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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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学生和州县学生都应该对它勤加练习。②皇帝把他作为天子这一角色的精神义务看得非常严肃认真。1370年的大早使他采取了斋戒沐浴三天的非常措施求神灵降雨。1370年6月24日，他命令太子朱标及其他王子也斋戒尽礼。正好在黎明前之第四更时候，皇帝穿着素色长袍和草鞋步行去宫外的岳渎坛。他铺上一张席子坐下，然后在烈日中曝晒一整天。皇后和妃子在这一活动中准备了农民的粗粝之食，她们还亲自为此目的下厨。皇帝搞了三天的曝晒仪式，后来又回宫继续斋戒。据记载，五天以后，即6月29日，阴云密布，次日便沛然降雨了。③皇帝虽然自己表演了祈雨师的角色，但他又采取步骤限制人民的宗教活动。1370年末，他下令禁止一切非正统的宗教教门，尤其严禁白莲教和明教（摩尼教）。他甚至禁止帝国境内所有人民祭告天地，宣布人民的这种活动为“非法”；他说，只有天子本人才能奉祀天地。平民百姓只准在年终祭拜祖先和灶神；农村中的农民则只准在春秋两季拜土地神。④当前元朝统治者的孙子买的里八刺于1370年7月到达南京时，明太祖给了他祖父一个庙号，称为顺帝，这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已故中国的元朝君主已顺从天命离开了中国。在正式入宫朝见皇帝时，买的里八刺也被授予封号，并赐第于南京。1370年7月12日，皇帝在南郊郊坛把他战胜元朝之事祭告于天；次日，他又在太庙祭告此事。
1370年夏，旨在恢复受严重战祸之害的地区的经济政策正在贯彻之中。这时推行了开中法，把粮食分配到山西这个萧条和贫困的地区。这是一种颁发凭证的制度，给商人提供了利润的刺激；它诱使商人用自己的资财运粮食到西北去。为了酬报商人水运的粮食，商人们被授以盐引，从而能从政府处买回食盐，然后又在零售市场销售获利。经营积极性很高的商人们发现，他们可以雇佣农民在边境地区种植粮食，因此节省了从内地运输粮食的费用。他们照旧收取盐引：盐引是按照距离边境的远近和交纳谷物的质量来计算的。这个制度刺激了边境的农业生产，也为洪武时期提供了平稳的粮价。①1370年政府还采取了另一个措施来整顿帝国的资源。皇帝命令户部要求全国所有户口在当地政府注籍并领取官方的户帖，户帖上面开列成年男子的名字、年龄以及财产。安徽徽州祁门县在1371年的一份现存户帖就载明，该户主有耕地0。854亩，一间草屋和一头黄牛。因此，户帖制度要求提供和记录国家为制订财政计划而感兴趣的详细的资料。②为了重新搞活他的家乡——安徽凤阳——的经济，1370年7月皇帝命令长江下游地区的苏州、松江、杭州、湖州和嘉兴等县的约4000户迁移到那里去。这些户在本籍都无田地，他们在凤阳分配到了田地。凤阳在14世纪40年代曾遭受一系列时疫的打击，本已人口凋零，在其后的20年中又因红巾军的战争而使人口继续下降。
1370年秋，北伐胜利军的将领们班师回南京受封。徐达和李文忠于11月25日抵达南京，皇帝亲迎于城外的龙江地方，以示极大的尊宠。皇帝在南郊按惯例把凯旋之事告天之后，他要宋濂等文人学士详细讨论以一种新贵族制度来酬庸报功；这是皇帝所希望建立的制度。宋濂和皇帝在大本堂——这是举行礼仪和教导太子的殿堂——对这个新制度商讨了一整个夜晚。①11月29日，皇帝细心地给徐达、李善长、李文忠、冯胜、邓俞和其他许多领袖们颁授了贵族爵衔。②位列第三的李文忠负责大都督府，这个职位在南京拥有很大的权势。
或许，皇帝在1370年最重要的创举是在皇城东边的宫门内建造了奉先殿。皇帝曾经询问他的学者顾问们关于皇族奉祀的问题，同时指明已为此目的建立了太庙。但是他认为，在太庙献祭得严格遵守前人的先例，这就不可能每天作家祭活动。他询问，怎样能在阴历每月朔望之际的晨昏行祭拜之礼。他要当时在礼部供职的临海（浙江）学者陶凯找出能做这种祭祀活动的古代先例。陶凯只能找到宋代有此先例，那时曾经修建了一个钦先孝思殿。根据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出处，皇帝就命令兴建了这个奉先殿。这个新殿里供奉着明太祖的四世祖考。除每天烧香之外，每月朔望还要给祖先的神灵换上新祭品。在祖先们的生日和忌日都要上供，一切“如家人礼”地办理。有些礼仪从太庙移到了奉先殿履行。①皇帝很有决心在祭祀之日实行斋戒，作为表率。为了推动这种努力，他命令陶凯铸造一个铜人，手执竹笏，上面刻有“斋戒”二字。他告诉臣下，这个铜像要在他斋戒之日展示在他面前，使之起到提示者的作用。②①　关于朱元璋的传记，见吴晗：《朱元璋传》＇587＇（1949年；修订版，1965年；1979年北京重印）；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与伦敦，1976年），第381—392页。
②　分别见于《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们各自的传记，第602—608页；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1974年北京重印），125，第3723—3732页；《明人传记辞典》，第115—120页；《明史》，125，第3732—3738页；以及《明人传记辞典》，第850—854页和《明史》，127，第3769—3773页。
①　关于登极仪式的详细情况，见《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年；1961年台北重印），28上，第433—438页；29，第477—482页。
②　他们的真实名字他是并不知道的，因为他出身于一个贫寒和无文化的家庭他往后就前往社稷坛献祭。
①　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年；摹印本，香港，1967年），第107—108页。这一篇更早的文告应该与《明实录》＇380＇上的文字作一参校，见《太祖实录》，29，第482—483页。
②　关于皇后和太子的传记，分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3—1026页，以及《明史》＇41＇，113，第3505—3508页；另见《明人传记辞典》，第346—348页。
③　他们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25—1231页；《明史》＇41＇，128，第3784—3788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传记，第1248—1251页；《明史》＇41＇，126，第3751—3756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传记，第909—910页；《明史》＇41＇，129，第3804—3808页。
③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89—1392页；《明史》＇41＇，127，3773—3774页。
④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932—938页；《明史》＇41＇，128，3777—3783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53—455页；《明史》＇41＇，129，第3795—3799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1—887页；《明史》＇41＇，126，第3741—3746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4—45页；《明史》＇41＇，299，第7654—7656页。
③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6年），第40—42页以下。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24—728页。
②　又见本书第1章有关段落。
③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23—425页。
④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66—471页；《明史》＇41＇，129，第3799—3803页。
①　泰勒：《明太祖和城隍神》＇504＇，载《明代研究》，4（1977年），第31—49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64—1467页，《明史》＇41＇，第7314—7315页。
③　见《明史》＇41＇本传，285，第7315—7316页。
④　危素的《皇陵碑》，见郎瑛（1487年生）的《七修类稿》＇304＇（1566年以后撰，重印本，北京，1961年），第114—116页。皇帝后来不喜欢这篇碑文，把它重新改写了一遍。后一种碑文见《七修类稿》，第117—119页。
⑤　关于王祎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44—1447页；《明史》＇41＇，129，第7414—7415页。
①　龙文彬：《明会要》＇364＇（1887年；重印本，北京，1956年），1，第122—123页。
①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13—718页；《明史》＇41＇，130，第3818——3820页。
①　依字面上说，这就是开国皇帝的训示的记录。
②　谈迁编：《国榷》＇498＇（约在1653年；重印本，北京，1958年），1、3，第39—40、401页。
①　龙文彬：《明会要》＇364＇，1，第90—91页。
②　关于邓俞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77—1280页；《明史》＇41＇，126，第3748—3751页。
③　关于妥懽贴睦尔和爱猷识里达腊的传记，分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90—1293页，以及《明人传记辞典》，第15—17页。
①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明初版；重印本载《四部备要》，台北，1970年），3，第16—17页。陈学霖：《张中和他的预言：一位明初道士的传奇的传播》＇21＇，载《远东》，20，1（1973年7月），第65—102页。
②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9，第14—15页。
③　《明史》＇41＇，116，第3560—3565页有关于朱樉和朱㭎的记述。关于朱棣，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5—365页。关于诸王在洪武受封的情况，见后文第一表（《蓝玉案件》节内）。
①　《国榷》，＇498＇，4，第415—416页。
②　复燮编：《明通鉴》＇210＇（约1870年；重印本，北京，1959年），1，第247页。
③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53，第1033页。
④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53，第1037页；塚本俊孝：《洪武帝与佛道二教》＇515＇，载《岐阜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4（1966年3月），第36页。
①　见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度》＇543＇，载《禹贡》，5，12（1936年8月），第1—15页。
②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560＇（北京，1961年），第19页。
①　陈鹤：《明纪》＇53＇（1871年；重印本见《四部备要》，台北，1965年），3，第134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5页；《国榷》＇498＇，4，第428—431页；泰勒：《明太祖与勋贵》＇505＇，载《明代研究》，2（1976年），第57—69页。
①　《明会要》＇364＇，1，第152—153页。关于陶凯的传记，见《明史》＇41＇，136，第3954—3955页。
②　《国榷》＇498＇，4，第436页。
从1371年到1380年：帝国的巩固和稳定四川在1371年并入了明帝国。1月19日，皇帝任命汤和率军讨伐夏国；这个夏国在1366年以前一直为明教领袖明玉珍所统治，现在是在一批控制他儿子朝廷的政治阴谋家手中。③四川忽然间提到明军议事日程的最前面，因为夏国拒绝皇帝假道伐滇的要求。云南这时仍在蒙古统治之下，夏国也有它自己吞并云南的计划。邓俞因此在1371年1月20日奉派领兵前往今湖北汉水上游的襄阳地区，准备在那里为进兵四川之役屯聚粮草。
准备工作在5月完成，傅友德从北面的陕西进攻夏国的防军。傅友德在5月18日拿下文州（今甘肃南部的文县，靠近四川边境），并续继南下又拿下龙州（今四川涪江上的龙安）。傅友德从这里再挥兵南向进入四川，最后抵达成都东北80英里处的绵州。他的部将蓝玉（1393年死）与守军进行夜战，迫使他们逃过雒水。④雒水被认为是夏国的主要屏障，所以傅友德带来的威胁引起位于成都的夏国首都极大的关注。傅友德命编造数以百计的木排，准备用它们渡过涨水的河道。这些木排在几个星期内造成，同时军队还建成了一个安全的渡口。与此同时，夏国也从瞿塘调兵来增加防守力量；此瞿塘位于东南200英里之处，在今长江上的奉节附近的峡口那里。此举是为了防御傅友德对成都的意料中的进攻，因为傅友德军现在正在汉州（今光汉县）集结，这是位于成都东北30英里的主要防御阵地。1371年7月，傅友德军在与瞿塘调来的水军激战之后攻占了汉州。甚至在这些部队从瞿塘撤退以后，汤和的部队也不能跨越三峡以东长江江边的大溪口前进。只有当廖永忠的水军到达以后，明军才能经由此路线突入四川。完成了这样的军事态势以后，两位指挥官分途急趋重庆，廖永忠走水路，汤和走陆路。
1371年8月3日，廖永忠和汤和到达夏都重庆。15岁的夏君明异及其母彭氏投降了。廖永忠于是命令几个战败将领的儿子们送信前往夏政府的某些领袖仍在坚守之中的成都。傅友德要他们献城投降。在信被送到以前，成都的防卫者希望击败明军，便决定放出他们的受过训练的战象。不料这些动物受惊，践踏了许多夏军士卒。成都守军一旦听到明昇已在重庆投降，便大开城门也向明军投降了。与此同时，明昇被押送至南京，于8月25日抵达。
那年秋天，在成都设立了四川行中书省。明太祖在南京公开处决了夏国的吴友仁将军；在此之前，其余夏军将领则宁愿投水自尽，也不愿被活捉。皇帝的外甥李文忠受命在成都周围监造新城墙。修完了城墙，李文忠返回南京，把戍守的任务留给了皇帝的一个养子何文辉。①1371年在制订政治制度的工作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2月份，皇帝命令每三年举行一次县考和乡试。乡试在3月举行，此前不久，皇帝曾去中都凤阳——在淮水流域他出生地的附近——旅行。他只在那里停留了几天，几乎立即折回了南京。凤阳显然无资格做一个令人满意的行政中心。
在这一年的后来日子里，皇帝召道教法师周元真入宫询问雷电的意义。和蒙古人一样，皇帝很怕打雷，这位法师能够解释打雷的本质，认为它是上天和人类之间普遍存在的关系的表现。宋濂记录了他们讨论的某些细节，因为他本人也对道家的思想和道教的传说深感兴趣。①和日本人的关系在1371年也有了可喜的转变。皇帝在1370年已派遣赵秩为使去访问日本人；日本人在当时的中国文书中称为“倭”。北九州的日本南朝朝廷的主子怀良亲王几乎把他杀了。但是，怀良终于同意向明君称臣，并且派了祖来和尚为报聘使，跟赵秩和其他中国被囚者同返南京。为了酬答祖来的聘问，皇帝特派佛僧祖阐（盛年期1360—1373年）于1372年率使团到日本。②1371年为此做了准备工作，1372年春在南京天界寺举行了盛大的佛教法事普渡会。此会延续了三天，参加的僧众千人，皇帝也亲临参与盛会。③这年3月举行的法事并不是洪武帝在1372年举行的唯一佛教礼仪活动。从阴历新年正月的十三到十五日（1372年2月17—19日）皇帝驾临南京城外蒋山的太平兴国寺参加了一个大规模法会，他本人在佛像前礼佛如仪，听和尚宗泐（1318—1391年）的说法，并接受天台宗和尚慧日的戒律。①专门对付蒙古人的军事行动在14世纪70年代一直在继续进行。一个领袖被制服了，另一个人又顶了上来，所以在北京和山西的明军始终在移动之中。1372年3月，徐达被任命为征虏大将军以征讨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意在深入蒙古，攻击蒙古首都哈尔和林。虽然扩廓帖木儿的妹妹已在1371年10月嫁给了皇帝的次子朱樉，但他在1375年死去以前迄为明朝的边患。1372年4月，蓝玉将军作为徐达40万征讨大军的前锋，败扩廓帖木儿于蒙古土剌河的附近。但是，徐达和李文忠后来进攻哈尔和林时却被蒙古人彻底打败；这时蒙古人已在他们的旧都重整了部队。李文忠这一支人马因蒙古骑兵的攻击和戈壁沙漠的艰苦地形而受创极重。明朝廷就再也没有派军深入草原了。
但在这同时，在甘肃的傅友德和冯胜却战胜了蒙古人。兰州和西凉（今甘肃武威附近）都被傅友德和冯胜清除了亲元的军队，然后他们两人于7月进兵甘肃西北的永昌和戈壁边沿上的亦集乃（即居延）。
冯胜的军队是三支主力军中唯一深入蒙古人的老家并在那里取得了军事胜利的部队。他俘获了10余名蒙古军官和1万多头牲口（马匹、驼骆和羊群），而且他的部队没有严重的伤亡。
冯胜、徐达和李文忠于1372年末奉召回南京，另外，皇帝在1373年初决定把当时在位的元君的儿子买的里八剌送回哈尔和林他父亲处。1373年1月23日发出了有关这一内容的一封信。1373年春，徐达、李文忠和冯胜再受命统领北京的卫戍军。可是从此以后，这些卫戍军不再发挥主动进攻的作用了，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备边，以防止元军重新夺取中国的皇位。徐达在秋天返回北方，9月间赴大同，把边塞地区的居民强行安置到北京附近来。11月，扩廓帖木儿攻大同，徐达这时已经南移到太原。11月29日，徐达在怀柔（北京东北40英里处）打了一次漂亮的进攻战，他在风雪之中打败了扩廓帖木儿。
直到1374年买的里八剌才被送回蒙古。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蓝玉就在兴和等地和蒙古人打了一系列胜仗，同时，李文忠也在大宁和高州（今承德地区）取得胜利，俘虏了一些元军军官和妃子以及驼马等等。最后，洪武帝于10月20日遣买的里八剌返回草原，由从前元朝的两名宦者护送。他给他父亲带回了一封信，皇帝在信中要求他父亲承认明王朝。这封信未被重视，蒙古的政策迄无改变：明政权在草原继续受到先后继任的蒙古领袖的考验。
当扩廓帖木儿于1375年9月死于蒙古的哈尔和林西北的哈剌那海以后，西部元军的势力削弱了。但是正当西部蒙古人的权力式微之际，前元朝的官员纳哈出（死于1388年）领导的东蒙古人在东北继续增加力量。①纳哈出的根据地在松花江流域：他在14世纪70年代向南扩张到辽东，他在那里直到1387年前一直是挑起事端的根源。同时，在陕西北部地区另一位西部蒙古新兴领袖伯颜帖木儿再次形成了蒙古人的威胁；这种威胁自扩廓帖木儿死后本来已趋于缓和。1376年2月，原在延安修建了前哨阵地的汤和奉旨对付伯颜帖木儿。汤和在3月份接受了这名蒙古领袖的投降；但是伯颜帖木儿没有就俘，他在7月份又再度叛变。留在延安守边的明军将军傅友德设法伏击了伯颜帖木儿，通过他的两名部下使他并非心甘情愿地投降了。
虽然不再有统一协调的蒙古政权威胁新的明王朝，但蒙古人还能在许多地方袭扰边境。因此，明军采取了守势；在14世纪70年代余下的几年中明军再也没有发动深入草原的重大军事远征了。相反地，西藏和云南出现的军事问题吸引了南京政府的注意。
1373年5月，邓俞和皇帝一个养子沐英①（1345—1392年）受命对西藏进行惩罚性的讨伐，目的在严惩拒不承认明朝统治的一位西藏酋长。讨伐军深入今青海湖地区，甚至西进远到昆仑山。邓俞舍命地追赶这个酋长和他的徒众，斩杀了数以千计的人，俘获了十余万头牲口。皇帝然后命邓俞从这个绝塞地区班师，并召他返回南京。可是，邓俞于12月在返回的途中死去，死时年仅40。沐英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色，被封为侯爵，赐禄2500担。他不久又将在明朝建立云南的政权中起重要的作用。
在14世纪70年代，皇帝每年在不同场合和不同郊坛经常祭告天地。但是在朝廷，对礼仪的关注就让位于重建文官制度的活动了。这位明朝的开国皇帝在他整个在位年间大兴制度，也修改制度。他企图规定政府各不同职位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命令编修条令，使政府官员、皇室宗族和将军们各知怎样行其所事。他计划使王朝避免因不听话的妇女干政而引起的国内问题，作为这计划的一部分，他在1372年7月设立了一套机构来管理宫廷的女人。②皇帝定下了许多清规戒律，制订了禁止奢侈浪费方面的法令，以限制皇后和其他妃嫔所能起的作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他还颁布了《六部职掌》，后来它并入了《诸司职掌》，从而给官员每年的考绩立下了严格的标准。③洪武帝认为皇太子必须习知一些实际的政事，所以他在1373年1月命令所有官员在上疏言事时都要把意见送到太子之处。1373年10月，皇帝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步骤。他要求官员们上奏折给太子，以请示最后的决定。他指出，太子长于深宫之中，只有这样办，他死后才会善于治理国家。可是，这个方针为时不长，因为皇帝不久就不喜欢他的太子所作的决定了，因此撤消了这个办法。①皇帝一方面抓紧训练太子的问题，一方面他又试图给政府选贤任能。但是，他对科举考试的结果感到不快。三年一试的科考没有产生足够数量的贤才；他认为这只能产生一些书呆子，不能从政。因此，他在1373年3月废除了科举制，又下令回头改用荐举制。在往后的10年没有举行科考了。②但是，由于国子监在14世纪70年代拥有数千学子，人才济济，为许多行政职务提供了能员。
皇帝也很注意培养诸血族亲王的问题。他设计了这样一种制度：即让诸藩王统率自己的军事部队的古代模式和汉代以来所用的皇权官僚行政体制结合在一起。由于诸藩王在新秩序下拥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他不惮其烦地给每个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