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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2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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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畚那兄幸Σ⒐椿隽�10—11世纪北亚多国制的场景，契丹和辽是参与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C。施瓦茨席林的专题论文《澶渊之盟（1005年）》，⑤揭示了导致宋辽1005年和约的重大事件。克劳斯·蒂兹的《1074—1076年的辽宋边界冲突》，⑥详述了两国关系中不用战争而解决的最后一次危机。蒂勒·达格玛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一书，①详述了辽朝末年的重要事件，尽管它的重点是研究宋金关系而不是宋辽关系。陶晋生在他的《宋辽关系史研究》②一书中对宋辽关系进行了全面研究，此后又出版了同样题目的英文论著《两个天子》。③最近还有研究辽朝对外关系的两篇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珍妮特·诺维的《北宋政治家余靖和他与契丹的交往》④和梅尔文·斯里克兰·安的《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⑤后者几乎就是对出使辽的宋朝官员的专门研究。
大量有意义的辽史研究著作出现在中国。傅乐焕的丰富的和卓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收入了著者死后出版的《辽史丛考》中。⑥傅乐焕1966年的早逝，是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损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引人注意和最多产的辽史学家是陈述，他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⑦可能是中国学者对辽代社会和经济研究的最大胆尝试。陈述的分析与魏特夫、冯家昇的有所不同，他比较注重有条理地叙述，对薄弱和零碎的资料的考释不太注意。该书同样未对持续的社会变化给以更多的解释。陈述最近的著作《契丹政治史稿》，①包含了一系列有关契丹社会和政治制度各方面以及各种政治事件的令人感兴趣的、有些是独有见地的论文。陈述还给非专业读者写了一部通俗著作《辽代史话》。②另一部引人注意的著作是张正明的《契丹史略》。③该书的主要部分亦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但是更加完整并对历史演变给予更多的关注。更详细和更条理的辽史著作是舒焚的《辽史稿》，④可惜在本章完成后我还无法参考该书。
可能最好的辽代政治史大纲是由姚从吾的一系列内容详实的讲座组成的。姚从吾1971年去世后，陶晋生将他的讲义编入全集，并得以出版。⑤姚教授写了多篇有关辽代政治和制度史的优秀论文，这些论文既有对复杂事件的深入研究，亦殿示了作者的谨慎学风，所以很有价值。最重要的论著收入他的《东北史论丛》，⑥并且在《辽史汇编》及其补编中重版。
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出版了不少优秀的辽史著作，尤其是研究辽代社会和法律制度的著作。最重要的贡献是岛田正郎对辽代法律（与泷川政次郎合作）、⑦辽代社会、⑧辽代管理制度、①辽代社会与文化、②辽代官制③及辽史其他方面④的系列研究。这些成果深化了辽代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傅海波赞同并发展了岛田正郎关于辽律的观点，对辽律做了进一步研究，在1981年意大利贝拉焦举行的中国中世纪法律史研讨会上，提交了《从辽朝（907—1125年）看多民族社会的中国法律》的论文。⑤同一作者还翻译了《辽史·刑法志》全文并做了评注。⑥关于辽代宗族研究，詹尼弗·霍姆格伦发表了两篇引人注意的文章：《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⑦和《耶律、遥辇与大贺：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袭特权观念》。⑧关于辽代的佛教，最优秀的著作还是野上俊静的《辽金的佛教》。⑨关于辽代的物质文化，第一批重要的证据来自考古，特别是来自辽皇陵的发掘。闵宣化的《巴林蒙古左旗的大辽帝国古都》⑩和《辽代王陵》⑾二文，第一次引起了西方读者对辽代物质遗留的注意。这一领域，从人类学家兼考古学家的鸟居龙藏（1870—1953年）开始，被日本考古学家大大发展了。岛居龙藏在本世纪30年代初在《国华》上发表《辽代的壁画》的系列文章，①对新发现的辽代皇陵的壁画做了介绍。此后他又出版了《考古学所见辽代文化图谱》，②辑录了大量的古代图片，但释文似乎从未发表，可参见他的《辽代文化探讨》③一书。关于早期的日本考古学发掘，亦见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对圣宗墓庆陵的研究④和岛田正郎关于祖州城的报告。⑤引人注意和更有价值的是田村实造在《庆陵的壁画》⑥中对庆陵及其壁画的研究。
本世纪50年代以来，其他带有壁画和各种文物的陵墓被中国的考古学家发现。三个西方学者使用这些资料对契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埃伦·约翰斯顿·莱恩的《晚期中国墓葬装饰的模式和问题》，⑦琳达·库克·约翰逊的《辽朝公主的婚仪：吉林辽代墓葬的壁画》⑧和奥尔布赖特·罗雷克思的《辽墓壁画和中国画中反映游牧民的文姬故事》。⑨关于辽代陶器和瓷窑，见威廉·沃森的《唐代和辽代的制陶术》⑩和李文信、朱子方对辽宁省博物馆所藏辽代瓷器的叙述。⑾亦可参考Y。迈纳为展览开列的目录《长城南北的辽代陶瓷》，附有参考书目，1973年出版。⑿在建筑领域辽代无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存的超过30个的大型石木建筑，确有一些代表了技术方面的重要进步。关于辽、金建筑的经典之作是1934年由关野贞、竹岛卓一出版的图片集和竹岛卓一10年后出版的研究著作。①辽代建筑中最壮丽的是在山西省东北部应县的大木塔，陈明达对该塔研究的专著出版于1980年。②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1984年出版的《中国传统建筑》，③对辽代建筑有精彩的简述。最后，关于辽代的都市规划，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的《中国的帝都规划》一书④中，包括了辽上京、南京和中京的规划。
① ＇645＇《辽史》（北京，1974年版），卷47，第776页。
① ＇645＇《辽史》，卷23，第278页。
② 契丹人耶律鲁不古在太宗朝已有“监修国史”的名号，但是史馆是否设立得如此早，颇值得怀疑。见＇645＇《辽史》，卷47，第781页。
③ ＇645＇《辽史》，卷13，第141页；卷79，第1272页。
④ ＇645＇《辽史》，卷24，第290页。
⑤ ＇645＇《辽史》，卷27，第320页；卷98，第1416页。
⑥ ＇645＇《辽史》，卷4，第49页。
⑦ ＇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⑧ ＇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① 1006年后，宋朝政府禁止在边境互市中出卖儒家经典著作及各种注本之外的各种图书，违犯禁令的人要受到处罚，贩卖的书籍没收入官，见＇644＇《宋史》（北京，1977年版），卷186，第4562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1979年版），卷64，第1425页。辽亦有禁止图书出口于宋的同样禁令，违犯禁令者要被处死。见＇577＇沈括：《梦溪笔谈》（北京，1956年版），卷15，第160页。＇541＇亦见魏特大、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费城，1949年版），第502页，注释41。
② ＇645＇《辽史》，卷104，第1455—1456页。
① ＇646＇《金史》（北京，1975年版），卷4，第84页；卷89，第1988页；卷125，第2720页。
② ＇646＇《金史》，卷12，第282页；卷125，第2727页。
③ ＇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④ 在《辽史·礼志》的总述中，明确提到了这些著作。见＇645＇《辽史》，卷49，第834页。
① 该书前序记成书时间为1180年，但是这个年份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作者是1247年的进士。前序中的年号，可能被抄错（译者注：即将淳祐七年误写为淳熙七年）。详见＇706＇《契丹国志通检》（北京，1949年版；台北，1968年再版）前言及＇5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契丹国志》集注本，第259页。
② 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的影印本，加上俄文翻译、介绍、评价和索引，构成了＇493＇V。S。塔斯钦的俄译本（莫斯科，1979年版）。
③ 厉鹗的《辽史拾遗》，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台北，1973年版），卷3，第9种。
④ 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3，第10种。
① 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3卷（北京，1980年版）。
② 赵铁寒编《辽史校勘记》，收入《宋辽金元四史资料丛刊》（台北，1971年版）。
③ ＇756＇杨家骆：《辽史汇编》，10卷（台北，1973年版）。
④ ＇757＇杨家骆：《辽史汇编补》（台北，1974年版）。
⑤ ＇784＇陈述：《全辽文》（北京，1982年版）。
⑥ ＇863＇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1985年版）。
① ＇152＇贾柏连：《满洲边缘的辽史》（圣彼得堡，1877年版）。
② ＇193＇H。H。霍渥斯：《中国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
③ ＇370＇E。H。帕克：《鞑靼千年史》（伦敦和上海，1895年版）。
④ ＇61＇沙畹：《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⑤ ＇473＇史泰安：《辽史》。
⑥ ＇541＇见魏特夫、冯家昇书。
① ＇837＇聂崇歧：《宋辽交聘考》。
② ＇871＇傅乐焕：《辽史丛考》，2卷，第283—387页。
③ ＇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伯克力和洛杉矶1983年版）。
④ ＇535＇王赓武：《小国的辩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487＇陶晋生：《蛮人或北人：北宋人心目中的契丹人》；＇419＇米歇尔·罗杰斯：《朝鲜中世纪民族的觉醒：辽、金对高丽的影响》；均载于＇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
⑤ ＇444＇c。施瓦茨席林：《澶渊之盟（1005年）：中国外交史的一大贡献》（威斯巴登， 1959年版）。
① ＇498＇蒂勒·达格玛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威斯巴登，1971年版）。
②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1984年版）。
③ ＇491＇陶晋生：《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塔克森，1988年版）。
④ ＇353＇珍妮特·诺维：《北宋政治家余靖和他与契丹的交往》，印第安那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 ＇14＇梅尔文·斯里克兰·安：《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 ＇871＇傅乐焕：《辽史丛考》（北京，1984年版）。
⑦ ＇782＇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上海，1963年版，1978年再版）。
① ＇785＇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1986年版）。
② ＇783＇陈述：《辽代史话》（郑州，1981年版）。
③ ＇796＇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1979年版）。根据作者的前言，此书实际完成于1963年前后。
④ ＇872＇舒焚：《辽史稿》（武汉，1984年版）。
⑤ ＇832＇姚从吾：《辽金元史讲义（甲）：辽朝史》，重版载《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1972年版），2卷。
⑥ ＇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年版），2卷。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
⑦ ＇482＇泷川政次郎、岛田正郎：《辽律之研究》（东京，1943年版）。
⑧ ＇457＇岛田正郎：《辽代社会史研究》（京都，1952年版）。
① ＇458＇岛周正郎：《辽制的研究》（东京，1954年版，1973年再版）。
② ＇454＇岛周正郎：《辽代社会与文化》（东京，1956年版）。
③ ＇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东京，1978年版）。
④ ＇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东京，1979年版）。
⑤ ＇119＇傅海波：《从辽朝（907—1125年）看多民族社会的中国法律》。
⑥ ＇145＇傅海波：《辽史中的“刑法志”》。
⑦ ＇185＇詹尼弗·霍姆格伦：《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
⑧ ＇187＇詹尼弗·霍姆格伦：《耶律、遥辇与大贺：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袭特权观念》。
⑨ ＇350＇野上俊静：《辽金的佛教》（京都，1953年版）。
⑩ ＇329＇闵宣化：《巴林蒙古左旗的大辽帝国古都》。⑾＇332＇闵宣化：《辽代王陵》。
① ＇505＇鸟居龙藏：《辽代的壁画》。
② ＇503＇鸟居龙藏：《考古学所见辽代文化图谱》，4卷（东京，1936年版）。
③ ＇504＇鸟居龙藏：《辽代文化探讨》（东京，1937年版）。
④ ＇486＇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京都，1953年版）。
⑤ ＇459＇岛田正郎：《祖州城》（东京，1955年版）。
⑥ ＇484＇田村实造：《庆陵的壁画》（京都，1977年版）。
⑦ ＇271＇埃伦·约翰斯顿·莱恩：《晚期中国墓葬装饰的模式和问题》。
⑧ ＇232＇琳达·库克·约翰逊：《辽朝公主的婚仪：吉林辽代墓葬的壁画》。
⑨ ＇422＇奥尔布赖特·罗雷克思：《辽墓壁画和中国画中反映游牧民的文姬故事》。
⑩ ＇537＇威廉·沃森：《唐代和辽代的制陶术》（纽约，1984年版）。
① ＇446＇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2卷（东京，1934年版）；＇481＇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东京，1944年版）。
② ＇786＇见陈明达：《应县木塔》（北京，1980年版）。
③ ＇476＇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中国传统建筑》（纽约，1984年版）。
④ ＇475＇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中国的帝都规划》（檀香山，1990年版）。
2。西夏
西夏历史的研究，尽管人们认为它很重要，直到本世纪还是令人吃惊的少。西夏是一个持续了两个世纪的朝代，在中国北部和内亚的政治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并且有它自己的一套复合的制度和高度混杂的文化。但是，西夏从未被中国正统历史学家视为正统王朝，可能是因为它甚至从唐代开始，占据的只是中国世界的边域地区。结果是从没有为西夏修过正史：在为辽、金的正统问题激烈争论几十年之后，终于在元朝的末代皇帝在位时的1344—1345年为这两个非汉人建立的王朝修了专史，但是从未有人提出给西夏以同等待遇的建议。
中国史官由此把有关西夏的记载作为列传，分列在14世纪40年代同修的宋、辽、金三史中。①这些列传，像其他“外国传”一样，没有集中叙述这个党项人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制度，而是大量叙述它与中国世界其他政权的关系。此外，修传时所用的原始资料几乎全部是汉文的。夏和辽、金一样，有自己的史官，但是他们的作品以及用党项文字记录的西夏官方资料，都在1227年蒙古征服时被毁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党项文字和语言知识逐渐失传，以至存世的用党项文字书写的碑文直至近几十年前还不能识读。
在正史之外，宋人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保留了许多有关西夏的资料。宋人有专论西夏的著作，大多数与边疆防卫和战略相关，但是仅存书目，原书早已不存。②王偁撰写的《西夏事略》是惟一的例外，该书在13世纪时还以此名单独成书，但正如18世纪时编辑“四库”者所述，它实际上只是王偁《东都事略》（1186年成书）中的西夏传，出版时独立出来并被后来的出版者给予新的书名。③将所有保留下来的汉文史料合成西夏史的尝试开始于18世纪。洪亮吉是为西夏写史的学者之一，他的《西夏国志》没有完成；秦恩复的《西夏书》，则在完成后不久被毁。两部19世纪的大部头作品刊印并保留下来：吴广成的编年体史书《西夏书事》，42卷，1825—1827年成书；张鉴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西夏纪事本未》，36卷，1884年成书。这两部书对现代史学家仍很重要《西夏纪事本末》的绝大多数原始史料都能在其他著作中找到。但是《西夏书事》保存的大量重要资料找不到出处。正因为吴广成引用的很多史料出处不明，有些还颇值得怀疑，所以他的作品虽然很有价值，但是使用时需要特别谨慎。
编撰这类传统史书的最近尝试是戴锡章的《西夏纪》，1927年（译者注：实为1917年）成书。与以前的作者不同，戴锡章精心编撰的这部书核对了所有资料并开列了参考书。他惟一没有使用的重要宋代资料是《宋会要辑稿》，因为当时该书还没有出版。
多产的中国历史学家朱希祖于1943年撰文对这些早期史书做的研究，①虽非长篇大论，但还是很有用处的。
党项资料的发现和语言翻译
戴锡章的著作出版前，对党项人和西夏的研究因为西夏语言和文字的原始资料大量被发现而有了巨大的发展。部分资料是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的。1908—1909年，由P。K。柯兹洛夫率领的一支俄罗斯探险队发现并发掘了额济纳的西夏古城（黑水城）。在他们的发现中，有一座著名佛教僧侣的坟墓，里面有成千的印刷或手写的图书和文书。后来斯文·赫定带领探险队考察了同一地区，斯坦国和兰登·沃纳也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考察。虽然这次考察没有像柯兹洛夫那样收获巨大，还是发现了很多资料。其他的资料是中国的考古学家近几十年发现的。这些新资料，尽管没有完全被识读，还是从党项人本身而不是它的中国邻人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证据。
对党项语言试探性研究的成果在上述发现之前就已经出版，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M。G。德维利亚对一些双语碑文作了考释，但是远没有达到释读党项语的目的。真正的党项语研究始于1909年，伊凤阁的研究主要依靠柯兹洛夫发现的党项—汉语辞典，亦使用了一些其他资料，他后来编纂了一部党项语辞典。1922年，伊凤阁被苏联派往北京作外交使节，在北京他与中国学者广泛接触，尤其是与罗振玉的儿子罗福成、罗福苌兄弟及王静如过往甚密，他鼓励他们也从事党项语的研究。伊凤阁还影响了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聂历山，他不久即开始将存在列宁格勒的柯兹洛夫发现的文献进行系统的编目。对党项研究极不幸的是，1937年，伊凤阁和聂历山都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蒙难，他们的手稿全部被没收。
第二次世界大战亦中断了中国的党项研究。当时在这一领域几乎仅有的是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和他的学生西田龙雄主要从事的党项语佛教经典的研究。
在本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苏联的党项研究复苏，一批年轻学者终于掌握了阅读党项文献的技能，并能以令人信服的新方式翻译资料，有些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时出现了第一部现代西方的党项史著：E。I。克恰诺夫的《西夏史纲》。①该书主要还是依据汉文史料，但是也使用了党项资料。
此后不久，出现了两部主要依靠汉文史料的深入研究党项早期历史的著作：保罗·弗里德兰的学位论文《早期党项史》②和日本学者冈崎精郎对同一课题的更细致研究。③对西夏进行全面研究的英文著述，仅有邓如萍的博士学位论文，④作者引用了至1983年以前苏联和中国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
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邻人研究的兴趣，从60年代后期开始，在近20年中成果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对党项与中国及其与契丹、回纥、吐蕃等邻族的关系能够有更深了解，亦能看到中国北部的复杂世界及其边疆民族的各个方面。
近年来中国的研究
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亦重兴西夏和党项研究，充满活力的语言和历史研究论著不断出版。中国最重要的成果是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后来又增补和修订再版。①这部著作是当前最有价值的党项史的综合论著。
白滨编辑并于1984年出版的论文集，②反映了中国学者关注的课题。其他学者如李范文、③陈炳应、④李蔚⑤等，也出版了有关西夏历史和文化的论文集。在这些作者中，陈炳应注意收集党项语的资料，而李蔚则仅限于使用汉文资料。
李范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党项语言学家，他出版了党项同音字典《同音》的影印和汉文译本。⑥虽然对他的语音重构还有争议，但他的成果加上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出版的另一部党项字典《文海》的影印和汉文译本，⑦保留了一批必需的资料。史金波还出版了一部研究党项佛教的论著。⑧最近，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辑出版了《西夏文物》，⑨开列了党项文物的目录并附有介绍文章，该书提供了大部分西夏文化遗址和遗物的新图片（包括许多彩色图片），此外还有大量的文书。
中国学者的新研究的最重要方面是通过使用新发现的党项史料使西夏的研究更为完整；大范围的考古新发现亦为党项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和艺术提供了有价值的、完整的新证据。
俄罗斯的学者也在继续出版重要的新著。语言学家K。克平出版了许多列宁格勒所藏党项文书的译文和研究成果。①依据党项语言资料进行研究的最有意义的贡献毫无疑问是E。I。克恰诺夫已经完成的西夏法典翻译的经典之作。②现在已经出版的这批译著将使历史学家对西夏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管理制度以及党项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中国成文法的过程有全新的理解。就在最近，克恰诺夫与傅海波合作翻译和研究了党项人的军事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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