王铎自愿亲自率领一支远征军攻打盗匪。王铎被任命为荆南节度使和南面行营招讨都统。他选择李係作为副手，任命李为湖南观察使，此人是一个出身于显赫家族的无能的官员，但其忠诚则是没有疑问的。李係屯驻在潭州（长沙），以防止黄巢由岭南抢先北上。
879年阴历五月，当黄巢迫近广州时，他仍争取谈判，想取得有利的投降条件。他与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联系，请求他们居间说情，使他能得到天平节度使的职位；天平在山东，是他的老根据地。①这个请求被拒绝了，黄巢接着要求任命他为广州节度使。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因为广州贸易实在太宝贵了，决不能把它交给一个盗匪的首领。朝廷建议代之以禁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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