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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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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面对着这样的损失，仍不应否认清政府的成就。尽管有 着国内的叛乱和欧洲人的压力，清王朝仍得以幸存，它的制度也只作了最小限度的改变而延续了下来。根据清政府所能调动的力量来看，很难想象要它做出更多的成绩来。
1861年，清、俄两国的边界大臣根据他们的调查，交换了边界的地图和详细说明。他们在1861年6月28日（俄历16日）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使这些地图和说明书成了正式文件，约记便成为中俄北京条约的附件（与俄国接壤的新疆边界到1864年塔城议定书——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时才确定）。有一段时间，俄国政府中的有些部门还有人大讲要进一步在满洲和蒙古取得领土的好处，但在7月11日（俄历6月29日），政府最后拒绝了这些建议，理由是英、法似将夺取可能会威胁俄罗斯帝国的朝鲜和其他地区，作为对俄国任何进一步扩张的反应。俄国政府通知驻中国的公使、驻库伦的领事和东西伯利亚的总督，万一清王朝垮台，“我们的行动方针将是促使蒙古和满洲的独立”。①类似这种有关蒙古、满洲和新疆的政策已经成了伊格纳捷耶夫训令内容的一部分，但俄国人同英、法、美三国人士一样，宁愿维持清王朝的现状。
俄国还坚持重订边境贸易的规定。清政府同意作彻底的审查，因而在1862年3月4日（俄历2月20日），恭亲王和俄国公使巴留捷克上尉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条。1862年的通商章程建立了一项制度，即对从恰克图至天津的俄国商队和在蒙古边沿地方经商的俄国商人，由俄国当局颁发证书，而由清当局予以认可，从陆路运进的俄国货的税比经海路进口的欧洲货的税低三分之一。
1862年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 议，以前普提雅廷向中国提出此议时原是为了对付英、法两国，后来重新提出的目的就转为镇压中国的反叛者了。1858年，普提雅廷曾命令鲍乃迪提议给清廷两万支步枪、二十门大炮和若干名教官。但清方已对俄国的建议——特别是提供教官的建议——产生怀疑，所以在接受武器和教官时显得如此犹豫不定，以致俄国政府虽然决定派几名教官和运一万支步枪经蒙古到清帝国，还决定通过海路秘密运来五十门大炮，可是自己的军队也需要武器的穆拉维约夫却竟然在1859年把整个载运物资截留在西伯利亚。1860年，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北京条约批准仪式上，伊格纳捷耶夫再次提出俄国供应武器的建议，甚至还答应提供俄国海军支援去镇压太平军。后一建议没有结果，但运送武器的建议虽几经周折（其中还包括曾国藩提出过反对意见），最后仍被批准；1862年夏，两千支步枪和六门大炮终于运到。但当几名俄国教官在恰克图附近开始训练清军使用这些武器时，英国公使对清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它在同年把他们遗送回国。俄国政府推迟运送它所答应提供的武器的剩余部分，直到它对中俄陆路贸易的新税率感到满意时为止；最后，由英国人训练的神机营在1865年使用这些武器来保卫北京和镇压满洲的盗匪。
在俄国，还酝酿着一些计划，要俄国参加英法联军支持清王朝的镇压太平军的干涉行动，来抵销英、法在华势力的增长。但俄国与英国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且俄国还面临波兰的叛乱；因此从长期利益考虑，决定以不动用俄国舰队为上策。俄国没有干涉。
到1860年，偷越俄国欧洲边境从海上进入俄国的走私茶叶数量已经增至其进口茶叶总量的三分之一。由于签订了北京条约，俄国政府就把海上茶叶贸易合法化，但降低了恰克图的茶叶税，这样就使海上进口的茶叶的税率比较高一些。此后，俄国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大幅度增长，茶叶则是主要的进口货。俄国船只 从广州和上海载运茶叶和其他中国器物至敖德萨，这种做法有损于恰克图的贸易。即使以中国国内的运输费用而言，采用这条路线也是比较合算的，因为从茶园运茶叶至沿海口岸只要约二十天时间，每普特的运输费用只要一卢布三十二戈比，而运经恰克图则需三个多月，运费则高达每普特十卢布。①但是就贸易总额而言，恰克图的中苏边境贸易在整个十九世纪中仍高踞首位。从长远观点看，新疆的那条路线证明是比较漫长和花钱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日益发展但尚无章法可循的中俄贸易——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文献中才有统计材料——的重要性似乎依然比较有限。总的来说，在中俄贸易方面中国是顺差。俄国人购买茶叶和数量越来越多的生丝。他们以自己所有的货物（主要是纺织品）进行交换，差额以黄金白银支付。在中国，英国的毛织品压倒了俄国的布匹。
（杨品泉 译）
① 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39、83、97页。
②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00—101页和第202页以后；弗拉基米尔：《太平洋上的俄国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96页；科林斯：《1856—1857年沿黑龙江直至太平洋的西伯利亚之行》（查理·维维尔编），第204页以后。
①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68—69、113—114页；弗拉基米尔：《太平洋上的俄国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68页。
② 季姆科夫斯基：《俄国使团经蒙古至华旅行记》（封·克拉普罗斯编），第1册第324页；加帕诺维奇：《俄国在黑龙江的扩张》，载《中国杂志》，第15卷第4期（1931年10月）第179页。
③ 间宫林藏：《间宫林藏的黑龙江探险——东鞑靼纪行》，特别是108—109页。又见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10—111页。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05—210页。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66页、282页注26。
② 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02页。
③ 纳罗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17页。
① 罗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第138页。
②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31—34、37页；又见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第26页。
① 《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鲍乃迪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通信》，载《俄国档案》，第10期（1914年）第177页。
①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19页。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21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册第131页；参阅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55—56页。
②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39—54、57页。
① 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37—38、76、89、91、133页。
① 苏联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1265全宗，第二卷，第178宗，第40张（引自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关系经济史》，第222页）。另有较高的数字，见拉文斯坦的《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41和145页）以及弗拉基米尔的《太平洋上的俄国》（第253—254页）。又见纳罗契尼茨基的《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12页以及巴尔苏科夫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册第154—155页）。整个满洲的人口数1842年被确定为1，665，542人，1864年增至2，187，286人。见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第6页。
② 科林斯：《西伯利亚之行》，第230页。
①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96—99页；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第58—62页。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38页。
①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217页。
① 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24—125页。
① 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32页；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68页。
第八章 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
历史学家倾向于把十九世纪清帝国的历史看成一个衰落时期。欧洲人取得了租界和疆土。叛乱损害了内部的安宁。但是在十九世纪清帝国和中国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说清帝国这时在衰落中，中国和汉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力量，则正开始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展时期。中国已经同化了它的满洲统治者。为了战胜叛乱以求存，王朝被迫打破满洲旗人的军事垄断权，并把军队交由汉人指挥。
在亚洲腹地，十九世纪上半期可以看到的是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在这里帝国巩固了它早些时候的军事成果，只有在六城地区才靠再三使用武力来取得这些成果。中国本部的人口压力和汉人的贸易主动性冲击着清王朝的使中国和亚洲腹地隔离的政策。这种冲击是汉人力量增长的表现。政府在十八世纪首先就青海和准噶尔的移民问题作了官方的特殊规定。它又逐渐地放松了对蒙古和满洲边境的封闭。隔离政策越来越受到攻击。经世致用论的学者龚自珍和魏源两人要求充分利用新疆来为中国的无地汉人提供土地。越来越多的汉人涌向清朝的亚洲腹地，甚至进入象黑龙江和六城地区这样严密封闭的地区。唯独西藏中部对于中国移民来说是遥远的和没有诱惑力的，所以在逐渐增长的中国化和汉人 移民的浪潮面前仍然未受影响。
衰落也是有的，但不是表现在中国人的活力方面，而是在亚洲腹地各族人民的政治命运方面。在蒙古，汉人的渗入使许多蒙古人贫困化。对六城地区的穆斯林来说，清朝在十九世纪的统治意味着异教徒的统治，意味着战争以及成千上万的喀什噶尔人离开家乡迁徙到费尔干纳盆地和塔什干。在另一方面，对西藏人来说，清朝的影响看来较为温和。真正的威胁来自印度。拉萨选择了求庇于清帝龙袍后面的策略。
由于第七章叙述了到1860年为止的满洲的历史，现在这一章将只叙述蒙古、新疆和西藏。
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
蒙古僧侣制度的发展和汉人影响的渗入在内蒙要比外蒙更快些。清朝在内蒙的统治比在戈壁以北更为严密，但是在这两个地区清朝的官员们都越来越多地掌握了一度是蒙古人行使的行政权力。在内蒙，寺院更加集中，游牧民和中国的经济有较密切的联系。但是同样的趋势在外蒙也可看到。正如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蒙古历史中许多重大发展一样，内蒙开辟了道路，外蒙跟着走。
内、外蒙古继续为清朝军队提供骑兵。然而，清朝未使外蒙参与十九世纪清帝国的战争，但内蒙则参加了中国本土反对欧洲人的斗争。例如土默特的王公旺钦巴拉（1795—1847年），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两个著名文学家古拉兰萨（1820—1851年）和尹湛纳希（1837—1892年）的父亲，他曾在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战斗过。科尔沁王公僧格林沁参加过1853到1855年对太平天国的战斗，1858到1860年对英法联军的战斗，1860年对北京周围盗匪的战斗，以及对捻军叛乱的战斗，直至1865年被杀死为止。
在十九世纪，王朝已经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府不再害怕他们。甚至人口实际上也在衰减，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侣制度和性病。藏医用汞来治疗蒙古人中间的性病，但是这种疾病仍然蔓延并继续造成损失。①肺结核也很猖獗。
清朝在蒙古的利益日益变成了汉人的利益。占统治地位的满人的观点变得更像汉人，清王朝放弃了原先阻止汉人商业进入草原和在草原移民定居的企图。中国商人在蒙古进行贸易仍需得到许可，但这并不是想要限制汉人在游牧民中间的商业活动，而是为了提高赋税收入，主要是用它来维持王朝的蒙古行政机构。应该说汉人的经济渗入对王朝有利，因为它使蒙古人与帝国的其余部分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与汉人商号关系日益紧密的清朝官吏，坚定地支持中国人的贸易活动。事实上，人们对汉族商人的不满情绪也有时爆发，如1829年在库伦举行的寺院舞蹈仪式上喇嘛们就殴打了若干汉人观众。
对于旗里的王公、寺院和汉族债主强加的苛征暴敛，普通蒙古人是很少能幸免于此厄的。无力满足这种要求的人们只好逃走，而且这样的人在整个十九世纪日益增多，但是他们的王公仍然普遍地向旗内臣民索债。旗的当局抓住这种逃亡者时就对他们施以重罚。例如有一次，六十九个欠债未清的人被带枷在旗内各帐篷之间周游示众达两年之久。由于枷太宽而不能通过帐篷的门，所以犯人只好在严冬的露天中过夜。②同样地，寺院对那些未能交足份额的沙比们也给予残酷的体罚。负债的逃亡者、无法在寺院生活下去的僧侣、以及其牲畜在奄奄待毙中的牧民，只能以抢劫为生（在十九世纪无法无天的行为变本加厉），或是到日益发展的商业寺院戍军中心去打短工以勉维生计。在这些初 期的城市中心，特别是内蒙古的边境城镇，以及同样也在库伦、额尔德尼召、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恰克图，穷困的蒙古人变成一种半罪犯性质的劳动阶级，他们以原始的技艺劳动，或以干粗活、卖淫、乞讨和劫掠为生。
在寺院中，高级喇嘛和普通僧侣间有巨大的差别。所有参加法事活动的僧侣都接受一份寺院的给养，每个僧侣份额的大小取决于他在寺院教阶中的地位。在整个十九世纪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的份额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悬殊，低级僧侣们经常发现他们靠份额难以活下去。如果他们接受寺院外的活计，他们就不能在寺院做佛事，从而往往完全失去他们的寺院份额。为了活下去，他们乞讨、偷窃或者转回家乡，由家庭养活他们。
大多数蒙古人留在旗内继续做牧民过活，他们发现自己完全受旗的王公们摆布。普通牧民很少采取行动来对抗沉重的赋税，但在非常的场合也有时向盟当局提出申述（蒙语称为扎鲁忽），虽然这种申述的提出按规定说是触犯法律的。偶尔也会发生盟当局迫使一个旗的王公退还非法勒索所得的情况，但即使如此，原告们通常也总不免要受惩罚，因为臣民是不许背离他们旗的王公首脑的。因此，原告们总是竭力隐瞒扎鲁忽组织者和起草者的名姓（他们主要是最底层的、通常又是十分贫困的蒙古贵族，也有来自喇嘛的行列者）。许多申述书的文本流传下来，成了一种研究十九世纪蒙古社会经济状况的最重要的资料。①特别有趣的是在车臣汗部都嘎尔苏木布勒旗中从1824年持续到1844年的一场争论。扎萨克都嗄尔苏木布勒从他的臣民那里征取巨额租税；因此他的臣民反抗，直到盟当局最后裁决反对他为止。然而与此同 时，申述书的组织者们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①臣民和他们的王公打官司的案件中最不寻常的是发生在车臣汗部的反对托克托呼图鲁一事；此人是一个有才能的王公，号称“恐怖脱王”，他是被废黜的车臣汗桑斋多尔济的孙子。托克托呼图鲁的知识和文化水准远在十九世纪一般蒙古人之上，他懂得汉文、满文和藏文，曾几次到中国和西藏旅行。1821年，他把全旗臣民应该向他交纳的所有贡赋改用银两交纳，在以后的年代中他试图在该旗搞改良维新。他设立农场以产品供应他的属民并向其他旗出卖剩余物品。他发展狩猎、渔捞，收集野生植物和蘑菇，以降低使畜群减少的肉类消费。为了治病，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开发矿泉。他移入汉族工匠来经营纺织工场并训练蒙古人。他开采金矿、盐和碱。在教育方面，他开办学校，为他所在旗的不论贵族和平民的所有孩子们提供义务教育，并亲自准备教学材料。他给乐师和演员实行专门的训练。他为自己的大多数牧民搜集了关于畜牧业和游牧生活的技术知识，编印成书，加以散发。
当托克托呼图鲁的利益和喇嘛寺庙冲突时，他碰到了麻烦。在1837年他搞了一个计划，想将包括一千名僧侣的十一个地方寺院合并成旗的一个单一寺庙，并且要开办一个砖厂来为新庙宇、同时也为他自己的一座王府制作砖瓦。但是，习惯于地方寺庙的牧民们不希望废弃它们。下层僧侣中的许多人为了谋生而住在寺外，也害怕托克托呼图鲁的合并计划将会把他们都撤换掉。高级喇嘛认为搬进一座中心寺庙，将会削弱他们作为地区首脑的权力和特权。但是托克托呼图鲁毫不动摇，他继续进行改造中心寺庙的计划。
就在那一年，喇嘛们和托克托呼图鲁所在旗的许多世俗人士 向旗政府请愿，要求取消他的合并决定，于是一场漫长的争论从1837延续到1842年。形势一直恶化到在托克托呼图鲁的士兵与抗议者之间爆发了战斗。在新寺院中发生一场示威运动，僧侣们叫喊：“让我们回家！”托克托呼图鲁不得不把纠纷提交给盟当局。事件一拖再拖。此事被提交给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办事大臣又将它退回到盟里。大胆的抗议者向盟当局提出了一份申诉书，开列了托克托呼图鲁的四十条罪状。当局的反应是逮捕了呈递禀帖的人们。
盟当局也不高兴托克托呼图鲁的合并计划。清朝的政策通常是阻止蒙古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相结合的，但是托克托呼图鲁显然想要将他所在旗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的权力全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然而对于当局来说，人民的骚乱比起托克托呼图鲁夺取更大权力的企图是更不合心意的。因此，它增加了对抗议者的压力，迫使原告中一些人撤消他们的名字，盟当局解决该案时偏袒托克托呼图鲁，然后把判决送往库伦复审。库伦办事大臣支持盟的判决，严厉惩办了抗议者，特别是为首的人，但是清朝当局也乘机使托克托呼图鲁安分守己：他们判处他以很轻的惩罚，解散了他合并起来的寺庙。①然而，这并没有能阻碍托克托呼图鲁在1859年成为盟长。
托克托呼图鲁的许多计划在他的时代确是很先进的，但是他没有什么理由能使他的臣民相信他们有分享他的计划成果的任何希望。他的计划是与他的人民的保守思想和控制着十九世纪蒙古人心灵和理想的喇嘛寺院的力量相抵触的。
十九世纪蒙古地区游牧生活的衰落有好多征兆，如人口的普遍下降、因当喇嘛而使男性人口的减少、蒙古人对汉商债务的增 加、清朝对王公们的控制、城市中心的成长以及普通牧民的贫困化，但最突出的征兆也许是草原上农业的扩大以及牧场越来越转作农业用途。作为一项政策，清政府正式建立了汉族农业移民区，为它在蒙古领土上的驻军和驿站种植粮食、饲料和谷物。这种移民区的规模有限，只占用小量牧场。但当十八世纪时，人数日增的汉族移民开始非法迁入内蒙草原，他们从寺院和旗的王公那里租种土地，使蒙古牲畜的放牧地区慢慢地缩小了。总的说来，用这种方法转让牧场是非法的，但转让继续进行无阻。汉族商人代王公们偿付欠款以取得土地，并把这些土地租给汉族农民，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这一逐渐进行的土地转让过程。这是违反清朝法律的，但到了1791年，在内蒙东部郭尔罗斯前旗的汉族移民是如此之多，致使扎萨克向清朝政府请求将已经居住在那里的大量山东和直隶农民的地位合法化。在1799年，政府设厅管理在吉林当局管辖下的移民，从而最后接受了既成的事实。1802年，置厅助理官员负责郭尔罗斯境内汉族移民事宜，1810年也以同样理由在伯都讷指派了厅的官员。
到1852年，汉商已深深渗入内蒙地区，蒙古人已债台高筑，无法清偿。寺院接管了大量牧地，寺院、商人和扎萨克们将许多放牧地区出租给汉人作为耕地。人民对于沉重的租税、汉族移民、牧场的缩减、债务和王公们的滥用权力等等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高。也许是由于太平军起义的刺激，鄂尔多斯乌审旗持不同政见的蒙古人组成了一种叫做多归轮（圈子）的新型蒙古秘密团体，来表示他们反对不幸的处境。圈的思想作为一种基层反对运动立刻扩展到其他旗中。如同上述札鲁忽文书一样，圈子的成员也起草了一份申述书，他们按圆圈形状签名，使之好象没有人是出头人物。这一次的领导似乎主要又是来自贫困的小贵族和下层喇嘛。在运动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目标只针对汉商和汉族移民以及剥削臣民的各旗王公。在蒙古地区针对王朝的反清情绪直到 十九世纪末才出现。
在事实的压力下，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事业逐渐采取更为赞同的态度。1860年正当王朝将它在北满的无移民的领土抛弃给俄国时，它正式把蒙古最东部的位于哈尔滨附近的边境开放给汉族移民。
牧场转变为耕地的经济后果仍难确定，但是，特别是在内蒙，牧地缩减得如此之多，致使蒙古传统的游牧生活发生了真正的变化。在从前，没有足够牧场的蒙古人暗地里前往邻近各旗的牧场；没有足够牲畜的蒙古人依靠一种游牧放债制度生活，即让贫民为富人放牧牲畜。①但是现在当蒙古游牧经济衰落的时候，不但汉族移民，而且完全不再能以牧人身份富裕起来的贫困蒙古人，都开始在草原上从事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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