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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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们显然还在继续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党项皇室的支系也逃离了原居地，迁徙到了四川西部、西藏北部等地，甚至可能到了印度东北部地区。在这些地方，他们或是成了当地的世俗统治者，或是担任了佛教社团的首领。③从党项人的先祖拓跋氏到蒙古时代之后党项人的种种行迹，在传说和历史记载中，西夏的缔造者们为后世留下了纷繁复杂的历史遗产，到现在为止，这笔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和评介。幸运的是，考古发现为了解西夏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其他实物资料，较之契丹或女真的资料，党项的资料要多得多。由于苏联、中国和日本学者刊布了有关的译文和摹本，使这些资料的利用成为可能，有一天可望写出一部不仅仅依赖汉文编年史的西夏文化和社会史。
①　＇646＇《金史》，卷50，第1114页；＇644＇《宋史》，卷486，第14026页。
②　＇405＇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俄译本，第109—110、127页；＇375＇伯希和、韩百诗译注《圣武亲征录》，第230、　261页；＇414＇列里赫：《克烈部的西夏封号札阿绀孛》，第41—44页。
①　＇405＇《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34页；＇375＇《圣武亲征录》，第107页。＇653＇《元史》，卷1，第23页将此事误系于1226年，并将它作为成吉思汗在这一年入侵的原因。
②　吴广成称，在这次事件中，由于党项人成功地摆脱了蒙古的威胁，所以他们将首都兴州易名为中兴。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出于臆测，不足取信。参见第204页注①。＇653＇《元史》，卷1，第13页；＇405＇《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50页；＇375＇《圣武亲征录》，第118页。
③　＇646＇《金史》，卷134，第2871页。
④　＇42＇保罗·比尔：《成吉思汗兴起时汉地与蒙古边界的作用》，第66—68页。又见＇394＇罗依果对《蒙古秘史》卷11中“Juyin”（仭�）的解释。
①　＇646＇《金史》，卷62，第1480页；卷12，第285页。关于金主的这番话，见＇597＇《大金国志》，卷21，第23—24页。
②　＇653＇《元史》，卷60，第1452页；卷1，第14页；卷169，第3977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第84—85页。
①　＇646＇《金史》，卷134，第2871页。
②　＇644＇《宋史》，卷486，第14027页；卷40，第774—775页；＇5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乙集，8b。
①　＇653＇《元史》，卷1，第20页；＇646＇《金史》，卷15，第334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1，第95—96页。据《秘史》本段记载，成吉思汗的使节提醒西夏，早在1209年时，他（实际上应该是他的前任）曾经答应过要做大汗的右手（即西翼）。
①　＇646＇《金史》，卷17，第375—376页；卷38，第869页；卷110，第2424、2433—2434页；卷62，第1487—1488页。
②　＇653＇《元史》，卷1，第23—24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疏》，第1卷，第309—311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21—25、44—45页；＇388＇罗依果：《耶律楚材的〈西游录〉》，第63—64页，注＇138＇。
③　＇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23页。
①　＇653＇《元史》，卷121，第2977页；卷122，第3008—3009、3011页；卷120，第2955页。关于昔里钤部，见＇723＇白滨和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②　＇653＇《元史》，卷120，第2955—2956页。
①　＇653＇《元史》，卷146，第3455页；＇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65页，注＇142＇。党项大黄是一种很有名的中药材。
②　积石州，伯希和失考。积石州是位于黄河以南金朝临洮路的属州，而不是在黄河以北。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10—311页。
③　＇653＇《元史》，卷120，第2956页。
①　＇388＇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49—50页。
②　＇105＇伊丽莎白·思迪科特—韦斯特在《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66—67页中指出：“蒙古、回回、畏兀儿、乃蛮和唐兀达鲁花赤的子弟单独管理并且在承荫时高于同级的契丹、女真和汉人达鲁花赤子弟。”
③　＇716＇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509＇G。杜齐：《西藏画卷》，第1卷，第164页；＇474＇史泰安：《弭药和西夏》，第237页，注＇2＇；＇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27—137页。
第三章　金朝
概　述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承认，对于周期性的中国历史来说，按照王朝划分的模式并不是很令人满意的标准。不过，确实有某种例外，如征服王朝，其中每一个王朝所进行的统治，都同时代表了一个外族征服时期。金朝（1115—1234年）就是这些王朝中的一个。它首先推翻了契丹人的辽朝，使外族继续对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只不过统治者从契丹人换成了女真人而已。今天属于北京的这个地区曾经由非汉族人统治长达400年之久，并随之带来他们的社会的和人种的所有影响——这个事实是太容易被人忽略了。最先侵入中国北部的是契丹人，然后进入了女真人，最后从13世纪早期开始，又闯进了蒙古人。与契丹人与女真人相比，蒙古人更为成功，他们征服了整个中国。就这样，金朝和女真人的统治，既是从北部边疆进入中国本土的非汉族入侵者组成的长链中的一环，同时又颇具自己的特点。女真人用来统治汉人的方式，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契丹人、女真人，还有蒙古人，他们相继采用了不同的政权形式，也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汉族的文明。将这些差异进行对比，有助于了解外族统治中国的各种类型。
我们有充分理由把金朝当作是外族势力统治中国北部的一个传统舞台。有了女真人，通古斯民族才第一次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虽然覆亡，这些通古斯部落却没有随之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几个世纪以后，女真人的直系后人满洲人，重振了他们先人的业绩，集聚了占压倒优势的军事实力。这次，在17世纪，他们在女真人12世纪被击败的地方获得了成功：他们征服了整个中国。还要提到的是，在中世纪的欧洲，“金”（汉语的意思是“金子”）是最先为人所知的中国朝代的名字。马可·波罗提到“金王”（roi　d’or），是对蒙古人称呼金朝统治者的忠实记载。在蒙古语中，　Altan　khan的意思就是“黄金可汗”，虽然马可·波罗对于“金王”与传奇的普罗斯特·约翰二人相遇的记载令人难以置信。因而，就像历史上许多消息传递的情况都颇具讽刺意味一样，这个最先被欧洲中世纪史料所记录的中国朝代名称，竟是一个非汉族朝代。
女真人及其开国前的历史
女真人的族源异常复杂。困难始于他们的族名，不同的文献将他们的族名予以不同的汉文译写。本章所用的Jurchen一词，出自汉文的“朱里真”，似乎是它的最初形式。然而至今，在西方的学术著作中，更常见的写法还是“Jürched”或“Jürchid”，这实际上是女真族名的蒙文译写（d是蒙古文表示复数的后缀）。“女真”一词始见于10世纪初，显然与“庐真”有关，据说那是契丹人对于这个族名的读音。辽朝时，因为“真”字恰与辽兴宗的名字相合而需避讳，“女真”由此而被官方改称为“女直”。种种歧异使这个族名的混乱现象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较早的西方文献中。在16世纪，女真人自称为“诸申”，这很明显地是来源于较为古老的词汇：　Jurchen。①不过，女真语在语言学上的亲属关系却是很清楚的。女真人讲的是一种通古斯语，因而一些学者认为，它与突厥语和蒙古语同属一个语系，是具有同源关系的语言，就是说，它们是从同一个语系派生出来的。至今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东部，仍然有人讲这种通古斯语。新疆固尔札西部的锡伯族自治县仍是一个讲满语的独立地域。消亡于16世纪末的女真语与满语具有紧密的亲缘关系，这一点很早就被西方所发现，也被满族人自己所明确地意识到。②女真语也是最早被用书面文字记载下来的通古斯语言。我们有关12、13世纪女真语言研究的主要材料，是《金史》中所保存的以汉字转写的女真词汇。编纂于16世纪的汉文与女真文对照的词典，尽管反映的是语音发展的后期阶段，但它对于金朝统治时期“旧女真”常用语的研究，也还是有用的。
女真人源起于东北地区东部那些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地，如今归属于黑龙江以南的苏联远东省份（译者注：原文如此）。在早期——就是说在10世纪——女真人似乎就已经扩展到东北平原了，松花江流域一带已成为他们定居的中心。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女真人的生活方式，它虽然与汉族那种定居农业文明相对立，却也不能以简单公式化的游牧方式来说明。在这一点上，女真人不仅不同于契丹人，而且更不同于蒙古人。后两种人更符合于传统上对于草原游牧文化（逐水草而居，住毡帐，主要家畜是马与驼，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农业）的描述。可见女真人的生活与经济方式是根据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而定：在森林中，占优势的是渔猎；在平原上，则是饲养牲畜或从事农耕。女真人饲养马匹，甚至还输出马匹，但他们主要的家畜是牛。他们地区重要的物产是类似于猎鹰和隼的海东青，辽朝甚至汉族的皇帝都热衷于搜求此物。从一份向辽朝和汉人进献贡礼的清单上可以看出，女真人输出的产品包括：马（中国正是一个需求无尽的市场）、海东青、黄金与珍珠，还有林业产品（蜂蜜、松籽及人参，一直是重要的一种中药材）。很明显，女真这些贡品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小，在依靠进贡建立起的关系中，有很长一段时期，女真人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因素。但无疑，与这些比他们更发达国家的偶然接触，在女真人心中点燃了一种渴望，就是效法这些朝廷，也获得这样的威严和显赫，就像他们那些从东北的林莽中走出来的使节曾见到的那样。
汉文文献一致认为，女真是靺鞨（朝鲜语Malgal）部落中的一部，他们曾长期活动在今朝鲜与东北之间的边境地带。靺鞨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种族文化的共同体，倒毋宁说是一个由不同部族组成的混合体。在唐朝时，他们曾经是位于东北地区南部的渤海国的臣民，后来在10世纪，靺鞨部落中的一些部又组成了一个以“五国”著称的群体。这个群体说是个联盟也许更合适些，它位于今天吉林省的东北部，并成为女真人的祖先之一。靺鞨的另一部分是被称为“黑水靺鞨”的七个部落，居住在黑龙江的中下游地区（“黑水”是黑龙江的诸多名称之一）。女真人的第一代祖先就源起于黑水靺鞨，如果我们相信女真人带有传统意义的祖先是从12世纪初算起的话。
在更详细地叙述女真诸部如何逐渐发展成一个联盟国家之前，有必要讲述一下汉文文献对他们建国之前的早期历史的记载。女真的族名最早见于汉文文献的时间并不是很清楚的。靺鞨的出现已是5世纪末，而能够与Jurchen这一族名联系起来的最早记录很可能是在公元748年，当时一个大使和“小汝者”人曾向唐朝宫廷赠送金银。这些“汝者”据说就是室韦九部联盟中的一个，在唐代，他们曾将势力扩展到东北的北部与西部，因而一些讲通古斯语的部落统统被他们纳于麾下。①不过，Jurchen这一族名到10世纪初就消失了。可见，唐帝国在9世纪末的分裂导致了中原边境上多个新政权的形成，而Jurchen人也的确是其中之一。他们既派进贡特使到辽朝宫廷，也派使节到汉族的朝廷，先是到后唐（据史载公元925年曾经通使），然后从961年开始是宋廷。大多是经由辽东半岛的海路。
根据当时中国边疆地区总的政治背景可以解释女真人为什么恰恰于这个时候出现。9世纪时，势力从辽东湾一直扩展到东北地区东北部的渤海国，曾独占了获利的贸易以及向中原的进贡通路。926年渤海国被契丹辽朝所吞并，随着渤海国统治的衰亡，加上辽朝松散的统治机构，使处于比他们更远地区的民族和部落得以有机会直接与外部建立联系。926年以后，这些生活在东北平原、特别是辽河流域的女真人被置于辽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被称作“熟女真”，以区别那些被称为“生女真”的同族。“生女真”生活在辽朝的势力范围之外，仍然沿袭着林中人、狩猎者和捕渔者的古老的生活方式。至于据说在961年到1019年期间曾到过开封的使者与商人究竟是这两种不同的女真人中的哪一种，我们一无所知。不过，那些携带着“好马”，取道山东登州的海路进入宋境的使节们，应该是那些在东北平原上养马并且能够成功地避开契丹主子控制的“熟女真”。还有一些密使，应该也是从熟女真那里派遣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契丹人曾竭力阻止他们属下的女真人向宋朝进贡和贸易。991年，他们曾在从东北通往中原的必经地点附近设置木栅，以此来割断陆路交通。但宋与女真之间的海上交往却一直持续到11世纪初还未曾断绝。1010年，契丹与高丽间进行了一场战争，女真人站在高丽一方。战争的结果是契丹遭到惨败而退却。而对女真人来说，作为高丽联盟中的一员取得的这场胜利，却使他们的使节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以高丽使团成员的身份进入宋的朝廷。
金朝文献中有关女真早期历史的叙述虽然极其公式化，但多多少少与上面所述的外界记载是相符的。那些部落首领同时也是金的统治氏族——完颜部的祖先们，在1136至1137年间都被加封为皇帝，他们的顾命大臣也被封为“国相”。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循环往复出现的特征，为皇帝的家族制造祖先成为一个趋势，无论他们早先的出身多么卑微或者野蛮，后来总会以高贵的显要身份出现而且被汉化。由于女真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他们的早期历史留下的只是口头传说，所以对于诸部长乌古乃（1021—1074年）之前的时代，我们无法按时间进行叙述。女真诸部被联合起来并向类似于国家的部落联盟转化，是在乌古乃的时候开始的。
根据传说，完颜氏族从始祖传至乌古乃是第六世。这个氏族的始祖名叫函普，推算起来应该是生活在公元900年前后，也正是女真人为外部世界所知之时。10至11世纪之间女真人的社会生活主要的还是由部落的自立和个人的活动所决定的，虽然从乌古乃的父亲起就已经接受了辽朝的节度使封号，但这样的封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既无实权，也无实际作用，它的含义无非表示对辽朝松懈的主权予以承认和对自己正式臣属于辽的地位表示接受而已。即使金朝官修史书也承认，在11世纪中叶，女真人还没有文字，不知历法，也没有官府。作为氏族独立性的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源于这样的事实，就是在东北地区东部，在这段时间之内，可以说没有哪个地名是以“某某人的某某城镇”来命名的。
完颜部的崛起遭到了许多部落酋长的抵抗，正需要金朝建国者的祖父乌古乃这样具有才略的人，才能将诸部征服。据说，乌古乃是个勇敢的战士，嗜酒好色，食量过人。他成功地占领了全部东北地区的东部，东起朝鲜半岛与东北地区接壤处的宗教崇拜中心长白山，北至“五国城”。乌古乃被辽赐封为生女真的节度使，甚至还被辽帝接见过一次。有一件事可以作为他实力日渐雄厚的证据，那就是他已在筹划通过从其他氏族中购买铁和铁制武器来扩充军事装备（女真人向来以擅长冶铁著称）。但是，乌古乃之所以能够将反抗过他的氏族和部落最终锻造成一个更有组织的实体，主要还是基于女真人想尽可能地从契丹人手中争得独立的共同愿望。
女真人对契丹人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契丹人对他们的虐待。他们每年一度被迫向辽朝进献的特产包括珍珠、海东青以及貂皮。每年，当辽使与女真贡使到双方边界进行交易时，似乎总有强抢或暴力事件发生。事实上，乌古乃本人和所有他的继任者都有辽赐予的节度使头衔，但这看来全然没能使他们成为辽的忠实臣民。另一方面，与辽的接触以及因此而对组织和结构更加健全的政府模式的了解，都使他们认识到，凭借女真人传统的部落组织，是不足以与契丹人对抗的。使女真人得到了合法的和事实上独立的人，就是后来被尊奉为金太祖的乌古乃的孙子阿骨打。
①　伯希和考证了女真族名的各种写法和读音，见＇373＇《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76—390页。
②　刘应（1651—1737年）发现了这一点，见＇521＇《鞑靼史纲》，第288页。
①　＇408＇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室韦是蒙古人的祖先吗？》，第235、246—251页。
阿骨打的统治和金朝的建立
在阿骨打之前，当他的长兄乌雅束（1103—1113年在位）统治时期，女真人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实力，足以使他们与高丽的边境得到巩固，与此同时还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氏族与部落归附于完颜部。完颜部的故乡位于按出虎水河畔（今阿拉楚喀河，位于哈尔滨以东，系松花江南部支流之一）。此地多年来一直是女真的政治中心，后来又成为他们的国都（即上京，坐落于今哈尔滨东南的阿城附近）所在地。乌雅束死后，1113年，阿骨打被部落长老们推举为女真的联盟长，并沿袭旧例被辽封为节度使。由部落推选首领的作法在女真人之中沿袭已久，虽然有关首领继承的问题并没有严格的规则存在，但选择只能限于完颜部之内。
不久之后，阿骨打的军队与辽朝之间就爆发了一场全面战争。开始时，阿骨打手下受过训练的士卒不超过几千名，但随着他屡次获胜，越来越多的首领带着自己的队伍投奔到完颜部的军中。这场战争的起因——虽然这至多不过是女真一方找的借口——阿骨打向辽索要阿疎，阿疎是女真的一名部长，多年以前投奔于辽。辽国拒绝交出阿疎，并且对此后女真一方提出的要求一概置之不理。阿骨打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打退了派来进攻他的辽军，使自己成为东北地区无可争议的最高首领。
1115年春天，阿骨打正式称帝，建国号为金。“金”得名于按出虎水，在女真语中，“按出虎”的语义即为“金”。①以一条河流的名字为一个朝代命名的做法源于辽朝，“辽”即因位于东北南部的辽河而得名。与此同时，一个汉族式的年号也产生了，这就是“收国”。在原有的姓名之外，阿骨打又为自己取了个汉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汉名叫做“旻”。
至此，一个汉族皇帝建元称帝时所要做的一切，都已经阿骨打而完成。而我们从现存的史料中得知，在这些决策背后，还有个运筹帷幄之人，他就是渤海国出身、年轻时曾考取辽朝进士的杨朴。杨朴曾在一篇上疏中指出，阿骨打不能仅仅满足于带领女真人获得事实上的独立，还应该立大志，得到皇帝的尊位。在另一篇上疏中，他表示希望阿骨打的皇位能够得到合法的承认，还略述了达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步骤。这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因为它所列举的那些特有的做法，是想成为一个合法君王所不可或缺的。
杨朴借用了汉族传统上开基建国的做法，如他所说，就是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或求大国册封。因此他起草了一份向辽朝请求封册的文书，提出了十项要求，其中包括，首先，为阿骨打乞徽号为“大圣大明皇帝”，国号大金。其次，允许他乘用玉辂、服衮冕，玉刻“御前之宝”。辽与金之间以兄弟通问，这种将国家关系转化亲戚关系的模式，自11世纪以来，就在东亚大陆的多元并立的国家间逐渐流行。还有，在生辰、正旦日互相遣使。1004年宋辽缔结和议之后，这一做法便也成为外交惯例。所有这些要求，如果被辽认可的话，倒也会使辽金之间形成一种虽不容易但尚能共存的关系，也不至威胁到契丹国家的继续生存。但是另外一些由杨朴向阿骨打所建议的要求，使辽几乎无法容忍，因为这影响到了辽的根基：这些要求包括将辽东和春州两路无条件地割让给金，付给金朝的岁币共计银25万两和绢25万匹，这些贡物实际上正是宋付给辽的岁贡之数。看来，阿骨打和他的顾问们早就有了灭辽的念头。①金朝对辽摆出的威胁姿态很快就被辽所意识到，此后几年，面对金朝的迅速崛起直至与自己分庭抗礼，辽的态度是既无意于与他们议和，对女真的军事征讨又频遭败绩。但尽管两国间战争频仍，外交往来却未完全中断。不过，随着女真人在军事上取得越来越多的胜利，他们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
1117年年初，在辽军的一次败仗或者说是被迫大规模撤退以后，阿骨打又向衰颓的辽强行提出新的要求。在1118年所提的和约条件中，阿骨打要求辽朝向他称兄，这意味着两国的地位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