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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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克什米尔。作为交换，鸦片输入（清朝当局不再禁止）迅速增长，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成为贸易的主要项目，总计每年至少一万六千磅，价值达一万二千英镑。因为叶尔羌每年输出到列城的货物值一万八千英镑，并不足以抵补每年由列城输入的价值二万一千英镑的货物，所以叶尔羌商人要用白银支付超过部分。和准噶尔地区对俄国的贸易正好相反，六城地区对印度的贸易出现了逆差。
然而，在七和卓之战以后，收支差额开始改变了。白银和其他中国本土出产的货物原来是叶尔羌列城印度贸易的主要商品（茶、丝、宝石、黄金、基连和贵重药材），现在不再大量运来六城地区。因而，在五十年代叶尔羌向列城出口的货物缩减了，输出的大部分是六城地区的本地产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和大麻汁。
叶尔羌的对外商业开始衰落了。沿着商路的盗匪增加了。强盗们出没于叶尔羌列城的诸商路上和通往巴达赫尚的道路上。商队开始武装来往，但不时被一百到二百五十人组成的袭击队伍所击败。虽然贸易衰落，但据1853年访问了叶尔羌三个月的英国代理人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赛义德和卓说，“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是普遍满足和中意的。在乡下除了土地税之外没有其他赋税，土地税约当生产物的十分之一”。在满城中大约有六、七千清军，但是他们“和农村中的百姓很少或没有交往”。①英国和古拉布·辛格（1846年印度政府立他为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大王）两者现在都在探索增加他们对叶尔羌贸易的方法。古拉布·辛格作了一些“软弱而无效的”努力想劝说叶尔羌的官员们给他以在实际和名义上管理克什米尔阿克沙哈勒的权力，因为后者“不听来自查谟的命令”。但是大王在六城地区的影响“不够大，不足以使阿克沙哈勒免职而另委他人”。大约在1856年，古拉布·辛格又转而直接求阿克沙哈勒本人，派了一名代表“去为他（大王）安排向列城商人征税之事”，但是阿克沙哈勒却答复说，古拉布·辛格必须首先为路途上商队的安全提供保证。1857年古拉布·辛格死后，他的儿子兰比尔·辛格派遣另一个代表前往叶尔羌继续提出他父亲的创议，但是清朝当局将代表阻拦在城外的一个卡伦上“达六月之久，以后又将他不体面地赶出叶尔羌”。①英国人自己只限于收集情报，主要交由本地代理人去做。然而在1856年，两个欧洲探险家封·什拉琴威特两兄弟赫尔曼和罗伯特经过喀喇昆仑隘口进入和阗河流域，并由七名叶尔羌人陪同。这两兄弟看到这些牧羊人是用俄国枪武装起来的，就在到达距额里齐两、三天行程的地方后带三名和阗人一起往回转，因为他们担心会与清朝边境官员发生纠纷。什拉琴威特家的第三个兄弟阿道夫在次年进入六城地区，被当时暂时控制喀什噶尔的倭里汗下令杀死。
和平静的叶尔羌相反，喀什噶尔和库车两地区的叛乱情绪在沸腾。1854年，一个叫沙木蒙的人宣称他是张格尔之兄玉素普的后代，在喀什噶尔地区罕爱里克庄领导一次叛乱。在库车，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居住在一个城子里，穆斯林劳动者对于官员的暴　虐感到愤怒。①帝国的代表在1855年未经任何审问或经他上司的同意便处死了大约三十人。象阿斯图阿尔图什一样，库车也是一个朝圣要地，是阿勒沙德·阿丁（兴旺时期约在1350年）的陵墓所在，阿勒沙德·阿丁曾使莫卧儿人改信伊斯兰教，又是库车和卓们的祖先，这是与玛赫杜姆家族没有关系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一个单独的分支。地方上针对清朝官吏的怨言加强了这些护守陵墓的库车和卓们的政治上的潜势力。
在同一年，一个名叫玉散霍卓依善（Husayn　KhwājaIshān，由此名字可知他是个宗教领袖）的浩罕人，前来煽动阿斯图阿尔图什铜矿工人的不满情绪。当阿斯图阿尔图什的穆斯林捕获十三名潜入者并将他们递交清朝驻军时，他失败了。紧接着倭里汗和铁完库里和卓派遣数百军队进入六城地区，但是清军的枪声迫使他们退了回去。②1857年，库车居民心中郁积的愤怒引发了一场人民暴动。清朝迅速恢复了秩序，而浩罕（它的阿克沙哈勒仍和六城地区当局不和）利用这种不安的气氛派倭里汗和铁完库里进入清朝边境。入侵者和阿斯图阿尔图什的人民联合在一起向喀什噶尔进军。铁完库里利用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的不得人心，广泛散布说：“以前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和其他人引诱铁完库里的叔父张格尔，使之被捕并处死。现在伊萨克的儿于爱玛特和穆罕默德充当　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倭里汗是前来报仇的。”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们和贸易团体以及察尔虎特人集合起来支持入侵者。阿奇木伯克爱玛特逃入满城。叶尔羌参赞大臣庆英立即向伊犁、乌鲁木齐和喀喇沙尔求助，亲清朝的穆夫提们发出“法帖万”（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说：可兰经的法典（沙里阿特）要求穆斯林杀死或者活捉入侵者，他们要穆斯林一定不要和侵略者合作，以防丧失了信仰（伊玛尼）。①在此期间倭里汗攻下英吉沙尔的回城，周围地方的城镇和乡村就与入侵者共命运了。当倭里汗派遣大约七千人分两路攻打叶尔羌时，庆英的士兵迫使和卓的西路纵队撤退，但是东路纵队却对回城发起了突袭。在这时黑山派的徒众远多过白山派的信徒；另外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另一支穆扎德派的地方领袖（一个名叫阿卜杜尔·拉赫曼·哈达拉特的人）也有很多追随者。老百姓和克什米尔商人就协助驻军抵抗入侵者，结果，倭里汗的军队未能得逞。
在战争中受害最大的也许要数东干人了，他们受到双方的猜疑，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信奉另一种教派，即和卓穆罕默德·舍里甫·彼尔（死于1555—1556年或1566年，葬于叶尔羌）的乌瓦依什亚派，这一派最大的力量在伊犁的东干人和塔兰奇人中间。例如，倭里汗的党羽也把东干人以异教徒论处而杀害他们。从处理阿道夫·封·什拉琴威特四个伙伴的方式中还可以看出和卓的宗教政治倾向。叶尔羌的穆罕默德·阿明是一个东突厥斯坦人，他只不过被关了禁闭。克什米尔的穆斯林阿布杜拉是“一个印度人”，被卖给一个叶尔羌人为奴，价值二十五卢比。布哈拉　犹太人摩拉达为了活命而改信了伊斯兰教，并获准与穆罕默德·阿明一起入狱，第四个伙伴是一个西藏人，因为属于中国“种族”而被处决。①不久清朝援兵从巴尔楚克前来迎击侵略者，此时包围叶尔羌的入侵军已达数万人。②清军获胜，打垮了侵略者，击毙约七百人。叶尔羌在被困约七十天以后被解围，英吉沙尔在被围百余天后也得到解围。在喀什噶尔，倭里汗的军队没有交战就逃走了。他的占领为时不到四个月。
清朝传令嘉奖西迪克比（或伯克），此人是塔什密里克的土拉吉尔钦察部柯勒克孜阿奇木伯克的后代，因为他协助平定了骚乱，并对倭里汗的同情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其余的人当中，当局处死了沙土克·布格拉汗陵墓的护陵人米尔·阿赫麦德·谢赫和他的长子。表面上是因为谢赫参与了暴动（他将女儿嫁给倭里汗），但是伯克们还要抢夺他的财产。他们没收了他的财产。其他谢赫们开始生活得比较安分了。③由于和浩罕的贸易在战争期间已经中断，这时伊犁将军札拉芬泰也力主让安集延商民迁到喀什噶尔城外为他们建造的特设市镇上，就象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为哈萨克贸易所作的措施那样。但是，军机处、户部、兵部和理藩院甚至反对给浩罕人以这种小小的不便，因为害怕它会引起进一步的麻烦。
然而在庆英建议下，浩罕表面上被命令引渡倭里汗作为恢复贸易的一个条件。1858年浩罕答复说：“倭里汗闹事后，曾派人挡路，禁人附从。又将倭里汗拿禁。如准其通商，即将逆首罪名　照经典自行惩办。”①清政府承认它在新疆的地位软弱，认为立即重开贸易乃属稳妥之举。因此，虽则安集延商人是1857年入侵的积极支持者，但他们未受损失。
安集延商民自身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事实上是自由的——阶级。在1858—1859年，当新的浩罕阿克沙哈勒到达喀什噶尔时，约有六千名安集延人（不包括察尔虎特人）前来欢迎他。在喀什噶尔的外国人据说约占本地人口数的四分之一，即约十四万五千人。其中甚至包括俄国鞑靼人也被官方认为是安集延人，但他们在私下和“中国人”交往时并不隐瞒自己的血统。
喀什噶尔人移居西部中亚者也很多。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有二百多名玛赫杜姆家族的成员住在浩罕和马儿亦囊。大约有五万户喀什噶尔的移民被称为塔合里克，住在安集延、沙里罕（新近由乌马儿汗建立的，几乎专供喀什噶尔移民居住）和卡拉苏周围的农村中，另有许多人住在城镇里。在塔什干外面有另一移民地新城，大约住有五万六千名喀什噶尔移民。几乎所有这些白山派的移民都是一批接一批的逃亡者，即是从清朝统治之下和从对玛赫杜姆家族的历次入侵之后进行的报复之下逃出来的。②1858年，一位新统治者马尔拉汗在浩罕即位，1859年，他根据1835年中国浩罕协定的规定派遣了汗国每年一度的贡使（从浩罕人的观点来看，这是“礼尚往来”的活动③）。汗的主要目的是推卸他自己对入侵六城地区（这一侵略发生在他的前任胡达　雅尔汗统治时期）的全部责任；所以使者米尔扎阿布都剀里木带着马尔拉汗的信，“责备”六城地区清朝当局“软弱和怯懦得可笑，因为他们在现场可指挥大批中国军队，但竟被一个盗匪所吓倒”，此盗匪即指倭里汗。
那一年，作为一种经济措施，清朝停止从六城地区伯克们那里接收贡品。因而，当浩罕使者到达叶尔羌时，参赞大臣裕瑞“害怕这种来往的影响会传到皇帝那里”，托辞不让浩罕人前往京师。然而，使者决心要前往北京传递信件。参赞大臣因此“将整个使节团（包括米尔扎阿布都剀里木和二十四名同伴）送到靠近叶尔羌的古勒巴格（中国城），并在那里将他们暗害”。为了给他的行动辩护，裕瑞编造了一个故事，大意是说，浩罕使者在叶尔羌回城犯下了一系列罪行，殴打人民，强奸本地妇女，最后并侵犯参赞大臣的衙署。裕瑞宣称，浩罕人在那里拔出武器，刺伤了十三个中国士兵，而米尔扎阿布都剀里木和全部他的人在战斗中被杀。浩罕终于向伊犁当局说明了事情的真相，后者向皇帝转呈了此事，裕瑞即被撤职。
清《实录》只记述了裕瑞所说的情节。如果没有英国代理人叶尔羌人穆罕默德·阿明的报告的话，人们就会对清朝关于浩罕随后派来一名使节为米尔扎阿布都剀里木不可理解的举止道歉一事的记述信以为真了。①当浩罕的使者在叶尔羌被谋杀之后，浩罕和六城地区的贸易衰落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说，有军队在边境外边活动，而　1860年在英吉沙尔地区，当局不得不驱散由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领导的一次示威，并把他关入狱中。1861年，在中国西北部穆斯林中间日益动荡的背景下，圣战的趋势再次取得势头。米尔·阿赫麦德·谢赫的次子阿布都热依木和布素鲁汗的一个儿子发动了一次约有二百名士兵的远征队进入喀什噶尔地区，然后倭里汗和阿布都热依木又领导了一次兵力达三倍以上的入侵。清朝的火器和大炮占有优势。清帝国的军队俘获了阿布都热依木，并杀死了四百名白山派军队。但是倭里汗逃进了山中。
浩罕的野心和清朝的权威之间仍未取得平衡。圣战仍然在继续。六城地区是清帝国最虚弱的赘疣。它有一个动荡的过去，还可以预言会有一个动荡的将来。
②　《西域置行省议》，见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卷1第105—111页；以及《罢东南蕃舶议》（原文已佚，见王佩诤上引书，卷2第643页）。
①　《喀什噶尔状况》，苏辛编（1827年），引自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426页。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4·48（1835年12月），第660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19、647页。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叶尔羌人玛哈本·阿明说有一万二千人，见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63页。
③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但需参照玛哈本·阿明的“口头消息”，见戴维斯编：《印度报告》，第334和342页。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说汗有“大约八千匹马”）。沃森：《中亚浩罕的乌兹别克地区纪要》，《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3。32（1834年8月），第375页；沃森：《浩罕的乌兹别克人及其二子前往麦加朝圣记》，《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3。32（1834年8月），第381页。和罕迪：《沙勃鲁希史》，班图索夫编，第115页。作者将张格尔和他的儿子布素鲁汗混淆了，日期也不正确，但是所述事实是可以清楚辨认的。参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3页。
③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说张格尔强行攻取了该城寨。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63—365页。
②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说，他称之为库拉塔克“部”的黑山派是卡达里斯人，伊萨克和卓（他准确无误地以此名称呼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是他们的首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不是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父系后裔。双重关系当然也有可能，但沃森似乎可能将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和哈迪里亚派两者同黑山派相混淆了，这是他的名字伊萨克（Ishāq）一字造成的。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玛哈木·阿明所述，见载维斯：《印度报告》，第342页。
②　阿尔德：《1865—1895年英属印度的北部边境》，第31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3页。
①　彼得奇：《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145、162—163页。
②　魏源：《圣武记》，卷4第57页；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7页。
③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
①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26—127页；弗莱彻：《1368—1884年的中国和中亚》，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21—222、第366页注111及112。
①　沃森：《乌孜别克地区纪要》，第376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426页。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8页。《大清宣宗实录》，卷183第28页（1831年，3月2日）。
①　和罕迪：《沙勃鲁希史》，第117页。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179第17—19页（1830年12月20日）。佐口透：《十八至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77页；参见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9页。
①　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4、376页；《大清宣宗实录》，卷184第38页（1831年4月5日）。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83第2页（1836年6月14日）。他死的时间被记为阴历六月。由于《实录》记叙条目的时间是阴历五月，胡他死的时间不可能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参看佐口透：《社会史研究》，第408页，这里也说是1836年。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0页。
②　关于这个名字，见西蒙诺夫等编：《苏联乌兹别克科学院东方文献抄本汇编》，7。25，第5014号。佐口透把Zuhur　adDīnTā激写作Zohr　alDīn（《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86—492页），这是不可能的。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326页）声称清朝是要求和平的。沃森在《乌兹别克地区纪要》中说，作霍尔敦是作为“从北京派去的使节……谈判和平”的，见第375页。1835年的中国浩罕协定的轮廓可能是在这一次拟定的。也见《大清宣宗实录》，卷195第12、15—16页（1831年9月28日）；卷197第19页（1831年11月3日）。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199第18页（1831年11月27日）。
①　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6页；《大清宣宗实录》，卷207第26页（1832年4月13日）；柏尼思：《布哈拉之行》，卷2第378页。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09第18页（1832年5月11日）。参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那里的“十二年”显然是“二年”之误。
③　《大清宣宗实录》，卷214第19页（1832年7月18日）；卷215第2—3页（1832年7月27日）；卷26O第15页（1834年12月15日）。
①　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377页（据说总共有二万名步兵，其中一万名驻在喀什噶尔）。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655页。
①　《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页；《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
②　《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
③　《大清宣宗实录》，卷235第22页（1833年6月2日）；卷238第4页（1833年7月20日）。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页。（此书将清朝政策的改变归因于浩罕对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控制的扩大）；《大清宣宗实录》，卷261第11页（1835年1月1日）。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44第18—19页（1833年11月30日），第39—40页（1833年12月9日）；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沃森：《麦加朝圣记》，第381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262第21页（1835年2月15日），第24页（1835年2月16日）；也见第27页（1835年2月19日）。
②　《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参见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旅行记》，他说在叶尔羌和北京之间正常的旅程是“六个月”。
③　《大清宣宗实录》，卷254第5—6页（1834年8月9日）；卷257第8—10页（1834年10月22日）；卷260第15—16页（1834年12月15日）；卷261第35—36页（1835年1月21日）；卷262第20—23页（1835年2月15日）。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页（将特许权的赢得特别归功于爱连拍迪沙），第341、401页；玛哈木·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5页（也提到爱连拍迪沙）；参看贝柳：《喀什噶尔史》，载福赛思：《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第185页；还可参看和卓巴哈杜尔汗的报道，见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以及沃森的《朝圣记》，第381页。
②　《Ta＇rīkhi　sihgārī》，无名氏手稿，大英博物馆东方8156号（完成于1874年），错误地把权力归于阿卜杜拉·帕沙巴西，第8卷第9张。
③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6、9、136—139、174页，注23，这里对俄国过去作家的批评没有考虑到1834—1835年事件。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265第7页（1835年5月5日）。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95—496页。
②　皮尔森：《古吉拉特的商人和统治者：对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反应》，第17—18页。
①　瓦列哈诺夫：《全集》，卷2第401、680页。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1页；也见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2页），他说商人是从安集延城来的；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8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57页。但可参阅阿赫麦德·沙的另一种不同的说法，见《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2页。
①　戴维斯编：《印度报告》，附录100第29页；附录24第193—196页。穆罕默德·阿明：《东突厥斯坦史》，第346页注。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1页。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7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267第19—20页（1835年7月16日）；卷283第2页（1836年6月14日），卷291第25—27页（1836年12月23日）；卷292第3—5页（1837年1月9日）。纳里夫金：《浩罕王国史》，第164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12页注，第326—334、345—348页。他的报道和清朝有关色勒库尔首领们的编年资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①　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222—223页；《大清宣宗实录》，卷33O第29—30页（1840年3月2日）。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93第23—24页（1837年3月2日）；卷298第31—32页（1837年7月30日）；卷301第8—9页（1837年8月5日）。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5页。参看沃森：《麦加朝圣记》，第381页。
①　在费正清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