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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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先娶徐达将军之长女，她就是徐后（1362—1407年），因提倡儒家德行和制定妇女的道德箴言而深被怀念。皇帝又封两名宫女为贵妃，一是朝鲜美女权氏，一为苏州的王妃（死于1420年）。权妃死后，王妃就成了皇帝的专宠。她又成了皇室的监护人，但她的寿命没有皇帝长。②皇帝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长子朱高炽后来成为洪熙帝；次子朱高煦（汉王），三子朱高燧（赵王）都为徐后所生；幼子朱高爔幼年夭折，其母姓名不详。还知道皇后养育了五个公主当中的四个；她们都下嫁给有贵族封号的将军或其子。这些驸马中有的因行为不轨而受到弹劾，有的在军事征战中丧生。①回顾起来，1538年追赠给皇帝的最后的谥号成祖似乎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称誉。它集中体现了与传统的治国之道的贤君理想地联系起来的文治武功。永乐帝被公认为一个多智多谋和精力充沛的征战者，通过他的征剿和对外的远征，他完善了开国皇帝的丰功伟绩，并使明朝的力量和影响达到了顶峰。他被誉为一个有干劲和献身精神的统治者，他恢复了儒家的治国之术和重新建立起古代的政制；他又被誉为一个把帝国南北两部分统一起来从而为王朝奠定新基础的人。
但是，他的政策也受到批评。他废除建文帝的年号和残酷地清洗建文帝时代的官员的措施受到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而在黎民百姓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则以关于被废皇帝的种种传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传说提到他没有死，他的后裔最后使王朝不光彩地灭亡，以此向篡位者报仇。他国内的各种计划和对外的冒险行动所引起的巨大花费也引起了官僚集团的强烈不满。当时的批评者不是明确地谴责他的篡位；认为这件事并不是永乐帝一个人的过错，这种看法是适当的。对他国内政策的批评则比较直截了当。他远征蒙古的几次战役和迁都北京之举不断遭到攻击。但是后来的明代史学家一般原谅了这些过分的行为，认为是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必由之路。因此当时的舆论强调皇帝的积极成就和缩小它们的消极后果。但是一股强烈的批评暗流由后世的明代学者，特别是由那些责备他为了降低学术水平和知识活力而削弱经典教育的人表达了出来。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有褒有贬的评价，其中官方对一位雄武之君的赞誉支配了明代和清代的历史编纂学。①传统的评价并不是对这个时期的公正评价。对评价更有帮助的是应该问一下，永乐时期的一些事件是怎样发展和为什么这样发展的；实现皇帝宏伟事业的费用倒底有多大；他统治时期制订的政策对以后明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什么影响。
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对帝国的认识形成了他统治时期的特征。他作为一个军事统帅而取得了权力，并用武力夺取了皇位，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应受任何约束，甚至不受他父亲制定的《祖训》的约束。他不受约束地行使皇权，以实现他的目的。他与北方边境蒙古诸部打交道的经验给他灌输了一种远远超过他父亲认识的对帝国的新看法，但从长期看，由此形成的战略决策证明并不是成功的。他不但试图由北至南实施统一的统治，以此使边境领土与内地一体化，而且把目光放在本土的边境以外，把他的霸权扩向四面八方——从真正的世界中心睥睨世界。对世界的这种新看法指导着皇帝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他一旦执行这些政策，就决不后退。尽管永乐帝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存存着种种矛盾，但他仍决心完成他的目标，并把各种没有解决的困难留给了他的那些不那么有活力的继承者们。
永乐帝的国内计划和对外征战的花费是巨大和浪费的；它们给国家和黎民百姓造成了异常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些计划的耗费引起了诸如夏元吉和李时勉等朝廷官员的批评，前者反对对蒙古的第三次征讨和郑和的几次远航，后者反对在北京建都。还有人对征剿安南而造成人力和物力的紧张状况，对漕运制度以及其他国内计划和对外的冒险行动发表了反对的意见。
不可能确定用于这些活动的金钱的数额，因为史籍没有记载准确的或完整的数字。明政府并不编制综合的预算；它对国家财政和财政管理采取零敲碎打的方法。某一项目的收入指定用于某一项目的支出。此外，不同税赋份额的数字不过是相对的指数，因为除了这些税收外，国家还得到征用劳动力和军屯形式的无偿服务，还不定期地向平民索要粮食和建筑材料。平民以不同的方式弥补进行中的项目的任何经营亏损。
因此，虽然朝廷表面上收大于支，但这是一种假象。实际上，如同黄仁宇的推测，永乐帝进行的一切事业的费用（这些在史籍中很少透露）可能超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这些财政需要无疑使国库空虚（国库通常只保持一年的储备），而且确实削弱了国家的财政管理。它们还使人民增加负担，使人民为了偿还欠税而负债累累。从长期看，由于使越来越多的纳税人陷于贫困，这些政策减少了国家的收入。为了帝国的建设和霸权，这种代价的确是昂贵的。②永乐帝留给明代后来的君主们一项复杂的遗产。他们继承了一个对远方诸国负有义务的帝国、一条沿着北方边境的漫长的防线、一个具有许多非常规形式的复杂的文官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一个需要大规模的漕运体制以供它生存的宏伟的北京。这只有在一个被建立帝国的理想所推动的朝气蓬勃的领袖领导下才能够维持，这个领袖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并愿意把权力交给文官，以保持政府的日常职能。永乐帝的直接继承者都不具备这种英勇的品质，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他关于帝国的远见和他所奠定的政制基础。
以后的几代皇帝并没有他那种对帝国的认识，还认识到维持他的政策的代价，开始收缩和重新巩固帝国的行政。但是，他们不能解决他们采纳的国家政策和必须赖以进行统治的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虽然文官政府得到加强，政府的开支也减少了，但耗费巨大的军事组织、北方的京城和漕运制度仍必须维持。军事收缩无意地削弱了边防，从而给以后的统治者们造成了许多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永乐帝比明朝的开国皇帝对以后明代历史的进程具有更大的影响。
②　这些文件见于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41—48、74—78、86—92页。关于详细的分析，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8—22页。
①　这问题的详细讨论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23＇，第3节。
①　我们这里关于内战的叙述是据王崇武著作的评价中关于此时的更具批评性的记载综合写成的，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特别是第53—102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71—127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5—8章；以及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5章。
②　公关于耿炳文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18页。
③　关于李景隆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86页。
①　关于茹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6页。
②　关于盛庸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96页。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北京，1980年），第161—169页。又见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545＇，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1947年），第6—10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30—132页。
①　关于陈瑄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页。
①　关于朱文圭的命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03页。
②　关于废除建文帝年号的问题，见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579＇和《明代纪年问题》＇577＇，均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分别见第350—355页和366—371页。
①　见上面注＇35＇所引吴缉华的著作。
②　关于此事的历史编纂学问题，见李晋华：《明史纂修考》＇319＇（北京，1933年），第68、95、101页。又见卡恩：《皇帝眼中的君主制：乾隆时期的幻象和现实》＇280＇（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1年），第44—46页。
①　关于对建文皇帝的评价，见孟森：《明代史》＇375＇，第83—88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98—401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0—172页；毛佩琦：《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373＇，第42—45页。
①　关于在明末私家文学作品和各种著述中所流传下来的种种不同传说的描述，见赵士喆：《建文年谱》＇49＇，第2编（序1636年；重印本，上海，1935年）；伦明：《建文逊国考疑》＇363＇，载《辅仁学志》，73，2（1932年7月），第1—62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31—42页；以及铃木正：《建文帝出亡说考证》＇493＇，载《史观》，65，6—7（1962年10月），第160—185页，和68（1963年5月），第50—69页。
②　赵士喆：《建文年谱》＇49＇，第139—143页。详见铃木正：《建文帝出亡说考证》＇493＇，第169—179页；陈万鼐：《明惠帝出亡考证》＇58＇（高雄，1960年），第59—71页。
①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31—34页；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579＇，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357—359页。关于郑晓的《建文逊国记》，见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与新加坡，1968年），2。1。1。
①　关于它的简明的叙述，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书中各处；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6章。
①　关于这些人中某些人的传记，可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6、886、1127和1436页。
②　关于张辅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4页。关于这些蒙古族将领，见司律思：《明初受封的蒙古人》＇453＇，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2（1959年12月），第215、224页。
①　关于诸王子在永乐帝时代的社会政治地位问题，见吴缉华：《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582＇，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282—285页；张奕善：《夺国后的明成祖与诸藩王关系考》＇35＇，第60—126页。
②　吴晗：《明代的军兵》＇593＇，载《读史札记》＇594＇（北京，1956年；重印于1961年），第90—10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4—175页。
①　关于其中某些人的传记，见《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54、627、641、665和1535页。
②　详细情况见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台北，1967年），第20、24、44、49、54、64页；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576＇，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Ⅰ，第181—188页。又见格里姆：《从明初到1506年的明代内阁》＇194＇，载《远东》，1（1954年），第139—177页，以及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1（1958年），第8—10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的传记条目，第556—557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66、1536页。
③　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207—218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27—628、1537页。
①　关于其中某些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4、531、1224、1483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年），第260—262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84页。
②　见杨启樵：《明初人材培养与登进制度及其演变》＇604＇，载《新亚学报》，6，2（1964年8月），第365—372、384—390页。
①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北京，1950年），第338—345页；克劳福德《明代宦官的权力》＇128＇，载《通报》，49，3（1961年），第126—131页。关于这些宦官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94、522、685页。
②　关于东厂，见吴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592＇，载《灯下集》（北京1961年），第81—86页。
①　又见司律思：《15世纪京畿警察中的外国人》＇448＇，载《远东》，8，1（1961年8月），第59—62页；格雷纳：《自明初至天顺末年明代的锦衣卫（1368—1464年》＇193＇（威斯巴登，1975年），第25—34页。
①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14页以下；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8页以下、18页以下。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引言；陈学霖：《明太祖的兴起（1368—1398年）：明初官方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与虚构》＇24＇，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95，4（1975年10—12月），第686—691页。
①　关于《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的修订以及姚广孝和解缙所起的作用的问题，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北京，1932年），第26页以下；吴晗：《记明实录》＇586＇，载《读史札记》＇594＇，第180页以下；以及间野潜龙：《明实录之研究》＇370＇，载田村实造编：《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1963年），第11—21页。又见本书第12章。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5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6—27页。
①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03—116页。其详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23＇，第3节。
②　关于《天潢玉牒》（2。3。7）的传记材料，见李晋华：《明史纂修考》＇319＇，第37页，以及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年；重印本，香港，1967年），序、第1—10页。
③　《天潢玉牒》的“二子”本保存于下面两种材料：《金声玉振集》，袁褧辑（1550—1561年，影印本，北京，1959年）＇见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9。4。1。）＇和《国朝典故》版。“五子”说的本子由下面两种材料流传下来：《纪录汇编》，沈节甫编（16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1938年）＇见傅吾康：《介绍》（9。4。3）＇和《胜朝遗事》，吴弥光编（1883年）＇见傅吾康：《介绍》（9。4。11。）＇。又见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第55—77页和《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第103—104页。
①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5、11—15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46—48、96—99页。
②　陈学霖：《明太祖的兴起》＇24＇，第689—707页。
①　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第32—35页；狄百瑞：《新儒学正统和心学》＇136＇（纽约，1981年），第91页、106页以下、158—168页，并散见于本书各处。
①　狄百瑞：《新儒学正统和心学》＇136＇，散见于书中各处；陈荣捷：《性理精义和程朱学派》＇27＇，载《新儒学的演变》，狄百瑞编（纽约，1975年），第543页以下、566页以下。
①　郭伯恭：《永乐大典考》＇298＇（长沙，1938年；重印本，台北，1962年），第1—3章。
②　郭伯恭：《永乐大典考》＇298＇，第6—9章；富路特：《再谈永乐大典》＇188＇，载《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学报》，10（1970年），第17—23页。
①　关于对蒙古的诸战役，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01＇，第5—8、11页；司律思：《（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布鲁塞尔，1967年），第1章；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载《社区和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547＇，安东尼·里德选（新加坡，1981年），第47—55页；罗塞比：《从1368年迄今的中国与内亚》＇433＇（纽约，1973年），第23—44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6章各处，以及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远征》＇170＇，载《汉学》，3（1951－1953年），第81—88页。
①　从《太宗实录》＇380＇中所见关于永乐时期与蒙古诸部落的关系的官方记述，见羽田亨和田村实造编：《明实录抄：蒙古编》＇198＇，载《明代满蒙史料》＇496＇（京都，1943—1959年），第261—557页。
②　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载《明代满蒙史研究》，第82－84页。
①　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368—1884年》＇165＇，载《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费正清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63年），第209—210页。
②　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27＇，洛温塔尔英译，载《研究丛刊》，A集，1（成都，1947年），第23—29页。关于在这个时期与瓦剌蒙古人的关系的官方材料，又见白翠琴：《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413＇（乌鲁木齐，1982年），第17—42页。
①　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远征》＇170＇，第83—85页。关于阿鲁台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2页。关于综述当时明人对于这第一次蒙古之役和第二次战役的记述，见李素英：《明成祖北征记行初编》＇330＇，载《禹贡》，3，8（1935年6月），第14—22页，以及《明成祖北征记行二编》＇331＇，载《禹贡》，3，9（1935年7月），第36—42页。
②　司律思：《朝贡制度与外交使节，1400—160O年》＇458＇，第26—127、163—165页。关于马哈木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35页。
①　关于夏元吉的反对意见和他的被放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32页。
①　关于皇帝宾天的情景，见下面注＇148＇。
②　对永乐帝的北方政策的有价值的叙述，见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591＇，载《清华学报》，10，4（1935年10月），第937—939页；傅吾康；《永乐帝对蒙古的远征》＇177＇，3（1945年），第50—54页；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82—84页；吴缉华：《明代东胜的设防与弃防》＇584＇，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339—342页。
①　详见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东京，1950年），1，散见书内各处；以及罗荣邦：《对安南的干涉：明初政府对外政策的个案研究》＇359＇，载《清华学报中国研究》8，1—2（1970年8月），第154—182页；简单的论述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162—17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06—212页。关于黎季■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7页，以及加斯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文章》＇185＇，载《汉学》，11，3—4（1970年），第101—113页。
①　关于简明的叙述，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94—203页。那里有关于郑和远征的重要文献目录。关于某些最近的条目，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0页中的“郑和”条。下面的著作是最近新发表的出版物：郑鹤声和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62＇（山东济南，1980年），以及徐玉虎：《郑和评传》＇235＇（台湾高雄，1980年）。
②　见包遵彭：《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416＇（台北，1961年），第11—63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瀛涯胜览》＇377＇（英国牛津，1970年），第27—32页。
①　关于这些论点，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1955年；重印本，上海，1956年），第32—34页；朱偰：《郑和》＇102＇（北京，1956年），第28—34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台北，1958年），第16—17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5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1402—1424年》＇546＇，重印于《社区与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里德选（新加坡，1981年），第59—61页；罗塞比：《郑和与帖木儿有关系吗？》＇431＇，载《远东》，20，2（1973年12月），第129—136页。
②　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0—11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28—39页。
①　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1页。关于在爪哇的一段情节，见赵令扬：《明初的中国爪哇关系》＇90＇，载《关于华南、东南亚和香港地区之历史、考古及语言研究讨论会刊》（香港，1967年），第215—219页。
②　威勒茨：《郑和太监的海上冒险活动》＇567＇，载《东南亚历史学报》，5，2（1964年9月），第31—35页；苏中仁（音）：《锡兰之战，1411年》＇482＇，载《寿罗香林教授论文集》，香港大学中文系编（香港，1970年），第291—296页。威勒茨的叙述不如苏中仁的叙述详尽，但是，后者有一些错误。
①　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2—13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44—53页。
②　见朱偰：《郑和》＇102＇，第53—60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3—14页。
①　见朱偰：《郑和》＇102＇，第98—103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110—114页，以及他的另一著作《明郑和之研究》＇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