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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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家谎�。前者可能很少想到个人利益；他们追求高官是为了对抵抗运动进行领导。后者追求高官是为了俸禄和可能收到的“遗赠”。他们还希望，当他们将来有一天向清廷投降时，清廷能承认他们从前的官品。但楚党决非个个都是爱国义士，吴党也不都是投机者。
在朝廷留在肇庆的一年另四个月中，楚党始终保持优势。一部分原因是朝廷依赖李成栋，他手下的将领控制着广东，他的儿子控制着锦衣卫，他死后也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楚党置根于外廷的官僚机构，他们竭力评弹时政，参劾官吏。这种直言敢谏，特别是金堡严厉尖刻的言词，可能使皇帝和那些（特别是吴党中的）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者”的人感到烦恼。但朝廷又需要以此来吸引大批真心实意的文官，因为可以通过他们在它名义上控制下的各省面前树立一个真诚政府的形象。换句话说，楚党代表了明朝的正统，而这是永历朝廷这时所最需要的。不幸的是，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朝廷和高官身上，而对省的管理注意得不够。
在早年的颠沛流离中，锦衣卫马吉翔和其他与内廷有关系的人，亲自负责皇帝的安全，从而权势日增。他们在肇庆时也是这样。这种情况是永历皇帝胆怯的性格造成的。他对明朝统治结构的无知，使他把太监和马吉翔当作挡箭牌。他在耿直的朝臣向他提出的要求面前退缩。此外，某些楚党的批评是虚伪的或空洞的，因为由于与军阀勾结以施加压力，由于提拔私人和收受贿赂，他们也变成了他们所悲叹的贪污腐化的一部分。
有一个问题特别说明这个时期统治与政策讨论的情形：张献忠义子孙可望由于宣布拥戴明朝，并听从朝廷要他把大军部署在云南的安排，要求封他为秦王。“现实主义者”主张迎合军阀的虚荣心甚至他们的领土野心，只要这些能增强朝廷的防卫；认为皇帝的封赐可以把潜在敌人化为有价值的盟友。
但是，以给事中金堡为首的明制度的限制原则和朝廷尊严的捍卫者，激烈反对这种做法。首先，正如金堡指出的，明朝“祖训”不允许对异姓封王。其次，朝廷因这件尴尬事情在百官心目中受到的威望上的损失，肯定超过从一个臭名昭彰的土匪头子的军事支持中可能得到的补偿。不论封王与否，朝廷都不可能实际控制孙可望；但如果朝廷的态度坚决，孙可望也许知难而止，会自愿效忠并且服从。②金堡的奏疏博学雄辩，但也迂腐之极；它中止了对这个问题的公开辩论达一年之久，直到楚党失势。朝廷决定改封孙可望为景国公。
但有人在这件事情上采取越权行动。堵胤锡和陈邦傅出于不同的理由，主要是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势，各自伪造敕书，封孙可望为王。陈邦傅授他以他所贪图的秦王，堵胤锡授他以郡王的爵位。①当孙可望接到这些互相矛盾的封号时，大为忿恨，派人去朝廷要求说明。于是舆论哗然，交章参劾，过了几个月，朝廷才决定批准堵胤锡的说法，但对这件事的处置失当，已经把与孙可望的关系引向灾难性的后果。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件事上，对两种做法没有任何认真的批评，而这在四年前的弘光朝是会受到严厉谴责的。这就是广泛授予文武官员以便宜行事的权力，使一些人可以像土皇帝一样行事，对武将封官进爵不是出于奖励他的突出功劳，而是为了确保他的忠诚。只有像陈邦傅那样明目张胆的要求（赐封浔梧等地给他世守）才受到强烈反对。
在这里指出其他一些对官僚权力的侵占，也许是有用的。武将现在对各种政治问题向朝廷上疏或直接对话，几乎跟文官一样自由，而没有引起异议。皇室成员充任各种次要职务；有些被正式批准为军队领导，也许因为现在正规的官僚不再视他们为无能的闯入者而瞧不起，反之，他们相应的能力和忠诚与其他人相比，现在特别有价值。
我们还发现没有关于财政的讨论，偶尔的披露也限于州以下的。户部尚书的任命是走形式，他们极少行使职责。在永历朝廷和它下面的任何省份之间，没有正规的财政联系，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建立这种联系。没有集中的后勤管理，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有的尚诚实守法，但大多数横征暴敛。临时国都设在哪里，朝廷的物质生活就仰给于控制该地的军阀，没有一个朝臣把这当作问题。
1650年2月6日，肇庆得知明守军在听到清军靠近时，放弃了广东北方的屏障韶州。两天后，皇帝离开了肇庆，去广西东部的梧州。
朝廷的西逃
1649年，永历朝廷已经失去了对湖广和江西的控制。更早一些，在1648年10月，满族郑亲王济尔哈郎奉命消灭李自成残部中最大的一股李赤心部。②但当他在1649年春在湖广南部开始进军时，发现推进他的军队并不难，难的是控制他已经通过的地方。而且，根本找不到真正的李赤心，他已经离开湖广，去了广西。经过1649年夏季，济尔哈郎的军队控制了湖广最南部的所有主要城市，但他们对这片领土的控制很不牢靠。
不过，济尔哈郎实际上并未被授权入侵广东或广西，他也没准备这样做。江西清军也仅限于占领南昌，解救赣州和消灭该省义军的活动。李成栋的军队在赣州附近崩溃后，清军只是守住梅关，没有进入广东。此外，在北方，清廷正在镇压另一起反叛。1649年1月15日，清军镇守山西大同的总兵姜瓖起兵反正，波及全省，包括靠近北京的一些地方。他最后被出卖，于10月4日被杀。
尽管如此，1649年6月28日，北京的朝廷以隆重的形式命令三个藩王——都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出师征服两广。中间发生了一些耽搁，原因是耿仲明受到揭发，他的部下在军中藏匿逃人，罪当死，他在江西自尽。他的儿子耿继茂代领其众，出征才按原定计划进行。1650年11月，孔有德从长沙向南，致力于重新占领广西东北部，与此同时，耿继茂和尚可喜通过梅关进入广东北部。
这次进军，清军比以前审慎，集中在少数目标上。全州至桂林的通路仍有危险，在广东中西部，关键要地仍在永历军手中。1650年4月间，孔有德在去全州的通路上巩固了自己的据点，但他直到秋天才向前推进。耿继茂和尚可喜则迅速前进。在3月向广州进攻。进攻失败后，他们在疟疾流行的夏天准备好进行一次艰难的围攻。
永历朝廷一到梧州，党争重新开始。皇帝以严厉惩治“五虎”中的四虎来发泄他的怒气和怨恨。（袁彭年以策动李成栋反正有功得到赦免。）他们被锦衣卫逮捕并非刑拷打，金堡受刑尤酷，大腿折断。罪名是图谋不轨，其实都是捏造的。抗议的奏疏雪片般飞向朝廷，指出这不是惩治言官的时候，一些朝廷所依靠的重臣向皇帝挑战，要求也惩治他们，因为他们与被关押的四人有联系。到仲夏，陈邦傅的一个军事上的对手把他的一部分军队开向梧州，支持那些想释放关在笼子里的“老虎”的人，迫害才告结束。金堡和丁时魁被谪戍贵州，刘湘客和蒙正发用钱赎罪，削籍为民。
同时，吴党有了取代楚党的机会，但未成功。虽然吴党的支持者重新入阁，许多吴党人士得到提升，但他们缺乏结成新的党派组织以进行统治所需要的才能和凝聚力。现在朝中没有为首的人，丧失了任何可称为目标或方向的东西，朝臣间的辩论降至极为琐屑的水平。湖广的军队自从何腾蛟死后便缺乏统领，朝廷就让他们各自为政。这样，当清军耐心地从北面和东面逼过来时，永历朝廷和军队统帅之间的事情都由于内部纷争和政治原因而更加恶化了。
一件有趣的事反映出此时内廷的焦虑，这便是王太后和司礼太监庞天寿请求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在精神上（如果可能也在政治上）给予支援。庞天寿和瞿式耜曾接受耶稣教洗礼，也许是他们把德国耶稣会士安德烈亚斯·科夫勒介绍给皇室的。随后，科夫勒给两位太后、皇后和永历太子施行了洗礼，取了教名，并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寻求对朝廷的军事援助。但是，尽管他同皇室关系密切，对永历在政治上却看不出有什么影响。
在朝廷新近的一次逃亡中，实际上不是科夫勒而是他的助手波兰耶稣会士米歇尔·博伊姆跟随朝廷从肇庆逃到梧州。接着，博伊姆同意把老太后和庞天寿的两封信（写信日期为1650年11月1日和4日）带往梵蒂冈。这些信真诚地请求教皇为他们的灵魂和明朝的中兴祈祷，请求派更多的天主教教士来中国。到1658年，当博伊姆终于带着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一封在精神上鼓励但政治上含糊的信回到东京湾时，老太后已经死去，而永历朝廷也已经被迫迁往西南他所不能到达的地方。①1650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11月24日，尚可喜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杀。孔有德利用明朝将领之间的一次普遍分裂和全州的一次兵变，在11月27日占领桂林。瞿式耜和一个忠心的助手一起被执，拒绝投降，遂于下年1月被杀。12月2日，正当清军准备进入肇庆时，永历皇帝一行在仓皇逃往梧州的路上被抢劫，皇帝差一点被打算投降的明军所执。在西南250英里的南宁，重新组成一个缩小了许多的朝廷，进入它历史上的个新阶段。
①　写史可法的书和文章很多。最新的是史元庆的《史可法先生年谱》＇472＇（台北，1979年）。
②　彭普生：《李自成被害日期探考》＇422＇，《故宫博物院院刊》，3（1980年8月），第35—39页。
①　几种权威资料说潞王没有正式就监国位。关于他7月1日就监国位的确实证据，见黄道周：《黄漳浦文选》＇256＇，陈寿祺编（1830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37，台北，1962年），第2卷，第161—163、282—283页，和祁彪佳（1602—1645年）：《甲乙日历》＇69＇（第1版，绍兴，1937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279，台北，1969年），第113页。又见张道：《临安旬制记》＇40＇（1885年序；台北，1967年重印），2。
①　福王、潞王和“太子”于1645年10月被多铎带到北京。清廷为绝后患，借口在京明朝诸王与外地明大臣勾结，蓄意谋反，下令将他们一概处死，其中好像有潞王，这事发生在1646年6月和7月；《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494＇（1672年；1739年修订；重印，台北，1964年，载《大清历朝实录》）26，第10—11叶，一个典型的错误，是将潞王的潞字写错。福王据说死于1648年春。谈迁：《国榷》＇498＇（约1653年；北京，1958年重印），6，第6217页。
②　江南从前是，现在仍然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统称。从这个时候起到康熙朝初年，它也是省的名称，该省后来分为今天的江苏和安徽。
①　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325＇，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1948年4月），第277—301页。
②　中山八郎：《中国的发辫问题——清初薙发令的施行》＇406＇，见《中国史研究》，5（1968年），第1—24页。
①　根据现存的世系档案推算，这两个藩王的祖先分别是太祖第9子和第22子。见理查德·C。鲁道夫：《明监国鲁王之真墓》＇441＇，《华裔学志》，29（1970—1971年），第487—489页；陈燕翼（1634年进士）：《思文大纪》＇60＇（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11，台北，1967年），2，第2—3叶。这与《诸王世表》二、三中所记不同，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北京，1974年重印）。无论如何，朱聿键作为太祖的9世孙，被公认是太祖10世孙朱以海的长辈。
②　严格地说，这条江仅在流入杭州湾的尽头一段称为钱塘江，但为方便起见，在这里将直到江西东北部的整条江均称作钱塘江。
①　即浙江钱塘江以东和杭州湾以南地区。
②　关于在绍兴即监国位的日期，原始资料的说法很不一致。见杨云萍：《南明鲁监国事迹的研究》＇613＇，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8（1976年5月），第34—36页。
①　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552＇（19世纪后期；1906重印；1966年台北重印），1。
监国鲁王的海上政权，1646—1652年监国鲁王在海上漂泊的复杂情况，在时间和距离上可与永历朝廷在陆上的颠沛流离相比。但是，与永历皇帝和他的朝廷对照，监国鲁王，一个快30岁的人，始终如一地表示，为了他的支持者和明朝，愿意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去冒千难万险；他的政权，尽管从官员人数和版图上说都是最小的，却始终博得它的拥护者的最高度的忠诚。这一政权虽未受到思想或党派分歧的折磨，但也确实同样表现出削弱每一个南明政权的努力的互相倾轧。
明朝在失去沿海省份后重建据点
1646年的夏天和秋天，虽有许多鲁王和隆武朝廷的官员逃进浙东和福建的山中，但幸存者中最重要的人物却奔向海滨，寻求各陆师和水师将领的援助。在浙江沿海，这些人中最强的是张名振和黄斌卿。在福建沿海，是溃散的郑芝龙部下的将领。不过，沿海地区还有其他武装力量——众多的海盗组织。实际上，许多明水师将领都是海盗出身，明朝在浙江和福建的政府垮台后，他们相互间常常为争夺好水手、基地和给养而争斗。不可否认，有些是忠于明朝的爱国志士；不过，支持朝廷的军阀之间的自相残杀，削弱了鲁王政权的抗清努力。
这时最重要的军阀是黄斌卿。1645年，当隆武皇帝命他在杭州湾地区配合反攻行动时，他开始在浙江北部沿海的舟山岛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基地。后来，他只在对他有利的前提下与其他明水师将领合作。不久，他就以更爱跟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跟清军打仗出了名，但由于他的战略位置，这种态度被容忍了。
两件亲身经历的事似乎巩固了黄斌卿对基地的选择，即优先考虑海上基地而不是大陆基地。第一件事，1647年春，清松江总兵吴胜兆准备反正，黄斌卿参加了从外面去支援的尝试。但是，支援的舰队被台风吹散，后来当它到达长江口时，被清军防守部队歼灭了不少人。吴胜兆军队中的爱国志士拒绝因此而放弃他们的计划，在5月24日企图举事，但没有成功。许多文武官员在这次事件后被处死。②清当局于是决心制服湖“匪”、苏松军人中的叛逆和沿海的忠于鲁王分子这个煽动叛乱的渊薮。
第二件事，黄斌卿被说服带领一支水师去宁波，那里的爱国志士计划起义，把这个府从清的控制下夺过来。但密谋者被出卖，起义没有发生。接着又有许多人被捕和处死。①在这两件事以后，黄斌卿再也不参与对大陆的进攻。他甚至更不愿意让监国鲁王在舟山建立朝廷。
郑芝龙不能说服他家族中最重要的战斗成员跟他一起降清。在他被带往北京后一个时期内，郑家在安平（靠近厦门）的老家没有受到清军的袭击。这种大度当然是清廷策略的一部分。但是，清廷以为只要郑芝龙活着并对他们有好感，他们就可以不用一兵一卒而得到郑家其他人的支持。因此，郑氏得以保持对福建南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并在厦门和金门岛上建立基地。接替郑芝龙的主要人选是他的弟弟郑鸿逵、他的族人郑彩和他22岁的儿子郑成功。①郑成功象征性地奉隆武正朔，并在时机到来时改用永历年号；他从不承认鲁王的监国地位。由于几乎没有自己的军队，　他开始积蓄进攻泉州和漳州所必须的经验和他所需要的人员。
在拒绝承认监国鲁王上，郑成功是个别的。重新集合在鲁王旗帜下的人，大约有一半属于从前的隆武朝廷，他们差不多全是从浙江、福建乘船来的，此外，南直隶来的约占一半。现在在东南沿海形成的明朝抗清力量的党派之分，不是先前鲁王派与隆武派对抗的继续，而是监国鲁王的新政权与变化中的郑氏集团之间的党派之分，后者最后被郑成功控制。
郑彩比较矛盾。他似乎希望有机会仿效早先郑芝龙充当隆武皇帝的保护者的角色，成为监国鲁王的下一个主宰者和供养者。1646年12月，他驶船到舟山地区，把鲁王接回厦门。郑彩与郑成功的对立，使后者更有理由不理监国鲁王，但郑成功由于还无力对郑彩采取敌对行动，遂不作任何要把鲁王从郑氏基地赶走的尝试。
福建阶段
1647年从春到秋，支持鲁王的军队进攻漳州府（在福建最南边）和福州府的清阵地，包括省治在内。进行这些进攻的，是郑彩与其他早先曾在鲁王和隆武政权下任职的水师将领。到9月初，为了更直接地鼓舞对福州的进攻，监国鲁王已从厦门岛北移至长垣岛。①从这时起到鲁王政权实际结束止，鲁王军队活动在从福州向东北到浙江一带，郑成功的军队活动在从泉州向西南到广东一带。这种划分不是正式商定的，而是情况使然。
11月，监国鲁王开始在长垣岛重建一个正式朝廷，任命了许多大臣，他们中有的来自前绍兴朝廷，有的来自前福州朝廷。两个阵营的官员在一起工作得很融洽，当收复了福建东北部的几个地区时，精神都很振奋。福建山地的义军对鲁王在沿海的进攻作出的反应也是令人鼓舞的。1647年的秋冬两季，福建中部山区到处都有明藩王和当地义军领导的暴动。第一次这样的暴动甚至威胁到清军对他们的山区重镇浦城的控制。不久，福建中北部的几乎每一个地区都起来反抗。尽管清军设法保住或夺回一些要害地点，但对这个地区的征剿一直持续到1651年。
这次在福建对清军的挑战，并非一切都始终顺利。最带来损害的，是郑彩与监国鲁王的某些其他支持者之间产生了不和。郑彩是个军人，他想把持朝政的企图看来引起对他极大的不满。但除去这个问题，鲁王政权也缺乏足够的人力与内地的义军联合行动。再有，在这里如同在别处一样，清军更擅长陆战，在战术上比明军有更大的灵活性。
到1648年春，清军重新占领了几乎全部鲁王军队在福州府的据点。一年后，福建东北部已经收复的地方重又丧失。这时候，郑彩失去了支持鲁王政权的兴趣，回到厦门，希望与郑成功和解。监国鲁王留在海滨，直到张名振再一次救了他。1649年7月，张名振收复了海岸要塞健跳所，监国鲁王得以在那里重建他的朝廷。
浙江阶段
鲁王朝廷从健跳所很容易与浙东南山区的各武装组织取得联系，他们是从1646年清军侵入周围地区后就在那里坚持战斗的。他们包括爱国志士和投机的地方豪绅。此外，与福建东北部毗连的温州府的各支义军也得到鲁王朝廷的鼓励和帮助。监国鲁王现在有两个机会在浙江建立一个陆上基地，但都没抓住。一方面是因为清军能够坚持住。另一方面是因为鲁王政权缺少人力；而且，在新的执掌兵权者张名振和他的政治上的批评者之间，有相当大的摩擦。
在四明山依山结寨抵抗清军的人中，最强大与最得人心的是王翊，他是个倔强的战士，出身低微。他在1648年春被清军打败后，重新拉起队伍，当鲁王朝廷到达健跳所时，他正处在他的力量的顶峰。但是，尽管他坚决反清，却不愿对张名振丧失他的独立。在鲁王朝廷与各山寨之间没有达成协议。
到1649年秋，健跳所的供应严重短缺，事情很明显，监国鲁王的朝廷必须放弃它在大陆上的立足点。张名振和他的部下这时与心怀不平的将领密谋除掉黄斌卿，把舟山岛作为监国鲁王朝廷较安全的驻地。黄斌卿失败后，于10月29日在舟山自尽，鲁王朝廷于11月移至岛上。1649年以后，鲁王政权处于孤立状态，并采取守势；它最关心的是生存下去。
清廷的战略是建立一支胜任的水师，与此同时镇压钱塘江东西两岸山中的明义军。除此之外，继续封锁与舟山的贸易，欢迎明军中的逃兵来归。1650年10月，清军对四明山中的抵抗者发动一次有计划的进攻，有效地摧毁了王翊的组织。1651年3月，由于琐屑的然而激烈的争吵，一个被暗杀的明将领的某些部下逃到清方，向敌人报告了舟山的情况。这样，到1651年秋，清军怀着相当的信心准备进攻这个岛屿。
从10月4日到15日，清军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夺取舟山的战役。这次战斗的主要冲击力量，是来自定海的一支清军，它在舟山海道上摧毁了明军的一支主要舰队。监国鲁王可能事先得到警告，同张名振离开舟山城，留在一只船上。10月15日，在坚守了10天之后，城墙终于被大炮攻破。鲁王的大多数亲属和朝臣壮烈牺牲，其中许多人自尽。
随后，张名振带着监国鲁王沿海岸南行。1652年初，他们和朝中的少数幸存者在厦门被郑成功收留。这时郑成功或者已经消灭他在郑氏集团中的对手，或者已经将他们置于控制之下。此外，张名振现在力量很弱，不能不听从郑成功的统率。郑成功与两广的永历朝廷保持象征性的联系，接受永历的封爵，①并对永历的求援作出了反应，尽管不成功。鉴于这些情况，郑成功很可能是以藩王之礼对待鲁王，而不承认他的监国地位。总之，监国鲁王在厦门岛定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