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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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穆罕默德·塔齐·西皮尔：《萨拉丁·哈札儿传记》，穆罕默德·巴齐儿·比布迪编，第一部分第229、231页。
②　参看格里戈里耶夫：《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此处材料不同，载作者自编：《利特尔地理志：与俄国接壤的亚洲国家地理》，见《俄国地理学会论丛》，第2分册第1章，第441—442页。
①　参见纳札洛夫：《中亚民族和地区概述》，第42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1317页。
①　参见《大清仁宗实录》，卷312第30页。（1815年12月27日）
西藏
西藏不同于满洲、蒙古和新疆而享有相当程度的独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路程遥远险阻之故。在1800年之际西藏政府顽强地采取闭关自守政策，但这种自我孤立并非西藏在此以前的历史的特点。的确，有人认为“十九世纪才是西藏真正可以称为‘禁地’的唯一时期”。②在1800年，全部菩提亚人口（即西藏本土的藏民和所有其他地方的藏民）大约不超过六百万，而直接归拉萨政府管辖的人　口一定大大低于四百万。①供养这些人口的经济是以种植和放牧为基础的，这种方式起源于中东的早期文明，但为适应西藏高原的环境而有所改变。西藏的牧区辽阔，然而西藏人口从事农业者却有六分之五左右。这里的政治文化中心总是位于农业区。
青稞能生长在海拔一万四千英尺的地方，是西藏的主要农作物，也是人们的主食。此外种植的还有荞麦、豆类、萝卜和芥子；在低海拔地方也种植小麦、水果（杏、桃、梨）和核桃。只有锡金、不丹和康区南部某些地势较低的地方种植水稻。水利灌溉是必需的，因为高山阻挡了主要农业谷地的降雨，因而雨量不足。土地所有者从拉萨政府领得土地，协助政府维护水渠系统，农民则根据其财产的多寡提供劳动力。灌溉良好的土地几乎可以连续耕种。
所有菩提亚人都说藏语，至少信仰三种宗教中的一种，即喇嘛教、本教或伊斯兰教。本教和喇嘛教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二者都进一步与西藏各种宗教传统发生紧密联系，但这些传统又独立于本教和喇嘛教之外。人们对西藏地方文化特点的了解莫过于它的婚姻习俗，贵族和平民都行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包括父子共妻或母女共夫的情况。与几个姐妹或同辈的几个妇女发生非婚性关系的情况也有。这些婚俗通过“容纳大量过剩的妇女”而抵消了一妻多夫制造成的后果。②当然，在穆斯林当中采用的是伊斯兰婚姻法。
在政治方面，菩提亚人分属几个不同的国家。最西部的是巴尔提斯坦或小西藏（这一称呼有时也包括拉达克）：自十四世纪　以来这里就是穆斯林（十二伊玛目派的什叶派）地区，但是也受到努尔巴赫什派的苏菲兄弟会很深的影响。自从佛教在巴尔提斯坦绝迹以来，这个国家就已完全独立，不用其他菩提亚人国家即使是名义上的保护。卡多（斯卡尔杜）、什卡和喀普鲁的统治者都放弃了他们同拉达克早期的地区性联系。人们继续讲巴尔提的藏语方言，藏文已随同旧的宗教一起消失，而有文化的巴尔提人则用波斯文从事写作。
另一个处于西藏政教关系网络之外的菩提亚人国家是拉呼尔，它的统治者为印度的库卢王公。不过这里也还保留了拉呼尔早年曾经是拉达克保护国的残迹，因为拉呼尔的酋长们仍向拉达克王进贡，在某些地方还向他交租。
其余的菩提亚人国家——拉达克、锡金、不丹及康区东部和安多各地区——是拉萨达赖喇嘛的属邦（但不是保护国）：这种关系有的是直接的依附关系，如拉达克、锡金和不丹即是；有的是通过宗教联系的间接依附关系（如安多和康区东部的地方酋长），但宗教联系也有潜在的政治意义。
在这些外围藏族土邦中的最西部是拉达克王国，它的西北为巴尔提斯坦，其方言各不相同。拉达克的首府列城是大商埠，这里的经商者主要是克什米尔人，有商路通往拉萨、羌塘、叶尔羌、克什米尔、旁遮普、库卢和英属印度。国王控制着一些土王、世袭的大臣和酋长，其中如卡吉尔、楚朔、七塘、帕贡和索德等地的尊长是穆斯林，他们的属民也象巴尔提人一样是十二伊玛目派的什叶派。列城地区有大批外国穆斯林商人；每隔三年总是由一位穆斯林商人和一位佛教长老率领拉达克的进贡使团前往拉萨。这些外国穆斯林多半是逊尼派，因此他们显然不反对拉达克的佛教政府在和平时期允许拉达克人私下结成帮伙袭击巴尔提斯坦的什叶派。袭击者按照杀害巴尔提人的多寡而得到土地报　偿。①巴尔提人的反应则是派遣奸细前往帕贡、索德及其周围地区，以求达到“离间列城政府与农民（他们的什叶派教友）之间的感情”的目的。
与西藏其他地方一样，拉达克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是喇嘛教，主要教派是主巴噶举派（它和王室有特殊关系），以及格鲁派，即达赖喇嘛的教派。噶举派的主要寺院在希米斯，拉达克的主要格鲁派喇嘛庙是毕图克庙。
世俗统治者治下的锡金向南延伸到特拉伊丛林区，即所谓磨朗，向北则越过边境深入到西藏本土。雨季时国王居于春丕谷，牧民则按季节或迁居在锡金，或迁居于达赖喇嘛的领土，同时向两个政府纳税服役。有十四支菩提亚人（王族即其一）是十六世纪从康区迁来锡金的，现在已经控制了主要由列普恰人组成的当地土著。在理论上，而且仅仅是在理论上，国王具有绝对权威，可以随意重新分配菩提亚人各支酋长的领地。这里的菩提亚人和列普恰人都是佛教徒，主要的教派是宁玛派，主要寺院贝米翁齐，只许可纯藏族血统者当喇嘛。噶举派的分支噶玛派在锡金也有三处寺院。
不丹是一个宗教国家，在某些方面同达赖喇嘛的国家相似，但不丹的教派是噶举派的支派主巴派，全国实际上都奉它的香火。全国没有别的教派的寺院。政府的名义首领是肖仲仁波且活佛，是一位宗教领袖，通称为法王：他是十一世纪印度怛特罗大师那若巴的化身，又是噶举派创建者的师尊。宗教体制控制着不丹社会，到处是寺院，甚至世俗官员也要保持独身而与其家庭分居，当了高官还要完全抛弃家庭。不丹的世俗事务由一位世俗行　政长官负责，称为德卜王，他是由六省省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任命的。官员们的职位一般都视包税条件而定。山区的菩提亚人垄断了所有要津，只有某些有特权的家族才能担任高级官员。地处低洼平原的不丹人（噶特人）中的印度居民从事农业，或者为高原的菩提亚人充当仆役和奴隶。
康区东部在十八世纪为清政府所吞并，其地由世袭土司管理，受四川总督节制，不过，每年还要到打箭炉向达赖喇嘛照付五千两税款。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仍然得到康区东部僧俗领袖人物若明若暗的承认，但是不应忘记，在西藏人的心目中，宗教与政治忠诚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即使在靠近中国本土的康区极东部，清朝的控制也不容易维持，尤其是在金川（嘉戎），当地的本教势力比在西藏许多地方都大，那里的人民说的藏语根本不同于西藏本土的方言。
被清朝合并的安多称为青海，蒙语称库库淖尔（蓝湖），因它的最北部有一大湖名为青海湖。这里归中国甘肃省管辖，居民有藏人（称唐古特，汉语称西番）、厄鲁特蒙古人，还有几个较小的土著部落和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当地人由当地的首领统治，归清朝驻西宁的办事大臣节制；西宁办事大臣还管辖西南部的囊谦地区，虽然西藏人仍认为囊谦是康区的一部分。虽然安多由清朝直接管辖，达赖喇嘛依然在这里派有代表管理贸易和当地寺院，而且有证据表明，至少有些人还向拉萨纳税。①畜牧业比农业更占优势，典型的乡村风光是：藏族牧民住在类似中东黑帐篷的帐篷里，厄鲁特蒙古人的帐篷则是突厥蒙古式的圆顶毡帐。在土著牧民中，清朝法律的执行比较松弛。在1807年，为了镇压康区邻近地区的两位果洛部牧民首领，清朝派出了八千军队，　同时达赖喇嘛政府也派来一支军队。尽管康区归清朝管辖，西藏军还是在这里呆了两年，以平息这些部落民。
在青海东北端的湟中，有一个操蒙古语、藏语、突厥语和汉语的民族，叫做蒙古勒族（土族）。他们信仰喇嘛教和萨满教，但他们的萨满教掺杂着中国的道教。还有一支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撒拉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纳赫什班迪教派和马明心的新教对他们的影响似乎相当大。当地的中国穆斯林也是如此，他们在青海的商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清朝对新教是禁止的，西宁的官员在1789年粉碎过一小撮新教教徒制造的骚乱，①但是政府并未能成功地禁绝这个运动。伊斯兰教继续有所发展，穆斯林的数目不断增加。不过，占统治地位的还是西藏佛教，特别是格鲁派。格鲁派的两大寺院，即塔尔寺和拉卜楞寺，拥有大量财产，统治着大批农牧民。
达赖喇嘛的国度（西藏本土）由四大地区组成：康区西部；包括卫藏在内的中部各省；阿里；以及大部分空无人烟的北部草原，即羌塘。达赖喇嘛还宣称阿萨姆杜瓦尔斯为其所有，这是一条东西向的狭长低地，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约三十英里。统治康区西部的是僧侣集团、世俗王公和达赖喇嘛任命的官员，他们都直接听命于拉萨政府。阿里地区早年曾处于拉达克的保护之下，此时是一片草原；羌塘则几乎全是草原。卫区包括拉萨，藏区包括日喀则和江孜等重要城市，这两区主要从事农业，就跟在政治上依附于卫藏的较小省份工布和塔布一样。这些农业省份的主要河流是东流的雅鲁藏布江，此江往南流入阿萨姆，然后又向西流成为布拉马普特拉河。
西藏本土的世俗和精神统治者都是达赖喇嘛，他是格鲁派的首领。达赖的坐床处是拉萨的布达拉宫，人们相信他是活佛。达赖喇嘛未成年时往往由摄政行使西藏国家首脑的大权，在十九世纪，政权都由摄政把持，达赖只是偶尔掌权，时间也非常短。八世达赖喇嘛死于1804年，终年四十六岁。他对政治就很淡薄，一切听由摄政处理。九世达赖死于1815年，十世达赖死于1837年，十一世达赖死于1855年，十二世达赖死于1875年。
到十九世纪之初，达赖喇嘛政府在清朝支持下已把西藏的世袭地方首领完成了完全官僚化的贵族。清朝曾试图迫使西藏政府允许平民为官和实行军政分离，但未能奏效，可是拉萨却基本上打破了西藏本土贵族的独立性，直接控制了从阿里到康区西部的整个地区。只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雅鲁藏布江南部自治的拉嘉里王和河套附近波瑜的世袭统治者。但是这两个家族要向拉萨进贡，并与卫藏贵族通婚。拉嘉里王甚至派一人在达赖政府里担任官职。①达赖下面的西藏政府包括两个平行的部分：宗教部分和世俗部分，各有官员一百七十五名。世俗行政由所谓噶厦（内阁会议）领导，直接听命于达赖喇嘛。噶厦由四位噶伦组成。在1800年，四噶伦之一必须是僧官，但是从1804年到1878年，政府不再保留这一僧官席位，四位噶伦都是俗官。噶伦如被解职或退休，就不能复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达赖在世之时不得任命他的亲戚当噶伦。为了管理各省的行政区（大部分在卫藏），拉萨政府给每一区任命了一位（俗官）或两位（通常是僧俗各一名）行政官。他们负责收税、执法、维持秩序和听取民、刑案件（这些案件在必要时可直接向噶厦上诉）。出身于大贵族的年轻行政官往往并不到任而住在拉萨，由管家代行职权。管家　还管许多有收益的政府财产。西藏的武装力量由地方军组成，紧急时刻可以动员，通常是由一位噶伦指挥。卫藏分别设置两、三位戴琫（地方将领）。
宗教部分是由一位能够直接接触达赖喇嘛的大总管（总堪布）领导。他的下面设译仓，由四位大仲译组成，与噶厦相对应。译仓经管寺院，但拉萨的格鲁派三大寺院（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除外，它们直接听命于达赖喇嘛；译仓还负责登记转世喇嘛。译仓之下是一整套由三大寺僧官组成的宗教官僚体系。他们大多数是平民出身。僧官管理宗教事务和达赖喇嘛的家财，并担当其他各种职务，例如同俗官一道担任行政长官。这套政府结构，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是创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在以后的二百年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动。”①俗官出自西藏贵族，他们因拥有农田和担任官职而具有贵族血统。根据达赖喇嘛政府的观点，牧民当中不存在贵族。从理论上说，贵族地位必然与政府职务联系在一起，儿子不能继承父亲的地位就被认为降成了平民，除非他出家当喇嘛。然而在实际上，贵族家庭的诸幼子很少过平民生活。贵族家庭的收入来自达赖喇嘛的政府拨给的世袭领地，这是为了报偿贵族派出一个（有时是两个）儿子去担任政府职务之故。这些领地是贵族的主要地产。贵族家庭通常用他们领地的名称命名，但是贵族还可以拥有其他土地，他们不仅依据领地的名称来命名，也还依据他们拉萨府第的名称来命名。如果某家贵族没有儿子担任政府职务，就要为其领地支付空缺费，直到补上空缺为止。
贵族的官职与他的收入没有直接的联系。高级贵族出身的官吏都是富家子弟，即使担任低级职务，收入也多；穷家出身的官吏就是担任高级职位，收入也较低。官员可以以优厚的条件从政　府贷款，但却以更高的利率转手放债。他们作为包税人，要按规定数额向拉萨政府交纳，但征收时总是超过规定的数额。如果官员调动，他们可以得到政府的特别津贴，可以差遣农民服役。他们往往滥用这种权力，要农民为他们搬运私人货物。
卫藏的贵族血统是各不相同的。最古老的贵族是中央集权在拉萨巩固之前就当西藏统治者的藏王和西藏大臣的子孙。但是在十八世纪，随着格鲁派势力的巩固，达赖喇嘛诸家族也加入了贵族行列，这些新贵族很快就比旧贵族甚至更重要。一般说来，贵族男子只能娶贵族妇女；如果无嗣，可以过继其他贵族之家的儿子。过继者便从继父姓氏，并为这个家系接代传宗。在政府担任过最高职务的贵族享有特权，不过政府尽量不使任何家族长期把持某一行政职务。贵族的领地和担任政府职务的权利是世袭的，但是他们的职位不能世袭。实际上，拉萨政府的政治影响仅能施之于卫藏贵族，以及工布和塔布的主要家族。藏区在十八世纪较为重要，但是大约在1792年以后卫区的作用变得更突出了。少数几家贵族垄断了政府中的最高职位，在整个十九世纪，这类贵族家系的数目仅略有增加。
卫藏世家大族为中央政府提供官员从而形成了贵族政治，此外地方上还有大量地主、显贵和宗教权贵，例如本巴（本教巫师）和阿巴（即驱雹师，因冰雹给西藏许多地区带来可怕的灾害，这些人作法驱雹，可得一份驱雹税），他们在地方上行使一种半官方的权力。在西藏本土的外围地区，还有一些当地的家族也很重要，它们是过去的当地封建主后裔。在有些地方，他们俨然就象当地的小贵族那样行事。但在另一些地方，他们不过是持有免税土地并有权支配村民劳动的世袭头人。①格鲁派寺院集团在很大程度上与世袭贵族相互勾结，同世俗　贵族一样有权势。次于达赖喇嘛的最重要人物是班禅，他也是活佛，在黄教居第二位，坐床在日喀则附近的扎什伦布寺。班禅喇嘛的辖地是一个模仿拉萨的具体而微的自治小邦，当地世俗贵族也得到领地，作为在政府供职的报答。康区西部的格鲁派诸活佛在管理自己的土地中都多少有些自治权；格鲁派喇嘛和寺院在西藏境内到处都有。贵族在寺院集团中一般都拥有特权地位。活佛常常产生于贵族中，贵族出身的喇嘛享有的机会通常是平民出身的喇嘛所得不到的。贵族出身的僧官比一般僧官更有威势，贵族出身的喇嘛从家中得到的财政支持也较多。
拉萨政府的僧官都是选自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最有资质的男孩，他们经过设在布达拉宫的专门学校训练，学校严格实行独身制度。与俗官不同，僧官所担任的职务显然没有个人领地作为报偿，除非他担任的官职拥有可专门维持官员生活的土地。这样，他们就得主要依靠本寺来维持生活。僧官的生活来源有限，同格鲁派诸活佛拥有的财富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这些活佛不仅占有良田，而且还从放款和经商得到额外收入。
古老而“未经改革”的教团寺院，只要承认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威便可以得到土地；所有的土地在理论上都是属于达赖喇嘛的。这些老教派就是萨迦派、宁玛派和噶举派，它们被统称为红教，但是象格鲁派那样，它们只是寺院的教团而不是什么宗派；“红”的称呼更适合用于表示噶举派噶玛巴宗的所谓红帽喇嘛，以区别于黑帽系统。在西藏本土，萨迦派享有特殊的地位，它的长老统治着藏区西部一个自治的宗教邦。
在1800年，西藏各喇嘛教派的男性喇嘛总数约有七十六万，分属于近二千五百个寺院。①各个阶级的男子都可以当喇　嘛，只是贱民（如分尸者、屠夫、渔夫、船工和铁匠，西藏西部还要加上乐师）和残废人除外。不过富家男子更有机会依次晋升（候选—见习—受戒喇嘛—学衔获得者—法师），因为当喇嘛要部分地自给，在每次晋级之前要交纳各种费用和宴请僧众。所以许多贫家出身的候选者只能升到见习，而依靠给俗家当牧人，管理寺产或作手艺过活。某些教团的最高职务一般都不用从下层上升的喇嘛担任。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活佛，格鲁派中许多担任最高职务者也是活佛。不丹的主巴派、锡金的宁玛派和拉达克希米斯寺的首脑也都是活佛；萨迦派和宁玛派主要寺院的统治阶层和长老则都是世袭，不让有才干的喇嘛接近这个禁脔。最重要的例外是格鲁派创始人坐床的甘丹寺，它的长老一职倒是对有才干的喇嘛开放的。
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都从事商业。最有利可图的商品，尤其是茶、羊毛和稻米等，通常都被政府垄断而被分配给寺院和个人来经营。最大的商人是寺院和活佛喇嘛，他们也是主要的放债者。平民经商的处境很不利。他们即使有钱，但是地位低于最小的官员，不准穿用丝绸。手艺人的劳动也处于不利的地位。政府利用农民的劳动力经营一些纺织和某些专门工业，对其他手工业还有权以非常低的价格购买产品。在阿里，政府垄断了金矿，以三年为期租给包商，并授权后者征用自由农民的劳力去开采黄金。如上所说，铁匠是贱民。在拉萨也同在列城一样，占统治地位的外商是克什米尔人、尼泊尔人和汉人。西藏商人中有许多人来自康区。
随着1792年乾隆帝对西藏尼泊尔战争采取军事干涉，清朝对西藏的影响臻于极盛，此后则逐渐衰退。清朝对噶厦的监督是由在拉萨的驻藏大臣、帮办大臣和一支小小的驻军执行的。如同在满洲、蒙古和新疆一样，驻藏大臣及其帮办总由旗人担任。噶厦和戴琫出缺，在理论上均由清帝亲自任命。实际上那只是形　式，但达赖喇嘛或其摄政照例向驻藏大臣推荐这类人选，驻藏大臣则向北京呈报。不仅如此，清朝还承认这里的世俗官员为噶伦，属于清帝国官员，并拥有清朝特封贵族的三品顶戴，如同新疆六城的阿奇木伯克那样；其他高级官员包括戴琫在内，则为四品。有时清帝还加封一位藏官为二品，以示殊宠。达赖和班禅两位喇嘛位在极峰，不入品级；但是，官品在西藏人心目中是有威望的，这从西藏的上层官僚一般都是“四品”之称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来。
清廷和西藏人是站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皇帝与达赖喇嘛的关系的。在清廷看来，达赖喇嘛是强有力的宗教领袖和圣僧，但归根结蒂还是受清帝保护的。在西藏人看来，清帝不过是喇嘛的世俗支持者。这意味着西藏人把达赖喇嘛的地位看得高于清帝，因为在西藏，俗人有义务向僧侣提供物质支持，而僧侣才是占统治地位的（就格鲁派而言），俗人无论如何有钱有势，都是处于从属地位。西藏政府清楚地知道清朝的观点，但要清廷作出解释，对西藏人来说则是不策略的。西藏政府经常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敌视清朝的藏民的利益同寺院、贵族和北京政府的不同利益加以调和。
一个长期不得解决的问题是选择活佛的方法。在1793年，乾隆帝向拉萨致送金瓶，命令今后寻觅达赖、班禅和其他活佛的化身，要将候选者的姓名各写一签，贮于瓶内，由抽签决定。传统的确定方法则是根据一系列测验，例如让候选的幼童辨认其前世活佛的用具。选定的活佛一般都是主要藏官所同意的贵族。清廷则下令达赖喇嘛要在平民中选择，并将金瓶送往拉萨，以阻止藏官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的利益在贵族中选择。在清廷看来，选择象达赖这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