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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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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教士团体在数量上只是中国这个舞台上的配角，但它们对外国侨民团体的贡献，无论在精神或知识方面，都是不可忽视的。受到法国鼓励的天主教传教士，稳步地、静悄悄地在内地主要中心恢复了他们的位置，甚至还发展了他们的宗教信徒。1839年在中国就有将近三十名天主教传教士，其中一半属于遣使会修士，一半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这三十人差不多都是法国人。十人在澳门，此地是训练、供应和联络的主要基地。十人在四川，三人在江西，三人在湖北，其余的则在福建和蒙古，与当地教徒相处在一起。象某些新教教徒一样，他们偶尔也乘鸦片船在沿海通行。到1845年，在中国有七十六名欧洲天主教传教 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在上海再次活跃起来。①但直到1839年，第一批新教徒还只有十二名教士，在鸦片战争后仍旧被限制在条约口岸内。同穿着汉服、过着中国式生活而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天主教神甫相比，这批典型的新教教徒带有家眷，并保持着许多西方生活方式。天主教会由于在中国具有劝人信教的长期经验，所以已经学会了许多中国方式。同时它也比新教更加专心致志于拯救灵魂，建立信徒之家和宗教社团，不大注意行医和教育，以之作为劝人改奉基督教的手段。保持更多个人主义色彩的新教徒带来了更多的物质文化，也与外侨团体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这到头来使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更具破坏性。
条约口岸的居留地是外部世界伸向中国沿海边疆的据点，它们依靠的交通几乎就象当时美国西部边区村落依赖小马快递邮车和商队小道那样。不过中国沿海交通几乎全部靠海运。由英国经跨越苏伊士地峡的这条“陆路”的邮件要花两、三个月时间，但比起从大西洋岸本国绕过好望角或合恩角的四个月航程则缩短了一个月。“半岛和东方轮运公司”的明轮轮船不久又缩短了这段航程。轮船邮件从1845年开始运送到香港，1850年开始运到上海。然而，当时是快速轮船的伟大时代；在中国沿海的那些鸦片快船经常定期地向鸦片接受站供货，这时它们既载运邮件，也载运旅客到条约口岸，更不用说载运香港来的新闻报纸，以及1850年以后载运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了。居住在小一些的条约口岸的外侨，觉得鸦片船船长真是他们兑换钱票的最好中介人。
已经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的英国政府，是创立条约口岸结构的积极参与者。然而中英贸易有它自身的推动力，每一港口的英 国领事都感到自己赶不上新的商业发展形势。根据条约，他们担负着正式的领导职务，但是以西方的贸易和文明（两者被认为是不能区分的）的名义向中国的旧制度发动进攻的，实际上是商人和领事人员的联合行动。
领导英国商界的是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这两个互相竞争的商号，它们的鸦片船船长曾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携手合作，由两家共同把持贩毒的垄断权。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波士顿的旗昌洋行。这三家公司不论在鸦片贸易方面或合法的条约港口贸易方面都从事着范围广泛的活动：它们发展自己的快船船队和银行及保险业务，也发展堆栈甚至船坞等大的港口设备。这种生产能力及其资本积累很快就使得它们在当地向不动产和消费品工业方面进行投资。
在国际贸易方面，一些小商行的经营范围就不那么广。这些在中国的代理行给它们的国外委托商提供市场情报，以寻求对船货投资的风险资本（即投入资本），在这项业务中，代理行只通过向客户收取托运的往来货物的佣金获利。委托商本人和代理商的赢利不仅取决于中国和国外市场的可能性及所有竞争者的反应，也取决于兑换率的涨落，最主要的是金、银之间兑换率的涨落，而且在中国还特别涉及各种各样的计算单位。数量少而币值过高的在西班牙美洲通用的银洋1853年在广州为墨西哥银元所取代；1857年，上海商人又完全放弃了铸币而采用上海银两制——一种用银锭付款的计算单位。①兑换业务只有在外国人同中国人的密切合作下才能进行。
怡和洋行里不仅分设常驻股东的“高级餐厅”及英籍职员与助手的“低级餐厅”，而且还有中国买办、钱币兑换人及许多佣人的 办公室及住处。该洋行的各部门经营茶、丝、纺织品或中国出口杂项。总而言之，一个大的贸易商行足以使英国领事馆在职员人数与建筑物的规模上大为逊色。这些洋行是支配的因素。它们深信自己就在从事条约口岸的一切活动。
外籍代办（即商行头目）完全依靠他们的中国买办。广州的买办执行新开口岸外商营业中属于中国方面的业务，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熟悉茶和鸦片行情，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能够按必要的中国方式互相担保。在中国人看来，买办便是主要的贸易者。他们按照与外国商号签订的合同可以雇用自己的职员，与中国内地来的商人打交道，获取市场情报，办理兑换业务，负责管理全体中国职员及栈房货物，甚至代表外国商行同中国关卡打交道。这样，买办不仅是外国人在中国这块地方的代理人，而且也是典型的经纪人，他们能够作为独立的贸易者来发展自己的业务。他们的利润和投资迟早会使他们作为新型的中国商人而踏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因为他们在条约口岸外国势力的全面保护下是能够兴旺发达的。虽然广州行商的某些职能已被英国领事接管而为本国船只和国民作担保，但主要的贸易职能却落入了买办之手（他们经管外国商行在当地的大部分业务往来）。①英国领事馆的领事、副领事和一两个助手或翻译，基本上来自英国的殷实人家，领事馆负有监督和惩戒的职责。根据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它的全部工作几乎都是为了促进商业。领事要规定负责引导船只进出港口的领航员应得的报酬。他要接受和保管船只的执照，并向中国海关报告船只的到达。然后在船只离开时交还执照。领事也要检查进口货物，听取关于课收税额方面的申诉。他要和中国当局合作确定铸币的标准，还要保管一套在领事馆应用的度量衡标准器件。他要负责签发船只之间货物转驳的证 件。他的职责还包括管理口岸的英国水手，听取人们对中国和英国臣民的控诉；而且他可以独自对英国罪犯进行惩处。他有同中国当局合作的其他各种义务，例如执行口岸限制事项；监督土地与房屋的租用；防止走私；引渡犯人；一般地说要在中、英两国国民之间做调解人。由于同中国政府的一切接触都要使用中文——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所以领事就依靠英国译员充当左右手。象威妥玛、巴夏礼、李泰国、赫德、麦都思和密迪乐等精干有力的人物，都是循此途径晋升起来的。
美国是任命商人作领事，因此使英国人在外侨团体中稳占优势地位，因为商人领事会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中国人眼里，商人领事就象是买了个几品顶戴的旧行商一样，不免对之又慕又恨。因为尽管他们有官员身分，但骨子里仍然是商人；有的英国商人也是这样：他们通常取得领事身分，代表着那些同中国订了条约但却没有派出领事的西班牙、秘鲁、荷兰、普鲁士等国。
条约制度靠武力建立起来，也只有用炮舰外交去维持。这也可以说成是某国使用海军力量作为威胁手段去支持条约权利中的所谓合法要求的伎俩。这一伎俩典型地表现在1848年上海青浦事件中。青浦位于以上海市为中心的允许外国人活动的半径范围之内，有三个传教士访问了这个小城。他们受到粮运船民的袭击，只是由地方官出面才被营救出来。英国领事阿礼国要求赔礼道歉，但中国当局对附近约一万三千多名运贡米去北京的漕粮船民是否要采取行动表现得犹豫不决。英领事于是停付条约规定的贸易税，还把他唯一的一艘装有十门炮的皇家海军方帆双桅船调来以阻止一千四百只装有稻米准备离开码头的民船启运，并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逮捕十名为首的肇事者。阿礼国接着派遣刚好乘一艘炮舰到达的巴夏礼越过当地道台直接向南京总督要求赔礼道歉。结果总督把这个道台免职，并对几个肇事者给以在外国人居留地戴上刑枷一个月的处分。这种对甚至在数量上大大占优势的 群众使用武力的大胆果断的行动受到外侨团体的全力支持，虽然此举在香港和伦敦并不怎么受到赞赏。但阿礼国却顽强地表示，这是保护在华英国人的唯一办法，而且以后几代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也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①炮舰外交揭露了关于中西交往中谁说了算这个反复未决的斗争。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英国希望的不是把中国当作殖民地来统治，而是要中国按照英国方式在法治精神下进行国际交往和自由贸易，因为这将为英国的商业利润打开门户。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中国古老的社会中进行一场革命，而这一点当然要遭到坚决的反对。
② 梅耶等编：《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第364页。关于早期的通商口岸，见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以及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关于全面的数字，见严中平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1—48页（商埠），第49—56页（租界）。
① 费伊：《鸦片战争时期的法国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载《现代亚洲研究》，卷42（1970年），第115—128页。又费伊：《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第8章第23页。
① 洛克伍德：《1858—1862年的赫得公司》。关于通商口岸的通货，见弗克兰·金：《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
①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桥梁》，第51页等处。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第392—393页，摘自英国蓝皮书《在中国受到的侮辱》。
英国与广州的对峙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高压政治使治域广袤但力量不足的清政府威信降低，并危及它的权威。1841年5月的三元里事件（见第四章）就是一个前兆：清官吏对外国入侵者表面上的安抚进一步唤起了排外情绪，并且动摇了老百姓对清皇朝是受命于天的默认。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广州的清帝国官吏，不得不在英国人及绅士领导的民众之间左右讨好。
在战争时期，特别是三元里事件刚刚过去时，绅士和村民联合建立了民团局来维护地方团练。为此目的，他们在广州北面组织了一个总局以协调已经在邻近市镇（包括八十多个村庄）建立起来的十几个团练的行动。这个新成立的局（叫昇平社学）经官方承认，凑集了大量的资金，募集了好几千多勇。②这种由绅士领导的乡村 武装，对于不可抗御的英国人似乎构成了一个坚强的壁垒。
在广州的三百名左右外国人依旧被限制在号称十三行的老区长达八百英尺的滨江地段以内，那里有约四英亩空地。想到别处去租赁房屋的尝试，通常总是要碰钉子的。他们可以在河上划船，但是稠密的人口往往使他们感到窒息。所以英国人下乡有着很实际的目的，即为了锻炼、娱乐和体育运动，特别是想猎捕野禽。但由此而招惹的事件不久就满载在名为《在中国受到的侮辱》这本英国蓝皮书中。
既然在朝贡时代断然拒绝外国人进入广州城内，那么在1842年以后维持这种禁令，就成了广州人反抗的标志了。双方都不断地扔石头、殴打和骚乱，在这当中，广州人的高傲和敌意常常不亚于英国人的鲁莽和傲慢。1847年4月，英国公使德庇时爵士终于再一次诉诸炮舰外交，把英国的战船从香港调来进攻虎门炮台。三十六小时内，英武装力量打哑了清朝八百二十七门大炮，进入广州，占领了十三行。然而他们可能取得的最大成果乃是耆英同意广州城门两年后向他们开放。“德庇时的进犯广州”就这样不了了之。八个月以后，六名在民团区域郊游的英国人被杀。耆英立即派兵占领那个村庄，惩办了凶手。然而他不断想通过维护英国人享有和平交往的条约权利去安抚英国人的努力，使他似乎成了广州的抚夷派，而北京却有理由害怕这种安抚会失去民心。因此耆英于1848年上半年被召回，其继任者为汉人徐广缙：徐奉行的是依靠民众排外情绪的政策。
1849年初当英国人再次要求进入广州时，徐广缙在全城及乡下动员民兵搞自卫，这种高昂的反抗外国人的民气受到清帝的嘉许。由于巴麦尊没有做好发动第二次战争的准备，英帝国后退了下来。总督徐广缙与那位表面上气壮如虎的巡抚叶名琛受到清帝的器重和士绅们的赞扬：英国人十余年来“蹂躏我边境，追捕我男妇”……若非这些官吏体恤人民，“鼓其勇气，使之众志成 城，则似此一举，实不可得”。①结果便形成了僵持局面。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条约虽已签订，但在广州依旧未生效力。西方的贸易，象以往一个多世纪一样，继续在英国人和广州人之间敌意尚未消除的情况下进行，何况此时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又已在内地爆发起来。所以新的中外关系的结构是无法在这种旧背景下创立的。
②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71—76页。
① 小韦克曼：《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104页引用了1849年5月11日散发的一份中文揭贴。中国官员与接连几任英国公使的通讯往来以及他们对广州绅士及民众的告示，已由佐佐木正哉从英国档案中编辑成《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汇编》。
中国沿海的骚乱
随着英国人的新权力在中国沿海边境的确立，引起了人心向背的变化：一方面是对清政府日益疏远，一方面出现对外国人效忠的迹象。广州商人和仆役实际上参预西方扩张的活动，助长了这一人心转变的过程。当怡和、宝顺和旗昌等洋行在通商口岸扩大合法贸易并在口岸外的轮泊处发展鸦片贸易时，他们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从南方招募来的中国帮手。广州和福建商人也独立自主地迁往上海，从事合法的与非法的贸易。
这些随着西方贸易的扩张而迁来的广州人，不仅语言和风俗习惯不同于长江三角洲，带有那种异域情调，而且许多人是对外贸易中日益成长的下层社会里的不务正业者和诈骗者。从厦门来的广州人和福建人，他们出过洋，因为曾是香港、新加坡、槟榔屿或马来亚等地的居民而取得了英国国籍，他们也可以要求领事裁判权的保护。这就形成一整个介乎东、西方之间的中国人阶层，他们能够随时要求外国保护，拒绝接受中国管辖，虽然中国的习俗则坚持各地的中国人都是清帝国的臣民。这样一来，外国 庇护下的广州人和厦门人便成了中国沿海一带的特权人物：他们拥有外国武器和与外国人的关系，中国官吏要对他们进行高压就得三思而行。早期在厦门领事馆注册的英国居民中，大多是华裔及新加坡、麻六甲或槟榔屿人。这些英籍中国人一旦穿上西服，通常都被认为是受到外国保护的。他们只须简单地换上西服就俨然有权要求不受清政府的管理，而一旦改着中装，又可以融合在本地人中间。
但是，利用英国的掩护进行违法活动，只是更大规模的潮流——华南持不同政见组织——的先兆；这种组织首先在贸易路线上，后来在居民当中滋生起来。人口和贸易的增长使政府的管理鞭长莫及，秘密会社遂能迎合那些从事合法贸易的客商之间与日俱增的互助互卫的需要，同时也迎合了鸦片走私商及分享他们利益的衙门吏胥、船户和盗匪之间的需要。
华南秘密会社一般是三合会或洪门（见第三章）的分支。三合会各会堂大多是独立的，不受中枢的控制，而且只在他们愿意时才进行合作。但他们的秘密兄弟关系彼此间有一种秘密的语言、口令和暗号，会员即使互不相识，也可凭着这些办法了解对方的身份：这一切对从事不可告人的生意而到处飘泊的人是特别有用的。松散的三合会网络组织没有中枢头目，肯定是无法对抗政府的，但政府也无法消灭它。它作为地方犯罪的媒介物而滋长起来。①就这样，在西方商业扩张的半阴影里，一种不法的中国社会成分开始沿着贸易的道路发展壮大起来。三合会会徒成批涌向香港，英国人想在那里把他们管起来。在中国的海域内所树立的一 种以英国海军为代表的新权威企图建立一套新的法律统治，但它不可避免地会同时给不法分子提供掩护。举例来说，就是这些促进了鸦片贸易的广州人和厦门人，也帮助了苦力买卖的发展。非洲的贩奴贸易已被禁止；但新的种植园仍旧需要廉价劳力。结果是产生一种新行业，它用外国船只从厦门、汕头、广州或澳门将契约华工运往马来亚、苏门答腊或爪哇以及秘鲁或古巴等地，为开辟种植园提供劳动力。这一勾当是由厦门的德滴等肆无忌惮的英国商人们推动的；德滴作为英国臣民而享有治外法权的保护，而且他还是荷兰与西班牙两国的领事，所以又获得了豁免权与权势。
海盗活动这时也随着沿海贸易的增长而趋于猖獗。到1850年，厦门领事估计，至少有三千名中国海盗活跃在福建沿海。英国炮舰正式进行巡航，追捕海盗，把一批批罪犯带到通商口岸交给中国地方官。在四年内，英国船只捕获了大约一百三十九只海盗船，并得到英国政府付给的奖金：即对七千名左右被杀或被捕的海盗按每个人头付奖金二十镑。这种活动只部分地在公海上进行。它也是英国权力代替中国权力的一种表现。但是追捕海盗遇到了真假难分的困难。因为中国渔船队开始武装自己以抗御海盗活动，何况有些武装船只既可充渔民，也可充海盗的角色。
作为抗御海盗活动的保护者而发展起来的护航队，也变成了一种生意。获得香港所发英国通航证的武装船只，开始订立保护中国渔船队和贸易船只的合同。例如，一百零五吨的斯派克号双桅纵帆船，长七十英尺，宽十九英尺，深八英尺，上有一层甲板和两根桅杆，它配备着九门炮、二十三支毛瑟枪、五支手枪、十把弯刀、四支长矛和五根梭标，并有十一名水手。此船归宁波的威廉·戴维森所有，悬挂英国旗，带着由香港总督签发的有效期为一年的通航证。船长、大副和炮手是英国人，但大多数水手是马尼拉人。斯派克号不怕中国船只，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它不得 不依赖中国人去分辨海盗与合法渔民。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中国人的纠纷之中，使英国旗帜被私人目的所利用，但船长、大副和炮手对此并不一定反感。①不久，英国私人的护航业务碰到了其他外国人——澳门的葡萄牙人——的竞争。到十九世纪中叶，后者的十二、三艘武装洋式中国船（有着欧洲式的船身和中国式的帆），不顾澳门葡萄牙人的限制，聚集于宁波江口大肆敲诈勒索。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于臭名昭著的布兴有（阿帕克）率领二十几艘船只组成的广州海盗船队在宁波港外停泊，本来在护航业务上就已经相当剧烈的英、葡竞争被弄得更加复杂化了。虽然用惯常的收买办法把布兴有设法安插到了清帝国的水师里去，但他继续在护航事务中进行讹诈。不幸，中国地方当局未能使这些广东海盗与葡萄牙人互相火并而同归于尽，局势依然没有被控制住。
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鸦片贸易非法地日益扩张，以及苦力买卖、海盗活动和护航工作等原因，新的条约制度精心哺育的西方对华合法贸易，受到了贪污和混乱局势的威胁。在那么多越轨不法事情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实行条约税则就越来越行不通了。一个肆无忌惮的外国商人既可以用威胁来恫吓中国的海关税收人员，又可以接着用利诱以达到互利的目的——这样干有何不可呢？不能指望中国海关放弃它们一贯捞外快的常规，也不能指望它们执行外国制度去管理他们无法控制的外国人。然而在条约税则日趋无法贯彻的时候，依赖条约税则的大商行的贸易利益也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上海成为新的发展中心地点，外国的侵略和中国的软弱在这种发展中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中外条约口岸制度。
① 小韦克曼：《1800—1856年广东的秘密会社》，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850年》，第28—47页。伦敦档案局的中国文件，已由佐佐木正哉发表在《清末的秘密结社资料汇编》一书内。
①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338—346页；第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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