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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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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巴瓶在十九世纪实际使用到何种程度，依然是个神秘的问题，不过在1841年和1858年这两次一般都公认曾经使用过它，这时清朝在西藏的影响却正处于最低潮。这表明当清朝的力量微弱到不足以在西藏发挥真正的权威时，西藏人还是愿意使用金瓶作为受清朝保护的象征。但是，在清朝强大时，西藏人为了强调西藏的自治，对金瓶的使用是有所犹豫的。
就在八世达赖圆寂以后的1804年，金瓶问题曾引起公众对清朝干预的不满。骚动者散发传单，张贴告示，西藏政府为了稳定局势吁请北京方面减少驻军。清廷表示同意之后，拉萨政府的回报是囚禁了反清示威的魁首。然而抗议运动继续进行，这是因为藏人认为噶厦官员与驻藏大臣同流合污，插手政府财政。摄政为了平息日益增长的民愤，曾将两位噶伦加以软禁，并派藏兵保护驻藏大臣，以防可能发生激怒清政府的事件。
公众的猜疑似是有某些根据，因为在1805年，清政府经过调查曾将一位驻藏大臣枷押而归，将另一位大臣流放乌鲁木齐。摄政则将两位被控贪污的噶伦降级，并把反清示威的头目逐出拉萨，以回答清政府所作的姿态。在1808年，清朝还允许藏人选择九世达赖喇嘛使用传统的方法而不用金瓶。但是，清朝驻军的声威继续下降。在1801年，驻藏大臣曾被迫向达赖和班禅借银两万两以应驻军需要，因为北京政府未将银两解到。但当驻藏大臣想再次告贷时，西藏人就拒绝了。不仅如此，清朝驻军不能依例三年轮换。因此士兵与藏族妇女通婚，用这种微薄的收入赡养家口，弄得很穷困。这种婚姻关系也使北京对驻军的忠诚发生疑问。到1815年，驻军的财政发生危机，只得削减弹药，减少操 练。驻藏大臣变成了“不过是一位政治观察家而已”。①西藏政府面临的另一个长期问题，是如何对待尼泊尔和英属东印度公司。西藏人同尼泊尔订有贸易协定，允许尼泊尔商人入境经商。东印度公司则是另一回事。西藏人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强大的异己力量在西藏建立它的势力。英国人会构成两重危险，即他们不仅可能蚕食西藏，而且他们的蚕食可能引起清朝的反击。1792年尼泊尔人的入侵曾导致满人的干涉，并在拉萨建立了清朝的权威。英国在西藏的活动，也可能促使清政府加紧它对西藏的控制。这是西藏人所急于避免的；因此，他们尽量同英国保持一段距离。
1792年清朝的干涉切断了西藏与孟加拉的贸易，也不许英国人到不丹。但是，商业前途仍然强烈地吸引着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他们希望西藏能够成为与中国内地直接通商的过道，希望能在西藏和不丹得到金银去广州购买茶叶。东印度公司还想在它的境内种植茶叶。在十八世纪，他们曾试图通过西藏得到茶种而未获成功，但是他们后来仍在积极活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东印度公司把注意力转向1792年之后成为清朝属国的尼泊尔。尽管西藏和不丹都是对英商关闭的，东印度公司还是认识到，进入尼泊尔的英国货可以假手尼泊尔商人到西藏出卖。因此，英国人很快利用尼泊尔人对清朝的不满情绪，在1801年获得在加德满都派驻代表的权利。然而，当时的形势尚不利于英国扩大对廓尔喀统治者的影响。英国与尼泊尔的关系迅速恶化，在1803年东印度公司只得撤回它的代表。当东印度公司继续对尼泊尔施加压力时，尼泊尔人则把他们向清朝的纳贡说成是受中国人保护的关系。然而，1812年的尼泊尔贡使在北京却没有说服清政府答应在它同英国一旦发生战争时给予援助。清政府实际上拒绝了这一 请求。
后来发生的1814—1816年英尼战争，使得清政府对属国尼泊尔的立场明朗化了。尼泊尔政府再三向驻藏大臣呼吁说英国想吞并尼泊尔，也想取消尼泊尔对北京的进贡。锡金王担心尼泊尔的扩张而左袒东印度公司，但对英国扩张主义更感忧虑的不丹人则同情尼泊尔。在西藏本土，班禅和某些拉萨官员也敦促清朝帮助尼泊尔。不过，西藏的摄政却劝尼泊尔讲和。最后，清帝指示驻藏大臣，此事尽管与清政府有关，但只要加德满都能够继续五年一贡，尼泊尔人甚至可以归顺英国。正如驻藏大臣在致尼泊尔政府的信中所说：“皇上对你们是否亲英毫不介意。……你们同英国打仗是在我们境外。我皇上不能发兵前往。”①显然可见，尼泊尔并不处于清朝保护之下。
英尼战争也看清楚了清朝的“一视同仁”理论的真相，按照这一说法，清帝对帝国境内外的一切国家是同等看待的。尼泊尔是纳贡国，东印度公司则不是。然而清政府竟援引一视同仁的原则来为它拒绝保护一个纳贡国进行辩解。②英国人几经挫折后战胜了尼泊尔人，强迫他们让出卡利河与苏特里杰河之间的全部领土。清朝政府对此竟无动于衷。北京在推卸保护纳贡国的责任时奉行的这种方针，使它在后来面临朝鲜、琉球、哈萨克草原、帕米尔和清帝国其他边区发生的许多不幸事件中能够自我解嘲。
如同在中国本土一样，清朝在亚洲腹地的权威也象一把重锤，平时对它的子民是高悬不用，一旦发生反叛则迎头打击。清朝的上层建筑几乎从不干涉平民的事务，但是它的存在维持了当 地统治集团的权势，保留甚至固定化了当地的结构。
尽管清廷的政策是把亚洲腹地同中国隔离开来，但到十九世纪初汉人向那里的扩张已经开始。在政府的同意下，奉天、青海、康区东部边缘地区和准噶尔，都有汉民耕种土地。中国的州县制也随之而来。汉族农民还开始非法渗入满洲边境和内蒙古草原。汉商人数也增加了。在吉林和黑龙江的大小城镇都有汉族商人和手工艺人，汉族流犯从事采矿和在林区挖参。汉商左右了从恰克图到张家口的蒙古贸易，在草原各地做买卖。汉商和东干商在准噶尔的商业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也在西藏的边沿地区做买卖，甚至日益试图将他们的活动伸向东突厥斯坦。只有西藏中部地区他们才未涉足。
虽然如此，这种扩张在十九世纪初期也还有限。对亚洲腹地的平民来说，中国和汉人是遥远的。旗人和清朝官吏只能偶尔见到。
北京从亚洲腹地各属地得到的收入并不多。诚然，清朝除了从它们那里求得安宁外，别无他求。满人之征服亚洲内陆是出于战略而不是利润的考虑，目的是想防止敌对强国的兴起。在陆路上，中国本土终于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边境问题也是存在的。英属印度的扩张使清朝在西藏的权威受到潜在的威胁。浩罕的商业野心和玛赫杜姆家族的宗教政治威胁着清朝对新疆六城的控制。强邻俄国对新疆、蒙古和满洲边境也虎视眈眈。但是从中国本土看来，这些都是遥远的麻烦。在1815年，北京对它们还几乎毫无察觉。
（志勇 译）
② 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第227页。
① 此数两倍于钱德拉·达斯在《西藏的寺院》（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1第4期（1905年），第106页）中所估计的十九世纪藏族男性人口数；但低于麦克唐纳在《喇嘛的土地》第115页对二十世纪早期的估计。
②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96页。
① 弗兰克：《西藏西部史》，第127页，引文转引自穆尔克罗夫特：《在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记》，卷2第28页。
① 彼特奇：《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13页；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73页。
① 施拉姆：《甘藏边境的土族：第三部分：土族系谱记录，湟中土族史与鲁家家史》，载《美国哲学协会会刊》1961年新刊，卷51第3号，第65页；关于掺杂道教的问题，见施拉姆：《甘藏边境的土族：第二部分：他们的宗教生活》，载同上会刊，1957年新刊，卷47第1号，第84—90、126页。
① 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第137—138页。
① 彼特奇：《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7—19页。
① 见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第127—136、213页。
① 达斯：《西藏的寺院》，第106页；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第121页。
① 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70页。
① 根据尼泊尔文史料“Itihas Prakas”，见罗斯：《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第73—87页（引文见第86页）。
② 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174页。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要广泛地阐释清代晚期的历史，必然要回头谈一谈清王朝衰落的面貌。但是，只要考察一下晚清时期某些政治和社会的细节就会感到，对清王朝的衰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说还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不足之处；而且这种考察还可能借此发现把晚清同中国近代史的广泛趋势联结起来的某些长远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清王朝的衰落在传统上还包含有官僚制度丧失了道义和行政活力的意思。可是，这种现象从官僚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比从常见的衰落中的道义范畴这一角度来看更容易理解。当然，官僚制度中存在着大量贪污腐化；但是早在十九世纪初年，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和行政官员中间就已经出现了关心制度改革和国家防务的浪潮。①清王朝的衰落向来被理解为中央集权的式微和地方总督权力的扩大，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均势的瓦解。这种权力分散过程的某些方面在十九世纪确实有所表现。但清代的制度在本世纪的毁灭性内战之后仍能令人惊异地把中国维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保证了二十世纪的革命变革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而且能够达到保住 国家的首要目的。因此，我们在考察乾隆末年以来清代权力衰落的问题时，中国已经取得的全国政治统一的程度——即使在学者名流的公共生活中泛滥着腐化的庇护制度的情况下——是必须考虑在内的。
这时期清王朝衰落的形象反映于地方政府的敲诈盘剥、追求私利和颟顸无能：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要理解这种现象必须从嘉庆初年政治危机的后果及其在推行基本变革方面所取得的非常有限的成就开始。
嘉庆帝在他父亲于1799年去世时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使他们的政府清除和挠跋臁；实鄄扇×搜杆俚男卸Ｔ谒母盖姿廊ゲ坏揭桓鲈潞瞳｜就死了，他的心腹也都纷纷被贬。剩下的问题是怎样对付和且慌伤⒑吐岩淼呐哟蟮谋踊ぶ仆纾蛭瞳｜派的影响已渗透到各省官僚界中，特别是渗透到了军事部门之中。皇帝决定，由于这些人人数众多，官职牵涉面广，不宜搞一场清洗运动。他宁可认为许多人都是诚实的官员，只是误入歧途而已，因此他们在正确的领导下是可以恢复工作的。他还进一步担心，无穷无尽的清洗会恫吓住官僚政治，使他想重建官吏和皇帝之间互通声气的努力不能实现。他论证说，许多人当时是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走侵吞公款的道路，如果他们想保住他们的职位的话。①因此，皇帝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就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和嗄暧跋斓牧鞫尽Ｎ苏庵殖聊龋诘笔本褪艿搅伺馈＂诘牵吻煺械牧硪焕咽乔痹诘母丛拥纳缁嵛侍猓馐乔宕倭耪蔚淖橹芰λ耆荒芙饩龅摹Ｆ渲械闹小⌒奈侍馐亲试从肴丝诒壤У鳌�
① 我们两位作者应该特别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波拉切克教授，他对这一章书的写成给予了很多帮助，特别是他允许我们使用了他研究晚清政治史的重要新成果。
① 《大清仁宗实录》，卷38第7—8，16—17页；卷40第10—12页。
② 见洪亮吉的一封长信，《卷施阁文集甲集》，补遗十，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1。又见张鹏展御史的奏折，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20第10—11页。
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
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当时的许多独特情况也许可以用这个问题来加以说明，虽然在当时已被人们有所察觉的人口问题的具体影响之所及至今仍未被充分地加以研究。从十七世纪末起到十八世纪末白莲教叛乱时为止这一长时期的国内和平阶段中，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从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了三亿多。仅在1779至1850年时期人口就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所以在十九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四亿三千万左右。①在这个相对安定和人口增长的时期，商业设施已有了发展，可以满足地方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日益增长的需要。十八世纪是内地农村定期集市开始发展的起点，也是南北海运繁荣的起点。城市的商人行会的增多和信贷组织——最初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的出现，表明贸易的性质和范围都有了改变。这种私营贸易的增长也表明了商人在政府控制的盐务税之外正在积累和投放资本，要知道，盐业是那时商人集中投资的目标。欧洲市场对中国的茶、丝和瓷器的需求又进一步刺激了国内贸易的商业化。虽然商业化给人口稠密的平原和沿海地区的城镇带来繁荣和富裕，但那些不与贸易集散地和交通要冲发生联系的地区仍然处于贫困和不景气的状态中。无地的移民，作为人口变动的产物，他们反而浪潮般地涌入这些偏远地区。
从明代以来，有许多因素使中国的食品生产赶上了它的人口增长的比例。由于地区间的移民，又由于在新开发的土地上种植 从美洲移植过来的新食品——甜薯、玉蜀黍和花生，因而新垦殖土地面积的增加使得增长的人口能投入生产。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力可用于种双季稻的精耕细作之中，还意味着有更多的大粪肥料。这种耕作制度在十八世纪末就已明显地开始感到了它的报酬在减少，因为这时在水利上增加人力的效益似乎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
更重要的是，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连那些边远地区的人口也呈饱和状态。例如，富饶的四川盆地在十八世纪就吸收了大量的外来移民，早已人满为患；甚至它的东部山区也已住满了其他省份因歉收而来的难民。广西的几条河谷地带是广东东部客家在十八世纪移居的地方，这里土地的竞争也很激烈。在多山的湖南西部，外来移民在1795年与当地的苗族爆发了严重的冲突。也许长江下游各省是人口极端稠密的地区，它们不久变成了当时最具毁灭性的内战的战场。①许多仍然留住在农业定居地区的无地农民则替政府当劳工，或者被雇为兵勇，或者当了地方官的吏役。所以，农业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盈余与乾隆时代的长期和平，曾经生产和哺育了日益增长的人口，但是没有促使经济和政治出现新的发展以吸收那么多的人口。在传统体制内的这一繁荣时期，埋下了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危机的根子。②在中华帝国末期的历史中，人们已在许多方面感受到了人口的增长，这是由清代社会和制度的特点决定的。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终是毁灭性的，那么，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严重。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的特点是，各级官员激烈地进行竞争，以谋求升迁和保全官职。这种竞争往往采取违法形 式：它也许是使人员流动升迁的正常机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这一事实所决定的。
虽然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看来中国那时可能已在经历着有时与现时代不发达社会相联系的那些典型症状：文化人生产过剩，因为容纳他们并给他们以报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能力有限。促进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一为教育制度是专为培养公职人员的；一为价值体系往往禁阻有文化的干才从事其他事业；一为行政机构阻止它自身扩展或重新组成新形式，以适应周围正在变动的社会。
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增长。虽然在某些地区进士的分配名额有所增加，但比起整个十八世纪增长的人口数来说，进士及其以下功名的总数实际上是显著下降了。乾隆时代的进士名额在绝对数字上已有所减少，生员名额则是稳定的。甚至从前不受数量限制的童生，在十八世纪末也受到了限制。人们要求得到这种社会地位的愿望是如此强烈，致使县官们可以靠接受希望避免除名的童生的贿赂而大发其财。清代实行捐监，即为荣誉学衔和实授公职举办捐纳，它虽然不断地用这种办法来开辟财源，但捐纳制度显然还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希望得到这种优越社会地位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出售功名和官阶使适合做官条件的人数增加，因而实际上加剧了对有限官职数量的压力，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突出了仕途升迁道路显然不足的状况。①这种要求必然要另找出路。在地方上，最显著的后果是各级行政机构冗员充斥。他们不是行政等级制度中的正式成员。他们 勿宁说是一些随员和食客、官吏的家属和幕宾、个人的助手和仆役、受雇的劳工和普遍存在的胥吏。干着记录、送信、催科和地方性任务的吏役阶层充满着唯利是图之辈，他们许多人都识字，但合法的晋升道路对他们来说是堵塞的。一位按察使于1800年抱怨说，近年来书役超过了定员不知多少倍。原来有一个书吏，现在有了几个文案，原来有一个差役，现在有了十多个帮手。如果这一估算大致不差的话，吏役阶层在十八世纪时期是大大地繁衍了。①明末开始实行“一条鞭”法改革之后县级政权负担加重，这是这些员额膨胀的部分原因。②但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压力也在起作用。各级政府都变成了越来越增多的职业大军所附着的机体，他们利用帝国的行政机器作为自己经济斗争中的武器。1803年一位御史的悲叹表明了这一斗争是成功的，因为按照他的说法，胥吏和幕友现在的衣着是如此豪奢，以致现在不再能够分辨人们的上下贵贱了。③这些冗员都要靠得自庇护网络结构的钱来养活，钱虽然掏自官僚的腰包，但归根结蒂是从纳税人身上用敲诈勒索的办法搜括来的。④十九世纪初叶是在这以前的一百年内中国统治下的和平的顶点，⑤因此它产生了有教育的一代新人，这些人在文官制度中找差事，但文官制度的缺额并未随人口的增长而加多。结果是所谓 候缺的官员人数增加——这些人都有做官的资格，但无官可做；同时有越来越多的生员，他们在低级科举考试制度中上了榜，但在攀登高级考试时因名额受限而被摈弃。①许多人设法捐买高级功名，这个办法随着政府因开辟新财源而越来越流行。许多人在谋取官职时受挫，也有许多人转而在官制以外谋求其他职业。
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有些善于权变的文人想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管理性事业中找出路。一种人是包税人；这种行业虽然悬为厉禁，但把老百姓的税收委托人代办（即所谓“包揽”），在地方社会上却是一种很流行的能赚钱的职业。另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是“讼棍”（“讼师”），他们在县衙门里帮别人包揽词讼。我们认为可以把这些人看作是初期的辩护师，但在官场看来，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健讼者和莠民。清代的法律制度没有给他们以合法地位。但是很明显，又做包税又做包揽词讼角色的“刁生劣监”，在地方政府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有优越社会关系的包税人能够给他们的庇护人以某种保护来对抗衙役的专横，而合法的健讼者能够通过他们的文牍技巧和在县衙门建立周密的联系来润滑司法机器。这两种角色都与某些人所行使的地方行政职能的商业化有关，因为他们的政治才能未能得到合法的机会来施展。②从官方的观点看来，在地方的这些实权派集团中，书役是最阴险狡诈、最没法管束的。清代的回避制度以及根深蒂固的官场风气都表明，县令都不甚了了他们县署行政工作的细微末节。因 此，虽然大家都承认书役为患之烈，可是没有了他们，哪个县令也办不成事。①①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第64、278、282页。
① 珀金斯曾经研究了人口的增长对食品生产的关系，见《1368—1968中国的农业发展》，特别参看它的第2—4章。又见前引何炳棣《人口研究》第137—168页。
② 铃木中正发展了这一论点，见他著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① 关于功名名额的变动，见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第179—181、190页。关于童生问题，见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3第4页。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46页。
① 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4—15页。关于基层官僚机关中冗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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