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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2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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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333'N。TS。蒙库耶夫:《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莫斯科,1965年版)。
④ '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⑤ 保罗·比尔:《早期蒙古中国的部落、汗和兀鲁思:早期元史绪论》(华盛顿大学1977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 '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伯克力和洛杉矶,1987年版)。
⑦ '29'W。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版(伦敦,1968年版)。
⑧ '301'H。德斯蒙德·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巴尔的摩,1950年版)。
① '391'罗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
② 罗依果、陈学霖等编:《元人传记》,第1卷(威斯巴登,即将出版)。
③ '299'牧野修二:《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
④ '442'H。F。舒尔曼:《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
⑤ '469'约翰·马森·史密斯:《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
⑥ '43'保罗·比尔:《蒙古不花刺的汉—契丹管理机构》。
⑦ '6'托马斯·T。爱尔森:《蒙哥汗时期(1251—1259年)的护卫与统治机构》。
⑧ 格哈德·多尔佛的《新波斯文中的突厥和蒙古要素》(威斯巴登,1963—1975年版)。
⑨ '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巴黎,1959年版),第1卷,第281—363页。
① 柯立夫:《1240年的汉蒙文碑》,《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23期(1960—1961年),第62—75页。
② 丹尼斯·西诺的《中世纪欧亚大陆研究介绍》(威斯巴登,1963年版),第294—319页。
③ '11'托马斯·T。爱尔森:《12—14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
④ 亨利·G。施瓦茨:《蒙古书目》(贝林哈姆,1978年版)。
5。忽必烈汗的统治
有关忽必烈时期的汉文基本史料既零散又相互歧异。《元史》中忽必烈的本纪是极有用的编年记录,应该与该书中重要人物的列传一起阅读。后出的柯绍忞的《新元史》、邵远平的《元史类编》、屠寄的《蒙兀儿史记》都有为《元史》做的补传并提供了《元史》所没有的有价值的细节。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用主题叙事的方式论述重要事件特别是军事,而不是简单的编年史。
14世纪30年代刊行的元代基本行政手册《元典章》,囊括了忽必烈时期的财政和政府管理及其问题。两个被蒙古征服的朝代的历史《金史》和《宋史》,不仅校正了蒙古人的观点,亦可瞥见金和宋对蒙古人的回应。查尔斯·A。彼德森用这两部史书,参考其他资料,写出了两篇有关宋对蒙古入侵中国北方的反应的重要论文。①其他汉文基本史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初起和在位时的特殊事件。《辨伪录》②和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③记述了1258年和1281年佛道辩论的基本情况。《南诏野史》(卡米耶·塞松翻译)④叙述了忽必烈成为蒙古世界领袖之前进军云南的情况。还有专门的典籍专述元朝与高丽的重要关系(《元高丽纪事》)、⑤税粮政策(《大元仓库记》)、⑥马匹管理(《大元马政记》)⑦和海运的革新(《大元海运记》)⑧。著名元代官员和文士如赵孟畹淖髌芬嗉鞘隽嗽诤霰亓沂逼谄鸸匾饔萌宋锏纳介笫拢扔泻喝艘灿忻晒湃恕
由于元是更大的蒙古世界的一部分,外国历史学家和游客的作品也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同时代的波斯史家志费尼、拉施特和术兹札尼的著作(前两部被约翰·A。波义耳翻译成英文,第三部由H。G。拉弗梯译成英文),⑨都提供了有关忽必烈朝的可信记载。1451年由郑麟趾完成的高丽编年史《高丽史》,提供了元与早已和中国频繁密切接触的高丽间关系的不可缺少的记录。前往蒙古统治区的基督教使节的作品,在克里斯托弗·道森的《出使蒙古记》①中有通俗易懂的译文,另有威廉·柔克义翻译的《鲁不鲁乞东游记》。②这一时期从欧洲前往中国的最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盛世做了无与伦比的描述。慕阿德和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翻译了马可·波罗的著作,③辅之以大量的注释(单独出版);④此外还有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的译文。⑤马可·波罗的著作为忽必烈和他的宫廷以及他统治时代的中国绘出了引人注意的图景。蒙古编年史《白史》⑥记述了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将萨满和佛教僧侣观点糅合的过程。后来的蒙古编年史书如《阿勒坦·脱卜赤》⑦受佛教影响甚深,公正地说,它们的叙事并不是很精确。藏文史书《青史》,⑧叙利亚《叙利亚编年史》的记载,⑨亚美尼亚国王海都的游记,⑩尽管不像其他内容详尽的外国编年史书那样有意义,也还是有用的。
当代研究成果
忽必烈的仅有的西方文字的传记是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①该书还提供了一个亚洲文字和西方文字史料的参考书目。同一作者的其他论著研究了忽必烈和他的家族,包括《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②和《关于少数民族的中国神话:对忽必烈的个案研究》。③其他的中文和日文的传记,如周良霄④、胜藤猛⑤、李唐⑥、爱宕松男⑦所写的传记,主要依据的是东亚的资料,很少引用中东的史料和西方文字的研究成果。
研究忽必烈早年生活和他的谋臣的,有罗沙比的论著和萧启庆⑧、姚从吾⑨、夏光南⑩的论文,特别是陈学霖研究忽必烈谋臣刘秉忠(11) 和姚枢(12)的论文。
有几部深入研究忽必烈的都城的著作,研究大都最细致的是南希·S。斯坦哈特的博士论文;(13)原田淑人(14)、驹井和爱(15)、石田干之助①以及最近南希·S。斯坦哈特②都对忽必烈的夏都上都进行了研究。吉谢列夫则报告了苏联发掘哈刺和林蒙古古城的情况。③研究忽必烈的早期政策的成果有戴维·M。法夸尔对元代政府结构的研究④和傅海波的《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⑤后者对忽必烈的政治敏锐做了精辟的论述。舒尔曼关于元代财政制度的论著,⑥详细解释了忽必烈的经济政策。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研究有有高岩对农民的研究,⑦罗荣邦对大运河的研究,⑧鞠清远⑨、翁独健⑩对匠人的研究,村上正二(11)、爱宕松男(12)和近年来托马斯·T。爱尔森(1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14)对“斡脱”进行的研究。彼得·奥勃里赫特的著述研究了驿传制度。(15)最近研究蒙古和元代军事制度的有萧启庆①和冈瑟·曼戈尔德。②陈恒昭③和保尔·拉契内夫斯基④研究了法律革新问题。
忽必烈时期学术的发展开始引起注意。在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编辑的论文集⑤中收录了一批研究元代理学的论文。野上俊静⑥和保尔·拉契内夫斯基⑦探讨了元代佛道之争中佛教的地位问题。约瑟夫·蒂洛也对佛道之争做了研究。⑧吐蕃佛教僧人八思巴的贡献,现在还没有全面的研究。L。毕达克的《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⑨和傅海波的《元代中国的吐蕃人》⑩,以及中野美代子关于八思巴新字的研究,(11)是很好的开头,但是对八思巴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莫里斯·罗沙比研究了伊斯兰教的作用。(12)孙克宽在他的论文《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13)和用中文写作的其他论著中,研究了道教新教规和元代道教的影响。慕阿德在《1550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徒》(14)中叙述了基督教与蒙古的关系。E。A。沃利斯·布治①和詹姆斯·A。蒙哥马利②翻译了聂思脱里教徒在中东和欧洲的旅行记。
元代宫廷的文化保护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并否定了蒙古人保留蒙昧野蛮状态的设想。尼古拉·鲍培③和中野美代子④对八思巴新字做了研究。在詹姆斯·I。克伦普的著作中论述了蒙古人对戏剧的保护,⑤斯蒂芬·H。韦斯特的论文探讨了蒙古对中国戏剧的影响。⑥李雪曼和何惠鉴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⑦詹姆斯·卡希尔的《山水画:元代(1279—1368年)的中国画》,⑧玛格丽特·梅得利的《元代瓷器与硬陶器》,⑨探讨了元代对艺术的影响,包括绘画、制陶、雕刻和纺织等方面。
并不是所有忽必烈发动的对外军事战争都已被深入研究过。威廉·亨索恩在《高丽:蒙古的入侵》⑩中研究了蒙古在高丽的扩张问题。乔治·桑塞姆的《1334年前的日本史》,(11)Hori Kyotsu的博士论文《蒙古入侵和镰仓幕府》,①对认识征打日本有很大帮助。②在《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③中,窦德士对与海都的战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亚的远征,尤其是对爪哇的战争,还急需展开研究。
忽必烈后期的衰败迹象,也需要更多的研究。40年前傅海波对阿合马的研究,④需要补充修改。他对桑哥的研究,⑤已为L。毕达克近来的研究所补充。⑥但是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来澄清对这两个官员的看法,亦要澄清对卢世荣的看法,他在《元史》中也被列为奸臣。杨琏真加的活动也应该重新加以考证,因为戴密微名为《南宋陵墓》的论文,⑦是在60年前发表的。傅海波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中的论文里,已对杨发掘宋陵的作用做了新的评价。⑧① '379'查尔斯·A。彼德森:《旧幻想与新现实:1217—1234年宋的对外政策》;'378'《1211—1217年宋对蒙古入侵北方的最初反应》。
② '632'祥迈:《辨伪录》,《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751—781页。
③ '633'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477—735页。
④ '436'卡米耶·塞松:《南诏野史》(巴黎,1904年版)。
⑤ '641'无名氏:《元高丽纪事》,《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⑥ '639'无名氏:《大元仓库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⑦ '638'无名氏:《大元马政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⑧ '637'无名氏:《大元海运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⑨ 见本书“书目介绍”第805页注释③、④、⑤,第806页注释①、②。
① '87'克里斯托弗·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纽约,1955年版)。
② '415'威廉·柔克义:《鲁不鲁乞东游记》(伦敦,1900年版)。
③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伦敦,1938年版)。
④ '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坎布里奇,1957年版);'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3卷(巴黎,1958—1973年版)。
⑤ '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马可·波罗的亚洲》(伯克力,1960年版)。
⑥ '434'克劳斯·萨噶斯特译:《白史》(威斯巴登,1976年版)。
⑦ '32'查尔斯·R。鲍登译:《蒙古编年史阿勒坦·脱卜赤》(威斯巴登,1955年版)。
⑧ '416'罗列赫译:《青史》,第2版(德里,1976年版)。
⑨ '40'沃利斯·布治译:《叙利亚编年史》,2卷(伦敦,1932年版)。
⑩ '37'约翰·A。波义耳在《小亚美尼亚国王海都出使蒙哥汗廷纪行》一文中,对此游记做了说明。
① '426'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伯克力和洛杉机,1988年版)。
② '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
③ '424'莫里斯·罗沙比:《关于少数民族的中国神话:对忽必烈的个案研究》。
④ '810'周良霄:《忽必烈》(长春,1986年版)。
⑤ '244'胜藤猛:《忽必烈汗》(东京,1966年版)。
⑥ '767'李唐:《元世祖》(台北,1978年版)。
⑦ '366'爱宕松男:《忽必烈汗》(东京,1941年版)。
⑧ '853'萧启庆:《忽必烈时代“潜邸旧侣”考》。
⑨ '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
⑩ '839'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目录》(上海,1935年版)。
① '214'石田干之助:《关于元之上都》。
② '475'斯坦哈特:《中国的帝都规划》,第150—154页。
③ '250'S。V。吉谢列夫编:《古代蒙古城市》(莫斯科,1965年版)。
④ '110'戴维·M。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
⑤ '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慕尼黑,1978年版)。
⑥ 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译注》(坎布里奇,1956年版)和'442'《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
⑦ '17'有高岩:《元代农民的生活》。
⑧ '292'罗荣邦:《忽必烈时期(1260—1294年)关于粮食运输的争论》。
⑨ '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
⑩ '840'翁独健:《斡脱杂考》。
① '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坎布里奇,1978年版)。
② '300'冈瑟·曼戈尔德: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军事制度》(班贝格,1971年版)。
③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普林斯顿,1979年版)。
④ '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⑤ '55'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和宗教》(纽约,1982年版)。
⑥ 见'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和'349'《关于元代的宣政院》二文。
⑦ '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莱比锡,1954年版)。
⑧ '497'约瑟夫·蒂洛:《蒙古时期的佛道之争》。
⑨ '377'L。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⑩ '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① '41'E。A。沃利斯·布治:《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伦敦,1928年版)。
② 詹姆斯·A。蒙哥马利译:《亚巴拉哈三世史》(纽约,1927年版)。
③ '384'尼古拉·鲍培:《蒙古八思巴字文献》(戚斯巴登,1957年版)。
④ '340'中野美代子前揭书。
⑤ '80'詹姆斯·I。克伦普:《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戏剧》(塔克森,1980年版)。
⑥ '539'斯蒂芬·H。韦斯特:《北戏发展中的蒙古影响》。
⑦ '282'李雪曼和何惠鉴:《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克利夫兰,1968年版)。
⑧ '45'詹姆斯·卡希尔:《山水画:元代(1279—1368年)的中国画》(纽约,1976年版)。
⑨ '307'玛格丽特·梅得利:《元代瓷器与硬陶器》(纽约,1974年版)。
⑩ '181'威廉·亨索恩:《高丽:蒙古的入侵》(莱登,1963年版)。
① '190'Hori Kyotsu:《蒙古入侵和镰仓幕府》(哥伦比亚大学1967年博士论文)。
② 关于蒙古入侵的研究,日本有很多成果。经典性的研究是'207'池内宏的《元寇的新研究》(东京,1931年版)。近年的论著有'546'山口修的《蒙古袭来》(东京,1964年版,1979年再版);'179'旗田巍的《元寇:蒙古帝国的内部事务》(东京,1965年版);'4'阿部征宽:《元寇袭来》(东京,1980年版);'5'相田二郎:《蒙古袭来之研究》(东京,1971年版)。'246' 川添昭二的《蒙古袭来研究史论》(东京,1977年版),对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历史分析。亦见'216'石井进《中世纪日本》的有关章节, 载《剑桥日本史》第3卷(坎布里奇,1990年版),第131—148页。
③ '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④ '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⑤ '134'傅海彼:《从〈元史〉卷205〈奸臣传〉看忽必烈时期的畏兀儿政治家桑哥的活动》。
⑥ '376'L。毕达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⑦ '93'戴密微:《南宋陵墓》。
6。元中期政治
元中期政治史的研究远比对蒙古人的元朝其他时期的研究薄弱。历史学家之所以忽视这段历史,部分因为这个时期夹在朝代创建者忽必烈汗光辉的历史时期和妥欢贴睦尔的“末代乱世”之间,似乎缺乏历史意义。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与此有关的资料和各种原始资料的短缺。
与蒙古早期诸汗和忽必烈时期不同的是,现存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蒙古和西方文字的历史资料很少。波斯史书拉施特的《史集》,对研究早期蒙古帝国的历史很有价值,但是只记述到铁穆耳汗时期。该书关于铁穆耳时期的叙述,现在有波义耳的英文译本,①亦有俄文和中文译本。记述铁穆耳汗以后时期的,有哈撒尼的《完者都史》②和瓦撒夫的《瓦撒夫史》,③这些仅有波斯的史料主要对研究元朝与西方汗国的关系有用。由此,研究元代中期的政治史,只能主要依靠汉文史料。
在汉文史料中,《元史》里各帝的本纪和这一时期重要人物的列传是重构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史料。在后继的明朝的初期急忙拼凑起来的官修史书《元史》的缺憾是众所周知的。④绝大多数史学家对《元史》的整体批评都适应于该书有关这一时期的部分。
首先,没有为海山和也孙铁木儿朝的主要大臣立传。因此,《元史》的叙述必须得到元中期和晚期文集中的相关资料的补充和确认,这些文集的作者不少曾在官府任职。此外,亦应参考后来邵远平①、屠寄②和柯绍忞③编的元史。这一时期最有用的文集包括赵盂睢⒊填曳颉⒘趺糁小⒄叛啤⒒茰谩⒂菁⒔覀菟埂⒙碜娉!⑺仗炀簟⑴费粜⑿碛腥伞⑽K氐奈募K仗炀舯嗟氖难〖豆睦唷罚芤脖A袅诵矶啾鸫ξ丛氐淖柿希坏牵檬槭瘴闹罩沟氖奔涫窃1310年前。苏天爵编的另一部书《元朝名臣事略》,⑤是从蒙古帝国初期到铁穆耳朝重要官员的列传,只对我们这个时期的早期部分有用。元朝中期和晚期的笔记,包括长谷真逸的《农田余话》⑥、杨瑀的《山居新话》⑦、孔齐的《至正直记》⑧、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⑨都对《元史》的叙述有补充作用。
为研究各种制度的发展,《元史》各志中的资料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志的资料必须用《元典章》⑩和《通制条格》(11)收录的基础文书补充,两书所收文书的终止时间分别是1322年和1315年。研究元代制度的其他有用的基本史料包括1330—1331年编撰的政书《经世大典》①的残存部分和妥欢贴睦尔时的几部官修书。后者包括《宪台通记》②和《南台备要》,③两书都是记述御史台的;还有《秘书监志》,④收录了秘书监的资料。
只是在近些年来,元中期政治史在现代标准的历史著作中才得到应有的注意。对政治史的最精彩的叙述可在《元朝史》⑤中见到。该书由中国元史界的权威韩儒林教授主编,但写作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员,包括著名的研究元史的学者陈得芝和邱树森。作为一个完整的断代史的现代著作,1986年《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样有用的有关元代政治的叙述亦见于《中国通史》,⑥该书的作者是中国的另一组元史专家,包括蔡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李则芬的《元史新讲》⑦对元中期政治的论述最长,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直到70年后,才出版了窦德士的《征服者与儒士》。⑧尽管作者主要叙述的是妥欢贴睦尔朝的政治变化,但是在书中他用前两章陈述了他所讨论的元朝后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论点,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1328年视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转的终结和元代政治生活“完全儒化”的开端的标志,但是《剑桥史》的这一章还是大大得益于窦德士的敏锐观察和分析。
除窦德士的著作外,兰德彰关于虞集的论文①通过对这个汉人大儒谋臣鼓吹图帖睦尔的正统和权威的分析,探讨了图帖睦尔朝的政治。韩百诗是著名的法国元史研究专家,著文研究了蔑儿乞部的伯颜,②此人在图帖睦尔朝和妥欢贴睦尔朝初期是官僚强人。
对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国的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很多。箭内亘关于蒙古贵族选举大汗的集会“忽邻勒台”的经典性研究,③发表于1917年,是该问题研究的开端。对帝位继承危机最全面和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萧功秦的两篇文章,④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他把元代循环发生的帝位继承危机归因于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彻底的转变。虽然按照草原传统在忽邻勒台上“选举”新的大汗不过是一种形式,“选举”的概念依然被各种企图谋取汗位的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发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继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传统举行仪式。⑤傅礼初的两篇文章⑥和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文章,①虽然没有专论元代中期,亦对元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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