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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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之前一直是西藏主要的世俗力量。②在明朝掌握政权时，西藏寺院教团之间的宗教对立常常导致公开的战争；宗教和政治权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还不清楚南京对这种事态的了解程度。据说明代的开国皇帝急于想阻止唐代与吐蕃人发生的那种纠纷的再现。但他并不去与帕木主巴诸王建立联系，而是与控制较近的康区和东南藏的噶玛派大住持们接触。皇帝派一使者前往，要元代时任官职的人来南京，以便重新授职，第一个使团于1372至1373年间的冬季抵达。当时教团的教长为黑帽教派的乳必多吉四世活佛（1340—1483年），他在1359至1363年曾在元朝朝廷。他从未应皇帝的邀请去南京，但派使者前往，直到他死前不久为止。①他的继承者得银协巴（中国人称哈立麻，1384—1415年）以善行法术著称于世，永乐帝在为燕王时已闻其名。新帝在1403年登基时，派了一个由以后多次被用作外交官的宦官侯显和著名印度僧人班的达的弟子智光（他在南京已深受开国皇帝的礼遇）率领的使团去西藏。使团邀请得银协巴去南京。得银协巴在一开始派出一个纳贡使团后，在1407年4月亲自去明廷，受到隆重的接待。他应请求为皇帝死去的双亲举行宗教仪式，据记载他施展了许多魔法，如使许多神祇显形，制造鹤、狮、花雨、甘露的幻象等等，时间长达22天。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受到重赏，取得了响亮的官衔，并前往山西省重要的中国佛教中心，在那里又举行了仪式，然后返回西藏。他在以后至少与明朝廷交换了三次礼品。②他的继承者通哇顿丹（1416—1453年）到15世纪40年代末一直派来使团。明朝朝廷显然不知道得银协巴之死，所以认为这些使团都是他派出的。1446年以后，与噶玛派诸教长的关系破裂。根据西藏的史料，得银协巴在他逗留南京期间曾劝说永乐帝不要试图重建对西藏的统治。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永乐帝曾有此意图；一切迹象表明，得银协巴是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实力的宗教人物而被邀请的。但他的访问促使永乐帝与西藏的其他各方面的宗教领袖建立关系。1413年，萨迦派的教长（关于他的法力，皇帝也已有所闻）应邀来北京。他也受到隆重接待，并于1414年由宦官护送回藏。此后萨迦派的住持继续派使团来中国，直至15世纪30年代。
明帝还试图把当时最伟大的宗教人物，即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年）请到明廷。到15世纪初，宗喀巴主张的一种新的和更严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1407年，永乐帝请他来朝廷。他拒绝了。1413年再次发出邀请，宗喀巴派了他的主要弟子之一释迦也失代替他前往南京。他从1414年至1416年留在南京，随即获准带了丰厚的礼物回藏。格鲁派继续与明朝朝廷交换礼物并派去使团，直至15世纪30年代。①其他西藏的宗教领袖也受到推动而与帝国朝廷发生联系。情况似乎是，虽然永乐帝无疑部分地是出于对这些引人注目的宗教领袖的好奇心，但他也有意识地拒绝给任何可能因此会建立政治霸权的西藏领袖以唯一的中国庇护。这样，情况如同中国边境的其他地方那样，他鼓励政治的分裂。在这种背景下，他没有承认该国名义上的世俗统治者帕木主巴王或与他建立关系，这很可能是精心策划的让西藏人分裂的政策的一部分。
蒙古
明帝通过搞分裂、赏赐和平定外蒙古的不听命于他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西）蒙古人以及在其南面住在东内蒙古的兀良哈诸部落，想方设法在北方边境取得和平。在他征剿叛逆的阿鲁台和马哈木部落领袖的同时（见前文），他还派使团带着礼物邀请所有人在纳贡制度下进行贸易。明朝廷利用这一制度出于几个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于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为明朝骑兵提供马匹的来源。蒙古诸部落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它们需要取得中国的货物，虽然当它们的需要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满足时经常袭掠边境。
为了控制蒙古纳贡使团的次数和规模，它们来华的路线和入境点、它们在朝廷呈献时的礼仪、朝贡品应付的价格、以及送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的礼品，明朝廷都制订了细致的规定。例如，兀良哈诸卫获准每年派使团两次，每次300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时，一次在中国的元旦。但是这类规定从来没有严格实施过，也没有用于更远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②蒙古使团一般呈献马、家畜作为贡品，要求报酬、礼品、官职和贸易特权。朝廷以钱钞、白银、丝绸、纺织品、官品和官衔赏赐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以高价收取贡品，并准许蒙古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例如，在1404和1406年为女真和兀良哈诸部落在开平和广宁设立两个马市。但是朝廷派的官员（通常为宦官）出于私利，经常改变赐给蒙古人的礼物的规格和他们贡品的价值。这样就常常引起纠纷和对边境的劫掠。③已在辽东半岛定居的来自泰宁、朵颜和福余三个卫的蒙古人在永乐年间派出了最正规的纳贡使团。这是因为他们靠中国的礼品、补助和定期贸易为生，而朝廷则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根据《明实录》，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1403、1406、1413和1416年）作为一个正式的集体前来朝廷，但一般地说，这些使者被认定是代表个人的，呈献的贡品也多于容许的数量。他们的贡品主要是马匹；1414年的一次他们带来了约3000匹马。他们的纳贡使团在1410、1411、1418和1422至1424年这些年份停止来华。中断出现在他们参加了阿鲁台或瓦剌人的叛乱时期，如1422年；这一次他们被阿鲁台征服，被迫参加他的事业。但是，当和平恢复，明廷继续接受兀良哈的使团，甚至为了保持和平，还容忍偶尔发生的边境劫掠事件。①在阿鲁台统治下，东蒙古人继续与永乐帝朝廷保持纳贡关系。明统治者容忍经常爆发的小的敌对行动，因为他谋求维持边境的和平。已知阿鲁台早在1408年就派过一个使团，但在1410年征蒙战役中他战败后，他才开始定期派出使团。在1410至1424年期间，阿鲁台派了27个使团至明朝廷，此数超过了规定，而且在连续的两年（1413和1414年）中他共派了11个使团。贡品主要为马匹。作为回报，明朝廷赐给他和他的使者纸钞、白银、丝织品和各种生活用品，授予他们官衔并慷慨地酬答他们的贡品。在1421、1422、1423或1424年明帝征讨阿鲁台时期，没有纳贡使团来朝。但一旦战争结束，朝廷又不加指责地接纳他的使团，其中两个使团在1424年8月皇帝死后不久到达。①瓦剌蒙古人也与永乐帝朝廷保持纳贡关系，在此同时又几次袭扰边疆进行劫掠。1408年10月，马哈木派第一个纳贡使团携马匹前来明朝廷；他得到了封地并被赐给一枚王的印玺。1409年其他两个瓦剌部落领袖也得到类似的封赏。除了1414、1416、1420和1422年，瓦剌人每年派正规的使团来华。这些使团一般来自马哈木，但也有少数是其他部落领袖派出的。贡品主要为马匹。瓦剌使团在1414年中断来朝，当时马哈木造反；但在1415年瓦剌人恢复进贡。1418年4月，在马哈木死后两年，他的儿子脱懽与其他两个部落的领袖来到朝廷，要求继承他父亲的品位。这一请求被批准，于是脱懽派使团几乎岁岁来朝，一直到了永乐统治的末年。①这种纳贡制度旨在解决蒙古问题，但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如果说纳贡制度旨在安抚蒙古人和防止边境的动乱，那么明朝廷只取得有限的成就。尽管中国朝廷付出昂贵的礼品和费用，但纳贡贸易仍不能满足蒙古人更大的需要。因此，这个制度并没有阻止蒙古人的袭击，但对明朝廷来说，它似乎是取代甚至更花钱的连年战争的唯一选择。它暴露了中国根本不能合理地处理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永乐帝既不能通过战争，也不能通过贸易和外交手段去解决明初主要的国防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已占用了他的大部分精力。虽然这个制度有一些缺点，它的确给北方边境带来了若干年的安宁；但是，只有在存在强大的军事防御以阻止袭击和战争时，它才有效。
女真族
皇帝想方设法要把满州诸女真部落纳入纳贡制度之中。女真诸部落包括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好战的生女真。皇帝有四大目标：保持满洲的安宁，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蒙古的威胁；不让朝鲜成为在满洲支配一切的力量；促进诸如马匹和裘皮等产品的交易；在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民中传布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①朝廷在建立与女真人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团，送礼品给他们的部落领袖，邀请他们进行纳贡制度下的贸易。早在1403年，皇帝开始派一个使团出使建州女真的统治者阿哈出以进行笼络；使团受到很好的接待。12月，皇帝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立。在永乐在位的以后时期，在满州设立179个卫和20个所，以确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朝朝廷。②生女真对1403年中国使团的反应是回派了一个使团，但他们依然是靠不住的。1409年初期，永乐帝派宦官亦失哈率一专门使团前往生女真的领地；亦失哈为海西女真人，被俘后为明朝效劳。1411年，他率25艘船和千余人驶往位于北满边远地区的奴儿干，在那里几乎没有遇到反抗。他厚赏地方部落领袖，设立了一个都指挥使司，并说服部落领袖们派一朝贡使团与他一起返回。此后，亦失哈又三次率领使团去奴儿干，最后一次在1432年；明朝廷设立了一系列的驿站，以便与住在偏远的北方的女真人联系。为女真人设立了边境集市，少数集团获准在辽东的中国边境境内或邻近之地和在北京之北定居。定居者到得了礼物和粮食，有些部落领袖还接受了低官阶的武职和官衔。他们则报之以向明朝廷进贡土产品。①因此永乐帝能够不诉诸武力而与女真诸部落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在与几个主要的女真集团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就能集结其武装力量去征讨蒙古。同时，通过设置防御性的卫和运用纳贡制度，他满足了女真部落领袖的某些经济的和身份的要求，因为这些部落领袖派遣纳贡使团来到中国，为的是取得金银、丝绸、粮食和其他用品的礼物，和享有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就明朝廷而言，它能取得诸如马匹、优质裘皮等商品，还能得到诸如在帝国内不能搞到的人参等药材。
朝鲜
建于1392年的新的李氏王朝的朝鲜国取代了长期衰落的高丽王国，它的几个国王证明是易于接受新事物和听话的。明朝对朝鲜的政策为几个目的服务。朝廷谋求破坏朝鲜在女真族中的影响和确保中国边境的安全以对付蒙古的入侵。朝鲜统治者不但重视对北方的诸部落的防卫，而且珍惜他们与明帝国的政治和文化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类联系会带给统治王室以权威和正统性。
1402年9月，永乐帝派俞士吉（死于1435年）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1400—1422年在位）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这两个要求都被批准，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使节的交流有时一年两三次。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誉的称号。①但是，明朝廷常常对朝鲜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中国史料中只是一笔带过，但在朝鲜的记载中却有详细的论述。例如，永乐帝经常索取马和牛以供军用，而朝鲜王便应命在1403年送去1000多匹马，1404年送去1万头牛，1407年送去3000匹马，以及1410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马，以支援对蒙古的第一次征讨。还有特殊的要求。在1403、1406、1407和1411年，永乐帝派他的高级宦官黄俨前往朝鲜索要铜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经的纸张。①最为声名狼藉的要求是要朝鲜的美女，以充实皇帝的后宫。1408年，黄俨被派去为后宫选处女，朝鲜王勉勉强强地照办了。送往北京的300名处女当中有五个人中选，其中的一个即权美人（死于1410年）。她成了永乐帝所宠爱的妃子，她的家属得到丰厚的礼物和很高的荣誉。1409年再次向朝鲜索要处女。朝鲜人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忍受一定的耻辱去满足这些持续的要求；但是朝鲜王为了他认为的迫切的政治原因，不得不答应明朝皇帝的要求。①日本
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1380年已经中断，因为洪武帝怀疑日本人与他的失宠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关系在1399年首先被足利将军三世义满（1358—1408年）恢复，他刚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权威。这位挥霍的将军对中国文化的爱慕是由他周围的禅宗僧人培养起来的，他急于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这部分地是为了从有厚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获益。1399年，他派一个使团带了一封颂扬的信件和贡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团受到良好的接待。义满的第二个使团在1403年晚期抵达南京，在随带的信中，将军自称“臣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和有争议的事件。这是来朝新帝的第一个外国使团。①永乐帝敏锐地看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高兴的是，日本的将军表现出承认他的宗主权的姿态，并且已同意控制相互间的贸易和在结束日本在中国沿海的海盗行为方面进行合作。1403年9月，朝廷向日本商人重开宁波、泉州和广州的市舶司，并派大臣赵居任（死于1409年）去日本缔结商业协定。该协定规定，在建立了称之为勘合制的公认的和有节制的贸易形式后，将军的代表获准在宁波贸易，同时要递交与市舶司的中国官员所持的勘合相合的特定的勘合。贸易使团不得超过两艘船和200人，不得携带武器，应每十年派出一次，不过最后一条规定在以后繁忙而正规的贸易中被忽视了。
在1404至1410年期间，中国和日本经常互派贸易和外交使团。这种真诚的关系因义满的善意而得到促进；他履行了逮捕日本海盗并把他们送往明朝廷的诺言。当义满于1408年去世时，明帝告诫他的继承者义持继续镇压海盗。但在1411年，义持拒绝接待中国的使团，并在以后六年中中断与明朝廷的关系。新将军摆脱了他父亲周围的禅宗僧人，采取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1417年11月，在中国沿海抓获了一些日本海盗以后，中国皇帝又试图与义持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将军宣称，日本诸神禁止与外国来往，他的父亲已经被他的顾问引入歧途。这样，官方的大门再次对中国关闭，不过私人的贸易通过日本南部的诸港口仍在继续进行。
东南亚
在永乐年间，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区域是皇帝主要关注之处。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把最重要的东南亚诸国划入了明朝政治势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些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大明帝国的影响，加强其南部边境的安全，和通过阻止私人控制航海活动以垄断海外贸易。外国响应这些主动行动，这不但因为它们担心拒绝会遭到军事报复，而且因为它们看到了与中国建立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②1402至1424年期间，明朝廷派了62个使团至东南亚各国，并接待了95个回访的使团；这不算派至安南和从安南派来的使团，因为安南在1406至1427年期间是在明朝的统治之下。这些使团建立了与大部分重要国家——从菲律宾至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联系。①皇帝派使者携带宣布他登基的诏书至东南亚各国去建立关系；当这些国家作出反应时，他就经常派使团向它们的统治者赠送礼品，礼品包括历法、丝缎织品、瓷器和铜钱。皇帝还为两个东南亚国家撰写铭文并赋诗，一次是在1405年为马六甲王写的，一次是在1408年为浡泥王写的。这些文字都刻在石碑上，以证明皇帝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及与其统治者的特殊关系。①外国统治者则回派正规的纳贡使团来华，并随带诸如贵金属、香料、异国动物等土产；支付这些物品的代价都很高。②可以从占城、暹罗、马六甲、爪洼和浡泥的事例中看到比较重要和持久的各种关系的不同类型。在这个时期，中国公开宣称与占城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们在安南互有牵连。但在1414年以后，当中国人拒绝归还安南夺取的占城领土时，关系转向紧张。占城人经常攻击派往他们国家的外交使团和骚扰在安南的中国人，可是一直没有脱离正规的纳贡制度。暹罗是东南亚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和中国的最老的朝贡国之一。中国的兴趣在于限制暹罗去侵犯马六甲，而暹罗的朝廷则注意到中国的压力，因为它几乎每年派纳贡使团到中国而从中得益。
马六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位于香料贸易路线上。永乐帝在1403年10月派一个使团到那里去建立关系，并授予它特殊的地位。有三个马六甲王率领他们的国家代表团到中国，使永乐帝大为高兴。在与爪洼的关系方面，永乐帝设法阻止它向马六甲内部扩张，和保持南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畅通。可是中国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东爪洼王与西爪洼王之间的战争。在1408至1409年郑和第二次远航期间，当他手下的170人登上了他的对手西爪王声称拥有的海岸时，他们被后者所杀，从而迫使郑和进行军事干涉。中国人接受了赔偿和道歉，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中国人利用连续的几次航行，把爪洼置于监视之下。浡泥在当时相对地说并不重要。但浡泥王是访问永乐朝廷的第一个统治者，从而给了皇帝强烈的印象。它被给予比凭借它的国土面积和力量应得的更大方的待遇。①永乐帝在他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中表现出灵活性；他愿意利用各种方式去达到他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商业的目的。外国的反应取决于以下的几种情况：明朝外交主动行动的性质；它们与明朝的权力中心的距离；它们对安全和贸易机会的关心。从1405至1421年的十多年中郑和巨大舰队的威严的阵容，在整个这一区域中扩大了强大的中国的形象，并给贸易和外交带来了持久的影响。但事实也很清楚，随着1413年以后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外交活动的放松，当朝廷的力量专注于北方的事务时，这些国家能够在纳贡制度建立的规定的宗主属国关系中便宜行事。
永乐帝的遗产
1424年8月12日，皇帝当他最后一次征讨蒙古返回时，在多伦以外的榆木川去世，终年64岁。他去世的确切情况正史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他病故。私人的和外国的记载说皇帝在他晚年时已经得过几次中风，并死于此症。一个学者提出，皇帝自1417年以来已部分瘫痪，他偶尔不能临朝，有时长达一个多月。他瘫痪的性质不详，但要减轻病症，皇帝习惯性地服用麝香或樟脑制成的刺激性药剂，以及他的几个随从处方的道教的丹药。这种丹药能暂时地减轻他的瘫痪程度，但证明对身体有害，并会上瘾；它会导致间竭性地大发脾气。①当皇帝惩处几名劝阻他征讨蒙古和迁都北京的官员时，他可能已在受这种丹药的影响。丹药的作用是积累性的；皇帝可能中化学毒性已有好几年了，因为丹药还含砷、铅和其他金属。因此，当他筋疲力尽地穿过严酷的蒙古平原而又得了一次中风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所以他的死亡是意料之中的事。
皇帝的尸体立刻装进灵柩运回北京，准备安葬。他的长子朱高炽随后登基成为洪熙帝。尊奉永乐帝的谥号为文皇帝，庙号太宗。他的陵墓称长陵，建造得极为豪华宏伟，以证明他的丰功伟绩。②1538年10月，嘉靖帝把永乐帝的庙号改为更显赫的称号：成祖。
嘉靖帝想抬高从未登上皇位的父亲朱祐杬（1476—1519年）的地位而使他进入帝王的行列，从而使自己成为新的一支皇位继承世系的始祖。①因此，把永乐帝的庙号从“宗”改为“祖”，这意味着永乐帝在推翻他的侄子时也开创了一支新的继位世系，这显然旨在支持嘉靖帝自己父亲的正统性。选用“成”一字，表明在其继承人的眼中，他是明统治的巩固者，应该被承认是王朝的第二个创建人，因为他完成了洪武帝的未竟之业。
皇帝先娶徐达将军之长女，她就是徐后（1362—1407年），因提倡儒家德行和制定妇女的道德箴言而深被怀念。皇帝又封两名宫女为贵妃，一是朝鲜美女权氏，一为苏州的王妃（死于1420年）。权妃死后，王妃就成了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