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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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可以根据他是过继来的已故皇帝的弟弟的身份，作为皇帝延续帝系；这样，为了礼仪他将把他的已故伯父弘治皇帝和他的伯母张皇后当作他的父母亲对待；他也将把他的亲生父母当作他的叔婶来对待。尽管这种安排在普通人家和皇室中是常见的，新皇帝及其亲属却没有接受这种作法，因为诏书没有提到这样的安排。他们认为，孩子从未立为太子，他对已故君主或他的世系就不负礼仪上的那种义务。他下令登基继位而不及其余。总之，他们是以一种与大学士杨廷和的意图完全相反的方式解释诏书，这种利害关系的不一致在新君抵达北京城外的那一天变得明显了。
1521年4月21日，即在正德皇帝死去两天以后，一个由司礼监、勋贵、皇室、内阁及帝国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湖广省的安陆。年轻的兴王在他们到达时迎接他们，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他的藩邸即皇帝位，作为新皇帝接受这些官员的朝贺。1521年5月7日，一行约40人簇拥着皇帝从安陆出发，不间断地旅行了20天。在向北京行进时，年轻的皇帝表现极好，拒绝了官员和勋贵们的礼物，吃住节俭，不顾他旅途的困难。
大学士杨廷和曾经指示负责仪式的官员们，用适合于太子的而不是那种适合于皇帝的仪式迎接这个孩子。当皇帝就在北京西南的良乡被告知这种安排时，他的长史建议他不管这个大学士，像一个皇帝要做的那样经过礼仪上的主要城门进入京师，在主要的朝觐大殿上即位，在那里接受他的朝臣的朝贺。1521年5月26日傍晚，皇帝抵达就在北京城门外的临时住处，当晚他发布了他自己拟定的登基方案。5月27日一大清早他进入宫殿，在黎明前的朝见中接受他的朝臣们的祝贺。新皇帝在和大学士们的较量中获胜，这是一场权力、威信和正统性的长期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①　《明实录·孝宗实录》＇380＇，193和201。
①　实际日期是1480年1月29日；关于以下所引的奏疏的部分内容，见《明实录·宪宗实录》＇38＇，198，第2叶。
①　例如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293＇（1658年；重印于《国学基本丛书简编》，上海，1936年；台北影印，1956年），第38页。
①　司律思：《（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布鲁塞尔，1967年），第526页。小王子是成吉思汗的一代代的继承人，他们声称有权统治蒙古民族。
①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制：《元明时期》＇114＇（《中国历史地图集》＇114＇，第7卷，上海，1975年），第38—39页。这部地图集一般地来说反映了历史学和地图学的杰出成就。更早的舆地图，像艾伯特·赫尔曼的《中国的历史和商业地图》（坎布里奇，1935年；诺顿金斯堡编，芝加哥，1966年），即使没有那样夸大，也同样未能把真实的和名义的边界区别开来。
权力斗争
关于大礼的争论
1521年6月1日，皇帝继位以后的第五天，他命令礼部的负责官员们提出适合于他父亲的大礼和称号的意见。大学士杨廷和指示礼部尚书依据两个先例作出他的回答：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继位。他又说，谁不同意他就是奸贼，应被处死。
杨廷和挑选了两个不寻常而又有争论的事例。公元前7年汉成帝（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在位）去世，前此二年，他安排让他的侄子定陶王继承他，延续他的世系。但是，这个孩子一掌权便不顾已故皇帝亲属的反对开始给予他的家庭成员以封号、俸禄以及其他恩惠。公元前4年，在两个朝臣的请求下，皇帝把他的两个祖先提到更高的地位，并提出建立家庙，这项提议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成。这在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一心想尊崇他亲生父母的皇帝也不大可能开的先例，因为这只不过证明皇帝最终能够为所欲为。
作为英宗皇帝（1064—1067年在位）而掌权的赵曙，是濮王的第13个儿子，宋代第一位皇帝的远代子孙。没有男姓后代的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于1036年收养了这个孩子，随后又将他立为太子。1064年他一即位，朝廷关于他父母的封号的争论就开始了。朝廷上高级官员们有两年忙于有关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一批人认为皇帝应当给他的父母上尊号，并继续称他们为父母；另一批人认为他只应当承认他的前任的世系。这场争论很快恶化成一场主要以皇帝权力的适当限度为中心的派系争吵。皇帝和他的顾问们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皇帝承认他的亲生父母，并制定了对他们的祭祀制度。但是，南宋的思想家们强烈反对这种安排，并写了反对的意见。哲学家程颐（1033—1107年）草拟了最有影响的反对意见，大学士杨廷和向皇帝送呈这个先例供他考虑时，附上了程颐对这个事例的议论。①明代朝廷上的这次争论的焦点在于辨别“统”（王朝世系的合法继承）和“嗣”（家族惯例的血统继承或过继继承）。大学士们为之辩护的观点，认为继承某人的人应是某人之子，这是家族惯例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年幼的嘉靖皇帝受到敦促，要把他的伯母和伯父当作他的父母对待，把父母当作叔、婶对待。但是对方指出，在这个事件中皇帝从未入继或被他的前任立为太子，进行统治的家族的合法继承和家族惯例的平常的常规有明显的区别，过去从未制定皇帝继承的规定和条款。
明代继位的历史已经由于篡位和一系列的叛逆而被弄得很糟，最晚的一次叛逆发生在1519年，当时宁王试图废黜正德皇帝。关于正当的大礼的争论围绕着一种没有说出的忧虑：嘉靖皇帝谋求创立的礼仪准则将开危险的先例。这种准则认可在继位的合法顺序中建立皇室的一个旁支，这个旁支在其他情况下是无入选资格的。这种准则因而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嫡系的气氛。就大学士们而言，1519年的宁王谋反仍然是令人不安的往事。争论的不是孝道和君权；争论的问题是皇帝世系的稳定性。
可是在皇帝即位以后，国家的这个重大问题变得可以讨论了。大多数官员已经承认皇帝，既不想废黜他，也不想接受他的退位；大学士们在事情发生以后也决不可能对他适合当皇帝或他的合法性提出怀疑，因为他们已经挑选了他。既然他能够不被迫接受大学士们的主张，既然他能够不被废黜，大学士们就只能对他施加压力，说服他接受他们的观点。大学士杨廷和直到他1524年被迫离职为止，随意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的看法既强加于朝臣，也强加于皇帝。但是在这个孩子和他母亲的身上，这位大学士却遇到了对手。
杨廷和利用这一争端巩固他自己在朝廷的权力，扩大大学士们的权限，提高翰林院及其成员的威信。他需要依附他的人的支持，他无情地排斥高级机构中反对他的人。1521年5月，他使他最有势力的敌人吏部尚书王琼（1459—1532年）被革职，关押，放逐到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同样的策略也应用于较低级别的其他几百名官员。他尤其排斥所有在大礼上反对他的主张的人。
皇帝因杨的专横而苦恼，但他的手是被捆着的。1521年6月殿试时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出了一道追荣本生父母以何为宜的文章题目，目的是要诱导出对他的立场的某种支持。①但是，没有一个文章的作者敢于反驳大学士们的主张。在此后几个月中，礼部三次呈递它有关大礼的建议，皇帝每次都反对。
在相持了三个月之后，皇帝终于接到了一项投合他心意的建议。提建议的张璁（后来名叫张孚敬，1475—1539年）来北京参加会试，他在七次失败之后于46岁时才考中。大学士们发表他们的主张之后不久，张告诉他在礼部的一个朋友，挑选的先例不适用于当今皇帝的情况，他建议他的朋友在他的同僚中传播这种主张。张的朋友紧接着调任南京的一个职位，而张决定不声张。但是，当他看到皇帝继续驳回大学士们的主张时，他渐渐改变了主意。
1521年8月张向皇帝表明了他的主张。他认为遗诏本文只说兴献王长子，而没有提到杨廷和所提出的任何安排。汉、宋继位的事并没有提供据以作为先例的历史的相同之点，因为在这两个事例中，继位者都曾嗣养于皇宫，然后才被立为太子。皇帝把张的奏疏转给大学士杨廷和，杨送还奏疏，加上这样的评论：“书生晓得什么大体？”①但是，皇帝看出了在这场争论中达到他的目的的办法。他继续迫使大学士们接受他的意见，他们也继续封还他关于这件事的诏令。这时这个问题已经变成朝廷上争论的一个题目。其他的几个官员发表意见支持张的主张，到了10月，情况迫使大学士们缓和了下来。
1521年4月30日，也就是皇帝继位后的第三天，他派了一批人去护送他的母亲从安陆来北京。1521年10月4日，当她到达北京正东的通州时，危机扩大了。她听说她将被当作王妃而不是当作皇后受到迎接，他的儿子正被迫要称她为叔母，她拒绝进入京城，并威胁要即刻返回安陆。皇帝听到此事时，他告诉太后，他想避位，和他母亲一道返回安陆。这种威胁迫使大学士们采取礼部尚书毛澄（1461—1523年）所提出的妥协立场。盖有太后印玺的一道懿旨给予皇帝的父亲、母亲和祖母以帝、后的称号。此外，朝廷被迫接受了皇帝为迎接他的母亲而提出的礼仪，这种礼仪给予她最高的尊荣。这时她才同意进入京城。
但是，张太后仍旧把皇帝的母亲当作一般的王妃看待，用适用于皇妃的礼节接待她，尽管她的称号是皇后。她的态度激怒了皇帝的母亲，也同样激怒了皇帝；从此以后他利用一切方法随意羞辱和威逼太后以及她的亲属。
1522年2月，在皇帝祭天的那天，皇帝母亲居住的宫殿院落中发生了一场起因不明的火灾。大学士杨廷和把这一事件看作皇帝祖先不满于祭祀的安排，尤其是不满于这些新的称号的明显朕兆——火是主宰所有礼仪事务的自然力。他逼迫皇帝至少暂时撤消他双亲的帝、后称号。
就杨来说，大礼问题终归是次要事情。本朝的开头几年，他主持帝国的行政，把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制度和人事的改革。其中，他试图恢复那些在前一个皇帝统治时被占作皇庄的地产的税收登记；遣散几千名多余的锦衣卫成员；禁止帝国教育机构中的异端学说；以及限制太监的权力和势力，太监们妄自霸占了许多民政职务。
但是，大礼的争议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只能激起皇帝对杨和他一伙人的怨恨。当皇帝的祖母于1522年12月去世时，杨建议她的丧期只用一天，对她的葬礼的细节进行争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使自己和皇帝更加疏远了。所有对杨的态度专横傲慢的批评就这样被皇帝自身的感受证实了。
1523年6月30日，皇帝命令大学士们到他跟前非正式地觐见他。他亲自指示他们给他的家庭成员的称号加上帝、后的尊称，大学士们当他的面不能拒绝他。他们一退出就立即声明反对这一敕令，拒绝奉行，结尾还问道：陛下何能仍避而不顾正理以任一己之私情？①在杨的指挥下，大学士们实际上像丞相那样行事，向皇帝口授方针。
1524年1月，皇帝开始得到对他的立场的更广泛的支持。南京的一个次要官员桂萼（死于1530年）收集了几份支持皇帝立场的奏疏上呈皇帝。其中一份是当时的湖广巡抚席书（1461—1527年）写的，那时他惧不敢上呈。他在奏疏中非难大学士们，批评朝臣毫不犹豫地接受他们的指令，同时完全支持皇帝关于大礼的立场。席书长期以来是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王守仁（1472—1529年）的一个奖掖者，他的看法大量地吸收了王的学说。席的奖掖者杨一清（1454—1530年）是他那个时代的资深政治家，在1521年已经非公开地反对大学士们；由于这份奏疏，变成公开而正式地反对杨廷和了。大学士杨廷和不能实现他的方针或影响皇帝，于1524年3月致仕。
在随后的五个月期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变得非常激烈。双方都激烈地提出派系性的指控；设下阴谋要致皇帝的支持者于非命或撤去他的反对者的职务。到了1524年8月，反对皇帝的最直言不讳的人都已被迫去职，由可望支持皇帝及其方针的人接任。朝臣们以种种理由有力地反对这些任命，但都不起作用。
1524年8月11日，皇帝诏令礼部恢复他母亲原来的皇后尊号。这道诏令立即遭到对立的翰林学士们、在京的御史们、朝廷郎官们的抗议。皇帝命令锦衣卫逮捕、关押抗议的首领们。他盛怒地训斥三个在职的大学士阻挠他的愿望。毛纪（1463—1545年）因而向朝廷宣布将在四天之内上帝、后尊号。
三天以后，8月14日，两百多个朝廷官员在早期以后拒绝散去，仍然跪伏阙下，抗议皇帝的诏令。皇帝于朝见后在靠近朝堂的文华殿开始斋戒，发觉有骚动。他派几个太监去让官员们散去，但是他们没有书面的诏令便拒绝离开。当诏书随要随有时，他们仍然拒绝走开。快到中午时，皇帝索要抗议者的名单，然后把为首的人投入锦衣卫监狱。这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呼喊并敲打朝堂的门。
皇帝迅速作出反应。所有低级官员都被投入监狱，其余的被命令等候判决。五天以后，180多名官员在朝廷上受到责打；17人受伤致死，其余的人被谪戍。皇帝于第二天奉立他父亲的神主，并给他上了皇帝的尊号。①开始时的不和在三年之中变成了影响几百名官员的前途和整个政府施政的权力之争。杨廷和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也变成了两个敌对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对大学士们的抨击由杨一清和席书领头，他们两人是在省里发迹的有影响的官员。他们谋求削弱杨廷和与他的翰林同僚们所已掌握的过大权力。就他们来说，关于大礼的争论对实现其他的目的是有用的。
这场争论还有超出朝廷政治的后果。因为争论在发展，双方的论证变得更老练、更明晰、更复杂。官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朝廷实际作法的历史成了注意的一个中心。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历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历史的普遍兴趣。
这场争论也引起了对语言学和文句分析的兴趣，这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的、批判的学问的先河，因为争论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礼仪用语和古代礼仪的含义以及经典文献所记述的传统上。对这些原文的解释最终是以两种对立的哲学上的假定为基础，一种与12世纪程颐和朱熹所发扬的儒家传统的解释（明代朝廷承认它是正统的解释）有联系，另一种与王守仁（1472—1529年）所领导的当代学派的解释有联系。因为对原文的解释和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对翰林院的守旧传统——程朱传统——的批判，这种批判从王守仁的学说引导出来，由他的许多弟子予以表达。各地的官员在所有细节上都紧跟朝廷的争论。因此，王的学说在很短时间内就闻名于整个帝国，到17世纪仍然是一个人们极感兴趣和有争论的问题。
最后，这场争论的解决标志了专制皇权的复兴。和大学士们商讨政策然后才付诸实施，这已经成为明代皇帝的惯常作法。大学士毛纪在1524年8月提出他的辞呈的时候，批评皇帝的统治作风说：迩者大礼之议，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确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罚延臣，动至数百，乃祖宗来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与闻。①他并非完全公正。1519年正德皇帝曾经责打100多名官员，因为他们反对他南巡的计划，他也很少和他的大学士们商讨任何事情。毛纪的话适用于嘉靖皇帝的伯父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时的一般情况；在较小的程度上适用于更早的几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待高级文官有某种程度的尊重。
嘉靖皇帝仍然按照他的堂兄的粗暴而专横的作风进行统治。为了达到他的欲求，他蔑视所有的忠告和惯例；他不能容忍冒犯，不能容忍对他本人和他的政策的批评。他的臣子们在毫不怀疑地实现他的愿望时，保有他们的职位，而当他们没有或不能实现他的愿望时，便很快丢掉职位。
1524年的大同叛乱
从16世纪初期起，对边境戍军的控制能力就已衰退。当骚乱发生时，朝廷实行一种姑息的政策，暂时使士兵平静下来，但纪律渐渐变得松弛，军队更加不服从命令。1510年宁夏的新任巡抚被忿懑不平的军队杀害，1521年甘肃省的巡抚遭到同样的命运。当没有严重的报复临近时，已经变得很明显，朝廷不能或不愿干预这类事情，而这类消息在军队中引起了一种危险的看法——他们可以放手屠杀。②1524年8月，大同戍军的士兵杀害了大同的巡抚和戍军的参将，放火烧了许多官署，然后逃离这座城市。发生这一切是因为巡抚试图将2500人的军队调到位于这座城市以北大约30英里的五个新堡。军队拒绝调动，巡抚于是命令他的卫兵到这些堡去。卫兵军官尤其怠惰，非常舒适地住在城里。当他们拒绝服从命令时，参将便责打他们。戍军部队受他们军官的煽动而骚乱，袭击总兵公署，将他杀死，并将他分尸；然后他们用同样方式处置巡抚。这次事件上报到朝廷，下令进行了例行公事的调查，为空下来的一些职位任命了新的官员。但是那个地方的骚动并没有结束。
朝廷在边境政策问题上暂时出现分歧。一种看法认为，管理边境应当宽大，并采取守势；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朝廷应当对所有边境事务的积极而可靠的部署感兴趣。持第一种看法的人们认为军事行动费用大，而且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军事力量顶多只能威吓军队中难以管束的分子，而且只是暂时的，可是平民百姓却要忍受无休止的征发。当京师地区的安全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时，这批人主张通过赠与和宽恕保持平静。另一批人则认为，这样的态度玷污了朝廷的威信和声誉，最终导致整个防御体系的衰退。军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也宣扬侵略政策和征伐，部分原因是这样的政策给与他们提升和受赏的机会。
负责调查的官员赞成宽大政策。两个辅政的大学士持相反的意见。皇帝本人认为，巡抚对动乱负有责任；他希望只逮捕领头人而宽恕参与这次叛乱的士兵。一支从北京到甘州出征的大部队碰巧途经大同，这被错误地看成是来讨伐的。叛乱的士兵再次占领这座城市，并将城门关闭。这样的行动是向朝廷权威的明显挑战，不能不予以制止。因而从锦衣卫火速派了一支3000人的骑兵队伍去解决大同事件。在这支队伍到达前，士兵已将当地知县杀死，不久以后他们又包围了代王府，代王被迫逃往邻近的宣府防区以求保护。
骑兵指挥接近大同时，定下了偷偷捕捉叛乱领头人的计划，但他只获得有限的成功。许多叛乱的首领逃脱，稍后又因他们的伙伴被捕，返回来进行报复，焚烧并洗劫官署。骑兵指挥于是请求处决所有曾经与领头人共谋的人。面临贬黜的负责调查的官员最后于1525年4月诱捕并处决了余下的叛乱首领，事件就被认为是解决了。①大同戍军仍然难于管束。1533年发生了另一起较大的暴动，戍军的总兵官在暴动中被杀；1545年那里又在酝酿一起牵涉皇室成员的不成功的政变。蒙古人卷入了这两次事件，或者是作为潜在的帮手，或者是作为策划者，他们常常利用叛逃的戍军在明防线的后方当间谍和向导。戍军官兵和许多蒙古首领之间的不正当交易使管理更加困难，因为人们继续不断地来来往往穿过防线，交换货物，也交换信息。但是遥远西部的更为严重的纠纷妨碍了对大同问题的任何进一步的注意。①1513年，土鲁番的苏丹满速儿（1484/5—1545/6年）占据丝绸之路东端的绿洲战略城市哈密。14世纪晚期起中国人控制了这座城市，并于15世纪晚期派兵保护它，但是这次朝廷只派了一个文官去交涉归还这座城市的帝国印信问题。交涉没有成功。满速儿继续向更远的东方袭击和抢掠中国领土。满速儿在帝国朝廷的奸细写亦虎仙终于安排好一个和解办法，让满速儿控制哈密并允许他照旧通贡明廷。
1521年，写亦虎仙因叛逆罪被处决，满速儿的使者被扣留在北京，皇帝应杨廷和的请求，批准了对土鲁番的敌对政策。这随即导致进一步的入侵，最后造成1524年对甘州的袭击。主要由征集的蒙古人组成的明军奉派进行反击，他们获得相当成功。但是，零星的战斗一直继续到1528年，这时满速儿放弃了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满足于突然袭击。他已经能确保对哈密的控制，明朝廷承认了他在这一地区的权力。这时朝廷的政治倾向已经改变，杨廷和六年前所提倡的政策受到了抨击。①李福达案
张璁和桂萼这时成了皇帝最亲密的顾问，他们好几年以来尽力排除杨廷和在官僚机构中的坚决支持者。斗争在一连串抨击和清洗期间于1527年达到顶点。对峙于1526年夏天从一件叛逆案开始。
1526年，桂的支持者侯爵郭勋（1475—1524年）被某些官员牵连进一件叛逆案，这些官员反对皇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