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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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建立了长期商务联系的阿姆利则商号的代理人。和克什米尔的贸易（首先去列城，然后到印度、旁遮普、巴尔提斯坦或克什米尔）是由马帮运输的，主要包括来自中国本部的银子、小量金子、上好茶叶、丝、钢铁和药材，以及从新疆或是经由新疆从俄国或西部中亚来的羊毛披巾、羔羊毛毡、丝、驼绒羽纱、羊皮、马匹、绿松石、冰糖、皮靴、皮革、锦缎、天鹅绒、细平布、大麻汁和烟草。这些东西主要用来交换披巾、绣花制品、漂白布匹、鸦片和皮革。除由巴达赫尚和克什米尔阿克沙哈勒管辖的以外，其他所有外国商人都归浩罕阿克沙哈勒治理。
清朝官员继续称呼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为“安集延商务监督（胡岱达）”，将所有在六城地区的外国商人——巴达赫尚人和克什米尔人除外——称为安集延人，以此来贬低对浩罕所作的让与权，从而想给人们以没有任何变化的印象。但是，侨居的安集延商人立刻达到数千人，喀什噶尔于是便和浩罕之间通过马匹、骡子和骆驼增加了贸易，输入布匹、鸦片和其他东西，输出纯银、磁器、箱茶和砖茶。在对外贸易中，清朝的臣民（其中多数大概是东突厥斯坦人）仍然遵从以前的进口税率，即牲畜纳5％，丝和毛皮纳10％，其他货物纳5％。因此这个协定进一步不利于本地的进口商，六城地区的关税衰落到实际上没有岁入的地步。①由于清朝在1832年已经停止了向外国商人征收关税，政府　以为这就解除了为在清朝境内的商路提供安全保证的责任。叶尔羌当局将他们的管辖区域收缩到以卡伦线为限（这远在帝国境界之内），而将商路的安全推给浩罕、巴达赫尚和克什米尔的统治者。“被错误地称为柯勒克孜人”的乾竺特、什克南以及瓦罕的强盗们越入清境，开始出没于喀喇昆仑山脉和叶尔羌河之间的地区，掠夺商队，“绑架并贩卖男人、妇女和儿童，用暴力劫取畜群”。甚至商人也变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强盗们将他们带到巴达赫尚和西部中亚，卖作奴隶。作为对清朝终止治安力量的反应，浩罕和巴达赫尚政府对沿路他们自己的商队提供保护，但无论是锡克人或是拉达克人，都没有为列城叶尔羌路线的清朝部分提供任何安全保护措施。①虽然喀喇昆仑以东的盗匪活动远在南边，对于浩罕喀什噶尔贸易活动并无多大影响，但是穆罕默德阿里汗仍乘机侵犯清朝在色勒库尔的领土，将浩罕的势力扩展到帕米尔。在张格尔圣战失败后不久，色勒库尔的阿奇木伯克已经请求新疆驻军前来帮助抵抗由巴达赫尚、什克南、瓦罕和乾竺特政府屡次发动的奴役和掠夺的远征。“突厥中国的中国政府”（英属印度对新疆当局的一种称呼）没有采取行动，而且，在沿贸易路线的清朝治安力量中止以后，乾竺特、什克南和瓦罕的匪徒袭击使得色勒库尔帕米尔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难以生活下去。色勒库尔要求浩罕保护，结果穆罕默德阿里侵入色勒库尔，劝诱塔哈尔满和瓦塔哈伊夫河流域的塔吉克人和大多数帕米尔草原的柯勒克孜人迁移到浩罕境内去。剩下的柯勒克孜人搬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盆地。因此，色勒库尔的大部分实际上变得渺无人烟了。
当1834年浩罕人从色勒库尔撤走和中国浩罕协定缔结之后，新疆当局重申他们在那里的管辖权，但在1835年和1836年浩罕军队再次侵入色勒库尔，带有大炮和两千名兵士。汗重新提出他有权向六城地区所有外国人征税的要求，并试图在色勒库尔向来往于巴达赫尚和叶尔羌之间商路上的客商征收关税。色勒库尔采取武装抵抗，北京命令六城地区当局警告浩罕说：皇上可能愤然再次断绝贸易。但是将它的霸权扩展到帕米尔的浩罕，占领了色勒库尔地区的“回庄十四处”的一半以上，并派遣武装分队进入达尔瓦斯、什克南、乾竺特和瓦罕。浩罕武装继续袭击各处，但终于遭到奕山（他是皇帝的侄子，当时在六城地区协助政务）坚决领导下发起的反击。
此后，新疆当局试图把清朝对色勒库尔的义务降到最低限度。色勒库尔的首领事实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君主”，但由于他没有自己的军队，结果是通过与乾竺特和什克南的统治者联姻的办法来解除盗匪的袭击。由于巴达赫尚对叶尔羌的贸易要经过色勒库尔，所以巴达赫尚的统治者也沿着色勒库尔道路给予某些援助；他是完全能够这样做的，因为什克南和瓦罕是他的属地。色勒库尔的首领“吞并了叶尔羌的皮尔河、良戛尔河、听杂阿布尔河和巴巴扎河诸流域”。①与此同时，浩罕允予防止将来对清朝边境的侵犯。很可能，内部问题或布哈拉侵略的威胁迫使它搁置在色勒库尔向外国人征税的要求。但也可能是浩罕害怕把清朝逼得太甚，反而丧失了1831—1835年得到的利益。确实，汗国的恭顺立即受到考验，　因为鸦片输入新疆的数量激增，并且经过哈密及嘉峪关进入了中国本部。1839年，北京提出的禁毒措施也扩展到新疆。在乌鲁木齐，当局逮捕了有关的商人和消费者。在六城地区，清朝立即没收了克什米尔、巴达赫尚和印度（音底）商人的六万两鸦片。大多数鸦片是克什米尔人输入到叶尔羌的。例如，1840年，当局仅从一个叫卡里姆·阿里的克什米尔人那里就没收了九万七千九百两。但是，鸦片也经过浩罕运至喀什噶尔，大约也在此时，当局从喀什噶尔的外国商人手中没收了二千二百六十两，从和阗的安集延商人手中没收了五百四十两以上。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对于此事是不会愉快的，但是汗国并未以中断和好相威胁。①清朝政府相信它的浩罕政策是成功的，甚至浩罕似乎也理解，“万一将来在中国鞑靼地区发生任何叛乱”，浩罕汗将有义务给清朝以援助。②在六城地区签订的这一“不平等条约”制度看来终于产生了清朝的政策制定者长期努力以求的安定局面。
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理解，清政府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处理渴望贸易的浩罕人的成功的政策，为几年以后清朝处理渴望贸易的英国人的问题树立了一个最近时期的榜样。与英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开始于1834年的虎门交火，在无结果地拖延了几年之后（这与前几年浩罕侵略六城地区和袭击色勒库尔的事件在新疆一拖几年是极其相似的），北京撤换了海岸的军事长官，指派奕山前去，使他能在多事的沿海运用他在新疆取得的经验。政府还派杨芳作为奕山的助手：这个官员曾在1828年俘获张格尔，并在1830和1831年打浩罕的战役中效过力。1843年署理两江总督时　受命开放上海的壁昌，就是1830年叶尔羌的保卫者。这样的例子还有好几起。
当实际的军事考虑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时（如同1831年对付浩罕的战略形势那样），清朝在1842—1844年对沿海贸易列强所给予的让与权是可以拿来和1831—1835年对浩罕的让与权相比的。它们有以下这些相似之处：（1）治外法权，即外国有权指派领事管辖自己的公民。
（2）赔款，尽管鸦片贸易是非法的，仍用银子偿付了被没收的鸦片。清廷曾用银子付给浩罕人以补偿他们非法获得的土地。
（3）“公平正规”的关税以及和海关的直接关系。1843年的税则所作的让与比起清朝对浩罕的让与要适度得多，因为在六城地区清朝对所有外国商人一概免税，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浩罕并不需要去要求和征税机关直接发生关系，因为在六城地区的外国商人一直直接和清朝税务机关打交道。废除外国商人进口货物的关税甚至使这种要求成为不必要的了。
（4）最惠国待遇。人们猜测，中国人过去的行为启发了义律船长想获得任何别国可能获得的一切特权。①巴麦尊子爵已把这个想法作为璞鼎查在商谈南京条约时的几个选择之一，后来最惠国条款即包含在1843年的虎门条约中。最惠国条款决非承担法律义务的一种让步，它纯粹是表示中国长期实行的“一视同仁”的政策：中国利用这一政策可以防止任何一个外国强国取得高居其他国家之上的领导地位。在清朝看来，和欧洲人订立的协定，至少就最惠国条款而言，其与中国原则妥协的程度比北京在1835年给予浩罕的特殊地位与之妥协的妥协程度要小得多。
（5）废除公行垄断，以及允许中国臣民与外国商人之间有发生商业关系的权利。在六城地区，外国人一直直接和地方的商人做买卖，不受任何公行之类垄断机构的牵制，他们也能雇用仆人、翻译、买办，租用房屋、营业处、货栈等等。
在中国与西方协定中的其他条款还反映了沿岸贸易的特殊状况。“中英两国及其君主的地位绝对平等”，这个原则事实上并未被浩罕所坚持，因为在中亚主权国家之间，形式上的平等不是一种基本的条件；不过清朝也没有强迫过浩罕使者履行藩属进贡的全部礼仪，而且清帝国早已承认了与俄国平等的原则。
对照清朝在亚洲腹地的经验，它在鸦片战争以后与西方海上列强达成的协定，有不同于通常所说的那种意义。最重要的是，清朝认为这些协定不是新的发明。英国的海军力量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旷世所无，但是缔结的条约不足以证明清朝已经认清了这个事实。常被征引的马士的那本研究著作指出：“直至1839年为止，使西方国家听从条件方可允许双方关系存在的是中国；自从1860年以后，把和中国共同来往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却是西方国家；这当中的二十年是一个摩擦时期”。①考虑到清朝政府对小小的浩罕作出了重要的让与，对马士的观察最可能的解释是，在这二十年中，中国仍未认识到它已相对地衰落下来。正如阿瑟·韦利所恰当地叙述的那样：“满洲是一个征服种族，所以很难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在二百年前用来征服中国的武器，现在已经过时了。”②在北京看来，1842—1844年条约的唯一真正新情况是把它们应用于中国本部。在亚洲腹地有共同边境的两个伟大的非汉人　帝国的君主——满洲人和莫斯科人——之间讲求平等，是很容易做到的。治外法权在六城地区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臣属于清朝的说突厥语的穆斯林在那里是和来自中亚西部说突厥语的教友同仁做买卖。但是，要在沿海一带允许施行象国家平等这样一种非中国的原则，确实将会引进一项中华帝国迄今仅限于在亚洲腹地推行的政策。在中国本部以内，这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清朝的边疆政策作为整体来说并没有被系统地作过任何研究，但是很清楚，在沿海政策与亚洲腹地政策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比历史学家迄今所揭示的要更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松筠、杨芳、龚自珍、魏源等这些十九世纪初的经世致用论学者兼改革家，都有研究新疆政策问题的初步经验。
圣战的继续
以七和卓闻名的七个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著名成员住在浩罕领土上。他们是穆罕默德玉素普之子卡塔汗和克希克汗、巴布顶之子倭里汗、张格尔之子布素鲁汗、卡塔汗之子爱克木汗和阿希木汗，以及布素鲁汗的一个堂兄弟，人称铁完库里和卓。虽然卡塔汗和倭里汗是主要的领导者，但玛赫杜姆家族的宗教继承权似乎已从张格尔传给他年青的儿子布素鲁汗。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经过印度去麦加途中的东突厥斯坦人报告说，在新疆的清朝统治日益丧失人心。这种情况显然继续存在，①但是只要浩罕为了享有它的贸易利益而要保持和平，那么七和卓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许多安集延商人居住在固勒扎，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开始被指派驻在伊犁。准噶尔当局不能获得足够的布来使官方的哈萨克贸易垄断保持在一个满意的水平上，于　是便放宽限制，允许汉商参加更多品种的货物的贸易，开始是在塔尔巴哈台实行，后来在1845年时也在伊犁实行。准噶尔居民一直在某种程度上负担着六城地区的军费，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又遭受严重的粮荒。因此，政府努力增加准噶尔的农田，并且着手实施各种增加那里收入的计划。由于中国本部缺少土地和政府希望缩减因驻军给养而输到新疆的白银数量，从前的障碍开始崩溃了。北京以越来越大的决心努力劝诱汉人移居新疆，耕种交纳租税的土地。1835年，政府答应汉商的要求，让他们带家属定居在喀喇沙尔。
最初并没有很多汉族移民被吸引到边远的六城地区来。他们就是到了那里，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在汉族移民和当局之间发生了几次事件。1837年，在喀什噶尔地区的清驻军派出士兵烧毁了汉族移民房屋和抢劫他们少量财物。在巴尔楚克，移民的工作搞得如此之糟，以致在1838年移居者竟不顾军队的制止，弃地而逃。政府没有钱为日益增加的移民建造新的灌溉工程或提供种子、工具和耕畜，就向六城地区的伯克们要求私人捐助，而以给予擢升作为回报。在伊犁，布彦泰将军委托因积极反对鸦片而被黜的林则徐在1844年整顿移民事宜。1845年，清朝中止了对新到六城地区的汉族移民豁免地税的规定，提高了准噶尔地区移民的赋税，而且传令嘉奖林则徐，允许对那些为开垦新土地作出贡献的失宠官员缩短流放期限。在1845到1848年之间，在六城地区（不包括喀喇沙尔地区）开垦了将近八万英亩（约五十二万五千亩）农田。其中四分之一是汉人完成的，其余则由东突厥斯坦人完成。①1839年开始，政府还用汉族移民来补充六城地区的驻军，允许以移民志愿者来补足缺员的部队。由于士兵得随时被征召作　战而使军垦趋于衰落，1843年军队开始放弃农地，让位给平民移民来耕种。在1845年以后，六城地区换防的士兵得到准许作为农民和他们的家属一起留在那里，政府又命令所有获赦而有家口的流犯都应送往六城地区从事农业。这些措施使减轻中国本部的人口压力有了一些希望。它们加强了清朝在东突厥斯坦的存在；它们使六城地区更充分地和清帝国的其余部分融为一体。
一方面北京因从中国本部流出白银支付驻军的饷项而发愁，一方面还要为白银从新疆流出国外而感到困恼，这种情况更由于在沿海偿付鸦片的白银损失而加重了。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流出白银的情况还不算严重，但是从六城地区外流的情况却是严重的。张格尔的圣战和1830年浩罕的入侵已经引起了物价暴涨。铜钱不足和大量清军的来到（部分军饷是用从中国各省拨来的白银付给的）降低了白银折换铜钱的比价。在1827年兑换比例已跌到每两八十蒲尔，①并且在准噶尔地区产生了影响。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外国人利用这种低价买了大量白银运往国外。
当局试图铸造一种新的六城地区纯铜蒲尔来对付通货膨胀，它仅重一钱五分，但有“当十”字样。他们把这种蒲尔的官价定为十个杂铜标准伊犁钱，并且允许新蒲尔与旧的同时流通。当局擅自决定一个新蒲尔可换两个旧蒲尔，虽然价值五个伊犁钱的旧蒲尔每个重一钱二分，这样折换是不成比例的。这种新货币有可能增加流通中的铜币数额，使军队可以在军饷上增加铜钱对银的比例。从1838年起，阿克苏的造币厂甚至进一步降低了铜币的重量，把铸造的新蒲尔从一钱二分降到一钱。
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新增的铸币，再加上白银普遍流出清帝国境外的情况，使下跌的银价恢复了元气。在1845年，兑换　率提高到每两白银换四百蒲尔。此后，新疆驻军的饷项主要似是“出自地方收入中的地方货币”。在叶尔羌市场上，白银从原来一锭（50两）换三、四百腾格（一万五千至二万蒲尔，约九百至一千二百印度安那）涨到换一千腾格（五万蒲尔，约三千安那）。①清朝对六城地区的控制似乎比以前加强了，但是在中亚已开始感觉到英俄之间的对抗；1841年有谣言说，正在和中国以及阿富汗交战的英国将一个玛赫杜姆家族成员召到了喀布尔。东突厥斯坦人的愤怒情绪和圣战精神在潜滋暗长。1845年，一些柯勒克孜人袭击英吉沙尔的郊外，一个名叫阿瓦斯的喀什噶尔铁匠率领一支五百人的造反队伍在索胡鲁克闹事。汉族移民帮助恢复了秩序。布彦泰报告说，柯勒克孜人的袭击是在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等地有影响的阿訇们的鼓动下进行的，而在阿瓦斯暴动的后面有玛赫杜姆家族，特别有布素鲁汗在活动。在次年（当时有喀什噶尔发生饥荒的报告）所作的更为深入的调查断定，七和卓并没有和暴动发生关系。②名义上由年青的胡达雅尔汗统治、但是事实上因领导分裂而受到损害的浩罕，又故态复萌，在1846年派出一位使者重新提出了汗国的旧要求：向巴达赫尚人、克什米尔人和所有拉达克商人（推依博特——“西藏”）征税，另外还要求向一个主要居住在清朝境内的柯勒克孜部落征收地租。此后不久，一些柯勒克孜人袭击了六城地区的卡伦，然后越帕米尔逃向什克南。什克南的统治者阿布都热依木送来一封信，暗示那些人是一些身份不详的和　卓，大概是一些白山派。①北京还是不愿满足浩罕的要求。于是，第二年即1847年（在这一年，最后一部分哈萨克大帐正式并入俄国），浩罕发动了白山派圣战，卡塔汗和倭里汗领导了对六城地区的侵犯，名为七和卓之战。一支由喀什噶尔和柯勒克孜逃亡者组成的浩罕军队袭击在明约洛卡的清军，迫使他们退回喀什噶尔。在那里，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煽动百姓向玛赫杜姆家族的军队打开回城，当时三千名清军困守在满城之内。倭里汗前往攻打英吉沙尔，但失败了。谣言说，七和卓已和英国人取得谅解，②但是喀什噶尔人对张格尔的失败以及1830年浩罕的抢掠记忆犹新。虽然有许多人参加了七和卓的军队，玛赫杜姆家族的事业一般来说在人民中间的反应是冷淡的。
北京命令陕甘总督布彦泰克复失地，并以奕山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奕山带领数千军队由阿克苏出发；一支三千人的援军由甘肃进入新疆，户部拨饷银一百万两。当奕山于秋天到达叶尔羌前，和卓们曾进攻过这个城市，但已被赶走而撤回到了喀什噶尔。奕山的优势火力连战皆捷。围攻英吉沙尔的玛赫杜姆家族的军队甚至未及交战就望风而逃，所有侵略者随即放弃喀什噶尔而逃回浩罕，和以前一样跟着一起逃走的有他们招募的喀什噶尔新兵和成群结队的同情者及其家属。
清帝国的军队再次进行了可怕的报复，但是豁免了喀什噶尔地区的赋税。一支来自伊犁和乌鲁木齐的2，360人的军队加强了喀什噶尔的驻军。枢纽之地巴尔楚克也是通往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与和阗各条道路的总汇，清朝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新城（Yangi　Shahr），与老回城分开，屯驻一万五千到二万名用步枪　武装起来的步兵。每当西部各地区需要军事力量时，首先就从那里调派。由于入侵而加强了的东突厥斯坦人和汉族移民之间的敌意，暂时终止了向喀什噶尔地区阿奇克雅黑移民的努力，但是政府仍然实行它的移民政策。1848年初，惧怕失去贸易权利的浩罕，派来一名使者否认它对七和卓的入侵负有任何责任，并表示继续对清朝皇帝“恭顺”。北京除了接受这种辩解之外也别无良策，从而再次确认了浩罕的全部权利。①清朝当局——特别是喀什噶尔和叶尔芜的阿奇木伯克们——与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之间仍“不相合”，后者将“他们所受虐待的怨言”传回浩罕。在喀什噶尔东北约四十里的阿斯图（下）阿尔图什——也叫阿尔泰（金山）阿尔图什——清朝的地位特别脆弱，因为存在着对官方的诛求的愤慨情绪。阿斯图阿尔图什也被认为是十世纪黑汗王朝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安葬地，历来传说把伊斯兰教传入东突厥斯坦的成就归功于他，玛赫杜姆家族则宣称是他的后人。这个朝圣的重要地方的护陵人米尔·阿赫麦德·谢赫据说是六城地区仅次于阿奇木伯克的最富有的人，他也是白山派首要的宗教人物，因此浩罕能够在他的帮助下搞一些活动。1852年，倭里汗、卡塔汗、克希克汗和铁完库里和卓带了一支主要是柯勒克孜人的军队，袭击阿斯图阿尔图什附近，进而侵犯乌什土鲁番卡伦，一直到清军把他们打跑为止。有一个时期当局拒绝恐吓，封闭了喀什噶尔浩罕的道路，停止了浩罕阿克沙哈勒向喀什噶尔外国商人征税的权利。②在叶尔羌则笼罩着全然不同的气氛，那里黑山派占上风，和讨厌的对外关系没有联系的克什米尔和巴达赫尚商人支撑着该地　区的经济。印度北部的古拉布·辛格1842年对拉达克的统治建立以后，克什米尔的披巾商人告诉叶尔羌人如何清理粗羊毛，因此叶尔羌所产“土鲁番的”（乌什土鲁番的）和“库车的”羊毛在质量方面与拉达克羊毛相等，或者超过了它。叶尔羌输出的披巾羊毛由此增加了，它全部取道列城运往克什米尔。作为交换，鸦片输入（清朝当局不再禁止）迅速增长，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成为贸易的主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