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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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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峁┑母骺じ鞴惺暮霞剖灰恢隆Ｓ氪讼嗨频那榭鍪牵械南率粜姓ノ�1587（或1578）个应该是1577个。关于这个时期产量的意见依靠的是《汉书》中关于可耕地面积的略有问题的数字（《汉书》卷二八下，第1640页），此外，汉代政治家所引的产量数字是为了辩论而估计的。唯一可靠的材料是行政记录中为公务员及其家属分配口粮而提供的材料；这类数字对全体人口的适用程度则是值得怀疑的。
③ 关于这个题目，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5章。
① 《汉书》卷二五下，第1257页。雍城古址共有203个神坛，只留存15个。各地总共有683个神坛，留下了208个。
② 《汉书》卷二五上，第1210页。见本章《高帝最初的安排》。
① 《汉书》卷二，第8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78页）。
② 《汉书》卷一下，第80页；卷四，第12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45、第257页）。
③ 《汉书》卷七三，第3115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79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七三，第3125页以下。
② 关于秦始皇之墓，见第1章《秦的崩溃》。在写作本文时，对汉代诸帝陵墓的发掘尚未完成，但诸王，如死于公元前112年的中山王（其墓已在满城发现）的奢侈的埋葬，说明汉代诸帝的做法同样浪费。关于文帝的观点，见《汉书》卷三六，第1951页。
③ 藤川正数：《汉代礼学的研究》（东京，1968），第174页以后；陕西省博物馆编：《西安历史述略》（西安，1959），第65页以下。
④ 《汉书》卷八九，第3627页；藤川正数：《汉代礼学的研究》，第177页。
① 《汉书》卷七，第29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27页）。
② 《汉书》卷十，第32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401页）。关于其中一次迁移对历史学家班固的影响，见《汉书》卷一○○上，第4198页。
③ 《汉书》卷三六，第1952页以下。
④ 《汉书》卷十一，第34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页）。
⑤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0、391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1、176页）。
⑥ 都护之职最初在公元前60或59年设立，当时由郑吉担任。由于没有在职都护的完整名单，所以不能肯定在公元23年之前该职务是否连续地有人担任。除了公元前46至前36年、前28至前24年、前19至前12年和前10至前1年，我们已知道历年任职的官员姓名；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4页。
① 这个职务称戊己校尉，有一个时期它又分为戊校尉和己校尉，戊和己是天干中的第5和第6字。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874；卷九六下，第3924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3、189页）；何四维之作，第79页注63。
② 《汉书》卷七，第223页；卷九，第28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0、310页）。
③ 《汉书》卷七九，第3296页。关于数字的可靠性通常受到怀疑，见第1章附录3。
④ 《汉书》卷七○，第3007页以后；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7章。
① 《汉书》卷七九，第3294页；卷九六上，第3897页（何国维：《中国在中亚》，第141页）。
① 这一部分的主要史料见《汉书》卷十、九七下和九八。又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56页以下、366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0页以下、252页以下及264页以下。
② 《汉书》卷十，第30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73页以下）。
③ 《汉书》卷二二，第1071页以后；卷十，第31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95页）；卷二七下，第1368页；卷九七下，第3999页。
① 《汉书》卷八一，第3338页以下、第3341页以下；卷十，第30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74页）；卷八二，第3376页。
② 关于全部详情，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65页以下。
① 大司马之职先后由王凤（公元前33—前22年）、王音（前22—前15年）、王商（前15—前11年）、王根（前11—前7年）和王莽（前7年）担任。
② 《汉书》卷八一，第3354页以下；卷九七下，第3999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4页以下。
③ 《汉书》卷十一，第33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15页以下）。
① 《汉书》卷八二，第3380页以下。
② 《汉书》卷八一，第3356页；卷八六，第3505页。
③ 《汉书》卷十一，第34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8页）。
④ 《汉书》卷九三，第3733页。
⑤ 《汉书》卷九三，第3738页。
① 《汉书》卷十二，第34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61页以下）；卷九七下，第3998页以下。
② 《汉书》卷十二，第36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85页）；卷八四，第3426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7页以下）。
① 《汉书》卷九九上，第4080—408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21—225页）。
② 《汉书》卷八一，第3338页以下。
③ 《卷书》卷八一，第3354页以下。
① 《汉书》卷九三，第3738页。
② 见鲁惟一：《通向仙境之路》，第98—101页。
③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0页以下。
① 《汉书》卷六十，第2671页；卷八五，第3444页。
②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0页以下。
③ 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卷，第124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78页。
④ 《汉书》卷七五，第3192页。
① 《汉书》卷十一，第34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9页）。
第3章 王莽，汉之中兴，后汉
在汉代的国家祭典中，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它被认为直接支配着人世的命运。皇帝，即天子，是天的代表，在它的庇护下进行统治。王朝的创建者因他个人的功业，比其他人优先被选为第一个受命于天的人。末代皇帝则丧失了这种天命，因为他和他的皇室不宜再进行统治。吉兆预示着天命的出现，而凶兆则宣布上天庇护的消失。①受命于天的信仰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古代的历史学家引用、隐瞒、歪曲甚至伪造证据，以证明为什么王朝的创建者值得上天的赐福，对于这种尊贵的资格，他个人是毫不怀疑的。他重视正统性。那些反对天命的人是明显的小人。他们之缺乏道德资质可以从他们的下场中得到证明。古代历史学家在这方面持否定的态度：他给最重要的造反者和皇位觊觎者撰写有偏见的传记，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行动，已把自己置于有秩序的社会以外。此外，古代的历史学家就没有进一步行动了；对那些反正统王朝的人的主要助手概不写传。
这就是历史编纂学的状况，它对公正地评价象推翻前汉皇室而试图另立自己王朝的王莽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如果他能如愿以偿，他就会说是沐受了上天的恩泽，古代历史学家就会把他比作以往伟大的王朝创建者。但是随着他政府的垮台和汉朝的复兴，王莽自然而然地成了历史编纂学的受害者，从天子之尊贬为篡位者。甚至他的相貌也变了。
汉代的中国人都深信相面术。他们认为面貌反映了性格，并试图根据一个人的相貌来推断他的未来。这就引出了一种假设，即王朝创建者必定有某些共同的外表，于是历史家们就杜撰他们多须、高鼻和有突出的前额。相反，这种伪科学的相面术还需要把皇位觊觎者或篡位者道德的堕落表现在他们的外貌上。因此，王莽被描述为一个巨口短颔、露眼赤睛和声音大而嘶哑的人。①于是，近代的历史学家面临着明显的偏见的问题。当班固编《汉书》，即《前汉书》时，他是以兴复汉室的斗士的观点来写书的。虽然王莽当了15年皇帝，却没有他应有的历史。他占有的篇幅只是《汉书》之末（卷九九上、中、下）的一篇传记，文中对他的为人和他的统治进行了连续的批判。《汉书》的其他地方很少提到他和他的支持者；《后汉书》②对他的垮台的细节补充得很少。对王莽只能在这样贫困的材料基础上进行评价。
① 关于前汉这种迷信的发展，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5章、第13章第733页。关于凶兆，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127—143页。
① 关于王莽的外貌，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2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2页）。《汉书》卷一上，第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9页）描述了高帝的相貌；关于承认这种相貌是适合当皇帝进行统治的标志，见《汉书》卷一百上，第4211页；和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6（1954），第99页。
② 《后汉书》在档案材料不再存在之时由范晔（公元398—446年）编成（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9页以下）。他不得不根据约20种以前的历史编写，其中以《东观汉记》最为重要。此书得名于大部分著作在那里写成的洛阳南宫的秘阁。第一部分于公元72年由明帝命班固等人共撰。（关于班固在编撰时的困难，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51〔1979〕，第121页）第二部分受命于公元120年，第三部分受命于151或152年，第四部分受命于172至177年期间。最后的第五部分在220至225年东汉亡后由私人所写。作为一部连贯汇编，《东观汉记》给范晔提供了大量当时多方面的材料。今天，此书只有部分残存。关于《汉书》卷九九的译文，除德效骞的《〈汉书〉译注》第3卷外，还有汉斯·施坦格的《〈前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译注》（莱比锡，1939）；克莱德·萨金特：《〈前汉书〉王莽传译文》（上海，1947）。
王莽的崛起
王氏家族原是在地方上有权势但在全国并不重要的小绅士氏族。后来伪造的一份家谱声称王莽是通过田家的齐公传下的舜和黄帝（两位在神话中受尊敬的君主）的后裔。但是从齐公传下的后裔之说不可信，而舜和黄帝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当然，伪造家谱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已为前汉的创建者伪造过类似的家谱。①这些家谱不过是宣传，目的是使新王朝合法化。
王莽可靠的家谱始于他的高祖父，后者未当过官，显然在今山东北部过乡绅的生活。②王莽的曾祖父从那里搬到黄河正北的大平原中部某地，短期地在中央政府的一个小官署中任过职。王莽的祖父在京都的廷尉府中任低级官员，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一个女儿，他恐怕永无出头之日。他名王贺，字翁孺，有八子四女，正是他的次女王政君，才使她的家族处于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生于公元前71年，于前54年被选进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的后宫。不久，她被转移到太子——即未来的元帝——（公元前49—前33年）的后宫。公元前51年，政君生下未来的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于公元前48年4月12日成为皇后。③她父亲同时被封为侯。在元帝朝时，王氏家族没有行使特殊的权力；如果政君的寿命与汉代普通人一样长，她的侄子王莽可能永远不会登上皇位。她死于公元13年2月3日，由于她的长寿，才使她的家族的控制和王莽的崛起成为可能。
元帝死于公元前33年7月8日；成帝在8月4日继位，王政君就成了太后。新君约年18岁，大概受了他母亲的影响，立刻任命她的兄长为大司马和大将军（即摄政）。①此人即王凤，他于公元前42年已袭了他父亲的侯位。此后不久，王凤的几个在世的弟兄被封为侯。成帝证明是一个讨人喜欢和爱好玩乐的人，易受女人的支配。他不喜好政事，满足于让他的几个舅舅为他统治国家。王凤在公元前22年在职时死去，由他和太后的堂兄弟王音接任大将军。王音于公元前16年在职时死去，于是已故的王凤之弟王商成了大将军。王商死于公元前11年。他的兄弟王根接任，在公元前8年11月16日辞职。同年11月28日，王莽在37岁时被任命为大将军。②王莽生于公元前45年，为王政君弟兄王曼的次子，王曼早亡，未能与王后的其他弟兄一起封侯。但是，王莽虽在成长时失怙，其兄也在年轻时死去，却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并博览群书。在公元前22年当其叔王凤最后病危时，他曾伴随这位大将军几个月。当时他已有官职，但史料未具体说明为何职。经临死的大将军的请求，王莽调任射声校尉，同时任黄门郎。第一个官衔表示他成了由驻京职业军人组成的北军将领之一。但是王莽之指挥职务肯定是挂名的。黄门郎则是授予皇帝顾问的编外的官衔。后来，王莽被任命为骑都尉（另一个闲差事）和向皇帝提建议的光禄大夫；他又被授予侍中的编外官衔。公元前16年6月12日，他被封为信都侯。以上是王莽成为大将军前的经历。③王莽的传记带有无情的偏见和捍卫汉朝的情绪；对他待人谦恭，全力学习，和侍奉他的寡居的母、嫂和教育其失怙侄子的情况，它作了不以为然的叙述。他侍奉他的几个叔、伯时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在照顾垂死的王凤时不修边幅。他越往上升，越变得谦卑。他把财富分给他人，以致家无余财。他与知名人士交往。他的虚名名扬一时。
这类批评暗示，王莽不是通过真才实学，而是通过矫揉造作才取得高位的。一个赞赏王莽的历史学家会走另一极端，会颂扬他的孝悌之情，热爱学习的精神和通过实行儒家美德而出人头地的经历。实际上，王莽显然是一个能干而有雄心的人，在必要时也残酷无情。他具有吸引别人追随他的才能，兴趣异常广泛。他对亲戚的感情可能完全是真诚的。在早期，他根本不可能怀有篡夺皇位之心。
王莽被任命为大将军的原因，远比对他没有节操的矫揉造作的解释简单。在他之前的四个王家大将军都与王太后是同代人。三人是她的弟兄，另一人是记载中唯一的堂兄弟。当王根在公元前8年辞职时，太后只有一个弟兄在世。他已六十多岁，而且名声不佳。这就必须到下一代，即到成帝的几个表兄弟中去找。王莽无疑是这一代中最能干和政治上最机敏的人。
在他仕途的这一时刻，王莽遭到了一次特别不幸的打击。成帝在公元前7年4月17日死去，由于无子，皇位由他的侄子哀帝继承。①新帝有自己的主见，甚至在他多病的身体容许的情况下，试图进行强有力的亲政。此外，他母亲的丁氏家族和他祖母的傅氏家族大肆进行反对王家的阴谋活动。按照传统，王政君被认为是哀帝的养祖母，不能随便废除，于是被授予太皇太后的称号。但是王莽被迫辞职。他的辞呈在开始时被圆滑地拒绝了，后来在公元前7年8月27日被接受。他得到了许多荣誉，隐居在他京师的府第。他住在那里，直到公元前5年夏天奉命离京而居住在他所封的侯国。①王莽的放逐并不能使他与他的许多支持者甘心，后者大声疾呼地要求把他召回。哀帝让步了，在公元前2年容许王莽回京安静地隐居。次年8月15日哀帝死去，王莽得以重新掌权。这只是因为哀帝的母亲和祖母已分别在公元前5年和前2年死去，才有此可能；这样，随着哀帝之死，王太皇太后作为皇室无可争辩的长辈，有权解决宪制的危机。②哀帝死前无子，也未指定继承人。但他曾想让位给他的宠臣董贤，并在临终时把御玺交给董贤。太皇太后终于面临清除董贤和为汉室选立嗣君的问题。
哀帝死后，御玺立刻被找回，同日，王莽被召进宫。他向太皇太后建议剥夺董贤的官职和爵号。此事在次日，即8月16日完成，董贤自杀。8月17日王莽再次被任命为大将军。他很快压倒了哀帝的母系亲族，把他们遣送出长安。③这时，王朝的继位问题解决了，未遇到困难。自元帝在公元前33年去世以来，他的后裔一直在位。这时只有一个哀帝的堂兄弟还活着。他是合法的继承人，于是王莽向太皇太后进谏，要求把他召来。他就是在公元前1年10月17日登基的平帝。恰好新帝生于公元前9年，所以还只是一个儿童，这不会使王莽感到不愉快。
在平帝名义上统治的短暂期间，王莽的权力增大了。他把其伙伴和支持者安置在关键的职位上，并真正地得到官员和文人的爱戴。太皇太后也乐于把一切实权交给他。他的政府似乎是胜任的，并取得了种种成就，其中包括：公元3年改善地方的学府；公元4年扩大太学；公元5年在京师就古典文献、天文占星术、律管、语言学和占卜术等题目召开会议；公元5年从渭水流域穿过其南面艰险的山脉开凿新路直达四川；在边界保持了安宁。公元1年，王莽取得了显赫的安汉公头衔。公元4年3月16日，他的可能生于公元前9年的女儿被立为平帝的配偶，王莽又得了各种荣誉。①作为年轻皇帝的岳父，还可能成为下一个皇帝的外公，他可以泰然自若地面向未来，并且期待着长期掌权。但在公元6年2月3日，平帝突然死亡。②后来有人宣称，王莽把平帝毒死。这个指控最早是在公元7年提出的，后来在王莽垮台后的内战期间再次提出。③没有证据能证实或否定这个指控。在中国历史上王莽大概不是在他登上皇位的道路上清除其敌人的唯一的人。这类谋杀是屡见不鲜的，而王朝的历史学家对他们认为是合法君主的那些人持宽大的态度。但是对弑杀君的种种指责也是老一套的；旁证有力地说明王莽是无辜的。他最近刚把女儿嫁给平帝。平帝尚未成年，所以王莽的权力是稳固的。他那时是否已决定推翻汉王朝，值得怀疑。他无法估计皇族反对政变会多么坚定，或者汉室在农村的追随者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谋害皇帝很容易触发一次危机，王莽可能在危机中失败。因此，平帝之死可能给王莽带来很大的不便。他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权力而又不使汉皇族反对他。
随着平帝之死，元帝再也没有后裔在世了。必须在家谱中退一步从宣帝（死于公元前48年）及其妃子的后裔中选一个继承人，这样的选择余地的确很大。有资格的候选人有5个王和将近50个侯。如果王莽选一个成熟而能干的人，他的摄政将会突然中止。如果他选一个儿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他打算延长他的权力。公元前184年吕后就采取后一种办法，当时她立吕家的一个幼儿，同时伪称他是惠帝之子。①为了延长外戚的权力，后汉时期以同样方式所立的幼帝不少于四个。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王莽决定不放弃摄政，并甘冒激怒刘氏皇室的风险，选了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候选人。他就是生于公元5年的宣帝的玄孙刘婴。这个儿童未正式登基。首先，王莽自封为摄皇帝。然后，在公元6年4月17日刘婴被指定为太子，并被授予孺子王的称号。②汉室的反应是迅速而徒劳的。第一个起来反对王莽的是一个侯，他在公元6年5月或6月集结了一支小部队，并试图夺取其郡的治地。他不但被彻底打败，而且一名父系亲戚自动向王莽投降，并低声下气地呈上了一份道歉和阿谀奉承的奏疏。同年7月1日，太皇太后重新批准王莽为摄皇帝，这个称号只能被认为是向天下宣告他的胜利。③后来汉室其他两个侯的叛乱——不知道是联合的还是分别发起的——毫不重要，古代的历史学家甚至未交代它们的日期。
从公元7年起，大平原中部发生了一次更严重的起义。起义由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之子翟义领导，他拥立一名皇室成员，成立政府，并指控王莽毒死平帝。另一次规模较小的叛乱在京都附近爆发。王莽采取了一些有力的反措施，其中之一是宣布当年轻的王成年时，将还政给他。在三个月内，起义已被平息。①此后，王莽未再遇到严重的反对。
王莽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起义者，而且实际上所有的官员都接受他的领导，这必定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使他相信道德败坏的汉室已经失去了一切支持。他与其同时代的人一样，不但相信天命，而且相信五行（木、火、土、金、水）的依次接替；每行各与方向、颜色和动物互有关系。
每个王朝各在五行中某一行的力量下进行统治，当这行依次被下一行取代时，王朝就衰亡。经过了争论以后，火被确定为汉朝的行，这意味着赤为汉朝之色。②但汉朝已长期执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它衰落的迹象。包括汉室成员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相信天命正在转移，五行中的土处于上升的阶段。王莽需要做的是通过巧妙的宣传去说服公众，使之相信改朝换代的时刻已经来临。这就要伪造吉兆以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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