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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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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节度使私人的半奴隶性质的随从，全都效忠于他，而不是效忠于戍军军官。没有他们，朱温就难以维持自己在宣武的地位，更谈不上向外扩张了。除了牙军之外，朱温还专门建立了一支骑兵，它的军事价值在多次成功地对付沙陀突厥的战役中已清楚地得到证明。这些骑兵是一个精英集团，由富家子弟组成，因为他们的家庭能为之提供武器、马匹和给养。①在担任宣武节度使的初期，朱温面临着许多外来的威胁。当黄巢军队在883年初放弃长安以后，他便以发动一次大攻击来威胁朱温，只是由于陈州的英勇的防御和黄巢决定将大批军队围攻陈州整整一年而终归失败，朱温才得到拯救。883年末，朱温投入了在宣武中部的亳州打击黄巢的战斗，他用他在此地的胜利巩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可是，朱温谨慎地不使自己的力量在与黄巢的战斗中消耗过多。884年正月，他和该地区其他节度使一起请求新近从黄巢手中收复长安的沙陀首领李克用给予援助。如上所述，黄巢在884年阴历四五月间的一系列战斗中被击溃，并于那一年六月自杀，于是叛乱结束。
黄巢死去以前发生的两件大事对以后数十年中国权力的结构有深刻的影响。第一件是当突厥首领李克用在汴州时，朱温曾愤愤地试图谋杀他。李克用设法逃脱，并回到了他的河东首府，但是这一背信行为使他们之间的猜疑解不开了。②这也增加了突厥人和中国节度使之间已经存在的不和。他们之间的冲突已有很长的历史，在10世纪大部分时间仍继续存在。
第二件大事是，在叛乱快要平息时，黄巢残余部队的绝大部分都向朱温投降。这些军队是黄巢其他临时组织的武装力量中训练有素和经过战斗训练的核心，他们并入了朱温的军队，他们的将领也被任命为他手下的军官。在后来的困难年代里，他们对朱温来说是一支极端重要的支持力量。①在紧接黄巢叛乱之后的年代里，朱温最厉害的劲敌是另一位节度使秦宗权，他的某些经历和朱温很相似。②在黄巢叛乱初期，秦宗权是忠武节度使的幕僚。880年当黄巢渡长江北上时，秦宗权奉命带一支万人军队去据守蔡州（前淮西道的首府），它位于淮河南岸，忠武军的正南。由于秦宗权有效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因而在他所处的蔡州让他开府建制任节度使。尽管他是黄巢占领长安时派遣军队前去协助解救京师的少数藩镇节度使之一，但当黄巢的军队在883年进攻蔡州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投向了黄巢。在此以后，秦宗权和盗匪集团一起去劫掠农村，还参加了对陈州的围攻。在唐末的所有军事首领和盗匪首领中，秦宗权是有名的最冷酷无情的人之一。
黄巢失败以后，秦宗权自建王朝称帝。他的军队攻打和袭击中国中部的许多地方，但是这可能反而削弱和分裂了他的政权，而不是加强或巩固了它。885年后期，他夺得洛阳和正好位于东都与朱温的基地汴州之间的郑州。886年结束以前，秦宗权围攻汴州，朱温的反应是和邻近诸州的刺史建立联盟，因为这些人也和他一样害怕秦宗权的力量。888年的腊月，秦宗权被他手下的一位将军出卖，他被交给朱温处死，作为酬报，此人即被任命为蔡州节度使。③在取得对秦宗权的胜利后，朱温的辖境附近已没有强大的对手了。在随后的15年中他稳步地扩展对中国北部广大地区的控制，最后在907年建立了自己的梁国。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善于作战和有决心，他也以此训练和造就了他的强有力的军队。但也应该提到，他的成功还大大地归因于他的残酷无情和诡计多端，而这一点甚至在那个野蛮的时代也是数一不二的。对待自己的士兵他是野蛮的：任何吃败仗的部队会被处死。他是完全不可信赖的和不择手段的，就像李克用好不容易在他手下逃出性命后觉察的那样。甚至所谓的盟友们也发现，朱温非常无情和狡猾。当战略上十分重要的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对支持李克用还是朱温尚举棋不定时，朱温将俘虏的李克用之子转交给他，由他处死，从而在896年解决了问题。①既会使用任何策略，又控制着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使任何其他中国节度使都不能向他挑战，尽管有些人能够摆脱他的控制。可是，他所建立的王朝存在不到20年，在923年便为中国的主要外族沙陀突厥以优势力量所灭；对沙陀突厥令人注目地取得对中国北部的统治，我们必须概括地加以论述。
李克用和中国北部的外来占领
有些寻求解释唐朝政权崩溃原因的学者，特别强调唐王朝允许主要是来自内蒙古的外来民族占领北中国的规模。②当然，以此作为唐朝崩溃的主要原因是荒谬的，唐王朝的生命由于外来的干预而得以延长的事实就很容易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唐朝结束时，外族存在于中国北部的规模仍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唐代后期北方沿边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对于这一地区汉人和非汉人民族混合方式的实际状况所知甚少。可是我们知道，在有些地区，包括关中在内，有数量极大的非汉族居民。长城以内中国北部的其他地区已全部或部分地落在外族战士手中，虽则我们还无法证实是否还有大量非汉族移民随同移入。从纯粹的种族角度来说，外来民族在北中国的分布规模是值得注意的。那里有重新定居的吐谷浑人和党项人、铁勒族和契丹族、鲜卑族和回鹘族。但这一时期尤为重要的却是沙陀突厥人，他们继回鹘人之后成为内蒙草原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中国本部以内的一个主要因素。
沙陀突厥于唐朝统治的最初数十年中即见于记载，当时他们是西突厥最东边的部落，生活在远离中国本部以西的地方。8世纪初，吐蕃人的攻击把他们向北赶到靠近巴尔喀什湖的地区。8世纪中叶，沙陀臣服于回鹘，并和回鹘一起派遣军队协助唐朝镇压安禄山的叛乱。8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不再为回鹘效忠，大约有七千“营帐”移归吐蕃统治。他们经常参与吐蕃人蹂躏中国领土的活动，其中有许多人定居在甘肃中部。可是，他们和吐蕃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倾轧，在808年，三万沙陀人决定归附中国，吐蕃追逐并杀死了他们许多人，但大约有一万人为灵州节度使范希朝安置在盐州（关中中部），一个较小的700人集团则被安置在位于关中以北鄂尔多斯沙漠地区的振武。809年，范希朝奉命守卫太原，他带了1200名沙陀士兵同行，在816年范希朝战胜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时，这些士兵起了主要作用。另一个小的集团则归河南的忠武节度使节制，817年曾使用于生死攸关的和成功的淮西战役。在此以后，他们的命运就不清楚了。①可是，沙陀突厥的主体部分并没有卷入中国内部的这些早期的战争中去，而是继续留在山西北部。在869年对付庞勋的战争中，他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紧接着唐朝赐予他们的首领朱邪赤心国姓。其后他以李国昌知名于世，在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这位沙陀首领继续巩固他对山西北部的控制。唐王朝立即对沙陀入侵的可能性产生了忧虑，于是使用正规军和民间武装加强了它自己在山西中部的防御。从878至880年唐王朝连续向太原派了六名节度使，但都没有在遏制沙陀入侵方面作出任何成绩。880年朝廷最后派一名前宰相前往太原，他带着一批精选的官员，还有来自洛阳的增援部队，在880年中期中国人成功地恢复了对山西边境地区的控制。可是，很快朝廷就被迫答应赦免沙陀诸首领，要他们在从黄巢手中收复京师以及在最后攻打黄巢时能给予协助。
与黄巢作战的沙陀首领是李国昌之子李克用。早些时候他曾参加对庞勋的战斗，并曾在唐朝都城长安寄住过，887年他被任命为他父亲的沙陀军的副统帅。①他立刻加紧了对北方边境的控制，直到中国人被迫加强防御来对抗他的侵蚀为止。
李克用尽管在对付黄巢时打了许多胜仗，但他似乎并不想在已经占有的疆土以外谋求任何土地。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在河东地区的根据地是容易防御的，而且在一个地方分权和地方战争频繁的时期，此地是建立一个独立政权的理想基地。李克用很轻易地便挡住了政府在890年对他的征讨；他的力量在以后的10年稳步增加，和他的敌手朱温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并驾齐驱。895年，他已能指定自己的人选为河北北部卢龙节度使，并一度从那个物产丰富的地区正式地征收赋税。②10年以后，在905年，李克用和从满洲老家带着70000骑兵到山西北部的契丹首领阿保机联盟。③这一联盟标志着沙陀突厥和契丹之间紧密联系的开始，并且一直延续于整个五代时期，同时也使满洲南部的民族越来越多地卷进中国的事务之中。
在10世纪最初的数十年，沙陀突厥的力量继续增长。经过多年的战斗以后，他们成功地征服了朱温的梁国，建立了自己的后唐王朝，宣称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者，并采用了许多唐朝的政策。后唐的统治只有十余年，到937年为止，但是这段时间内它成功地建立了对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控制，征服了在朱温统治时一直保持独立的齐国（关中西部）和蜀国（四川）。因此，这个国家在合并中国北部政权方面标志着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阶段，也是由宋朝完成的统一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后唐崩溃以后，沙陀在山西依然保持着一个独立的实体，即十国之一的北汉国。直到979年为中国人收回为止，这个地区被突厥人统治了一百多年。
十世纪的诸独立国：十国
地区割据和文化差异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从来没有像政治极端分裂的唐代后期那样明显。在山西的突厥统治者与河北、河南的中国节度使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中，华北的割据界线显得非常明确。尽管在9世纪末10世纪初这两个集团是权力的主要竞争者，但它们的斗争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在中国其他地方，唐朝权威的崩溃导致了一些地区国家的形成，每一个国家有它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它们在从唐末到宋朝的逐步过渡中全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些独立国被总称为十国，其中最有名的和最持久的出现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第一个国家出现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在那里9世纪50年代后期曾爆发第一次重要的反王朝的叛乱。董昌的短命的罗平国是在杭州地区组织起来镇压盗匪的民团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见前文），它便是这些国家中的第一个。前面已经谈到，它于921年为吴越国所继承，此国是由团伙头目转而成为民团首领的钱镠建立的，他牢固地控制了浙江的绝大部分。吴越国的北方和西方是富庶和繁荣的吴国，由“起微贱”的杨行密于902年建立。它是直接以唐朝将军高骈在淮南建立的政权为基础的。吴国最后据有广大的领土，中心在长江下游三角洲，但是向北方和南方都伸展得很远。①闽国在926年正式形成，但事实上它的统治早在893年已经控制了福建；而在10世纪上半期，福建在闽国统治下具有丰富的和多种多样的文化。②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一个地方军阀刘隐在896年取得了对广州的统治。918年，他的儿子刘䶮宣布建立南汉国，其领土包括唐朝岭南道的绝大部分。在数十年间南汉的财富日益增加，扩张也越来越厉害，但在10世纪中期它的力量先后被一批残忍的和腐败的统治者所削弱，因而无法与宋朝军队对抗；宋军于971年攻下广州。③这些南方的地区政权在它们所统治地区的地方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在907年唐朝统治正式结束以前和以后的年代的中国地图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可是，还有一个国家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更为有趣，因为它的历史甚至与唐朝崩溃的准确的原委有更直接的关系。这个国家就是由王建于907年在四川建立的前蜀国；王建的经历在这个时代无疑是最不同寻常的。④他的外表威风凛凛，起初是一个农村窃贼（一件永远不会被忘记的事实），然后受招募成为中国北方一个重要将领手下的士兵，最后为有权势的宦官田令孜收为养子。当僖宗第二次流亡时田令孜被废黜之后，王建于889年被任命为西川（四川西部）节度使，到901年实际上成为一个独立的统治者，以成都为都城。从许多方面看，他的政权是唐朝在一个地区基础上的统治的扩大和延续。他得到许多唐朝官员的协助，其中最杰出的是名诗人韦庄；韦庄以唐朝制度和礼仪为基础制定了一套正规的管理制度和仪式。①韦庄还试图在小范围之内以大唐都城长安为榜样来建设王建的都城成都，甚至城内的坊的名称也有许多是相同的。王建在四川的正统性政权成了艺术家和诗人的一个重要的避难场所，更不用说那些能够从北方的残酷战争中逃脱的唐朝官僚阶级成员了。他的政权是这些岁月中最稳定和最安宁的一个。
十国构成了我们描绘的唐末中国权力新结构的最后部分。尽管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机会建立中央集权的王朝，但它们全都在由宋朝完成的政治统一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885到907年之间，大约50个道的政权合并成了12个地区性国家。
但是，十国的重要意义超出了政治统一的内容。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例如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南中国沿海的大量海外贸易和新的文人阶层在东南的集中，都应追溯到十国统治者所实现的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如果说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是和十国相联系的，那末它的另一些特征则是和中国北方的发展有关，对此我们已经在前面作了简单叙述。中国西北部丧失了它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唐朝统治最后数十年的实力消耗与无休止的矛盾冲突造成的，在宋朝统治下这种地位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宋帝国的力量在唐朝正式结束以前就已牢牢打下了政治和军事基础，这主要是由朱温及其继承者完成的。最后，使宋朝统治感到苦恼的持久的和最后处于压倒优势的外来威胁，显然起源于唐代后期的军事上的虚弱，以致中国人在许多年中失去了对中国北部这一广大而且至关紧要的地区的有效控制。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20页；肖孚：《长安的最后岁月》，第168页。
① 王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2第4695—4699页；《新唐书》，卷187第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22页；《新唐书》，卷208第5437页。
② 《旧唐书》，卷182第4700页；《新唐书》，卷186第541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26—8328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30—8331页。
② 关中这条道路的详细情况，见严耕望：《唐代长安南山诸谷道驿程述略》，第612—615页。
③ 《资治通鉴》，卷256第8231—8232页。
① 关于朱玫和他试图将一个僭越者安置在皇位上一事，见栗原益男：《朱玫之乱》，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年），第373—382页：朱玫传记见旧唐书》，卷175第4548页；《新唐书》，卷224下第6404—640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34—833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37—834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7第836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7第8376页；杨复恭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4—4775页；《新唐书》，卷208第5889—5892页。
② 《旧唐书》，卷174第4775页；《资治通鉴》卷259第8446页中有藩镇蔑视朝廷叙述。
③ 《资治通鉴》，卷258第8391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8第8396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8第8404—8405页。关于吐谷浑和他们的首领赫连铎，见莫莱《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第191—219页及有关各处。
① 《资治通鉴》，卷258第8409页；卷259第8445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9第844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0第8466—8467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0第8989—8491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1第8497—8498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2第8530页。关于唐末宦官和节度使们之间勾结的情况，见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47页。
② 《资治通鉴》，卷262第8552页。关于大赦令的全文，见《唐大诏令集》，卷5第31—33页。关于甘露之变后王涯及其他大臣之死，见《资治通鉴》，卷245第791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6第8674页。
② 关于朱温生活的现有材料的讨论，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第27页注。
① 《北梦琐言》，卷17第1页；《旧五代史》，卷1第2页。
② 关于唐末至五代时期牙军的重要研究有周藤吉之：《关于五代节度使的牙军的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1951年），第3—72页；堀敏一：《五代宋初禁军的发展》，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4（1953年），第83—151页；菊池英夫：《关于五代禁军的侍卫亲军司之成立》，载《史渊》， 70（1956年），第51—57页。
③ 周藤吉之：《五代节度使的支配体制》，载《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1972年），第576页。
① 关于这个骑兵军团的研究，见堀敏一：《朱全忠的厅子都》，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年），第819—83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5第8306页及以下各页。
① 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第56—57页；关于朱温政权结构的重要论述见堀敏一：《朱全忠政权之性质》，载《骏台史学》，11（1961年），第38—61页。
②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200下第5398—5399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64—6466页。
③ 《资治通鉴》，卷257第838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0第8489页。
② 见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为第三次异族乱华》，第821—858页。
① 关于唐代初期和中期沙陀活动的详尽记述，见章群：《唐代降胡安置考》，载《新亚学报》，1。1（1953年），第311—312页。
① 详细情况见莫莱：《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第196页注。
② 见《资治通鉴》，卷261第8505页。
③ 关于李克用与阿保机之间联盟的详细研究见陈述：《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1（1936年），第79—88页。
① 见罗伯特·克龙帕特：《唐代的南方复兴：稳定江淮地区的计划、政策和外交》，加州大学（伯克利）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3年，第54页及有关各页。
② 见E。H。肖孚：《闽帝国》（拉特兰，弗蒙特，1954年）。
③ 关于南汉国，见肖孚：《南汉国史，根据欧阳修的〈五代史〉第六十五卷》，载《人文科学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京都，1954年），第339—369页。
④ 关于他的经历，有用英文写成的有用的概略，见冯汉镛：《永陵王建（847—918年）王陵的发现和发掘》，载《美国中国艺术学会档案》，2（1947年），第11—20页。
① 见江聪平：《韦端己诗校注》（台北，1969年），第2页。
后记
剑桥历史丛书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这套丛书之一的《剑桥中国史》已出各卷国外书评予以肯定。本书为第三卷，论述隋唐时期历史。
本书各章的译者分别为：杨品泉（第一至第二章、第六至第八章），张书生（第三章、第九章），索介然（第四章），胡志宏（第五章），陈高华（第十章）。全书由张书生、杨品泉总校。李斌城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前言，详细地论述了本书的特点和价值，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这对读者很有帮助。谢亮生同志对全书的译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的第6卷，英文原名是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直译为《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于 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按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剑桥中国史》的通例和本书涉及的内容，我们将本卷中译本的书名译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本卷分为9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其他6章专述元朝的历史，另有导言和书目介绍分置前后，全书原文共计864页。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导言的作者是本卷的两位主编，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辽、金、元史研究专家，著述颇丰，尤长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还担任第3章金朝历史的写作；后者则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剑桥中国史》秦汉、隋唐、明代等卷的主编，在本卷中还与克劳斯彼得·蒂兹合写了第1章辽朝的历史。第2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学院教授邓如萍，她已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论著。特伦顿州立学院教授托马斯·爱尔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国的历史，故撰写本卷的第4章。第5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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