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3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特的文章，①虽然没有专论元代中期，亦对元代中期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有指导性意义。傅礼初认为游牧民除了武装争斗之外没有其他的继承制度，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血腥继承”。恩迪科特·韦思特认为忽邻勒台不是一个选举集会，而是一个口头表决和政治协商的会议。她用该制度的存在否定了蒙古统治加强了中国专制传统的观点。
除了窦德士、兰德彰、韩百诗的论著之外，只有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对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进行了研究。植松正撰文对1303年被元廷处死的富有的江南汉人官员朱清和张瑄做了研究，50000441＿0821＿1②用他们的例子解释了铁穆耳朝后期的政治阵线，指出这是卜鲁罕皇后为增强财力以备铁穆耳死后控制帝位而制造的事件。松田孝一研究了海山汗的早年生活，特别是他在对抗海都的草原战争中的作用。③孙克宽的众多文章中有一篇专述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他称之为“儒治”的文章。④萧功秦研究硕德八剌汗在1323年被谋杀的文章⑤中指出，这是保守的蒙古、色目贵族和官僚势力反对年轻君主推行的汉化改革的结果。匡裕彻论述了左丞相拜住在硕德八剌改革中的贡献。⑥藤岛建树在一篇短文中⑦考证了1329年被谋杀的和世■的悲惨生涯。总的说来，现有的关于元代中期宫廷政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海山汗为增加国家税收采取的“新政”，也孙铁木儿朝的政治和政策，都还没有仔细地研究过。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哈剌哈孙、李孟、倒剌沙和燕铁木儿，都值得专门研究。各派力量准确的思想分野，也需要深入研究。
因为元朝只是部分官僚化和部分世袭封建的国家，有封地的贵族、皇亲和大臣在皇朝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封地的贵族，在汉文文献中称为“投下”，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除了吴晗的研究外，村上正二①、岩村忍②、保尔·拉契内夫斯基③、周良霄④和洪金富⑤都撰写了有关投下的专文，把其作为政治、军事、法律和财政特权制度研究它在元代的发展。研究诸王和贵族家族的亦多了起来。特别是下列成果与探索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海老泽哲雄⑥和崛江雅明⑦对成吉思汗诸弟的后人即所谓三个东方“兀鲁思”的研究；松田孝一对安西王阿难答家族的研究；⑧周清澍对汪古部的研究。⑨萧启庆对成吉思汗四大功臣的后人进行了研究，强调了他们的政治持久性和他们世袭的封建和为官性质。⑩这些研究强调投下是世袭特权制度，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贵族阶层在国家政治及其官僚体制中的实际作用。
西方和中亚各族人，被称之为色目，在元代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但是不同的作用。色目人集团政治命运的变迁已是引起重视的课题。下列研究与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杨志玖对回回人的研究；①罗依果对突厥人的整体研究；②陆峻岭、何高济合作的研究来自突厥的康里、钦察、阿速人的论文；③汤开建对唐兀人的研究；④札奇斯钦⑤和傅海波⑥对吐蕃人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了这些色目集团在元代政府中的不同作用和命运。现在我们应该把命运变换的色目人作为一个集团来分析它的政治作用。
元朝在内亚草原的地位及其他与西方汗国的关系很重要，因为元朝的统治者喜好作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也喜欢设在中国的政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有关元朝与海都和笃哇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起来。著名的波兰学者W。柯维思在50年前发表了他的关于蒙古世界1303年获得和平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⑦日本学者惠足俊之撰写了关于海都与元的战争的文章。⑧刘迎胜是近年来研究元与中亚汗国关系的最积极的学者，他比较汉文和波斯文史料，撰写了好几篇论文。⑨日本老蒙古学家佐口透关于1303年和平及元朝后期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的长文，发表于1942年，对研究1303年以后元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依然有用。⑩托马斯·爱尔森研究了元与窝阔台和察合台汗国为争夺畏兀儿斯坦控制权的斗争。①除了在《征服者与儒士》中关于元与草原关系转变的研究之外，窦德士还撰写了一篇有意义的深入研究的文章，指出元朝从遥远的中国控制蒙古和中亚的努力的限度，导致了14世纪20年代后期中亚的丢失，他把此称为“空间限度”。②研究一个时期的政治史，不能完全忽视这一时期政府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制度以及它的政策。日本学者青山公亮著书研究了元代中期的新政治制度和海山为增加税收建立的尚书省。③对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进行研究的，有宫崎市定④、杨树藩⑤、姚大力⑥和丁昆健。⑦萧启庆通过对1333年进士的研究，探讨了恢复科举考试对精英流动的影响。50000441＿0824＿7⑧关于法律的发展，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元法典》⑨中保留了许多资料，每个元代制度史的研究者都应该参考。陈恒昭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⑩虽然主要研究1291年的法典，也考察了元中期和其他时期的立法活动。
没有单独的著作专门研究元代中期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我们不得不依靠那些整体研究元代的专著。在这类专著中，舒尔曼在《元代经济结构》①一书中对赋税、海运、纸钞和官府专卖做了极好的开拓性研究。田山茂探讨了元政府的收支问题。②傅海波在《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③中最充分地研究了货币制度，他认为元代从未过多发行纸钞，货币政策对元朝的衰亡没有直接影响。全汉昇④、前田直典、岩村忍⑤和彭信威⑥从不同角度对傅海波论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颁给皇亲的“岁赐”，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枯竭，史卫民对此作了考证。⑦从长江下游到首都的粮食海运，对保证中央政府的经济和政治稳固极其重要，吴辑华研究了这一问题。⑧对元中期文化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吉川幸次郎对元代诸帝的中国文学程度的考释，⑨发表于1943—1945年，仍是这一课题的最有深度的力作。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⑩，与吉川幸次郎的论著类似但是独立写作的。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多数君主有很高的中国文学修养。关于图帖睦尔汗的书画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对图帖睦尔专为收藏书画建立的机构奎章阁的研究中作了探讨。（11）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欢贴睦尔朝。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方面，有沃尔特·富克斯①、傅海波②和罗依果③的研究。
有人认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对汉人文化一无所知，为消除这一误解，萧启庆撰写了两篇论文，考释了102个蒙古人，其中大多数是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官员，他们都很熟悉汉人的文化。④色目精英的汉文化程度在陈垣的著名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证；该书出版于本世纪20年代，现在已有英文译本。⑤但是还没有可靠的论著解释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这样我们对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倾向的描述只来自一个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蒙古人的逐步汉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征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态。
①　＇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约翰·A。波义耳译（纽约，1971年版）。
②　＇387＇哈撒尼：《完者都史》，马因·汗八力编（德黑兰，1969年版）。
③　＇536＇瓦撒夫：《瓦撒夫史》，石印本（孟买，1852—1853年版）；穆哈默德·马丁·伊斯法尼再编本（德黑兰，1959—1960年版）。
④　＇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
①　＇663＇邵远平：《元史类编》（扫叶山房本）。
②　＇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北京，1934年版）。
③　＇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版；北京1930年第二次修订版）；重版载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上海，1935年版；台北1962—1969年再版，以及近年来的其他影印本）。
④　＇623＇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⑤　＇622＇苏天爵编：《原朝名臣事略》（1335年刊本，北京1962年重印）。
⑥　＇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宝颜堂秘籍本）。
⑦　＇648＇杨瑀：《山居新话》（《知不足斋丛书》本）。该书在＇115＇傅海波的《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中翻译成了德文（威斯巴登，1956年版）。
⑧　＇647＇孔齐：《至正直记》，伍崇耀编《粤雅堂丛书》卷321—324（1853年再版；台北，1965年重版）。
⑨　＇64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1958年版）。
⑩　＇628＇《大元国朝圣政典章》（《元典章》）（元刊本，台北，1972年重印）。
①　关于该书的全目，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第40—50页、64—74页。
②　＇635＇《宪台通记》，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　2608—2609。
③　＇636＇《南台备要》，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2610—2611。
④　＇643＇《秘书监志》（《广仓学窘丛书》本）。
⑤　＇86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2卷（北京，1986年版）。
⑥　＇876＇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著：《中国通史》第7卷（北京，1983年版）。
⑦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台北，1978年版）。
⑧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纽约，1973年版）。
①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②　＇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
③　＇549＇箭内亘：《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重版见岩井大慧编《蒙古史研究》（东京，1930年版），第361—447页。
④　＇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
⑤　＇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
⑥　＇113＇傅礼初：《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112＇《蒙古人：生态环境和社会视野》。
①　＇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中央机构》。
②　＇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
③　＇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
④　＇745＇孙克宽：《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
⑤　＇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⑥　＇730＇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
⑦　＇151＇藤岛建树：《元明宗的生涯》。
①　＇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
②　＇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京都，1964年版），第401—469页。
③　＇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
④　＇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
⑤　＇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⑥　＇101＇海老泽哲雄：《蒙古帝国的东方三王家族研究》。
⑦　＇191＇崛江雅明：《蒙古—元朝时期东方三王研究序说》。
⑧　＇304＇松田孝一：《从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⑨　＇812＇周清澍：《汪古部事辑》。
⑩　＇857＇萧启庆：《元代蒙古四大家族》。
①　＇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
②　＇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
③　＇776＇陆峻岭、何高济：《元代的阿速、钦察、康里人》。
④　＇736＇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⑤　＇709＇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台北，1978年版）。
⑥　＇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⑦　＇253＇W。柯维思：《蒙古人：12世纪（原文如此）初叶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导者》。
⑧　＇107＇惠足俊之：《海都之乱的考察》。
⑨　＇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739＇《元代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
⑩　＇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
①　＇13＇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
②　＇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③　＇15＇青山公亮：《元朝尚书省考》（东京，1951年版）。
④　＇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义再探》。
⑤　＇755＇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⑥　＇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
⑦　＇692＇丁昆健：《元代的科举制度》。
⑧　＇85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
⑨　＇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⑩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年版）。
①　＇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坎布里奇，1956年版，1967年再版）。
②　＇494＇田山茂：《元代财政史的有关资料：以收支额为中心》。
③　＇127＇傅海波：《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莱比锡，1949年版）。
④　＇733＇全汉昇：《元代的纸币》。
⑤　＇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21—432页。
⑥　＇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年版）。
⑦　＇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
⑧　＇774＇吴辑华：《元朝与明初海运》。
⑨　＇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
⑩　＇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
①　＇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②　＇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③　＇392＇罗依果：《蒙文译本〈孝经〉》。
④　＇858＇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860＇《元代蒙古人汉学再探》。
⑤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钱兴海（译音）和L。C。古德里奇译注（洛杉矶，1966年版）。
7。顺帝与元朝统治在中国的结束
有关顺帝朝的主要史料是明朝初建时修的正史《元史》。但是，《元史》实际上是分两段编修的，指出这点很重要。第一段编修了该书的大部分，从蒙古初起至宁宗朝（1332年），1369年完成。1333—1368年的顺帝朝放在第二段，需要完全不同的设计。因为元廷没有留下顺帝朝的实录，元代政书（1332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又没有续修下来，明政府不得不派人专门收集有关资料。据说派了12个使者到全国各地去收集资料并把它们送往设在南京的史馆。在宋濂的文集里有一段详细记录，叙述这些使者中最重要的一人如何收集史料，此人是被派往元故都的：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旧乏实录，史臣无所于考，阙略不备。于是礼部尚书崔亮、主事黄肃与濂等发凡举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偏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东亦号重镇，一代典章文献当有存者，特择有职于官者行示，不敢轻也。章贡吕仲善者时司膳成均，乃被是选。
是月癸卯（1369年8月13日）即乘驿北去，八月丁卯（9月6日）抵北平，凡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布在方册者，悉辑为一。有涉于番书，则令译而成文。其不系公牍，若乘舆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恶、民俗歌谣以至忠孝、乱贼、灾祥之属，或见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载群儒家集，莫不悉心咨访。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乎滦、燕南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9月16日）开局于故国子监，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11月30日）始完，以帙计者八十，择高丽翠纸为之衣，舁至行中书，借官印识之，进于南京。
乙未（12月4日）赴山东，河水方冻，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驾牛车遵陆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间。己未（12月27日）至济南，其咨询大略如北平时。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书又四十帙。所拓碑文，北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不在数中，仍印识如前。三月壬寅（4月9日），辇还京师（南京）。
巳而诸使者咸集，濂于是有所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1370年7月23日）复诣阙上进。①除了认真收集资料外，《元史》有关元后期的部分颇多缺点且随意性很强。整个设计如此急速地完成，主要是因为顺帝和他的继承者爱猷识理达腊还在漠南活动，并且没有放弃中国正统统治者的称号。《元史》的刊行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向中国内外的人昭示元代已经结束。
《元史》后一部分作为史料使用的几部非官方著述，单独保存了下来。有些已经翻译并加了注释，著名的有杨瑀的《山居新话》，傅海波译；①《庚申外史》，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②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③的后半部分翻译了顺帝1368—1370年北逃时的日记。其他的资料，读者可在傅海波的《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中查到，此文收录在W。G。宾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辑的《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中。④在同时代人的文集中，有丰富的关于元代后期的各种记载，已经被利用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文集的作者，主要是汉人，也有其他族人。文集版本和所在图书馆的细目，在日本有山根幸夫和小川尚的书目，⑤在中国大陆有周清澍的书目。⑥西方对元后期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中国，对元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36年，吴晗于此年发表了《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的长文。50000441＿0829＿0①最活跃的新出版中心之一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该组出版的期刊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②从1982年开始，元史研究会亦出版了元史研究的系列论集，名为《元史论丛》。③因为元后期的研究与阿尔泰和蒙古研究、明史研究以及元史本身的研究关系密切，所以新著作的产生有很大难度。两个有价值的通讯有时登载有关元后期的论著，一个是《宋元研究通讯》，即从前的《宋史研究通讯》；另一个是《明史研究》。
①　＇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年版）。
②　＇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庚申外史》（柏林，1963年版）。
③　＇163＇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威斯巴登，1969年版）。
④　＇136＇傅海波：《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W。G。宾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伦敦，1961年版），第115—134页。
⑤　山根幸夫、小川尚编：《日本现存元人文集目录》（东京，1970年版）。
⑥　＇813＇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南京，1983年版）。
①　＇773＇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
②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编。
③　《元史论丛》，元史研究会编（北京，中华书局），第1辑，1982年；第2辑，1983年；第3辑，1986年。
8。元代政府与社会
有关元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资料收录在基本史书《元史》（编于1369—1370年）、《元典章》（编于1320—1322年）和《通制条格》（编于1321年）。④由于元代各皇帝的实录没有保存下来，当代治史者不能像研究明史和清史那样直接使用元代的第一手资料。⑤一方面，《元史》保留了许多原始资料，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人们多次指出的那样，它又压缩或摘录史料，而这些史料在《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更为完整。从这一点说，《元史》本身只能被看作第二手资料，因为它的编修者与他们所叙述的事件有三代或四代人的距离。
《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难以读懂的口语形式公文，妨碍学者更充分地利用这些文献。傅海波恰如其分地把这种公文中的特殊语言称为“蒙古语序的汉译”。①因为元朝官府使用双语，不像契丹人的辽朝和女真人的金朝只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所以一定会有许多蒙古公文的译文保留下来。《元典章》和其他元代史料中被特别称为“令旨”的国家法令，是从蒙古文翻译成白话的汉文。②阅读和翻译令旨需要一些蒙古语知识，因为这些令旨渗入了蒙古语的句法。
日本和苏联学者在翻译《元典章》和《通制条格》方面有很大贡献。苏联语言学家I。T。佐格拉夫的《蒙汉文献翻译》（莫斯科，1984年版）是最近的成果之一。佐格拉夫在书中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出版的元史专家蔡美彪编录的元代白话碑铭。③日本学者岩村忍和田中廉二出版了两卷本的《元典章·刑部》（卷39—57）译注，在他们的著作的第一卷附有两篇有用的文章，一篇是田中谦二的，一篇是吉川幸次郎的，叙述了《元典章》中公文的语言形式。④元代政府和法律文书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丰富了制度史研究的资料。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4卷本的《元史·刑法志》（卷102—105）译注，亦包括了许多《元典章》中有关资料的翻译。拉契内夫斯基著作的第3卷是索引，对查找元代制度的专用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