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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2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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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236＇，第525页以下、549页；罗荣邦：《明朝水军的衰落》＇358＇，载《远东》，5（1958年），第152—155页。
① 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第32—34页；朱偰：《郑和》＇102＇，第98—111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33—34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1402—1424年》＇546＇，第66—67页；以及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236＇，第525页以下、549页以下。
② 华绘：《明代定都南北京的经过》＇238＇，《禹贡》，2，11（1935年2月），第37—41页；吴缉华：《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I，第152—162页；爱德华·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第114—117页。关于作为正式国都的北京的兴建详情，见侯仁之：《北京史话》＇208＇（北京，1980年），第6章；谢敏聪：《明清北京的城垣与宫阙之研究》＇227＇（台北，1980年），第3章。
③ 吴晗：《明代靖难之役》＇591＇，第912—923、933—936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34—140页。
①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2—186页。
① 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15—131页。
① 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581＇（台北，1961年），第40—42、76—82页；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207＇（东京，1963年），第26—31页。
② 关于阮安在建设京城中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31＇，载《禹贡》，3，1（1950年），第53—57页；转载于包遵彭编：《明史论丛》，第7卷，《明代国际关系》（台北，1968年），第63—69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7页。
① 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22—23页。
① 李时勉结果被囚禁，但是在1423年获释。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65页。
② 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23—124页。
① 关于这方面的简明论述，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2—194页。关于军事组织，见吴晗：《明代的军兵》＇593＇，第94—111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北京，1965年），第42—44页。又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57—63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341页。
③ 见吴缉华：《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582＇，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283—286、321—322页。
①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33、50页。
② 见吴晗：《朱元璋传》＇587＇，第198—200页。
③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7—188页。德雷尔估算明初部队实际兵力的根据分别是记载在《明实录》的《太祖实录》＇380＇（1418年；1961—1966年台北再版），223，第3270页和张廷玉等人编的《明史》＇41＇（1736年；1972年北京再版），90，第2193页中的1392年和1393年的军队总人数数字。见吴晗：《朱元璋传》＇587＇，第79、81页。吴晗在《明代的军兵》＇593＇第101页估计军队总人数在1393年以后约为120万，在永乐年间约为280万。但是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558＇第51页中则说以上洪武统治时期的数字有点保守。
①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91页。关于北平省的人口，见《明史》＇41＇，40，第884—885页。关于迁移到北京的情况，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48—152页。
① 关于黎澄制造火器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31＇，第70—75页；埃米尔·加斯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文章》＇185＇，第111—113页。
① 关于永乐年间北方的边防，见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78—85页；吴缉华：《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03＇，I，第162—166页。
② 关于指挥官的名单，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2—63页。
① 在后来几代明帝治下，长城被建成或重建成现在我们所知的形式，但在明代初年，长城与其说是一个永久性的物质屏障，也许不如说是一条划定中国本部和亚洲内陆草原的防线。见阿瑟·沃尔德伦：《长城的问题》＇529＇，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3，2（1983年12月），第660—661页。
②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53—54页。关于明初期的官俸，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年，1958年上海再版），第463—466页。
① 见孙缓贞：《明代屯田之研究》＇487＇，转载于包遵彭编：《明史论丛》，8（台北，1968年），第15—20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39—44页。
② 见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329＇，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2（1971年），第373—375、384—386页。
③ 参见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3章。
① 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207＇，第15—34页。
① 关于运河的简明的论述，见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103＇（北京，1962年），第71—77页。
① 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4章，第1节。
① 关于详细情况，见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的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37—45页；黄仁宇：《中的行政统计数字：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官僚主义的批评的一个例证》＇249＇，载《明史研究》，16（1983年春季号），第51—54页。又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年），第101页。
②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第83—85页。关于郭资的报告和分析，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50页。
① 见莫里斯·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1406—1517年》＇435＇，载《中亚评论》，16，3（1972年），第206—222页；罗塞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23—31页。
① 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载《通报》，62，3（1976年），第15—31页。
① 见J。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65＇，第209—215页。
① 关于陈诚的出使，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17—25页。陈的两个行纪名为《西域行程记》＇52＇和《西域番国志》＇51＇，都写于15世纪早期；载曹溶辑：《学海类编》，1831年；《四部丛刊三编》，33，影印本，台北，1975年。后一个行纪已被罗塞比译成英文：《陈诚的英译文》＇437＇，载《明史研究》，17（1983年秋季号），第49—59页。
① 关于沙合鲁的宫廷史学家所写的波斯文记载，见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录》＇367＇（纽约，1934年；1970年再版）。
② 关于这些朝贡使团的一份名单，见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435＇，第221—222页，和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附录，第29—34页。
① 可扼要参阅黎吉生：《西藏简史》＇429＇（纽约，1962年），第33—41页；约瑟夫·科尔马斯：《西藏和中华帝国：1912年满族王朝灭亡前中藏关系概述》＇289＇（堪培拉，1967年），第18—30页；石泰安《西藏的文明》＇478＇（斯坦福，1972年），第77—79页。
① 关于这类接触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罗香林编：《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356＇（香港，1981年），第5—8、19—22、23—43页。
② 见哈立麻传，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81—482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08—1309页宗喀巴的传记。
① 这个题目的权威著作是司律思的《（明代的中蒙关系，Ⅰ）洪武时代（1368—1398年）在中国的蒙古人》＇457＇（布鲁塞尔，1959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布鲁塞尔，1967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年》＇459＇（布鲁塞尔，1975年）。关于更简明的论述，见同一作者的《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载《中亚评论》，11，1（1966年3月），第1—83页；《明代的中蒙贸易》＇460＇，载《亚洲史杂志》，9，1（1975年），第34—56页。它们广泛地取材于《太宗实录》＇380＇的摘要，这些材料收于羽田亨筹编：《明实录抄：蒙古编》＇198＇，第1卷，载《明代满蒙史料》＇496＇，第261—557页。
② 见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1400—1600年》＇458＇，第119—120、152—157页；和司律思：《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16—22页。
① 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1400—1600年》＇458＇，第9、10章各处；司律思：《明代的中蒙贸易》＇460＇，第38—43页。关于设马市的情况，见司律思：《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年》＇459＇，第92—93页。
② 见司律思著《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16—22页中的概述。
① 见戴维·M。法夸尔：《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年》＇157＇，载《阿尔泰研究，尼古拉斯教皇诞辰纪念文集》，尤利乌斯·冯·法卡斯、奥梅尔简·普里特沙克编（威斯巴登，1957年），第60—62页；罗塞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50—55页。关于官方记载，见白翠琴编：《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413＇，第19—42页。
① 见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1403—1424年》＇456＇（威斯巴登，1955年），第3章；又见罗塞比：《元明时期的女真人》＇434＇（伊萨卡，1982年），第16—36页。
② 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456＇，第25—28、42—71页。
洪熙统治时期
1424年8月永乐帝在最后一次远征蒙古之役后回朝时死去，这标志着强有力的军事扩张的结束和一个内部改造的时代的开始。这些新的为政的态度被继位的洪熙帝之治制度化了。虽然他在位不到一年，他的儒家理想主义的影响在以后整整一个世纪中仍能感觉得到。
洪熙帝（朱高炽）是永乐帝与其嫡妻徐氏所生的长子。他生于1378年8月16日，当时他父亲为燕王，年仅18岁。在他儿童时代，他接受武术和儒家学术的正规教育。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箭术，但总的说他很少表现出从武的资质。相反，使他的老师们十分欣喜的是，他专心致志于经籍和文学——事实上，这可能使他体质单薄，健康不佳。①朱高炽的祖父洪武帝亲自关心燕王的几个儿子，为这位未来皇帝的温和性格和他对政治的强烈兴趣而感到高兴。一次，洪武帝派这个少年在破晓时去检阅军队，后者回来报告之快令人吃惊，他解释说，清晨太冷，检阅应等到士兵们吃完早餐以后。另一次，洪武帝要他审阅几份官员的奏章。他有条不紊地把文武两类分开，并相应地作了报告。他的祖父不断地被他的文才和行政能力所打动。
但是他的父亲对他却不相同。由于永乐帝本人是一个受过锻炼的指挥将领，他偏爱他的两个较年幼和更好武的儿子朱高燧和朱高煦，并常常带他们去参加征战，①使其长子接受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这样，朱高炽在早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儒术研究上，并接受他父亲挑选的学者的指导。他们之中有杨士奇、杨荣、杨溥和黄淮等人，他们都培植了与他的友谊，并在他登基后担任了重要的行政职务。 ②1399至1402年，朱高炽逐渐直接介入地方政治，并且在必要时他不只会咬文嚼字。当他父亲率军起事反对建文帝时，朱高炽和他的顾问们负责燕王的封地北京的事务。1399年11月，他手下只有10000士兵，却巧妙地组织了城防，并挫败了帝国将领李景隆的一次攻击。这一次他表现的责任感和正确和判断力，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③1404年5月，他的已成为永乐帝的父亲在大学士解缙和黄淮的极力要求下立他为皇太子，这当然引起了他的几个弟弟的不快。从此，朱高炽不管是住在南京，或是住在北京，在皇帝离开时就担任监国。他在此职务上的表现赢得了他的老师们——大部分为翰林学士——的尊敬，并得到了宝贵的实际行政经验。
可是在以后几年中，他成了他几个兄弟的支持者发动的旨在反对他的阴谋的受害者。1414年9月，永乐帝刚从征蒙之役返回北京，朱高煦诽谤他的兄长未能为皇帝完成某些任务。皇帝申斥了朱高炽，并囚禁了他的两名最亲密的顾问，即大学士杨溥和黄淮。朱高煦最后在1417被放逐，他作为一个直接威胁而被清除。最后，朱高炽对他并不怀恨在心；朱高炽登基后不久就增加了这个亲王的俸禄，并授予他的几个儿子爵位。不幸的是，朱高煦始终未认错。
朱高炽直到1424年8月25日才得知永乐帝之死，这时皇帝的代表带着传位的遗诏到达北京。他立刻与吏部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商量。他下令加强京城的治安，并派大太监王贵通（原名王景弘）去南京任镇守。次日，他释放了前户部尚书夏元吉；夏因反对第三次远征蒙古而在1422年4月被永乐帝囚禁。9月7日他正式登基，颁布了大赦令，并定次年为洪熙元年。同一天，他采纳夏元吉的建议，取消了郑和预定的海上远航，取消了边境的茶、马贸易，并停派去云南和交趾（安南）的采办黄金和珍珠的使团。他重新命夏元吉和另一名被贬的官员吴中分别任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洪熙帝以这些行动开始取消或调整他父亲的行政政策。①洪熙帝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有的人在他与永乐帝有分歧时支持过他，为此受到了惩处。因此，在1414年事件中被撤职的黄淮和在同一时期被监禁的杨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大学士。他原来的老师及最亲密的顾问杨士奇成了首辅大学士和少傅；杨荣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学士。
为了补偿他们以前所受的屈辱，每个人被封为一品的高官，并有兼职。例如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杨荣兼工部尚书，黄淮兼户部尚书。这样，他们就能直接过问在职大臣们的行政事务和施加政治影响。①洪熙帝由于他的背景，与这些重要的朝廷官员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与其后继者们不同，经常召见他们进行正式会议，要求在他对重要事务作出决定前在密封的奏章中提出意见或建议。这样，内阁不再是像以前明代统治者之下的不能负责的谘询机构，大学士亲自参加了决策。对洪熙帝大力取消他父亲的不得人心的计划和在全帝国建立正规的文官政府的行动来说，这种集体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在1424年的余下的几个月中，洪熙帝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改革行政方面。可有可无的官员被解职，其他的官员在70岁就奉命退隐；失职的官员降职，有突出才能的官员升任更重要的职务。为了取得直率的评价和揭露贪污腐化，皇帝在10月18日给予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稍后还有夏元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他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监察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的政绩，并为官僚机构的任命寻求合适的人选。皇帝常常要求他的大臣们直言不讳，不必担心报复，虽然他有时在激动之下训斥或惩处少数官员，但常常后悔并要求原谅。
在任命官员时，皇帝特别重视儒家道德和个人品德。权谨便是一例，他是一名低级官员，在1425年进入内阁完全是因为他极为孝顺。同样，皇帝任命有才能和守纪律的人担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职务。②但是，务实的人也不被冷落。1425年2月，不久前刚被免去他指挥职务的宦官操江提督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历史学家已经认定，此举标志着宦官势力的崛起，但是在整个洪熙统治时期，宦官实际上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①为了使官僚机器更有效率，皇帝对文官科举制度作了一些改变。他认为这个制度偏袒南方人，于是他规定了份额，以保证北方人占全部进士的40％；这个政策经稍加修改，在明、清两朝一直贯彻执行。
作为这同一改革的一部分，洪熙帝试图纠正永乐时期司法的弊病。他关心的是，许多被判死刑的人可能是捏造的罪名的受害者。1424年11月，他命令内阁会同司法官员复查案件。后来，他宣称在有些刑事案件中，甚至他本人的判决也可以不顾或推翻，如果它们是在愤怒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②此外，在他统治时期，他两次恕免诸如齐泰、黄子澄等官员的家属，这些官员因忠于建文帝而在1402年被处死。①恕免令免除其家属为奴，并发还没收的财产。1425年4月在他死前不久，皇帝颁布一份诏令，进一步告诫司法当局要根据法律判决，并在宣判前，特别在宣判死刑前要复查对犯人的指控。此外，他禁止对犯人滥用肉刑，和在惩处时株连犯人的亲属（重大的叛逆罪除外）。他断言，这些做法严重地违背了儒家的仁爱原则和孝道伦理。
洪熙帝最关心的是他父亲耗费巨大的种种计划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财政困境。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他颁布了几道诏令，取消皇帝征用木材和金银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他还免除受自然灾害的人的田赋，并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②特别使他苦恼的是人民的频繁逃亡，这种情况是农民无力付税和应付各种征用引起的——这是永乐统治晚期的一个严重问题。流浪在永乐晚期使国家丧失大量收入。1425年2月，皇帝专门颁布一份诏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应免除他们所欠的税，在他们所在地登记后另外还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和劳役。①此外，洪熙帝还派了一个以广西布政使周幹为首的专门小组去调查某几个府的纳税负担。它们包括应天、苏州、松江、嘉兴和南直隶及浙江的另外四个府。皇帝生前未看到调查报告，但它成了宣德帝实施的减税计划的基础。②皇帝还非常关心提供直接的救济；他几次因他的大臣们对此反应迟缓而大发雷霆。在一次地方的饥荒中，他批驳了户部官员们的提议，即只借粮给百姓而不是免费分发。另一次，他愤怒地驳回了一些大学士请他先与户部和工部商议的要求，下令立即对一些受灾区分发救济粮和减免税收。
这些事件证实了这个时期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前代价高昂的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洪熙帝采取各种措施以限制明朝的扩张主义。当他登基后随即取消郑和的远航时，他已表现出了收缩和巩固外事活动的倾向。在他在位期间，他满足于让精干的军事将领守卫北方诸前哨以防东蒙古人的入侵，和继续保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安南，虽然安南已被合并了几年，但仍没有平定。他渴望和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认黎利的政权；但因为这样做时机不成熟，他就继续执行其父诱降黎利的政策。他断定黄福为人过于谨慎，不能继续在安南任市政按察使，于是以荣昌伯陈智接替他。但是明军未得到加强，③在洪熙末年，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历史学家认为召回黄福是中国在安南失败的主要原因，并委过于皇帝，因为黄福对当地的行政有丰富的经验，并得到当地人的尊敬。
最后，在他死前的一个月，洪熙帝在扭转其父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个最激烈的措施，即把京师迁回南京。据说此举是夏元吉和其他高级朝廷官员作为把资源从北方边境转移出来的策略的部分行动而强烈要求的。洪熙帝自他登基时起，显然已有此意；这时他已设南京守备，并派他信任的将军和宦官去指挥。洪熙帝对先帝侵略性的北征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北京；此外，他在南京当过监国，熟悉南京的情况，感到那里更为舒适。另外他还关心维持北方首都的费用，这项费用不但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东南的负担，也使各政府部门难以应付。
1425年4月16日，他定北京所有政府部门为行在，如同1403至1420年这段时期那样。两星期后，他派皇太子朱瞻基到南京去拜谒洪武帝的皇陵，并留在那里负责。尽管南京地区有地震的报告，但皇帝的返回和他朝廷的南迁势在必行。然而皇帝在实施这一行动前死去。此外，他的继承者宣德帝并未参与这一计划，宣德帝与永乐帝更亲近，对偏向北方的政策不那么讨厌。北京依然是京师，南京又成了辅助性的都城。①洪熙帝于1425年5月29日在北京突然死去，终年47岁。对他突然死亡的原因有种种猜测：雷击、中毒，甚至过度纵欲。后一种猜测的根据可能是，在他死前几天，皇帝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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