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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2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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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末年的政治动荡
在17世纪20年代中期，明朝的军事指挥官如孙承宗和袁崇焕成功地挡住了满洲人。但从其他战线传来的消息却不怎么令人振奋。1626年春，四川、贵州和湖广军务总理与苗族首领安邦彦战，兵败自杀，安邦彦自1622年起就在西南地区不断制造麻烦，并将继续到下一朝。②1626年，川陕边界还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起义，这是魏忠贤派往该地区的官员的贪污腐化所激起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一个时期以来该地区经济情况的恶化。
1627年，事情更糟了。从陕西到广西爆发了起义，海盗在东南沿海进行袭击，满洲人成功地完成了对中国驻朝鲜军队的进攻。满洲军队一旦巩固了他们的东南翼，就破坏他们同袁崇焕达成的停战协议，对宁远和辽河以西其他战略据点施加压力。不久，袁崇焕由于在许多有关边防的问题上同魏忠贤的党羽发生争执而感到绝望。他于1627年8月辞职，他的职务立即被一个他从前拒绝与之合作的官员顶替。
朝廷里也是充满了紧张和猜疑空气。魏忠贤的党羽一旦控制住政府，他们自己就起了内讧。1625年，首辅魏广微对当时残酷惩治东林人物感到不安，上疏皇上（亦即建议魏忠贤），劝告加以制止和给予怜悯。③魏忠贤对这种想限制他的清洗的企图，非常愤怒，魏广微担心自己的安全，几次请求辞职。1625年9月下旬，他的辞职得到批准。此后不久，对魏忠贤的旨意更为顺从的人被任命为首辅。1626年7月，冯铨在与崔呈秀发生争吵后离开了政府。不到四个月，首辅顾秉谦也辞职回家，显然这是由于他从前的盟友冯铨和魏广微不在跟前而感到不安全。
通过所有这些，魏忠贤和他的家族继续得到皇帝的赏赐和加封。例如，1627年9月初，这个太监的两个亲属分别被加上太师和少师衔。但就在赐予这些头衔的时候，身体从来不好的天启皇帝的健康不行了；他死于1627年9月30日，时年21岁。由于他的五个孩子均在襁褓中，皇位就由他在世的长兄朱由检（1611—1644年）继承。④① 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279—286、301—305页。
② 贺凯：《朱翊钧》，见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第334页。
① 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见贺凯编：《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纽约和伦敦，1969年），第117—118页。
② 夏燮编：《明通鉴》＇210＇（约1870年；重印，北京，1959年）；4，第2953页。张铨传，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重印，北京，1974年），291，第7454—7456页；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271＇（华盛顿特区，1943—1944年），第34页。
③ 关于这些灾难，见本书第9章，《满族的挑战》。
① 关于白莲教的活动和教旨，见陈学霖：《白莲教弥勒佛教义和明清两代的人民起义》＇25＇，《汉学》，10，4（1969年），第211—233页。
② 关于这一争论，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1658年；重印，4卷，载《国学基本丛书简编》，上海，1936年；影印，台北，1956年），4，第24—36页；和朱常洛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76—177页。
③ 《明史纪事本末》＇293＇，3，第237—250页，和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302—303页。
① 关于这个运动，见贺凯：《晚明时期的东林运动》＇270＇，载《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费正清编（芝加哥，1957年），第132—162页；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和哲学旨趣》＇13＇，载《华裔学志》，14（1949—1955年），第1—163页；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意志自由的代价：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526＇，载《代达罗斯》，101（1972年春季），第35—70页；彼得森：《匏瓜》＇425＇，第8—10、72—74页和本书前一章，《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邹、冯两人列传，见《明史》＇41＇，243，第6301—6306、6315—6316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58—459、1312—1314页。
① 贺凯：《东林运动》＇270＇，第132页。
② 见第9章，《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8—211页。
② 关于此案，见《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43—50页。
③ 杨和左的传记，见《明史》＇41＇，244，第6319—6333页；《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92—893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05—1308页。
④ 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90页。
⑤ 传记见《明史》＇41＇，240，第6238—6242页。
① 谈迁编：《国榷》＇498＇（约1653年；北京，1958年重印），5，第5177页。关于武后，见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即《剑桥中国史》＇剑桥，1979年＇，第3卷），第244—321页及各处。
②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279＇（1815年；台北1971—1972年重印），5，第3874页；李雅各：《英译七经》＇309＇（1870年，香港1960年重印；第2版，台北，1969年），第124—125页。
① 在写这一节时，我从贺凯的《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年）得益不少，书中有对天启朝政事的详尽叙述以及对某些机构的调整和明朝政府所独有的紧张状态的出色分析。
② 魏忠贤传见《明史》＇41＇，305，第7816—7825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46—847页。又见乌尔里克·汉斯理查德·马米特希：《魏忠贤：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评价》＇368＇（安阿伯，1968年）。
① 《明史》＇41＇，305，第7816页。
① 乔治·H。邓恩（耶稣会）引用迪亚戈·德·潘托加的话，见《巨人的一代：明末几十年中在华耶稣会士的故事》＇148＇（印度，诺特丹，1962年），第86页。潘托加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词典》＇191＇，第1116—1117页。又见贺凯：《明朝时的传统中国（1368—1644年）》＇269＇（图森，1961年），第12、80页，注＇9＇、＇10＇。
② 陈子龙：《安雅堂稿》＇56＇（崇祯＇1628—1644年＇；台北，1977年重印），3，第968—971页。
③ 《明通鉴》＇210＇，4，第2975页，和《明史》＇41＇，246，第6380页。
① 贺凯：《监察制度》＇262＇，第185—186页；方从哲传见《明史》＇41＇，218，第5759—5766页。
② 韩■和叶向高传分别见《明史》＇41＇，240，第6231—6238、6243—6249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83—485、1567—1570页。
① 《明史》＇41＇，255，第6574页。高攀龙、赵南星、刘宗周传分别见《明史》，243，第6297—6310、6311—6314页和255，第6573—6592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8—132、701—710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32—533页。
② 周嘉谟传见《明史》＇41＇，241，第6257—6259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63—265页。
③ 孙慎行传见《明史》＇41＇，243，第6306—6310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79—680页。
① 熊廷弼传见《明史》＇41＇，259，第6691—6706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08页。
② 关于这次交战，见本书第9章，《满族的挑战》。
③ 袁应泰传见《明史》＇41＇，259，第6689—6691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957页。
④ 格特劳德·罗思：《满汉关系，1618—1639年》＇439＇，见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476＇（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1—38页。
① 王化贞传见《明史》＇41＇，259，第6695—6706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23页。
② 毛文龙传见《明史》＇41＇，259，第6715—6717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67—568页。
③ 张鹤鸣传见《明史》＇41＇，257，第6617—6619页。
①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7—21页。
② 孙承宗传见《明史》＇41＇，250，第6465—6477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70—671页。
③ 袁崇焕传见《明史》＇41＇，259，第6707—6719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954—955页。
① 《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60—72页。
② 全汉升：《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12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8年4月），第403—432页；收入他的《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2年），Ⅰ，第278—279页。
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国十七世纪时的科技》，＇492＇，孙任以都（音）和孙绍全（音）译（大学公园和伦敦，1966年），第235—247页；全汉升：《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120＇，《新亚学报》，11（1976年），第61—88页。
④ 伦纳德·布卢塞：《荷兰人对澎湖列岛的占领（1622—1624年）》＇9＇，载《在日本召开的东方学学者国际会议记录》，18（1973年），第28—43页。又见小约翰·E。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海洋中国》＇568＇，载《从明至清》＇476＇，第213—220页；南居益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85—1088页。
① 关于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去看这个时期的问题，见鲁吉罗·罗马诺：《16、17世纪之间：1619—1622年的经济危机》＇430＇，载《17世纪的总危机》，杰弗里·帕克和莱斯利·M。史密斯编（伦敦和波斯顿，1978年），第165—225页。
② 彼得·J。贝克韦尔：《波托西地区注册的白银生产，1550—1735年》＇4＇，见《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史年鉴》，12（1975年），第92—95页；和哈里·E。克罗斯：《南美的白银生产与出口，1550—1750年》＇131＇，提交“近代前世界货币史讨论会”的论文，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1977年8月28日至9月1日。
③ 小叶田淳：《金银贸易史之研究》（京都，1976年），第259—262页；威廉·莱特尔·舒尔茨：《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446＇（纽约，1939年），第342—352页。
① 徐鸿儒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87—589页。又见《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72—75页。
① 关于这次造反见本书第7章，《宁王的叛乱》。
② 《明史》＇41＇，243，第6299—6300页。
③ 顾秉谦，魏广微传见《明史》＇41＇，306，第7843—7846页。
① 《明通鉴》＇210＇，4，第3027—3028页。
② 《明通鉴》＇210＇，4，第3008页。
③ 关于东厂的简介，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1（1958年），第25页。
④ 缪昌期传见《明史》＇41＇，245，第6351—6353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67—1069页。
崇祯朝，1628—1644年
天启皇帝死亡本来是朝廷庄严哀悼的时刻，但许多官员在听到这带来无穷灾难的一朝已经结束时，都感到欣慰。一些乐观的观察家甚至把朱由检的继位看成是进行深远改革和复兴明朝的机会。回想起来，在1627年秋，这种乐观主义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新皇帝就像他的差不多七年前即位时的兄弟一样的神秘。尽管朱由检后来成了一个比许多年来任何一个皇帝远为认真负责的统治者，但这不能弥补他的缺乏经验、多疑和刚愎自用——这些性格特点促成他的王朝的覆灭。⑤无论将来的研究可能揭示出什么，朱由检都不大可能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好统治者。留下的是一个悲剧事实。他是一个把自己吊死在御花园里的皇帝，这时造反的军队正涌过京城的郊区。
魏忠贤的垮台
朱由检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了，他在发育时期受到好几个皇妃的照料，其中一个据说是在天启朝因冲犯了魏忠贤和客氏“愤郁”而死的。⑥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皇宫中高死亡率的背景下，朱由检在他兄弟在位七年之后居然活了下来，单是这个事实就可能比一般所了解的更值得注意。他在1627年10月2日正式成为明朝的第16个皇帝，年号崇祯。他死后有三个庙号（思宗，毅宗，怀宗），分别为明朝皇位的几个觊觎者所谥。他又称庄烈帝。
新皇帝还不到17岁，他上台时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京城里没人知道他将对魏忠贤采取什么态度。最先知道的人之一就是这个太监。10月9日，皇帝即位后七天，魏忠贤请求让他退休。①虽然受到拒绝，但告发魏忠贤的一些最忠实的党羽的奏疏，很快如雪片般飞向皇帝。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崔呈秀，在经过相当犹豫之后，他被允许辞去兵部尚书的职务。12月8日，魏忠贤自己也被命令离开京师，去南直隶北部明朝第一个皇帝的祖籍担任一个礼仪上的次要职务。
魏立即服从命令，几天之内，他和他的庞大的扈从队伍就从北京旅行125英里到了北直隶南部的阜城。他是在这里从他的效率很高的情报网知道皇帝下令逮治他的，他的罪名开列在那些源源不断送进宫中的奏疏中。他对等待着他的下场感到害怕，和一个关系亲密的太监在12月中旬一起缢死于阜城。此后不久，崔呈秀自杀。不管怎样，无论是他还是魏忠贤都没有得到好死。两个月后，他们受到公开的凌辱；他们的尸体被磔，他们的首级被分别悬挂在各自的家乡，以警告那些可能想步他们后尘的人。
魏忠贤死后，开始了对他的党羽的清洗。有二十多人被处死或被迫自杀，其中有客氏、她的兄弟、儿子和魏忠贤的一个从子。其余的人被充军、戍边、削籍或受到别的惩治。②在全国各地所建的魏忠贤生祠或被推倒，或被派作其他用场。下令重修泰昌朝实录，并在翰林院的倪元璐——一个年轻的东林同情者的恳切请求下，③将魏忠贤的《三朝要典》的底版焚毁。同时，皇帝对魏忠贤弄权时被杀害或被处死的人的家属，公开表示关切。许多人作为烈士受到赠恤。他们的遗族受到馈赠并得荫官职。
残余的东林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似乎必然能像他们在天启朝初年那样主宰朝政。1628年末，韩爌回到北京并成为首辅。他立即联合其他新近任命的同情东林运动的官员，编一份魏忠贤党羽的名单，刊布全国。就在开始编辑这份名单之前，已有其他东林人物在京城担任了重要官职，袁崇焕则恢复了东北前线最高统帅的职务。袁崇焕与东林集团的确实关系不甚清楚，④但东林成员同情他在魏忠贤掌权时的遭遇，力主将他召回。
尽管东林的命运有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但年轻的皇帝看够了万历和天启朝的政治，努力使他的政府不受任何派别的控制。①1628年末，东林的追随者钱谦益（1582—1684年）②被推为阁臣。他在此之前被魏忠贤罢黜，是刚召回北京的。按当时朝中普遍反对宦官的态度，他似乎是一个合适的人选。然而他的提名遭到礼部尚书温体仁（1598年进士，死于1638年）的有力反对，温体仁在侍郎周延儒（1588—1644年）的支持下，指控钱谦益在1621年典试浙江时结党受贿。①皇帝相信了他们的话，认为钱谦益应受到惩处。他被罢官并被削籍；他的几个支持者也受到惩戒。温体仁和周延儒的企图得逞，崇祯朝遂失去免于党争的一线希望。
海上贸易的发展，约1628—1634年
17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因荷兰人和中国海盗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活动而受到严重的干扰。但由于著名的海盗首领和走私犯郑芝龙（1604—1661年）向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1607年进士，死于1640年）②投降，情况有了戏剧性的改变。郑芝龙答应帮助政府控制他曾经参与过的非法活动。他结果很成功，三年内，福建和浙江沿海的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熊文灿建议恢复这个地区正常的海上贸易。
不管菲律宾的海运、关税和其他记录是多么不完全，却都表明中国商人并没有等待政府的批准才做生意。在17世纪20年代末，他们再次开始了同西班牙的大规模贸易。③到1632年，通过马尼拉流入中国人手中的白银数量，每年达200万比索，④这是一个极大的数目。⑤不完整的和有时是矛盾的贸易数字，使概括发生困难，但看来在17世纪30年代初，由于葡萄牙人通过澳门运入大量白银，中国同日本的商业活动也大有起色。①这些发展似乎给明帝国的这些与海上贸易最直接有关的地区带来了暂时的繁荣。
经济衰退和西北的叛乱，1628—1631年其他地区没有这么幸运。1628年春，萧条的西北省份陕西受到严重干旱的打击；到冬天，一些地区的情况骇人听闻，卖儿卖女很平常，人相食的事时有所闻。当政府无能提供食物以减轻饥荒时，就爆发了叛乱，特别是在这个省的东部和中部。②1629年初，当皇帝为了削减政府开支而减裁驿站数目和人员时，局势恶化了。①这壮大了造反队伍，因为被裁的人员无以为生。官军中的逃兵和叛变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据报告，造反活动很快就蔓延到全省。1629年3月，为了对付迅速恶化的局势，左副都御史杨鹤（约1604—1635年）②奉命总督三边军务，管辖陕西的大部分。
杨鹤虽是一个尽职的文官，但不是一个使人鼓舞的军事统帅。他在陕西两年半导致的结果有好有坏。尽管他在劝说造反领袖投降方面取得一些成功，甚至使他们的军队为政府所用，但他未能消灭那些不能信任的造反者。批评者指出，许多已经投降的造反者一有机会又叛变了。其他一些造反者根本拒绝投降，有一伙人使杨鹤大伤脑筋，他们从1630年夏至初秋占领了陕西东北一个战略城镇。1630和1631年，陕西的造反者对邻省山西进行了毁灭性的袭击，这个事态发展在当地和北京部引起了惊恐。虽然杨鹤初期的绥靖政策曾受到热情的支持，但皇帝渐渐醒悟。1631年10月，由于陕西的造反者愈来愈多，杨鹤被解除职务并被逮捕。
1629—1630年的满族人入侵
1629年12月，努尔哈赤第八子和继承人皇太极（1529—1643年）①率领军队出人意料地从山海关西边入长城，直捣北直隶。不几天，他们占领了遵化的重要铁厂，并迫使袁崇焕从边境驰援北京。在他12月30日到达之前，城里就流传满族人散布的谣言，说他密附满族将领。满族人害怕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希望引起崇祯皇帝对他的怀疑。谣言容易被人相信，因为几年前袁崇焕曾与皇太极进行过暂时停战的谈判。1630年1月13日，他以通敌罪被捕。
随后的几个月，明朝军队在北直隶遭到一连串失败。1630年1月14日，满族人分兵占领北京以南30英里的固安。十几天后，受尊重的将领满桂（死于1630年）②在永定门外战死；2月中旬，当满族人终于退出北京地区时，国门前真可说是尸横遍地。③但是，满族人的出征并没有结束；他们接着扫荡了北直隶东部的几座城市，然后在山海关西南仅几英里的地方停下。
1630年4月，皇太极回到盛京沈阳，派阿敏去巩固，并如可能就扩大四个月前意外获得的长城内的据点，阿敏是朝鲜战役的英雄，当皇太极不在沈阳时，由他摄政。5月初，阿敏抵达北京以东125英里的永平（今卢龙），抵抗前辽东经略孙承宗指挥的一次进攻，孙复职才几个月。六月下旬，阿敏由于在几个方面受到中国军队的压力，他的供应线又有被切断的危险，被迫从山海关西边50英里的冷口退出长城。
对北京和王朝的直接威胁已经过去，但朝廷吓坏了，特别是皇帝，他相信了谣言，于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杀了他最有才能的将领袁崇焕。阿敏的遭遇比他好一些。他一到沈阳就被捕，受审，被判了各种罪，其中包括从驻地逃走。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罪名，是他从北直隶撤退时，允许在几座中国城市进行杀掠；这对皇太极想取明而代之的计划是一个严重打击。①阿敏被免去死刑，于1640年在幽禁中死去。
大凌城之围及其余波
在1631年9月初皇太极包周新筑的大凌城之前，东北边境这时相当安静，大凌城是明要塞锦州北边的一个战略前哨，在山海关东北125英里。10月，派去的救兵被满族人击溃；到11月中旬，大凌城守军粮尽，食马，甚至同伴的尸体。最后，在11月21日，总兵官祖大寿（死于1656年）②投降，投降之前至少杀死一个希望继续战斗的将领。③祖大寿接着说服皇太极让他回到锦州，设计诱降守者。他后来食言，但皇太极已经在心理和战略上赢得一个重要胜利，因为许多明朝将领，包括张存仁（死于1652年），①这时投降了满族人。
这些事件也影响到山东的政治稳定。1631年末，驻在山东登州的军队（他们许多来自辽东），奉命回东北抵抗满族人。当这些军队通过北直隶南部时，发生了兵变，叛军说服指挥官孔有德（死于1632年）②参加造反。孔有德迅即率领他们一路杀回来，横穿山东北部，围登州；1632年2月22日登州失陷。中军耿仲明（死于1649年）先叛降孔有德，为叛军开了登州城门。③这次叛乱的意外受害者是登莱巡抚孙元化（死于16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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