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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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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周围的私人关系时，商人们仿效士子的惯例：士子们首先发展的是他们与其感恩戴德的老师、考官和恩主的垂直的私 人关系。在横的方面。他们与同科士子、在同一老师门下受业的士子以及同一思想流派的士子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类关系就结成了士大夫生活的庇护制网络。就商人来说，他们在横的方面与其他同行商人或手工业者之间，即与他们最接近的竞争者之间的共同结合，可能比他们与官府的垂直关系更加重要。尤其是远离故土的商人往往同经营其他行业的同乡建立强固的联系。这就形成了同乡会的基础。象上海的宁波会馆、北京的广东会馆，这些商会有时觉得同时也向同乡士子和乡绅提供膳宿是上算的。其结果便是同乡会馆激增，它们有时纯粹是按籍贯组成，有时按经商的行业组成。但在十九世纪以前，这些自愿组成的会馆很难做到巩固商人的利益和力量的程度。相反，由于这些行会分属不同的贸易行业，代表着不同的经商地点，就使得它们仍然是各自为政。①政府用种种手段控制商人阶级。其中一种办法便是经营某些行业需要政府的特许，如盐的产销和采铜鼓铸等行业即是。另一手段便是直接控制，如通过从长江下游到北京的漕运制度来控制粮食贸易，又如通过苏杭的皇家织造和景德镇的官窑，以分别管制丝织品和瓷器的生产和贸易。但总的说来，政府宁可保持一种支配地位，而不实行严格的垄断。这种支配地位基本上是通过特许制来实现的，它给政府提供收入，给主管官员带来外快，给商人则带来了官方的认可和机会。广州的公行和扬州的盐商便是已经对之进行过研究的典型事例。
在人口于上世纪增长了一倍以后，到1800年前后国内贸易的增长可从它的出口量推算出来。先从边远地区说起，我们可以看到公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在广州进行的茶叶贸易急剧增长，同时在从暹罗来中国进行的贡使贸易名义下，与曼谷之间的 大米贸易也增加了。在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与琉球——也就是间接与萨摩族时代的日本——的朝贡贸易以及与长崎的直接贸易，都显示出类似的增长。到日本、琉球、马尼拉和东南亚（南洋）去的中国平底帆船贸易的增加，必须看作是一种标志，即使用这类船只的中国沿海和内河商业的发展还要大得多。从宁波以及长江下游诸港口到南满的航运比得上从厦门到南洋的商船贸易。我们知道，国内贸易增长的另一个标志就是运河的运输体系：除了载运漕粮以外，它这时还是由私商运输船只进行的私人贸易的渠道，这种贸易不但占支配地位，而且还在发展。
总之可以假定，中国在开辟通商口岸前好几十年，经济就有了增长。十八世纪的人口只有通过交换南北各专业产区剩余产品的国内贸易的发展，才有可能增长。1760年以来，外国人通过广州参加中国贸易已经完全有了基础，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外国对中国的入侵已达到了使欧洲的海上贸易和中国国内的内陆贸易进行接触的程度。的确，后者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往往超过欧洲的商品。中国从外国得到的是原棉、白银以及通常销路不佳的毛织品，而输出的则是昂贵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和其他手工业产品。1840年以前，这类贸易在中国国内增长的幅度仍然无法估计。它直接使得象中国资本主义始于何时，贸易的增长是怎样使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失去平衡等类似的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
还产生了一个有关农业的尚未解决的问题。随着人口的增加，我们知道有更多的土地被开垦了出来，在新垦的、只有限界价值的土地上的作物（如马铃薯、玉米、花生、烟叶、罂粟等）以及早熟稻种都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可是农业却不得不更加占用劳动力和精耕细作——即是说，每个耕作者的生产效率降低了。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虽然象过去一样辛勤劳动，但由于土地报酬递减率的作用，每人生产的剩余产品更少了，因而更加贫穷了。
我们还不能恰当地从技术角度和分配角度来权衡，以说明近代中国农村的贫困究竟哪一方面起的作用更大。如果没有科学种田的现代技术，包括化肥、农药、良种，联成一片的土地，贮存和销售设备、改良农具、新的管理方法，以及这一切所需要的巨额投资，显然，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永远也不能跟上新的人口增长。无论如何，在十九世纪初期，为了使农业现代化本来可以从农业中利用的剩余潜力，却没有为此目的而被利用。
非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对拥有的剩余产品分配不当，这两者看来一直是互为影响的难兄难弟。中国农村生产率的低下，与许多社会罪恶、挥霍浪费的积习以及政府的腐败，不幸是互为表里的，它们都被分配论者解释为造成中国经济停滞的原因。事实上，剩余农产品用各种方式给糟蹋了。老百姓中的许多劳动力都投闲置散，在中国北方的冬季尤其如此。在祝寿、结婚和丧礼中竞尚奢华，挥霍了储积的财富，而厚葬又转而造成了坟地的浪费和土地的分割。尤为重要的是，地主的田租、高利贷和政府的税收支撑着上层阶级的寄生生活、游手好闲和奢侈浪费，其中还支撑了大量专为私人服务的行业。最重要的是，政府缺乏打破传统和把经济搞上去的魄力、意向和动力。①当然，我们这一卷书中，将会更多地论及这些日积月累的问题，而不能多谈到它们的解决办法。
① 在1949年以前一个世纪，描述中国地形和生态学的一批西方地理学家中，克雷西是旅行地区最广的学者之一，他的两本著作叙述生动，仍值得介绍，见《中国的地理基础》（1934年）和《五亿人的国土》（1955年）。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第1期（1964年）。
① 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社会》，第28页。
① 见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以及何著此书中所引的著作。
① 已故的村松祜次教授把他的八篇日文论文要旨概括写成《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度的文献研究》一文，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卷29第3期（1966年），第566—599页。
① 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散见于此书的各处。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章。
①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
① 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特别是第49—84页：里斯金所写的《近代中国的近代产品和停滞》。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行政
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 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先看一下地方官员是怎样行使职权的。
一个由北京任命的县官来到的地方，那里不是根本没有地方当局和地方权力机构的；他的首要任务是和地方上层人物搞好关系。他在北京被皇帝召见后，就通过驿站前往该县就职。他沿着驿道每天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站一站地行进，也许要走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每到一站，他会受到地方官员的接待，并在驿站下榻。当一个地方长官最后被簇拥着走向他就职的县衙门（即一个由官署、住宅、监狱、仓库、栈房一起组成的大院）时，他通常会带来两类私人助手：第一类是他个人的雇员；第二类是他的私人幕僚，他们是行政事务方面的顾问或行家。这些人被称为幕友，他们都具有士子的身份，通常是取得功名的人，尤其擅长法律和财政方面的事务。雇员和幕友的薪俸都由该地方官自己开销。他们和该地方官一起来到一个陌生地区，因为有名的“回避法”禁止官员在自己的省份任职，这使他和他的幕僚都成了外地人，他们可能不懂当地方言，也与当地的利害关系没有瓜葛。
这些新来的人在他们的衙门里会发现两种人：第一种是书吏班子，他们处理衙门内部的日常文书工作，并且熟悉公文档案和某些专门事务；第二种是从事外勤的衙役，他们代表衙门与老百姓打交道，负责维持秩序、收税和缉捕罪犯等工作。这些地方官的班子中的本地人，当然在地方上有着广泛的根基，所以地方官的首要任务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驾驭他们的工作。因此，他安置他的私人雇员把守衙门的大门，以控制出入，并派他们主管文案以处理文件。这样就可以在皇帝任命的外地官员和当地机构之间建立起平衡，外地官员则通过这个机构来行使他的职权。
一般的地方行政官职权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表面上管辖着一个约有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居民的地区，地方长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该地唯一代表。这种表面地位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长官只 有在与当地绅士头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在理论上，他须具备的主要优秀品质是要“亲”民，但实际上，他必须与上层分子保持密切的接触。北京依靠他与他们的合作来维持稳定。朝廷必须防止县级政府演变为纯粹维持绅士的政权，为此必须经常向绅士灌输恤民的思想。没有一个王朝能够建立起比绅士所希望的更好的政府。简言之，清朝的中央政府是高度集权的，但集权又是极为表面的。它防止出现地方自治，但又对地方官员委以要他与地方上层合作的重任。规章是僵死的，但却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们必须在各地方贯彻。要官民遵奉它们，得威之以刑，但通常是靠协商来实现的。
地方政府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没有独立的预算，它们被指望用当地征收的陋规自行支付费用来进行工作。这样，它们由于包税的积习而腐化起来（至少按照近代西方的标准来说是腐化了）。政府指望按预定的总额得到税收。衙门的书吏和差役都靠陋规维持生活，地方长官则靠他取得的当地税收，一方面维持行政开支，一方面上缴摊派的税收定额。因此，清代面临的不是废除不正当的勒索的问题，而是取消过分勒索的问题。
这就产生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政府。它大大地偏向于当地缙绅之家；他们能够对纳税做出最巧妙安排，使得事实上按照税率递减制纳税，即富人按财产的比例纳税较少，而穷人纳税较多。如果谁变得相当富有，并且有优越的社会关系，他就可以向政府交很少的税。绅士利用他们的功名身分、特殊关系和特权干预地方行政，可以说不是代议制政府的形式，而是上层人物统治的形式，即使当绅士们认真地实行父母官式的和爱民的统治时也是如此。结果是：清政府政治的清明和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区当地居民的道德和绅士头面人物的操守。①因此，清王朝政府又有了另一个特点，即是它具有人的特性。皇帝被渲染成父亲般的人物。官吏和绅士对他和他的家系的忠诚，是出于具体的个人关系，而皇帝对帝国的统治是靠他个人的每日统治活动来进行指导的。他的王朝能够取得权力，最根本的一条是由于它有能力对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实行统一的统治。中国的统一在今天民族主义的语言里有它的现代意义，即要使中国能够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在现代以前的时代，统一的真正价值是通过镇压内乱、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和盗匪的骚乱给中国人民以安全。在过去，分裂就是灾难，这首先是因为它对上层和老百姓都同样意味着内战和不安全。统一意味着和平，从而带来了丰衣足食。这是一个至迟从战国（公元前403—221年）时期起就彻底建立起来的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平和秩序支持着王朝的统治。这两者的实现依靠的是一个王朝的中央权力，王朝高居于地方官僚统治之巅，而在官僚统治下面则通过宗族关系和绅士领导集团的忠诚来维持对地方的控制。这种忠诚是儒家学说的产物：只有通过儒家学说，才能理解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
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区别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地方县一级官员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这种区分在解决纠纷时就很明显。一般说，地方官的法庭只是在非正式的调停无效时才进行法律解决。鼓励通过家庭、宗族以及同业行会和其他非政府机构来解决争端。正式的“族规”责成族内的成员尽可能避免法律诉讼，要他们在族长的主持下在族内解决一切争端，而不为衙门吏役所左右。因此，民事诉讼和商务争端尽可能留给宗族、商业行会和其他非正式的机构去裁决。
清律列举了大约四千种犯罪行为，同样也逐一列举了对这些犯罪的处罚。刑罚分为五等：第一等是笞，第二等是杖，用于大约一千种犯罪行为。常例是笞一百折为杖四十，但因受刑以后会 感染，这对生命仍有严重的威胁。第三等是徒，服这种刑时，为了使囚犯能经常吃饱饭和得到照顾，就要通过贪污的狱吏的服务，这需要给他们花很多钱，以支付各种开销和行贿。第四等是流，或是终生、或到远方，或在边疆服军役。最后，最重的刑罚是死刑，适用于大约八百种犯罪行为；死刑又有轻重之分，逐步加重，包括绞、斩、曝尸、磔裂（即“千刀万剐”）。
清朝的司法体系从下到上大致有六个地区等级。它从一千五百个县和相当于县级的地区开始，然后上升到高一级的一百八十个府和十八个省。再往上，案件送交京师的刑部审理，由刑部再呈送第五级，即三法司。皇帝是最高一级。他可以批准或驳回下面呈上来的有关死刑案件的拟审意见。这个体系组织很严密，判刑执行得也极为认真，至少从记载看是这样。在判决时要引用案例，但这种引证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只是作为类似的案例提出来的。
实际上只有笞杖之刑通常是在县一级定案，向上申报即可。县长可以即时处理一些情节较轻的案件，可是必须把包括徒刑或更重的判决在内的严重案件报送上级，附上拟审意见。县幕友对他进行指导，但幕友是不能出庭的。县令通常受到催迫，得在一定的期限之内拘捕罪犯，并在一定的限期之前结案。例如，强盗作案之后，必须在四个月之内破案。因此，县官也得给他的衙役规定限期，并根据完成任务的情况对他们进行奖惩。知县可以在法庭里对原告和被告双方进行刑讯，使用标准刑具来鞭笞、掌嘴或拶指和拶踝骨等。只有根据某条特定的法律条款，才能进行判决，还要有关人犯写出供状、画押、并接受判决。但是，如果判错了案，县令就要受到严惩，如果证明是他的错，他就应身受冤屈者受的刑罚。
县令在执法时，既要遵循晚清法典中四百三十六条基本法律条文（律），又要遵循一千九百个左右补充案例（例），而这两种 法律条款还可能互相矛盾。法律既不是主要的，也完全不带普遍性，而它的含义又是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的。因此，县官必须小心翼翼，当他作为一名法官时，地位是很不可靠的。他还不得不为牵扯到案件中的私人利益所左右，做出不致引起绅士阶层会通过其他途径向他的上司表示不满的判决。对于任何一个县令来说，当他坐在法官席上时，断官司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在老百姓当中，打官司对有关各方都是一场灾难。花在衙门差役身上的钱，可以使被告和原告双方都倾家荡产。因此，在清代的中国社会中，诉讼只起着较小的作用。皇帝的谕旨甚至劝诫老百姓不要进法庭。反对上法庭的偏见波及到那些以写状纸为职业的人。他们被责难为煽起争讼的人。在这个没有律师的国度里，从事法律活动的职业得不到承认。最主要的是，法律被看成是应该在家庭和宗族里通行的个人关系的支柱。法律体现了儒家的社会准则。当这些准则得到严格地遵循时，就不必诉诸法律了。①总之，结论只能是这样的：传统的中国在地方一级是受扩大了的家庭或者说受宗族的支配，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传统中国是等级名分结构的主要支柱，而这个结构是遵循着有关宗族关系的经典教义而在起各种作用的。宗族教导人们要顺从长上，对父亲或丈夫，对绅士或官长都应如此。官僚政治及其进行政治控制的各种机构代表着统治者，并想方设法向统治者效忠。但官僚政治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的作用较小，宗族制度则起着主要作用。在现代革命中，平衡改变了，现在官僚政治居于支配地位，而家庭氏族制度则被弄得七零八落。但对于十九世纪初期的清代，我们只能在旧的基础上才能加以理解。
清帝国的政府组织保留着明代从1368年起建立的三大机构：由天子统治和主宰、由朝廷领导的文官政府；在长城以内和 边境地区维持秩序的军事组织；以及对各级政府的行政情况进行严密监督的监察系统。这个王朝三权鼎立的每个部门都是从明朝承袭下来的，满洲人只是进行了某些修补。
在文职行政机构方面，中央政府由六部组成，各部之首是满、汉大臣和副大臣，他们一起行使职权。这种包括六方面的体制是从唐朝沿袭下来的，它把各种行政事务划分为吏、户、礼、兵、刑和工六类。这种六方面的体制也反映在从省到府县政府的各级衙门里。十八个省的巡抚除少数例外，都与总督共同管理他们的辖区，而总督在大多数情况下管辖两省，因此，每个总督和两个巡抚共事。通常清代的巡抚是汉人而总督是满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私人卫队。总督和巡抚一般联名向皇帝呈报本省的各种事务。在他们下面的各级地方行政和机构中，道是由两个以上的府组成，府又包括两个以上的县，县是最低一级，全国共有约一千五百个县或相当于县的机构——道员、知府、知县这些职位几乎全由汉人担任。
在军事部门，清朝的绿营是从明代遗留下来的驻防军（卫和所）衍化出来的，在遍布全国各地的小哨所驻防。满洲人在这种军事组织之外增加了自己的军队——旗兵——做为最主要的后备力量。早在占领中国北部以前，尚武的满洲民族就建立了合军政为一体的“旗”。在旗这种制度下，有战斗力的满族男子都按其出身分属八旗中的一旗，并在不同地区拨给他们一份土地为谋生之用。在这个基本的行政结构之外，还增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加在一起，这二十四旗就是一支召之即来和直接效忠于清王朝的攻击力量。八旗的军官由皇帝任命，他们的生活资料由朝廷以土地或俸禄的形式授予。各旗在任何地区都没有根据地，而清朝在擢升军官时则着眼于不致出现私人派系，从而不使出现对朝廷不忠的行为。
监察机构的主要代表是都察院，这也是从唐朝和唐以前沿袭 下来的一个机构。都察院的人员从正规的文官中抽调，任期数年，然后再回到一般官府中任职。他们在京师六科和按省分设的十五道中任职，其职掌是体察民情，对同僚们进行纠察弹劾。御史在古代向君主进谏的职掌在清朝并未完全废弃，但已退居于次要地位。还有一些其他机构也代表皇帝管理政务——首先就是宗人府。对宗人府的亲王们则谨慎地防止他们插手朝廷和各省的权力，但在必要时，可以召他们前来处理某些重大问题。宗人府是为皇帝储备得力助手，并且是培训他们效忠嗣君的场所。按照清朝的传统，皇帝临终时将继位皇子的名字置放于一密封盒中，而他的遗愿便具有祖宗之法的威力。诚然，这并没有制止康熙诸子之间的兄弟相残，也没有阻止人们怀疑继位者雍正篡夺皇位（最后，雍正将他兄弟中的五人置于死地）。宫廷的宦官也是实行监视的另一类重要人员，因为宦官是后宫必然产生的特殊产物；反过来，后宫之所以需要，是为了生育众多的皇子，以便有可能从中挑选出才具优长的皇位继承者。明代宦官专权的经验教训，使得有清一代建立了严格的制度防止他们掌握权力，他们一般是不准干预政务的。清政府最初不是在宦官当中而是在汉人奴仆（最早的家奴）和在旗的汉人中找到了他们最可信赖的臣仆，在清朝统治的头一百年，这些人担任了许多高官要职。但是宦官在皇宫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最后，在十九世纪后期慈禧太后这位女主当权时，他们又曾有过短暂的黄金时代。
皇帝高踞于文官政府、军队和监察机构三大支柱的顶端，他在日常政务中操持着那些或者协助他维护权力，或者帮助他行使权力的为数众多的机构。专门的机构处理皇家亲贵、皇族以及旗民的事务，对宫廷内务，则与宦官一起处理。内务府财源很广，有皇庄、专门的税收和贡物（包括广州贸易的特税和贡物），有对人参和皮毛的垄断，有罚款和籍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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