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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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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被淹没无闻。实行改革以帮助中国对付西方的进攻，已让位于清廷在此伏彼起的叛乱中一心挣扎求存所作的努力了。
因此，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的十年中，清方谈判者天天使出了他们整套的传统策略伎俩来虚与委蛇，而极少有任何新颖的奇谋妙算。他们试图在外交礼节和名词术语方面使其外国对手处于下风：譬如说，会谈只许在货栈那种令人感到屈辱的环境中进行，或者只许同低级官员进行。当被迫作出让步时，也只能把它 当作仁政，而不承认外国人的权利。清帝的代表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可能采取会引起民众公开反对的行动，这点印度的统治者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在开始时却利用了私情交往。
处理从1842到1848年新条约关系的宗人耆英，用古代《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精神来执行他的任务。在那个时代，这条金科玉律是人们的口头禅。如耆英所言：“制夷之法，必须先知其性……即如吉林省擒虎之人，手无寸铁，仅止以一皮袄盖于虎首，则虎即生擒矣……今若深知其性，即可以慑其心胆。”①可惜耆英运用这一战略时却是片面的。他不去研究介绍英国商业扩张的文章，反而先试图用交情来笼络英国头目。在他与璞鼎查的书信往返中，尤其是在他于1843年6月对香港的史无前例的五天访问中，这位钦差大臣真是极尽讨好巴结之能事。他装出一副与亨利爵士十分友善的姿态，在书信里把后者称为他的“因地密特朋友”（即英语intimate）。他甚至表示想收璞鼎查的大儿子为养子，且与璞鼎查交换老婆的相片（耆英后来向清帝表白，说什么“英夷重女而轻男”）。其驯夷手腕在他对这位英国全权大使的告别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听起来颇象一封情书，他说：“一年多来我俩均在致力于同一工作，且彼此了解对方都是一心为国的：既不为私利之动机所驱使，亦不被欺诈之盘算所左右，在商谈和处理事务中，彼此心心相印，我们之间无事不可相商；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觌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恻！”②满族显贵的这种表演，体现了个人外交的悠久传统：军事上软弱而文化上优越的中国统治阶级常常采用此法以同化和软化入侵的蛮夷。假若璞鼎查是蒙古人，耆英的举动就不会那么使他惊讶，因为这些举动只不过是中国古代外交纪录的重现而已。举例说，汉朝对入侵匈奴的妥协，采用的就是和亲政策。中国每年给匈奴定额馈赠（另给其酋长婚配一名中国公主），使之保证停止对中国边境的侵犯。和亲就是“中国历史上‘不平等条约’的另一种形式”，当中国军事上软弱时它就一再出现。当汉朝成功地把和亲政策转变为完全的纳贡制度时，“就向匈奴要来一位王子作为人质，以保证其驯服”。①耆英（英国的公文中写作Keying）自己没有儿子，建议收养璞鼎查的儿子，并带他到北京去。当他得知这孩子先要在英国完成学业时，他答道：“很好！从今天起，他就是我的养子弗里德里奇·耆英·璞鼎查了！”②英国在1842—1843年谈判中的目的比较简单具体，但影响却深远：即依靠条约法规使各种权利成为制度，使其总的来说有利于英国在贸易及交往方面的发展。正象查顿所申说的那样，他们最直接关心的就是通商的机会。条约税则实际上是由英国的与广州的有关人士议定的。伍崇曜代表中国方面，马地臣则率领致力于废除旧制的英商代表团。然而，他们都不十分了解行商以前实际上交付的贸易税。关税率实际上是查顿过去的一位代理商（罗伯聃）在广州同海关监督等人讨价还价制订出来的。新税则的税率用几乎任何标准来衡量，都可以说是低的，且不具保护性，因为不论进、出口税都仍按中国的旧规矩征收。主要的变革并不在于帝国的旧税率方面，而是在于要努力扫除深深植根于广 州贸易制度中的捞外快和收小费等一整套敲诈勒索制度。当涉及内陆转口税（指外国货物从口岸起运至内陆市场后所应征收的那些税）时，条约规定此类税额“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某分”，可是由于缺乏情报资料，这种百分率在条约条款中最后仍付缺如。不出所料，英国人根本不能杜绝在商埠以外对他们的货物随地课税。“自由贸易”还是无法强加给中华帝国。
取代广州海关制度的一些新规定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制订了出来，并与税则一道于1843年7月22日颁布：英国船只将把它们的执照委托英国领事保存，这样一来，英领事实际上将取代以前对在广州的每条船只负责的那种公行“保商”的地位。中国政府将不再对中国商人的债务担当责任。同时英国政府规定，英国领事对所有英国人有审判权。这样便正式制定了治外法权原则，而它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侵犯中国在广州的刑事审判权的。
中英附粘和约是在1843年10月8日由璞鼎查和耆英在虎门签署的。它把英国的贸易限制在五个通商口岸内，允许外商在那些地方居留，但限制到五个口岸之外的地方去旅行。附约规定了香港与广州之间的地方贸易，允许在所有的商埠内停泊军舰，认可领事协助稽私，承认治外法权和引渡刑事犯。它还包括一项最惠国待遇条款，即此后凡与其它列强订立之条约，英国将援例享有同等利益。虽然如此，附约后来在中、英文本之间显示有几处歧异，这部分原因是由于英方译员小马礼逊死后无恰当的接替人所致。①英国的目的是想利用其陆海军力量来巩固已经获取的通商机 会。关于这种努力是怎样受到限制的，从香港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英国人希望把这个现在已经属于英帝国的岛屿变成他们存放货物的仓库，从这里他们可以进入中国全部沿海地区。为此目的，他们想把中国的沙船贸易吸引到他们这个新的岛屿港口方面来，因此试图把这一点写入附粘和约。然而，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却明白无误地写道：香港乃外国领土，所有去该地的中国商船必须从中国五个通商口岸的中国海关取得通航证。中国当局用拒发通航证的办法就能够窒息这种合法的贸易，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对中国方面这种不合作的态度，英国人的对策是通过由香港英国当局发放航行许可证，来保护居留在那里的英国国民的船只。这是一种新策略，它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载运旅客和杂货的小船。英国人单方面推广了这种做法，很快让那些在香港注册而往来于中国所有沿海地区的中国船只和外国船只使用他们的旗帜。
南京条约和虎门附约没有提到的主要问题是鸦片。英国政府争辩说，鸦片贸易既然明显地不能为中国所禁绝，那么，上策便是使它合法化，并对它征税来达到管理它的目的。对此，道光帝当然从内心里不能同意。鸦片因此在初期的几件条约中始终没有被提及，而这项贸易却在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外，根据一套非正式的规定得以恢复进行。早在条约规定的商埠开放以前很久，那些新口岸外就有武装的鸦片“接受船”（浮动的毒品货栈）停泊在沿海鸦片站旁边，鸦片站的贸易已成为既成事实。到1843年4月，上海官员们“业已在吴淞附近指定了一个停泊地……生意十分兴隆，许多清朝的低级官吏也参观过这些船只。”①然而璞鼎查于1842年11月曾经下令，英国人在这些港口正式开放和建立 领事馆之前，禁止在那里进行贸易。在仍被占据的舟山岛上一位英国高级海军军官就曾指出，鸦片商人“迄今已被允许在该岛与澳门之间的沿海一带航行，而无需办理港口过境手续，也未曾受到任何盘问……只要他们不靠近尚未开禁的五个口岸即可”。①可是，当这位军官于1843年4月发现他们出现在尚未正式开放贸易的上海口外时，便命令他们在24小时内离开。
这件事给观察两国事件的人提供了一个可资教训的实例。璞鼎查斥责海军这种头脑刻板的举动。那位军官受到谴责并被撤职，而与他认真合作的那位上海道台也得到了同样的下场。此后英国海军就对鸦片贸易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到了1845年，就有八十艘装运鸦片的快船往来于香港。此时马地臣指示他那为首的鸦片船长说，不要夸耀对海军的“胜利”，而是“要尽力讨好清朝官吏，如果他们要求我们从一个停泊处开到另一个停泊处，我们就要照办，并且不要太靠近他们的城市。鸦片贸易现在在英国很不得人心，因此得保持沉默，尽量避人耳目，为此目的，不论怎样小心都不为过分”。②结果，英国对华的商业入侵从此便是合法贸易与非法鸦片贸易双管齐下地进行。合法贸易是在新开辟的五个条约口岸进行。鸦片贸易使在这些港口之外的沿海一带的接收站多了一倍，那里通常都停泊着二、三十只鸦片接收船。到1860年为止，鸦片贸易额翻了一番，每年进口由三万箱增至六万箱。然而鸦片商人却受到璞鼎查的警告，不许到上海以北的地方去，这显然是与大鸦 片商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还可能同清朝当局通过气。这样一来，中国沿海的法制就弄得肢体不全。尤其糟糕的是，英国——还有美国——为了同中国发展贸易，就继续靠向中国输出鸦片，作为筹措购买茶丝出口货资金的主要手段。
① 关于“羁縻”问题，见杨联陞的文章，载于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31—33页。关于魏源，见伦纳德和米切尔的文章，载《现代亚洲研究》6。2（1972年4月），第151—204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
① 1842年5月19日收到的耆英的奏折，载《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7第22、23—24页；参阅《孙子·谋攻》篇。
② 耆英致璞鼎查函，璞鼎查信函，1843年第142号，外交部档案17/70。
① 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与扩张》，第10、43页。
② 璞鼎查信函第74号，1843年7月5月；第85号，7月19日，外交部档案，17/63；义见璞鼎查信函，第142号，1843年，外交部档案，17/70。以上引自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Ⅰ册第111—112页。
① 中国海关英文本与中文本之附加条约（见本书238页注②），“与英国公使馆保存的原文核对过”（第17页）。海关出版的这一中文本与得到北京御批的摘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9第27—34页，1843年11月15日的奏折与谕旨）对照起来，有许多歧异之处。见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125页。
① 璞鼎查信函，第40号，1843年4月29日所引一位“与贸易毫无瓜葛”的通讯员的话，外交部档案，17/67。
① 船长霍普1843年4月21日于哈丁顿寄阿伯丁的信，外交部8月12日档案，17/75。
② 马地臣于1843年4月22日给麦克米尼斯船长的信，中国沿海书信集22/4/43，怡和洋行档案，剑桥；又见欧文的《英国在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及斯宾士的《清代吸食鸦片概况》，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统制》。
条约口岸的开放
口岸在新的条约制度下只是逐渐开放的——广州开放于1843年7月27日；厦门于11月2日；上海于11月17日；宁波于1844年1月1日；福州于1844年6月。另外，7月3日和10月24日分别同美国和法国签订的条约，只不过是给条约制度锦上添花而已。
顾盛代表美国人方面，试图以要挟北上来得到他要签订的条约；他话音未落就在广州获得了他所谋求的条约。他没有别的事能插得上手，但他是一位精明的律师，便更明确地琢磨出了几条治外法权条款，另外又加进了几条有助于使缺乏象香港那种基地的美国人也能参加中国沿海贸易的条款。在这些新开的港口，美国人采用一种省钱的变通办法，即由商人临时担任领事，但这种做法对英国想让领事来执行条约规定的努力几乎没有什么帮助。①在法国方面，拉萼尼代表主要致力于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并要求清帝国政府能给予宗教自由。耆英的第一着棋是利用旷日持久的谈判以达阻止拉萼尼北上北京的目的。同时耆英也看出，这位法国使者要求的让步要比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得到的还要多。在最后同意给基督教以宽容的时候（这意味着取消雍正帝的禁 令），耆英含着眼泪告诉这位法国人说：“你劝我作出的这种让步……也许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你有义务拯救我……帮助我。”耆英于是企图只限定在各口岸传教，但最后没有成功。①1844与1846年的上谕重新允许中国人信奉罗马天主教，并且恢复了在雍正时代查抄的某些教堂。基督教新教获得了同等的许可权利，但是教士不得离开条约口岸去内地旅行。法国人接着在广州和上海设领事。由于贸易发展很慢，上海领事孟体尼便致力于维护他职务的尊严及法兰西的利益。
耆英和美、法打交道的政策是这样的：“一视同仁”，让这两国都能通过最惠国条款得到和英国同等的权利，不使他们因为享受到了同等特权而感谢英国。他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想离间法、美同英国的关系，以期将来能利用法、美来反对英国。他也认为仍要把广州继续作为中国外交的接触点。
和这种外交相辅而行的是清朝重建沿海军事的纲领，其中包括海军的训练、火器的使用以及建造新的炮台和要塞。但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想获得西方武器的势头逐渐减弱，这是因为耆英的安抚政策看来还颇著成效。因此不需要花大气力去重新建设中国的军事力量了。②为了在新口岸与外国人打交道，耆英的首要任务是物色和任命一批可靠而又有才干的官吏，这些人要既能博得朝廷和外国人的信任，同时又能忠于自己和与地方势力合作共事。他首先起用的是在南京当过他的助手的那些属员。他在广州谈判时最得力的助手是黄恩彤，此人是中方参加附粘和约谈判的主要人物，他曾通过正常仕途升任南京盐运使，并于1842年为南京按察使和代 理布政使；1845年他出任广东巡抚。①其他一些南京随员则被派往上海、宁波任道台。在厦门的新式人物是福建省布政使徐继畬（后来任巡抚），此人是个学者，那时开始根据西方资料编辑一部附有44张西式地图的新的世界地理书《瀛环志略》。徐继畬是1826年的进士，在翰林院工作过十年，深受安抚政策的主要拟订者穆彰阿的赏识。他在战争时期是福建省的一名道台，后来于1842年春被任命为广州按察使，在广州他与同窗黄恩彤（也是1826年进士）共事过一段时间。徐继畬于1843年调回福建，因此利用与领事及传教士正式接触的机会而获得了许多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虽然他这本1848年编成的书较之魏源的《海国图志》更为简明和精确，但它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流行起来；那时作者于退隐中被重新起用而进入了北京新设立的总理衙门。②这些人因为与外国人办交涉的特殊才能而被选用，他们在通商口岸处于调解人的地位，就象参加南京谈判的清方谈判者那样。他们是两姑之间难为妇，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和外国人打交道，所以多次为此最后吃了苦头。象后来西方的“中国通”一样，这些深谙夷情的人确是一些能够对外国文化中的民俗学进行考察和挖掘的人才。中国人对“蛮夷之性”的看法是以亚洲腹地的长期经验为背景的，他们认为：蛮夷天性难测，也的确“莫可测其高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蛮夷贪婪成性，无往而不牟利，另一方面，蛮夷也确是天性狡诈，没有按文明之道待人接物的修养。他们真是“犬羊之性”。英国人强调贸易，这表明他们极尽本末倒置之能事——“盖夷人重商而轻官，凡欲举事，必先谋之众商。”这是因为整个英国“均赖众商贸易以为生。上下交征 利，不求物质所得者盖寡”。①这种粗鄙显示出他们道德低下，但同时也暴露出英人可以受羁縻的弱点。第一批条约就这样被理性化为实现羁縻的手段。虽然英国人的贸易利益在条约口岸日见巩固，但这种利益仍可看成是随时可能丧失的东西，因此只要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就可使外国人就范——这是一种多么十全十美的理论！但可惜中国缺少必要的实力基础。
在新口岸驯服外国入侵者似乎较为可行，因为中国这个万方共主之国还没有在精神上被击败。这些化外蛮夷在清朝官方文件中依旧有时被称为“英逆”，即他们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成员，却又是这个世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进一步诉诸暴力将是“犯顺”。②条约口岸制度首先确实不是强加给中国的，而是实际上一开始就在这里成长起来的。新条约的规定中关于通商口岸有居留和贸易区域、有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的条款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继续，作为制度，它们并没有与旧习惯发生抵触。何况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港口刚开放时，朝贡使节继续来到北京：朝鲜每年一次；琉球前后来了七次；越南和暹罗各来了三次。所有朝贡的礼仪及其记载都详尽无遗地保留了下来，其中包括蒙古和亚洲腹地的其他王公贵族通过理藩院所表示的臣服之诚在内。今天回顾起来，鸦片战争也许可以看作是一场灾祸；但当时却不是如此记载的。当1844年一个法国人留在琉球，1847年一个行医的英国传教士在那里定居的时候，琉球国王就抱怨起来，清帝对此作了训示，他说道：“佛英二国，不应扰我属国”，“若不为之弭止惊扰，殊无抚驭外藩之 意。”①然而北京现在已没有力量维护这种古老的观念了。这些话仍被继续记载下来，但它们的功效却已成了过往烟云。
① 关于翻译的文件，见斯威舍：《1841—1861年中美关系研究》。关于顾盛的谈判，见古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第8章；丁名楠等：《第一次鸦片战争》，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Ⅰ（1954年7月），第114—142页，特别是143—146页。
① 格罗士阿肖夫：《耆英和拉萼尼的谈判》，第74页。确切的报道见魏景星（音）的《1842—1846年法国在中国的传教政策》，第305页。
② 关于这次流产的海军改革，见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2章；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16—38页。
① 陈鍫：《黄恩彤与鸦片战后外交》，载《史学年报》，卷3第2期（1940年12月）。
② 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年的地理学》。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24页。
② 例如见耆英对地方官吏下达的求和之札，1842年5月20日，文件145，载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史料汇编》。
① 费正清：《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制度》，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67页。
通商口岸的外侨团体
在外国人眼里，条约口岸在新的边疆地区——不是未开发的边疆，而是人烟稠密的文明边疆——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和日益扩大的社会。前几代的西方贸易商已把这些港口选定为打进中国商业渠道的潜在地点。厦门与宁波在十六世纪已为葡萄牙人所熟悉。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广州和上海却是主要的口岸，而位于这两地之间的另外三个地方不过是前哨地点而已。在订约后的头十年中，厦门的外侨约在二十五人左右，福州和宁波各有十二人左右。分散在港口外的鸦片接受站的人数就更不多了。早就建立起来的贸易中心广州大约有三百个外侨，但是广州是两广的首府，那里住有许多官吏和世家大族，它是政府威信和地方爱国主义的象征，抗御外人和防守本地的能力比上海要大得多。外国势力增长的真正中心是在长江口上。上海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已有十二个商行和一百名左右的外国人。到五十年代中期则发展到了七十个商行和三百多名外国居民（不计家眷），并有八个领事馆和三十六名新教传教士。②在各个口岸，外国侨民团体集中于前滩或沿江马路一带，装载的货物由此转卸到外国商行所在地段内的货栈。每个外侨团体 都设在中国本地城市外围的背水之处，使之能从水上获得援助，也能对陆地作某些防御。英国领事们早就要求有权在有城墙的城市里所租借的领事馆建筑物上升起国旗，而且除广州外，其它各地都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在厦门，外国居留地实际上是设在海港内的鼓浪屿；在福州是设在闽江上的中州岛上；在宁波则是设在城关一条小河的对岸上。当外国人在上海城关以北黄浦江岸定居时，他们住在两条支流之间，而在靠内陆的一侧的边缘，他们又开凿了另一条被称为洋泾浜的小河。
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条约口岸总计大约有五百名外国人，他们的工作主要在将近两百个商行里（其中既有从事本地各种业务的商行，也有从事国际贸易的商行）。男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女人。其中半数来自英伦三岛，另外四分之一来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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