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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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艾里克：《1847—1878年清朝对苦力买卖的政策》（哈佛大学博士论义，1971年），第110—161页。
②　何桂清奏折，1858年10月5日收文，载《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30。44以下各页；斯威舍：《1841—1851年中美关系研究》，第522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5第37页，1859年12月2日收文的奏折。到10月，恒祺邀请赫德去做广州的副税务司，见广州类39函件Ⅰ，外交部档案，682/1785。李泰国被任命为总税务司是由恭亲王根据清帝1861年1月的御批追认的。
1860年的和解
额尔金现在依靠巴夏礼充当他的主要翻译和代表，正如他在1858年曾经依靠李泰国扮演一个桀骜不驯的蛮夷的角色一样。善于从事持久谈判的桂良和其他北京使臣来到天津议和，但清廷一如既往力图顽固地维护朝贡制度的基本规定，提出外国使节（即使他带有四百名警卫）也必须由清政府护送至京，并按照清　廷制度给他们安排住宿和供应。在谈判的同时，联军拒绝停止进军，也拒绝考虑任何条件，直到他们到达北京以东十几英里外的运河终点通州为止。在通州，代替桂良在9月17日同巴夏礼进行谈判的满族亲王（怡亲王载垣）发现，联军要求清帝接见，以便交换条约批准书。此时联军也发觉，僧格林沁的部队已经准备了一次伏击，因此就向他们发动进攻。这样，9月18日谈判破裂。巴夏礼及其一行（二十五名英国人和十三名法国人）一同被扣留，并铐押收监。9月21日，联军部队再一次打败清军，逼近北京。第二天，清帝逃出长城前往热河，留下他的兄弟恭亲王来收拾残局。
巴夏礼被扣押三个星期，受到压力，但实际上并未受到拷问，而额尔金和葛罗却迫于形势，在等待天津运来弹药。因为现年三十二岁的巴夏礼有两年半时间曾经是广州政府里的首要洋人，所以北京的顽固抵抗者自然要把他视为有权势的头子而奇货可居。他们派遣早年在广州和巴夏礼同事的海关监督恒祺每天对他进行劝说。远在热河的清帝下令要处决人质，但在这一紧要关头恒祺却把巴夏礼和其他十二个人统予释放。其余的人被处死，于是额尔金和葛罗决定亲自对清帝进行示威性的惩罚：他们烧毁了已被外国军队抢掠一空的北京城西北的离宫圆明园。
1860年秋季，北京经历了一场外交上的纷乱。这时法国和英国在欧洲的对抗很激烈。渴望建立一个帝国的法国人已在越南获得了立足点，它在中国又俨然充当着罗马天主教的护法神。①同时，狡猾的俄国外交人员为了自身的利益，两面讨好，又替入侵的联军献计，又替中国卫国者出谋划策。俄国在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给了俄国外交人员一个左右逢源的好办法，使之试图在敌对双方之间进行调解，或假装调解的样子，同时争取清廷承认　他们自己对东北领土的要求（见第七章）。按照列强在中国大鱼吃小鱼的次序，美国人几乎要屈居末位（他们曾于1859年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交换了条约批准书），而以承担主要负担的英国人居首位，并由他们定调子。
恭亲王奕訢（1833—1898年），是和他的异母兄长咸丰帝在一块长大的，原来激烈主战；这时在赞同与入侵者和解时却发觉自己在朝廷中属于少数派。对京城以外的事缺乏经验的二十七岁的奕訢，现在不得不着手处理王朝的命运了。在有经验的满族人，尤其是桂良和恒祺的指点下，他进行北京条约的谈判，此约确认1858年的条约文件，并且增加了赔款和将香港的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的内容。冬季来临，供应短少，额尔金和葛罗迫于形势而撤军。1860年11月，北京条约签字不久，英法联军便离开北京，只在天津留下了一支警卫部队。英国外交从此便致力于支持由恭亲王为首的对外和平妥协派。英国人已经避免了一次封锁：这种封锁本来会给在南方与他们十分顺利交往的商人阶级带来损害的。现在他们力求加强已经和他们签约的北京掌权者的地位。这样，另一个中外联合而治的创始期便得到了巩固。
朝新秩序的最后转变，在第二年也未能实现。咸丰帝拒绝回北京，从而回避了对居住在那里的外国公使的觐见与叩头的问题。1861年8月，咸丰帝去世。在热河的几位亲王领袖作为新立幼主的赞襄政务大臣而掌握了大权。但在11月，两位皇太后在一次政变中和恭亲王合作，逮捕了诸摄政王，并处死了几个主要政敌（见第九章）。这样，一个新的领导班子控制了朝廷。它这时才着手同在北京的新的外国公使以及同在华中对太平军作战的部队新统帅打交道。入侵者受到抚慰，但清朝的生存命运仍然取决于能否镇压这场大叛乱。
进一步的研究会表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事件应该是中外贸易团体的建立，但它在引人注目的炮　舰、士兵和外交人员这一调兵遣将事实的掩盖下竟未被注意。即使在这个战争和不安定的时期，贸易量和贸易值仍有所增加（虽然增加得不稳定），但能够为共同目的合作共事的人员，在两方面都出现了：中国方面出现了商人、买办和条约口岸的官员；外国方面出现了商人、领事和传教士。这样，受过英国教育的广东人唐景星就在1857—1861年间做了上海海关的翻译和首席秘书（唐景星后来是查顿的主要买办和李鸿章所创官办的轮船局的负责人）。1857年起任上海道台的薛焕，在1860—1862年是江苏巡抚和钦差大臣，1863—1867年又在北京总理衙门任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用炮舰外交，即用陆军和海军的高压手段开创的不平等条约制度，使订约列强在中国获得大量特权。这种特权到1860年被确立，即订约列强国民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外国对条约口岸租界的管理权；外国军舰在中国水域航行和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驻扎的权利；外国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航运权及内陆航行权；受条约限制的关税税率等等。在以后年代中增加的外国权利和特权，又进一步缩小了中国主权的范围。①优越的外国力量——一般地包括商业、财政、军事、工业和技术等方面——将带着破坏性的力量日益加紧向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冲击。
在回顾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时，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几个虚弱方面：第一，与西方列强相对抗的清朝的军事力量和行政能力在内乱激烈的时期渐趋崩溃。内乱的确引起了外患。第二，根本弱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这一现实。最彰明较著的证明就是他们愚不可及地　主张，清帝国的政体应高于所有外国的君主。北京拒绝以平等态度交往，直到不得已时才在不平等条款的基础上被巧取豪夺。
必须把1860年以后的条约制度视为中国政体的一个特殊部分，中国的主权在这里不是被消灭，而是被订约列强的主权所掩盖或取代。在整个中国内地，政治经济的传统部分很少有直接的变化。同样地，在对邻近国家的关系方面，朝贡使节继续前来北京，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从1860到1894年，朝鲜向中国朝贡的年份有二十五年，琉球八年，安南（越南）五年，尼泊尔四次，缅甸一次。但与此同时，在沿海和上溯通航河流凡受到现代影响而发达起来的地带，尤其是在条约口岸，一种新的混合政体已经形成。炮舰在条约口岸和水路航线上代表着外国的权力。外国军事力量在中国的增长，后来也促使清朝逐渐采用西方武器装备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最后装备汽轮而形成了一支海军。然而这一切已经为时太晚，不能拒外国人于国门之外了。
在经济方面，混合的中外秩序最初主要限于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合作的对外贸易方面。当然，在对新兴的口岸城市的管理方面，还有一个外国领事的因素在起作用。既然英国驻北京的公使和驻条约口岸的领事就近掌握有皇家海军的炮舰，他们此时已是中国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总税务司监管下的中国海关既同中国、又同外国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就完全是可行的了。回顾一下利用非中国人来管理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些丰富的历史先例是有必要的。譬如说，蒙古人征服南宋以后，斡脱，即中亚穆斯林商人的行会，在“与蒙古贵族的合伙关系”中行使承包租税的特权；到十三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们开始“在海上商业方面……起领导作用”。①1860年以后，商埠中的税务司既是中国海关监督的行政上的同事，又是外国领事的社会上的同仁。赫德　在北京是总理衙门的雇员和总理衙门首脑恭亲王的顾问，同时又是英国公使的同胞和亲密顾问。
①　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
①　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不同界说，见邱宏达：《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对不平等条约看法的比较》，载J。A。科恩编：《中国对国际法的实践》。
①　舒曼：《元代的经济结构》，第4、224页。
条约制度的实施
作为满族谈判者在1860年秋末同英国人打交道时，年轻的恭亲王及其年老的同事桂良与文祥开始理解怎样才能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保存王朝的利益。当联军从华北撤退时，英国获准开始在长江的镇江到汉口一段进行贸易，而无须根据条约的规定，要等到平定叛乱以后。这种超越条约范围的让步，是几种不同的动机凑合成的：即这样做，额尔金勋爵和他的弟弟英国新任公使卜鲁斯爵士能够满足上海商人进入中国广大内地市场的要求；抗击太平军的各省当局能够指望在上海对长江贸易课税而增加税收，而清廷的想法正如恭亲王所说：英国人“不但不虑其为害，转可以为我所用”。①威妥玛推测北京的想法是，由于英国的贸易特权已为北京所认可，太平军对贸易的课税就会遭到反对，这就会引起太平军与英国的对抗。
在北京的允许下，由巴夏礼及舰队司令贺布率领十艘海军舰只，由海关发给通航证，于1861年2、3月间沿长江上溯，以安排英国同镇江、九江和汉口等口岸的贸易事宜。然而武器是严格控制的。南京太平军也同意让英国在长江贸易。在上海或镇江征收新开放的长江贸易税。但长江贸易立刻增加了关税管理的问题。英、美商人已获得领事馆的特许，让租来运输茶叶到长江下游的中国船悬挂他们的旗帜。这一促进合法贸易的让步，立即被肆无忌惮的外国走私者所利用，他们“悬挂英国旗以逃避本地关　卡课税……又伪装本地船只以逃避海关课税”。①卜鲁斯和恭亲王得到赫德的帮助，于1861年年中商定了新的贸易章程，使英国在内河的贸易得到促进，而私运和贩卖违禁品给叛军的弊病却受到了限制。恭亲王上奏给清帝说：“此中撮合之处，则赫德为力居多。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理。且贪恋总税务司薪俸甚巨，是以尚肯从中出力。”②从这时起，英国的那些敢作敢为的商人同英国政府之间就经常发生政策争论。额尔金勋爵在1858年曾从香港档案中清查出1852年米切尔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商业的自给自足性质使商人在华大量销售商品的希望完全成为幻想。但是随着贸易中的一切障碍都已排除，额尔金勋爵预言道：“掌握机器制造法的西方，将把地球上最齐全最费工的制成品提供给这一民族”。③但是，希望不应当太高。英国人和清朝方面都有得与之作斗争的极端分子，并力图要他们就范。英国官员的主要问题是去安抚那些援引自由贸易原则以支持它们用一切手段（合法的与非法的）去剥削中国市场的商行。同时，清政府也不得不一方面同要求把英国人赶出去的爱国的或排外的绅士作斗争，一方面要与形形色色的唯利是图的汉奸、商人和鸦片走私者作斗争。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条约制度的潜在力量日趋明显：外国人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汇兑；外国的土地出租者在贸易中心（如正在成长为中国主要城市的天津、汉口及广州、上海等地）　占有不动产；代表进步技术的最新式的外国轮船速度更快，防卫海盗袭击的能力更大，提供的保险措施更可靠，它们同中国沿海和内河水域的舢板船展开了竞争；获得免纳厘金税的过境通行证的外国商人成为内地中国商人的庇护人；条约税则严格限制中国课加外国贸易的税额，而新的海关将保证竞争的平等地位，并提供现代港口和航运设备，以及贸易统计数字和对某些争执的调停；同时，由于汽船的速度增加了，电报和海底电缆由欧洲逐渐推广到远东，这些因素把中国贸易更加彻底地纳入世界市场，并受到世界市场变化波动的影响。在中国的外国人有人身与财产的治外法权的保护，所以在1860年以后，他们作为清帝国的多种族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能够维持并扩大其作用。其结果与其说是用殖民地方式对中国进行剥削（它着重对原料和利润的榨取以及为西方官员提供职位），毋宁说是有特权的外国人参与了使中国人生活西方化的尝试。这至少会产生与经济效果同样重要的心理反作用。由于保守的清朝官员和绅士的失职，在中国国门以内的外国人在某些情况下是能够或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的促进者”的。①（龙小同　译）
①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第5页。迪安：《中国与英国：1860—1864年的商业外交》。
①　迪安：《中国与英国的商业外交》，第54页。
②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第21页。关于赫德作为清朝官员的最早中文通讯（其文风华赡，但尚属准确），见上海道台吴煦的文件《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204页。
③　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外交部》，第18页，这里引用了额尔金在上海的讲话，载外交部档案17/287。
①　关于赫德的努力，见费正清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关于条约港口的许多雄图大计在后来受挫的情况，见墨菲：《西方外来者在印度和中国的经历》。
第六章　太平军叛乱
起因和发展
太平军叛乱（1851—1864年）在许多方面是中国前近代史与近代史之间的转折期。它在国内引起的人类巨大灾难成了早期的中西沿海条约关系形成的背景，并且和条约制度本身一起宣告着中国的传统制度崩溃在即。叛乱的某些原因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另一些原因则出自清代特有的一些问题。社会严重的不公正，帝国和地方行政当局的衰败以及官僚政治道德的沦丧，所有这些都是历次王朝危机共有的问题。而人口剧增和人口大量内部迁移，则是清代特有的问题。从十八世纪以后出现的社会混乱和国内民族间的相互冲突中已可见到这些问题的后果。此外，与外国接触本身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催化剂，那就是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外来宗教。统治阶层应付这种冲击的方式决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社会环境。
社会背景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充斥于广西省的社会混乱，部分地肇端于与外国接触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部分地为该地区独有的社会复杂性所使然。从1795至1809年，南方和东南沿海一直饱受海盗之患，有些海盗是安南（越南）的没落君主们纠集的。在广西，　那些海盗与三合会建立了陆上联系（见第三章），这样便形成了一种无法无天的复杂形势。此后不久，当毒品买卖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开始兴盛时，中国南方的社会下层又竞相从事更有利可图的鸦片销售业。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邻省广东出现了新的社会失调。由于上海的开放使广州北上的传统贸易路线改了道，因此数以千计的人丧失了生计。被雇来跟英国作战的乡勇突然被遣散，许多人只得落草为寇。最后，一帮帮冥顽不驯的海盗迫于英国海军势力而由沿海地区流窜到内地。到了四十年代中期，这几种来源的非法之徒中的许多人，在三合会领导下设法西进至广西。他们在广西的河网上建立了新住所，并作为“艇匪”将一种新的暴力成分带到了早已动荡不宁的社会环境中来。
第三章已经论述，由于秘密结社和教派的活动与国内民族间的不和牵扯在一起，故那个环境正变得愈来愈有爆炸性。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它意味着那些被遗弃的社会集团现在接触到了许多复杂的新思想，使他们的生存斗争获得了政治的内容。这种新形势首先在少数民族杂居的湘桂交界地区初现端倪。1836年湖南南部的新宁、武岗地区由于爆发了蓝正樽（瑶族的部落民，也是新近由四川迁来的白莲教信徒的首领）领导的叛乱而陷于骚乱。蓝正樽的起事遭到了镇压，但他这教派幸存了下来，后来在另一位瑶族领袖雷再浩领导下又东山再起。雷再浩的集团更庞杂，除蓝的老帮伙外，还包括三合会的骨干（铁板），此外又越过广西边界与汉人三合会建立了联系。雷再浩的反叛发生在1847年，从而表明三合会对少数民族的渗透是相当成功的。①雷再浩的起事这一次是遭到了地方绅耆领导的民团的残酷镇压。然而边界地区的叛乱之火还在燃烧。1849年发生的饥荒使　暴力行为再度爆发，而这次是由雷再浩的老三合会信徒、一个名叫李源发的人领导的。李源发本人似乎是汉人，但他没有忘记运动最初是在穷苦无告的少数民族地区起事的。在对新宁进行了徒劳无功的围攻后，他和同伙开始了一场穿过湘、黔、桂所辖十三个县的远征，试图发动穷苦的汉人和土著居民。新宁叛乱这出悲剧以李源发的最后受挫告终。但少数民族集团中教派活动的形式不久重又出现，这次采取的形式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种中西合璧的新的教派传统被传到了外来的客家人之中，客家人语言独特，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支派。
长年不断的盗匪活动以及客家人和本地人的村社之间愈演愈烈的仇杀，结果使广西社会在四十年代后期很快趋向军事化。形形色色的武装集团在农村到处出现。除流动性匪股以外，地方三合会分会（堂）也自行武装起来搞小抢小掠和进行自卫。乡绅们确信他们不能指望从贪污无能的官方得到援助，于是便建立了地方防御联合组织（团），由它们来领导村社事务和动员民团。某些被称为团的民团本身与非法之徒毫无区别，一样趁机走私和拦路行劫。因此在地方上，堂和团是难兄难弟的组织形式，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对客家人来说，所有这些对手都是敌对分子。由于植根于客家人中的一个新的教派——拜上帝会——的活动，这种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因为这个教派激烈反对偶像，这在某些嗅觉敏锐的乡绅看来，它显然离经叛道，很危险。
广西农村的分裂就发生在那些越来越束手无策的官僚的眼皮底下，他们竟力图采取不介入态度，规避风险。由于深信绅团与拜上帝会之间的敌对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南方省份的种族仇杀，所以他们下达了一道命令，一律禁止械斗。有关盗匪的活动被报了案，但不是充耳不闻，就是在盗匪远走高飞以后很安全的时候才去进行调查。1850年，被激怒的广西乡绅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争取到了官方对他们自己的地方防卫努力的有限支持。这样一来，广西的广大农村地区便听任自流，完全不受官方的控制　了。无论是征集赋税还是维持秩序，地方衙门对这两项主要任务都无法有效地执行。以强凌弱，肆无忌惮，太平天国叛乱就是从这个乱世中出现的。
洪秀全的梦幻和金田起义
有清一代这一最大的叛乱，虽然久已孕育于时代的社会危机之中，却是由它的创始人早期经历中的一些离奇而偶然的事件发动起来的。洪秀全（1814—1864年）出生于广州北面约三十公里的花县，是一个小自耕农的儿子，他的客家人祖辈是十八世纪从广东东部移居这里的。洪秀全勤奋好学，胸有大志，1827年第一次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科举考试，时年十四岁。但象大多数同考的士子一样，他也没有取得生员身份。1836年，再次应试时又名落孙山。就在第二次在广州应试时，他邂逅遇到了一位外国传教士（可能是美国人史第芬）在传布福音，还得到了共有九本的一套小书，题名为《劝世良言》。这部著作不仅对他的未来，而且对他的国家的未来，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小册子的作者梁阿发（1789—1855年）是广州人，受教育不多但生性热情，他在当印刷所的雕刻工时结识过广州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马礼逊。1815年梁阿发随马礼逊的同事米怜赴马六甲，米怜后来就在那里创办了英华书院。在马六甲期间，梁阿发在宗教上的那种永不宁静的冲动一度使他转信佛教，在一位云南和尚的指点下研究佛理。但由于米怜的再三劝诱，他逐渐改信了原教旨主义福音派的新教，受洗后当上了传教士和布道师。他的《劝世良言》发表于1832年，同时在广州和马六甲印行。①就我们所知，梁阿发的这本小册子是洪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