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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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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宦官上军校尉之下皇帝还任命了七名非宦者为西园军的下属校尉。其中有几个校尉在反对黄巾军和其他几次叛乱中使自己出了名；另外一些人则出于袁氏大族或者是袁家的门生故吏。这些校尉的士兵们可能早已受各该校尉的指挥，而这或许就是创办这支新军的第三个理由。在勘定叛乱的时期，许多私人都已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
任命一名宦官做上军校尉，这是窦武危机之后一系列合乎逻辑的发展的最后一步，结果是宦官的权力扩展到了帝国政府的各个部门。曾经阴谋搞垮窦武的曹节在公元169年做过一百天的车骑将军，在180年又出任此职达五个月。另一名宦者在186年也做了四个月的车骑将军，现在蹇硕却做到了上军校尉。公元188年11月21日，皇帝驻跸大华盖下检阅他的军队，并自称“无上将军”——这是后汉时期拥有这另一个称号的第一位皇帝。①尽管如此这般戒备，西园八校尉几乎未敢冒风险参加野战。公元188年12月，上军校尉派了一名它的副职去西部作战，另一名校尉则在京师的南边胜利地打击了黄巾余部。可是，这后一名校尉的战绩未得到承认，而且在皇帝死之前一个月便毙于狱中。公元18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流窜的叛军威胁到京师时，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园军，而是一位带领私人军队的大臣。对于另一支朝廷不能攻克的叛军则滥加封赏；这个姿态表明，朝廷对叛军也要花钱来买动。不管它是新的称号、新的编制和新的军队，总之都表现了朝廷确实的软弱无能。
当灵帝快要死的时候，两位将军中的一人在东边作战。董卓被召回京师接受一个文职任务，但他拒绝受命。反之，他声称他的军队不让他离职，他带了他的部队向京师进发。灵帝去信谴责他，董卓对此置之不理。当灵帝弥留之际，董卓已进到距京师的东北约80英里处，待机“以观时变”。 ②大放逐（党锢之祸）（公元169—184年）
灵帝在位20年，它代表了宦官在汉朝历史上最长的连续统治时期。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时期的末年，宦官的势力是怎样伸展到了军事组织中去的。现在不太知道宦官的背景如何：他们是怎样和被谁选来阉割的，又是怎样在宫里取得地位的。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种选拔的制度，也不知道他们要不要经过考试。但是我们只知道他们对事务有巨大的影响；知道他们一旦邀获人主的恩宠，便能掌握住大权，历久不衰。①公元189年5月，牵涉到窦武危机中去的所有重要宦官都已退出舞台。侯览已在公元172年自裁，王甫在179年死于狱中，曹节在181年以寿终。他们的位置已由新人接替：一为西园军的上军校尉蹇硕（死于189年）；一为在公元186年做过4个月的车骑校尉的赵忠（死于公元189年）；一为张让（死于公元189年），即支持皇帝在财政上搞鬼的那个大权术家。灵帝称赵忠为“母”，而称张让为“父”。袁家在宦官队伍中也有自己的人，即袁赦（死于公元179年），他的职位是中常侍。②宦官的编制在称号和职位方面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它们在灵帝时代更是有增无已。大约到了这时，宦官们往往被授予爵位，而且可以传给他们的义子干儿。宦官通常是成帮地受封，这表明他们在帮助皇帝反对一个军人领袖或一个野心勃勃的官僚时，他们是拉帮结伙地同谋共事的。公元126年，19名宦官因拥立顺帝（公元125—144年在位）有功而被同日封爵；公元159年，5名宦官（另有7名非宦官）因帮忙清除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159年）的势力有功而被封赏；公元168年，18名宦官因帮忙翦除窦武和陈蕃有功而被授予爵位；公元172年，12名宦官因发现了一宗反皇帝的阴谋而受勋；公元185年，12名宦官因使皇帝相信他们曾镇压黄巾有功而被授勋。赵忠与张让便是属于公元185年这12名受勋的宦官之中的人。③公元175年以后，给宦官的名号越来越多了。根据那一年的诏告，宫内原由官员主管的官署今后统交宦者掌管。同样地，所有原来主管官员的副职也都交由宦官担任。不清楚这一措施落实到哪些部门，但很可能的是，从公元175年起，皇帝的膳食、文房四宝、衣物、珠宝珍物以及甚至他的医疗保健问题，一律交给了宦官。自公元175年起也有一名宦官决定物价（“谐价”），这可能指的是决定宫廷购物的价格。①可是，比起因为公元169—184年的党锢之祸而使他们的干儿义子、兄弟和父母都担任官职一事，这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党锢之祸开始于公元169年之末，那时一方面是窦武危机之后深得皇帝宠信的宦官，一方面是有些不满于自己无权无势的大官僚：这两种人之间郁积了冲突的种子。这个冲突此时已经爆发，而且是宦官取得了胜利。有8名官员被指控为结党营私，将有所不利于皇帝，而当这8名官员被杀之后，便为屠杀他们的门生故吏、儿子和父母达百多名的道路开了绿灯。屠杀完了以后，他们的妻室儿女被充军到北方寒带地方或南方瘴疠之区，然后在廷尉官署上张榜除名，使这些人免官禁锢，永不录用。不仅他们本人如此，甚至黑名单上的五服以内的人也不得例外。②年仅十三岁的灵帝要过了一些时候才能够完全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大规模的禁锢运动已因公元166—167年官员和宦官之间类似的斗争而已在实施，但新皇帝并不知道“党锢”究为何事。当他被告知，它意味着这个“集团”阴谋反对国家本身时，他批准了这道诏旨，从而开始了大禁锢运动。公元176年有一名官员竟敢请求废除禁锢运动；其结果是，禁锢运动更加扩大规模，使之适用于每个与这个“集团”有牵连的人。公元179年随着侯览和王甫的死，禁锢运动有所收敛，但它仍在进行，直至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事时宦官已无力再支配任命官员之日，大禁锢运动才告停止。①可是与此同时，高级官职的性质已起了变化；它从原来要通过本事和建功立业才能达到的目标变成了可以出最高价钱任意出卖的东西。
在汉朝初年，宦官的数目不超过14人，但据说到了灵帝末年，其数已膨胀至2000人。不能设想，这么庞大的队伍会安分守己，太平无事；事实上他们内部已是纷争不已。他们最尖锐的对峙是发生在以母党为一方和以后党为另一方的宦官之间。另外一个派系分裂表现为公元185年因功而受封的那12名宦官和那些不满意他们支配帝国的财力和人力的其他一些宦官之间的对立。在灵帝时代就曾发生过宦官彼此互相反对的阴谋，其结果是互相控告指责对方。最后那12名宦官打倒了所有他们的敌人。
公元171年的一个阴谋是把皇太后从她舒适的幽禁处所释放出来；而最严重的一件事无过于有一名太监在公元184年告诉皇帝：由于那12名宦官的横征暴敛和党锢之祸才引起了黄巾叛乱。关于第一件事，插手窦太后事件的宦官们被控以恶毒地攻击皇帝的生身母亲——所以这两个女人就被人利用来彼此斗法。关于黄巾事件，巧妙的手法使非难的视线从12名活着的宦官身上转移到了早在前几年即已死去并已失宠的王甫和侯览身上；然后转移到了两名属于皇帝母亲那一党的宦官，最后就转移到了控告者本人身上。我们看到，那12名宦官甚至在第二年还因为他们吃过苦而受到封赏。②宦官本人只在宫内掌权，但是在党锢的年代，宦官的亲朋故旧都在京师内外遍布要津，因此构成了一个广大的势力网络。现在不知道禁锢的结局怎样影响了这种局势，但是宦官们在灵帝余下的岁月里仍然掌握了大多数重要权力。不论用什么谋画来诋毁和摧折他们，他们总是得以死灰复燃。反之，只要他们想搞垮某人，他们又几乎总是能得逞其志。
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已故桓帝的幼弟渤海王（死于公元172年）之事。渤海王被免爵，又被国除，但他答应赂贿王甫，如果王甫能帮忙他复国的话。王甫满足了他的愿望，但渤海王拒不给钱。公元172年，王甫伺机报复。渤海王被诬大逆不道。他自杀，王甫等12名宦者受封。①公元179年，一起反对宦官的密谋落得了悲惨的下场，4名高级官员送了命。公元181年，劝皇帝不要废黜何皇后（她刚毒死了王贵人）的就是一伙宦官。可以举出更加多得多的说明他们胜利的例子，而他们失败的例子就是不多。只要灵帝活着，他们的影响就不会被破坏，而灵帝对他们的最后信任就表现在他在临终时把爱子刘协托付给上军校尉蹇硕。②公元189年5月官僚体制的状况
在灵帝统治的二十一年中（公元168—189年），帝国的官僚体制已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如上所述，由于自黄巾以来的一系列叛乱折磨着他的统治，恢复或者重新创立了许许多多军事头衔，以满足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在文职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有几个新头衔被新设立或者被恢复起来；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是给原官署授予了新的职能或者给予了新权力，如果这种新头衔只是关乎皇家私事，其影响或许不大。这是指公元180年新建了三处皇家苑囿，181年建立了御厩，183年建立了圃囿署。③这些新机构设施可能只是由宦官署领。
最高级的文职并无明显的变动。太傅胡广已死于公元172年，未任命继任人选。这是按惯例行事；太傅的任命名义上是要让他引导年轻而不更事的人君“向善”，因此当一位太傅死了的时候，要到有新君嗣立才应任命一位新太傅。诚然，胡广本人的任命是有些出乎常格，因为他是灵帝的第二位太傅；前任太傅陈蕃已在公元168年10月死于宦官手中。很显然，人们再没有考虑违背故事来给灵帝任命第三位太傅，更何况他在公元171年已经到了法定年龄。①因此，在189年5月这个位子便空出来了。
当太傅位子空出来以后，最高层文官便包括三公、九卿和俸给相当于九卿的八尚书。表面上，这个结构终灵帝之世面貌依然，但是事实上，它在178年以后的局势中已有很重大的变化。从那时起，高级官位须得用钱买；它们不再简授给贤能之人，而是卖给最有钱的人。②在某种意义上说，卖官是开始于大约70年以前的一个发展过程的逻辑结果，因为那时如果出现了捉摸不定的或灾难性的事变，习惯上得免三公的官。像地震，像连头婴儿这类事件就被认为是上天对皇帝行为的批评，因而只要移罪于三公，皇帝就可以被祓除。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预言三公的任职期间会有多久。事实上，他们的职能与政治现实是分开来的。他们的权力这样的被削弱是用增加其他政府机构的权力来使之得到补偿的。最初，这是由尚书台来补偿，但自窦武事件之后便转移到宦官身上了。③在从前，即在公元109年和161年，只是在有限的规模上和一定时期内，并且是为了解决巨大的财政困难，才在个别情况下准许买卖官职。但是在公元178年，卖官已卖到国家的最高职位，而灵帝除了表明出于他自己的贪欲、他母亲的和几个宦官的贪欲之外，也根本提不出任何正当的财政困难的理由。如果是因为三公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使得出售官职成为可能，那么，是最高层的贪污腐败使卖官鬻爵产生了诱惑力。
买卖官职之举是在西园的被一个称为西苑的地方组织进行的。三公之一的位子值钱1000万；九卿之一的位子值500万；而在约100个左右的郡守中，一个职位得花2000万钱。①对于那些声誉好的人价钱可以减半，而实际上，每一个想得到官职的人都必须首先去西苑进行讨价还价。在这种种交易中，朝廷并非总是赢家。公元185年，崔烈（死于公元192年）以五百万买得了司徒之职，在授职仪式上人们听到灵帝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为了得到更多的钱，公元187年以后灵帝准许出售关内侯。②灵帝委婉地称他所搜括来的钱为“礼钱”，他因此在西苑建了一个金库来储藏它。他也在那里储存从全帝国流入他手中的“礼物”：其中有送给他的，有送给他母亲的，也有送给某些宦官的，目的在于期望得到批准或者提升；在这里还存了从老百姓那里榨取的千百万钱，那是公元185年为了建宫殿以每亩（约0。113英亩）十钱开征的；在这里也储存了用非常敕令征集的三亿钱。另一创举即“助军之费”也存放在这里，但是，当皇帝在公元185年取消了国库和皇帝私藏之间的区别以后，他又建了万金堂来存放帝国的岁收。西园对整个政府唯一有些用处的是在公元184年，那时皇帝大方地把他的马匹交给了与黄巾军作战的军队。①有些买高官的人都是些暴发户：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他们的后代也名不见经传。可是，另一些人中却也有帝国社会的精华。有势力的袁家为在公元182年为他家的袁隗买了一个三公之位；一个宦官的养子曹嵩（死于公元194年）在公元188年据说以一亿钱也买得了一个三公之位。②做汉朝三公之一，其威权是值得付出高价的。
如果在首都追求高级职务者不乏其人，那么，猎取其他职位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除了那些不想花钱并且对征逐结果表示大惊小怪的人（因而给朝廷惹些麻烦）之外，还有需要采取某些非常步骤来填满所有职务的更深刻的原因。一个是从公元169年直到184年的党锢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就是所谓的回避制度上的原因：即一个官员不许在他所出生的本郡本县任职；他也不准在其妻的住处供职。③这些规定越来越复杂，所以在灵帝时代就出现了许多长期的空缺。
为了能够多弄些人来做官，朝廷在公元176年经过一个简单考试后任命了年岁大的太学生一百多人；第二年又搞了一个惊人举措，即让某些商人戴“孝子”衔，而给了他们一些小官做。这些特别措施并未奏效，于是在公元178年又发动一个空前的步骤。一个崭新的太学——鸿都门学——被建立了起来，它的学生实际上得到了保证，即一定都有官可当。鉴于在公元172年，即在另一次京师的简短争权斗争中他们有一千多人曾被宦官拘禁，原来正规太学的学生显然被认为政治上不太可靠。毫无疑问，这在新的太学中引起了震动。有几个官员抗议皇帝对新太学学生的偏爱，但所有的证据表明，皇帝对他们的申诉未加理睬。①上面已经谈到叛乱怎样影响了军事组织；在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叛乱的影响也在文职上感觉了出来。朝廷开始注意到，它屡次没有能够迅速地解决叛军的问题，其原因盖在于地方行政的软弱。叛军活动范围通常过于广泛，各郡比较不足的军队不够应付，但是，又没有一个在现场的人有充分的权威能动员和指挥更多的军队。每一次部署一支稍大的部队，朝廷就必须任命一位新指挥官。等到这任命的全部过程完成之时，叛乱往往已逐步升级，或者已给各郡的官军以重创。可是，朝廷又怕把指挥着大军而有潜势力的校尉们留在地方上，因此从一开始就只搞一些权宜之计。公元179年曾经让一位朝廷官员长期当地方军的指挥官，但已证明它并不成功。在那以后的几年当中他们也设想过其他办法，但在公元188年朝廷采取了一个重要的、回顾起来却是致命的步骤。它给被叛乱蹂躏了的州任命了州牧。②这些州牧常驻在他们辖境内；他们拥有正式的九卿官阶，地位在所有其他地方官员之上。换句话说，相当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心已经形成。其中有一个地方政权就发展成了完全独立的帝国，使自己承受了汉朝的天命，并且自称是它唯一的合法的继承者。
灵帝在弥留之际发表了两项任命；这两项任命都与州牧有关。他把信使派往北方一个地方，给刘虞（死于公元193年）这个很成功的州牧加封为太尉。这只是第二次任命京师以外的人为三公。③与此同时，他还派使节去西方，使赍州牧玺书给一个拒命解散自己军队的将军。这位抗命的将军正领兵向京师进发，所以任命他为州牧就是想迫使他回师自己原驻地的最后一着。①不管朝廷有什么理由，此事未能如愿。这个将军就是董卓，他虽然有了加封，但仍然统兵向京城进发，如上所述，当灵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停止呼吸时，他已行进至距洛阳西北80英里处。
叛乱与战争
四种战争困扰着灵帝的统治：外族对中国领土的侵袭；中国领土内的外族的起事；使汉族互相斗争的叛乱兵变，它们通常是由于物质困苦所致；以及带有宗教的、反王朝意义的叛乱。
外族的侵袭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也不是朝廷无力保卫自己免受北方游牧民的侵扰，后者对买不起的东西就实行抢掠。有一个历史学家说道：鲜卑犯幽州，杀略吏民。“自此（灵帝建宁元年）以后，无岁不犯塞。”②这特别是指东北边地一带的形势。乌桓和鲜卑这两个游牧民族每年冬天都要南下牧马，骚扰比较富庶的汉民城镇，只是在公元177年朝廷才派过一次大军讨伐他们。③这次讨伐军的部分军队不是汉民，而是另一异族的骑兵，以此实践了中国的政治格言——“以夷制夷”——的策略。这支讨伐军被打败，从此以后战争就交给地方官员去进行；当然他们是不能胜任愉快的。
如果我们放眼看看北部边疆的西线，汉民和卜居于此的其他外族之间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公元50年，后汉的第一位皇帝曾经允许一支匈奴人居住在长城里面。50000439＿0357＿3④这事实上意味着他把一片领土让给了他们，但在汉人的眼光里这片地方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灵帝在位的时候这一安排并未引起麻烦，反而事实上是这些匈奴人的骑兵在公元177年帮忙皇帝攻打了鲜卑人和乌桓人。可是，快到灵帝统治的末年，匈奴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续承权的斗争，其中争权失败的一个领袖向皇帝乞援，竟然大失所望。他在感到灰心失望之余便参与了汉人的地方叛军，而在灵帝死时这两股势力就合流了。
再往西边和一直到南方的一片地区则由汉人和另一外族羌人居住。虽然羌族此时并不住在西藏，但在西方文籍中通常称他们为“原始藏人”。①羌人在灵帝时期比匈奴人更好斗。公元184年紧接在黄巾叛乱之后，羌人和许多汉人都起来反对汉帝国。这次叛乱波及甚广，并且有两次威胁到旧都长安（在公元185年和187年）。
有一个时候局势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以致司徒建议请皇帝放弃整个战乱地区，但在公元189年3月，即在灵帝临死之前两个月，朝廷对羌汉联军勉强赢得了一次胜利。②不幸的是，这次胜利的结果仅仅是使叛军分裂成了三股；其中有一个汉人自己称了王，到30年后才把他赶走。
在南方各地，汉民与通常笼统地称为“蛮”的几个外族杂居在一起。跟“蛮”族的关系也很紧张，经常是剑拔弩张的。从公元178至181年，战争连年不断，最后才由朝廷获胜。在灵帝的其余年代中，麻烦之事此伏彼起，但在他死的时候局势还算是相当平静的。③不常见的是，汉民农夫和士兵仅仅由于处境绝望就揭竿起事。在公元170年、186年和187年共有三次起事，但是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人们也不能够确定叛乱是否别有用心。①别有用心的叛乱对汉帝国最具破坏性。这种叛乱有时被称为“宗教性叛乱”，因为叛乱者的目的不仅是政治的，它也是宗教性的。在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中，虽然实际上君临天下的皇帝不总是代表宇宙的力量，但王朝却是它的代表。在这里，宇宙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倒无所谓：对有些人来说，汉王朝是“火”德的活的体现，只要“火”德不衰，王朝的统治就是无可争议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汉王朝体现着早已在奇异的、秘教式的书中写下了的古老的预兆。难道孔子本人不就曾预见到他死后三个世纪汉朝会掌权吗？②甚至对于更刻板的人来说，汉王朝的存在本身就证明是天意所属，因而只要没有人相信天命已改，他们就得容忍汉王室的存在。
中国人的最高政治格言与法国的一句古话——“我们不应该对皇帝凯觎非分”有所不同。——中国人另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③不管一位将军和一位大臣有多大权势，只要没有可见的天象足资进行冒险，这权势是无助于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个人的成就可以看成是上天的嘉许，但其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上天对他本人的赞许，也可以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上天对他给王朝的服务所表示的嘉许。如果上天确实表示要建立新王朝，得显示更多的证据。
对有些人来说，这种证据包括着象征和奇迹；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包括着新的预言；对再有一些人来说，它就是能够提供证据的理论和数术。总而言之，谁要想建立一个新王朝，谁就应该拥有（或编造）上天的支持，即以某种方式证明汉王朝气数已尽。相反地，当一个新王朝确实宣布建立以后，人们应该确实知道上天已有支持的表示。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所谓的“宗教叛乱”才引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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