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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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这里有重兵防守的原因。但是，由于政府的控制在元朝末年日益不支，盐产的利润成了一些人剧烈竞争的目标，其中有贪官污吏、盗窃成性的商人、偷盗者、运输工人中的走私者，以及普通的盗匪。盐的运输是一种高度有组织的活动，但秘密的帮伙长期在它里面起着大部分作用；走私的盐经常和纳了税的与受控制的盐同载一船。张士诚就是这样的出身，一个以干犯法纪和讲哥们义气来谋利的人。
张士诚在年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身体强壮、脾气暴躁、武艺高强、交友大方的流氓而闻名，在一个强有力的个人关系可以非法地发挥作用的环境中，这些特点对他很有用。他和他的三个弟弟经常被富商所欺骗：他们给了这些商人以私盐，但又受到他们私人卫队的欺凌。1353年当张士诚32岁的时候，他突然以暴力报复了一个主要折磨他的人，杀了一个卫兵，放一把火烧光了整整一个聚居地。然后他带着弟弟和只有18条年轻的好汉的团伙逃到邻县一个窝藏处，然后召募了一批党徒，把他的领导方面的聪明才智用于搞有组织的盗匪活动。
根据撰写他早年的传记作者，张士诚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募集了万余随从；他带领他们劫掠了泰州和这个地区的其他的一些城市。元政府经过微弱的抵抗便给了他以赦免和官职；这是他们这几十年内应付这种危机的标准做法。张士诚这时的行为是一种特有的型式，他将循此走完他生活的历程。他戏弄朝廷的颁赐，这一次与许多次情况一样，他也似乎准备接受封赏，然后杀死了衔命而来的使臣，以后又走着自己的道路。到了1353年底，他攻占了扬州以北25英里处的重要府城高邮，因此他就横跨运河两岸，能够拦截粮米和其他供应物品。
这是关于一个人的历史的简单化了的叙述；它在其他方面揭示了与以下几类人的联系：各种走私集团；不满意政府剥削并力图报复的盐工帮伙；已经接受官方任命的原来的盗匪；与腐败的盐业垄断制度沾边的富商大贾之家。就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来说，所有这一切的相互作用都是司空见惯的。张士诚经历之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他有不同凡响的抱负。他一旦确保占有了高邮就自称大周王朝的诚王，从1354年起改元天佑。他开始任命一整套文武百官，以做一个井底蛙的皇帝而沾沾自喜。湖北的南方红巾军领袖徐寿辉已在1351年称帝，国号天完。除此之外，早在1341年北方红巾军的领袖们也宣称，他们的傀儡韩林儿是赵宋的后裔，但是直到1355年才宣布复辟宋室。这两种红巾军运动都有大量的群众的支持。张士诚的建国称制，土地既小，人口又少。他在当时的叛乱分子当中是很独特的。
1354年夏，蒙古军队从该地区的防守重镇扬州出发，想把他赶走。蒙军没有完成任务，朝廷马上以更加优越的条件给予他赦免，并给以更大的官职和更显赫的爵位。这一次张士诚又玩起游戏来了：他先接待了使臣贵宾，把他们滞留下来好像有待于深长考虑，最后又残酷地杀害了他们。
元朝廷对此以武力作出回答。它的最有势力和最能干的人物中书右丞相脱脱决定对张士诚和其他叛军斩草除根。1354年末，他带了一支大军上战场——这是蒙古政权在中国发动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并在11月24日包围了高邮。在11月28日和12月12日之间，他屡次在高邮城下打败了张士诚的军队。张士诚每一次都被迫退守深沟高垒的城内。与此同时，脱脱的分遣队也正在打败附近县城张士诚的羽翼和扫荡其他反当局者的地区。1355年1月7日，一道签署日期为12月24日的诏旨从大都（北京）发到了脱脱营内。使他震动和惊异的是，这道诏旨命令他把兵权交给别人，削夺他的一切文武职务，并把他放逐在外。他的军队溃散了，许多部队流为盗匪。一年以后，他在云南边境的流放地被他的政敌的代理人所毒死；这些政敌在他离职以后就控制了朝政。通过策划罢免脱脱的官职，他们同时摧毁了政府最后一位可信赖的领袖，挽救了张士诚（以及其他叛乱分子），使元王朝的覆灭无可挽回。
朝廷再次给张士诚以赦免和高官。他由于奇迹般地逃脱了被毁于脱脱之手的灾难，这一次他深信他的事业交了好运。1355年夏，他还是戏弄了朝廷派来任命他为官的使臣们，后来又杀死了他们。他迅即继续发动攻势去夺回已深受饥馑和疾疫之苦的江苏北部的失地。秋天，长江南岸江阴的一位叛军领袖为了逃避那里的争吵和对手，求取高邮张士诚的保护。他劝告张士诚把注意力转向长江三角洲的苏杭地区，因为这个地方太富饶了，人口也多得多，而且直到此时为止又相对地平静一些。张士诚对此颇费踌躇。苏北地区有不同的语言和历史，他对南方地区这个被称为吴的地方无亲切感。可是，他在1355年底派了他最能干的弟弟张士德带兵渡过了长江，让他在南岸试探发展的可能性。7月11日，朱元璋也正在此时在其西边100英里处的太平渡过了长江，后来他又想攻占南京。张士德在1356年2月攻下了他的第一个大城市常熟，3月份又拿下了苏州。张士诚于4月13日从高邮抵达苏州，搬进一个大的佛教寺庙内，急急忙忙地把它改成了临时的王宫。苏州此后11年内就成了他的老家。
在以后几个月中，他的大部分战斗部队都移到了长江南岸。在张士德的强有力的和干练的领导之下，他们开始攻占了常州以东的一些州府，并南进到浙江北部。张士德甚至在1356年夏末攻进了杭州，但不久即被迫撤出。张士诚的大周王国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地区性政权。他的重要敌对势力一为朱元璋的新的强大的叛乱基地，即北方红巾军势力延伸到最南端地区的南京（朱元璋已于1356年4月中旬最后拿下了此地），一为元政权在华东中部留下的最重要的根据地，即省会杭州。在长江以北，张士诚还与察罕帖木儿的领土搭界，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朱元璋对张士诚的威胁最具危险性。
1357年夏，当张士诚和朱元璋两军交锋争夺一个江防战略要点（苏州之北，常熟县内的福山港）时，张士德被俘，并被解到了南京。①朱元璋想利用这个俘虏做一笔交易，即劝张士诚投降或者合作。张士德给他的兄长秘密写了一封信，要他的哥哥决不与朱元璋合作或者投顺他，但是如果命运是这样安排的话，宁可投降元王朝。于是他在狱中绝食而死，倔强地藐视俘虏他的人。
张士德的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是张士诚野战军将领中最有抱负和最有能耐的人，也是在他的政治助手中最有节操和最精力充沛的人。没有了他，张士诚的组织开始改变了特征。另外，压力也在以下两条战线上增长：即一方面从南京方面增加了朱元璋的压力，一方面又从杭州元王朝增强了该行省政府的军队这个新因素的压力。张士诚传话给杭州的元王朝官员，表示他愿意投降，但他提出的条件被行省当局认为几乎是太傲慢了。在张士诚驻扎在高邮的时候，杭州的高级官员达识帖睦迩原来曾驻守在扬州；他认为张士诚太狡滑，不可相信。可是他又很需要张士诚的投降，因此1357年末在条件经过略加改动之后达成了协议（张士诚原来要求保留王位称号，现在答应改为太尉）：杭州的元政府派高级官员带任命状给他。这一次他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张士诚的诸弟及其所有朝臣、僚属和其他官员都在省、县级任官，但张士诚获准保留他的政府的实际结构和他对该政府的一切权力。因此，他的土地、他的军队和他所积累的财富都毫发无损。他除了给元王朝演一个忠诚奴仆的角色之外，唯一实际的义务就是每年由海路向大都输送米谷一百万石或百余万石，但是，京师从未收到多于此数15％的粮米。
张士诚从势力日削的元政府的安排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他最大的好处是他的新社会地位在汉人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的眼光中所赋予的合法性。他的变节行为没有瞒过他们的眼睛，然而现在在他手下做官或者与他的官员交往就不那么危险了。他们也还抱有这样的希望：他可能接受精英阶层的指导，可能按照他们的标准进行治理，并且支持儒家和文人学士的理想。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做得比当时中国的任何其他地区性政治领袖——不论是保皇派或者叛乱分子中的领袖——都要好得多。富庶的东南受战乱之祸的影响比较少，吸引了全中国四面八方的文人学士精英阶层。苏州、杭州和长江三角洲其他富庶的城市都享受着一种舒适、考究甚至奢侈的生活，而中国其他地方则大半在痛苦中煎熬。
张士诚现在大大地时来运转了。除了苏北盐田可能有的税收之外再加上长江南岸农业富庶地区所产的剩余粮食，张士诚的供应在地区性领袖中是最好的。在他有效控制下的人民比他最强大对手们控制下的人民的状况还要好些，因为他的占地面积比别人的土地更紧紧地连成一片，而且控制得更严紧。另外，他不像红巾军运动的那些强大的领袖那样因与排他性的秘密会社认同而处于不利地位。这笔财富似乎使他有可能争取到各种各样的支持，从而使他合法地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可是事实上不是他，而是他的对手中号称受有天命的可能性最小的人，却使得他的问题特别令人感兴趣。在现时要具体分析他的失败是很困难的；历史学家今天仍必须依靠17世纪历史学家们所汇集的极好的材料和批判性的研究来进行工作。50000442＿0037＿0①说到张士诚的最后一段历史，正像人们许久以来期望的那样，他在1363年秋天又一次背弃元政府了。这一次他自称吴王，并控制了杭州和浙江北部大部分地方；这些地方是他自1358年以来在各种情况下早已占有了的。那一年的早些时候他已经发动攻势扩大长江以北的地盘，攻击了朱元璋在安徽的侧翼，而朱元璋此时正忙于与长江中游陈友谅（1320—1363年）的红巾军王国作战。
可是到了1363年底，朱元璋已经战胜了陈友谅，能腾出力量来注意东方战线了。他摆出挑战的架势，也就是说，到了1364年的新年他自己要称制为吴王。①他跟张士诚搞了几乎两年摩擦，但双方都没有发动大战。后来，在1365年末，朱元璋发动了攻势，以求最后解决张士诚的问题。张士诚的地盘，一府又一府地失陷给了朱元璋的侵略军之手。苏州本身被围，并在1366年12月27日缩紧了包围。它的防御在1367年10月1日最后被摧毁；它的陷落成了饥饿无告的人民——他们被困在最近加以重修而坚不可拔的城墙内（这时成了死亡的陷阱）——所经历的恐怖的典型事例。到了最后，张士诚的一群妻妾都忠贞不二地爬进装满可燃物的塔内由其嫡妻点火焚烧，然后这嫡妻自己也刺喉而死。张士诚也自缢于宫内的主殿中，但是被人解救下来，后又被明军把他救活了。他立即被装进囚笼内用车送往南京，几天以后在囚室内自缢身死，时年46岁。
张士诚为什么失败？在张士德死后，他的将军们除一、二人以外，都变得不那么有冲劲了，军队中的纪律和元军一样也松弛了。据当时传说，张士诚的将帅们奉命上战场时都会装病，然后要求财物赏赐，才接受打仗的命令。不论什么时候战事一不顺手，他们就会放弃阵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因打了败仗而受到惩处。他的政府在开始时很严厉和依法办事，后来懈怠下来了。行政事务由他的幼弟张士信和女婿潘元绍掌管，他们两人的不负责任、贪婪和弄虚作假的作风毁掉了军队的士气和政府的法纪。
他们纠集了一些文人、艺术家和音乐家，慷慨地庇护他们，但未能赢得更严肃一些的士大夫们的尊敬，这些人基本上不愿为张士诚的政权服务。他没有真能效命以帮助他变成中国皇帝的顾问集团，也没有由密谋者和计划者组成的核心内阁来推动他的政府机器。而最重要的是，张士诚自己没有了进取心。他从一个热情的、活跃的、火气很冲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40岁就悠闲自在地寻欢作乐的人，希望别人替他维持日常政务。他可能比他的某些政敌——包括自我毁灭的元政权在内——更能等待时机，而这种耐心可能会使他把帝位逐鹿到手。可是，他的主要对手不允许他那样奢侈无度。朱元璋是一个着了迷的至善至美的追求者，一个有干劲的当家人，老是想猎取大的目标，因而他最后能够抛弃他的红巾军身份，并得到了同样想指导他达到最后目标的儒士智囊团的信赖。这似乎是一个很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在我们还不能知道更多材料以前，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说法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概括了明代历史学家关于朱元璋和张士诚之间斗争的决非不偏不倚的评价，而且它也是现代历史学家之间共同的看法。①方国珍
方国珍（1319—1374年）是浙江中部沿海黄岩县的人。他的家庭是当地的船户和海上生意人，有些资财，但是方国珍却一字不识；他身材高大，气势威武，是好斗者的天然领袖。他和他的家庭无疑地深深卷进了非法的沿海贸易，或许也卷入了海盗活动中。有个著名人士曾经指控——也许并非事实——他与臭名昭著的海盗相勾结，他就杀了这个人，这样一下子就把他推到了叛乱中去。既然犯有杀人罪，他在1348年就和他的一个兄长、两个弟弟及邻村几个同伙乘自己的船下了海，藏身于近海岛屿之间这个长期为海盗喜欢出没的地方。方国珍开始组建了一个海盗团伙，他们靠劫掠沿海城镇为生。
方国珍做海盗很得手，但他有时受元军的压迫，有时又被以宽大条件诱降；方国珍在1349年和1353年都一再投降过，1356年又投降过一次。元朝廷特别急于要他帮助把粮食从海路运到大都来。当他在1356年最后一次投降时，他被授予海道漕运万户之职，他的兄弟们也封赏有差。据说那时他的舰队有各类船只一千余艘；他用这支舰队摧毁了政府的水军，使自己称霸于海上航道。在海岸上他也控制了三个沿海的府，即庆元（今浙江处州）、台州和温州，以及今浙江从宁波南下直至福建北部的沿海一带。此外，他还事实上占有了杭州湾岸上宁波和绍兴的大部分地方。他在行省政府中的高位——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也没有能够阻止他继续蚕食浙江政府所辖的地面。到了14世纪50年代末，他是浙江沿海及其相邻海面上的地区性领袖。他的水军进入了长江口去攻打张士诚。他曾迫使张士诚在1357年末决定投降元朝，后来几年之内尽管他们彼此不和，但他的船只还是把张士诚的粮食运送到了大都。
关于方国珍生平的记载至此为止似乎和对于张士诚的叙述没有两样。但是，方国珍却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缺少像张士诚那样的妄自尊大；这种妄自尊大使张士诚自己称王并且角逐帝位。另一方面，他更加注意他自己的利益。他在岸上的根据地在他的眼里未被看成是一个早期的国家；他之所以要支配，甚至要治理这三个府，是因为它们对他的海上活动极为重要。他在运用外交方式上比张士诚更加严肃慎重，也更加讲究技巧。他的使节经常往返于大都、南京和杭州，带着丰厚的礼物和传送他的文人助手们所撰写的构思巧妙的外交文书。他甚至早在1359年就向朱元璋送了一个儿子去作为人质，朱元璋对他的先见之明很欣赏。但是在下一轮交往中，他狡猾地避开了拥戴朱元璋的问题，而且使朱元璋懊恼的是他继续使用元朝正朔。当朱元璋的使节在1360年返回南京报告方国珍闪烁其词的态度时，朱元璋回答道：“姑置之，待我克苏州后，欲奉正朔，晚矣。”
1367年末，朱元璋的军队乘新近战胜张士诚之余威，逐渐迫近了方国珍的领土。方国珍也可能设法以优惠条件投降，这部分地是因为他的庞大的水军和小而精锐的陆军是朱元璋要征服东南沿海进行闪击战时所急切需要的力量。方国珍于1368年被送往南京。他受到朱元璋的优遇，也可能后者认为在新朝开国者改元之初年应该格外宽宏大量。除此之外，方国珍是在14世纪50年代末最早承认朱元璋为新星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从未攻击过朱元璋，也从未决然反抗过他。官职、军衔和钱财都封赏给了他和他的家属。他被留在南京，直到1374年寿终正寝。
由此可见，方国珍充分利用了他的特殊资产——即他的航海和组织技术，改变了他的社会地位，使之超出了他的海盗土匪出身。他在群雄逐鹿和新王朝创建的战乱中变成了一个地区性领袖和一支独立的力量。当张士诚挥霍他的巨大本钱时，方国珍可以说是在小得多的本钱上充分取得了报偿。
秘密教派运动
就我们所知，广大的红巾军叛乱最初在14世纪30年代出现于江西和湖南，在十多年内它遍及半个中国。它和19世纪同样广泛的太平军叛乱不一样；太平军运动产生于一个地方，产生了一个统一的领导集团，然后用武力从产生地出发扩大到许多省份，像一阵猛烈的风暴横扫沿途的一切。反之，红巾军教义的发起人却是暗中在几个省活动，特别是在那些受饥馑和时疫流行的地方展开活动。他们的宗教教义自发地形成了拥有广大徒众的许多地方教派。这些教派的宗教活动，特别是他们一些可疑的（但或许不是属于狂欢性质的）夜间聚会集合男女来烧香磕头和礼拜弥勒佛这个弥赛亚式的救星的活动，被政府和社会精英阶层视为异端和危害社会的行为。这就迫使他们采用搞密谋的、地下的组织的形式。有各种政治目的的领袖们都等待着有这样的发展。他们现在能够接管这些形式，并把它们变成达到他们目的的媒介。由此可知，红巾军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头领导的运动，它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发展了强烈的地方色彩。
最后它们终于发展成为叛乱中广泛组织起来的两大翼。我们称之为南方或西方的红巾军最初是以湖北南部为中心。他们从这个基地发展，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地区。另一翼称为北方（或东方）红巾军叛乱，是以今安徽省淮河流域为中心。这个运动向东发展，然后进入河北南部、山东以及江苏北部，并向西蔓延到河南。这两支叛乱主力军共同信仰一个教义，但缺乏组织上的统一；最后它们甚至彼此火并起来。比如北翼的支派朱元璋便与南翼的分支陈友谅发生了冲突。
另外，在每一翼内部都有一些独立的集团，它们都保留了鲜明的地方色彩，彼此也常常搞敌对行动。因此，红巾军运动这种现象是很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它们的有些分支与众不同，最后竟然能成为独立的教派运动，像四川的明玉珍那样。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受教义影响的叛乱活动和地方起义似乎各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渊源。它们大多数已默默无闻，部分地是因为一般说来既不同情民间宗教、又不同情叛乱的传统的历史学家喜欢把红巾军标签不加区分地给它们到处乱贴一气（甚至有些非教派叛乱也贴上了这种标签）。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那些真正属于红巾军信史的大规模而重要的运动。这一小节所使用的广义的“教派运动”标题，其意在于提醒人们，红巾军不是14世纪活跃于中国舞台上唯一的秘密教派叛乱者。
中国历史学家们近些年来在14世纪的大规模民间叛乱中搜寻着一位民间英雄，他们从历史的边缘恢复了一个模糊不清的人物，说他曾经创立了红巾军运动并领导了它的军队。此人就是彭莹玉，一个和尚，袁州（在今江西，邻近湖南边境）人，据说他把白莲教内有几世纪之久的弥勒佛崇拜变成了强大的有社会行动能力的运动。①作为社会史来说，不管这种说法怎样牵强，它对元代末年这一流产的阶级战争如此紧紧地寻根究底，终于发掘出了关于红巾军叛乱的有价值的新材料。彭莹玉本人是否真正负责过把民间宗教的各种成份连结在一起和把一个统一的教义扩散到从长江中游直至安徽的几个省份去，这依然不很清楚，但是，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发生了。
彭莹玉作为袁州一次起义的一个教义上的领袖最初出现在1338年。在这一次，一位叛乱领袖周子旺南面称王；他马上被地区当局所拘押，并被处以极刑。彭莹玉向北逃往淮河沿岸和黄河下游的地区，据说他藏在一些贫民家中有几年，并且在那里传布弥勒佛即将降世的教义：弥勒佛乃财富之佛和大明王，他将要给受苦受难的世界带来千年至福。②从1340年起，淮河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红巾军的教义。仅在1341年，湖南、湖北、山东和河北南部据报有三百多个地方“贫苦农民蜂起为盗”。③往后的十年是动荡的十年，特别是在长江中游和淮河流域红巾军正在得势的两个地区更形动荡不安。
1351年，从贫苦农民中征发民工15万人从事一项大工程，即使黄河改道并重开大运河；这两条河流在山东西部相交叉。（这是水利专家、将军和总督贾鲁在工程上的伟大胜利。）韩山童很久以来就是栾城（今河北东北）秘密教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