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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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鹂说厍鸵罚�375页。参看沃森：《麦加朝圣记》，第381页。
① 在费正清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制度》（载他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60页）中也清楚地谈到：“最惠国条款发端于清帝国想对所有非中国人显示一种高于他们的一视同仁的愿望。”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卷1第337页。
② 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85页。马木留克人有类似情况，参见戴维·阿亚伦：《马木留克王国的火药与火药武器：对中世纪社会的一个挑战》。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2页。
①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79—80页。
① 曹振镛编：《钦定平安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38第22页；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49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419第19页（1845年8月20日）。戴维斯：《印度报告》，附录24第191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第339页。
②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415页；卷3第152页。《大清宣宗实录》，卷417第2页（1845年6月6日）、12—13页（1845年6月13日）、21页（1845年6月25日）；卷432第22—23页（1846年9月17日）。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428第19页（1846年5月18日）；卷432第8—10页（1846年9月1日）；卷433第17—18页（1846年10月13日）；卷434第5页（1846年10月26日）；卷436第17—18页（1847年1月9日）。
②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152页。
① 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7—348页。《大清宣宗实录》，卷451第20页（1848年2月29日）；卷453第7页（1848年4月9日）。
②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有些歪曲），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9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5、670页；阿赫麦姆·沙：《旅行记》，第349页。
① 戴维斯：《印度报告》，第66—67、69、190—192页；坎宁汉：《从自然、统计和历史角度看拉达克》，第245、253页；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8—349页。
① 戴维斯：《印度报告》，第69、88、193—196页。
① 陈庆隆：《从1828年暴动到阿古柏时期的新疆史》，第39—40页。陈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所写的日期（1854年8月30日）系1854年10月21日之误。奕䜣等编：《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1896年序，卷1第11页），以及《大清文宗实录》，卷228第22页（1857年7月16日）。
② 佐口透在《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16页）中把玉散霍卓依善（Yusan Huocho Ishan）转写成“Yusan？Khwāja Ishan”。这个名字的第一部分表示üsn，显然是Husayn的突厥化，这可以从基比洛夫和宗伐佐所编《维吾尔文俄文字典》（第287页）得到证实。《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第3页。
①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50页；《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4第13页。喀西达关于倭里汗入侵的报道，见罗斯编译：《喀什噶尔的三份突厥文手稿》，第7、14页；羽田明：《倭里汗之乱的一件史料》，载《冢本博士纪念论集》，第65页。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1页注3；赫尔曼·封·什拉琴威特萨孔伦斯基：《印度和亚洲高原旅行记》，卷4第282页。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5页。这个数字似乎高了一些。
③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5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31页。
①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第24页。《大清文宗实录》，卷267第5页（1858年11月18日）；卷247第13页（1858年4月16日）。
②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1第394、602页；卷2第343—344、369页。《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史》，卷1第662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9、351页。
③ 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
①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52页（Abdul kim〔‘AbdalQā’im〕必然是‘Abd alkārīm之误。Qāim不是真主的九十九个名字中的一个。清朝的资料是阿布都剀里木A—pu—tu—k’ailimu）。参看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25—526页。佐口透的叙述是以清朝资料为依据的。
西藏的隔绝和印度的压力
1815到1862年这段时期实际决定了拉萨的哪些属地将留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哪些属地将落入英属印度支配之下。英国的侵略性并不次于俄国，但是受到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阻碍。
1792年并入清帝国这件事将西藏和英属印度隔开，但是象俄国人在新疆一样，英国也利用“本地的”代理人渗入尼泊尔、西藏以及喜马拉雅山和喀拉昆仑山的诸西藏属国，为东印度公司寻找贸易的机会。这些最早的代理人中有一个名叫阿卜达哈迪汗的人，曾于1795年带着印度和英国制品被东印度公司派到尼泊尔去，他提出的一份鼓舞人心的报告大大刺激了英国人对西藏贸易的兴趣。
1810年，一个名叫吉尔曼的商人派遣另一个本地代理人到西藏的噶大克去，目的是得到披巾用羊毛的样品，这种披巾羊毛是由列城商人垄断的，并且是对十九世纪大部分英藏政治有相 当影响的一项商品。披巾用羊毛①有两种：一种用驯养的山羊毛，一种是更加珍贵的野山羊毛、野绵羊毛和其他动物的毛。虽则在拉达克出产小量披巾羊毛，但大部分是来自西藏的日土和羌塘。根据条约的要求，西藏的生产者只将羊毛运到列城，再由克什米尔和中亚的商人继续全部转运给在克什米尔的纺织业。破坏这一垄断贸易便要以没收论处，它的规章严厉到甚至把六城地区质优价廉的披巾用羊毛排挤出了列城市场。当拉达克政府听说吉尔曼的努力后，它宣布凡是破坏垄断的人此后都将处以死刑。
少数英国人亲自暗地里探索贸易的机会。1811年，托马斯·曼宁前往拉萨，甚至设法谒见了达赖喇嘛。威廉·穆尔克罗夫特和H。Y。赫希在1812年进入西藏，远至噶大克，穆尔克罗夫特还派他的代理人米尔·伊沙塔拉去六城地区搜集有关贸易的情报。但是这些人只是作为个人独自去的，因为印度政府虽则并不阻止这样的探险，但它害怕触犯清政府，所以拒绝给探险家们任何官方文书。但是由于1814—1816年英尼战争和英俄商业竞争的结果，英国官方的态度开始改变。因为受亚洲俄国商人已在西藏活动的谣言的刺激，英国挑选了库茂恩和加瓦尔（菩提亚人在这两个地方的北部边缘居住）作为直接与西藏贸易的良好路线。②然后，在结束英尼战争的萨高利条约中，英属印度并吞了库茂恩，并且确定加瓦尔和西姆拉两个山地国家作为印度的保护国。现在，英国的领土首次和清帝国的领土在西藏接壤。1816年东印度公司的韦布上尉和西藏官员之间在新边境线上的接触，增加了英国打破西藏孤立状态的希望。
英国击败尼泊尔并在加德满都重新派驻一名使节之事使北京放心不下，因为尼泊尔人在最后尝试争取清朝援助时，曾向清朝谎报说，英国人命令尼泊尔将它献给清朝的贡赋转交给印度政府，还要求自由通过尼泊尔领土去西藏。为此北京派了赛冲阿钦差大臣带领一小支军队去西藏探听究竟。赛冲阿了解到事实以后，拒绝支持尼泊尔，他只是希望印度政府“应考虑”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从加德满都撤回使节为宜。当英国人答复说，如果北京愿意派遣一位中国的使节到尼泊尔去防止英尼争端发生，他们乐意照办，这时赛冲阿却将事情搁置下来，而在1817年回到了中国本部。①英尼战争的另一结果是英国与西藏的属国锡金发生了接触。1817年，英国签署了英锡提塔利亚条约，将尼泊尔在1792年从锡金夺去的领土还给它，并且宣布对该国拥有最高权力，包括对锡金的外交关系负责。但是无论拉萨或是北京都拒绝承认提塔利亚条约的合法性。
英尼战争和英国宣布对锡金拥有最高权力，这成了西藏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作为清朝属地的西藏却有自己的对外政策，这表明它是享有特殊地位的。西藏有它自己的藩属，这些藩属是中国政治势力范围的次要部分，但它们本身不是清朝的领土，甚至也不是清帝国形式上的属国。在十八世纪，拉萨政府对扩大与英国的接触表现了一些兴趣，班禅喇嘛通过询问1774—1775年东印度公司的使节乔治·博格尔关于英俄关系的问题，已经有意地扩大了让英国人观察西藏的条件。在西藏并入清帝国后，英国人看来一定会先成为一股有希望抵消清朝影响的力量，但1817年以后，尽管汉族人数在青海和东部康区继续增长，人们已经很清楚，清朝对拉萨的权力不大，它几乎完全不干预西藏的内部事 务。清帝扮演了佛教保护人的角色，他对寺院作一些布施，旨在维持现状。寺院和世俗官员们从西藏作为清朝藩属的地位中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巨大的，特别是在茶叶贸易方面。因此有理由认为，拉萨不想将一种遥远的、松弛的与和谐的清朝统治去换取一种较近的、更有力的和文化上较少共同点的英国统治。
清朝对英国侵略尼泊尔和锡金的反应是如此消极，以致拉萨不敢指望清朝的保护。清驻军的士气低落，数量也太少，不足以应付严重的危机。满族士兵已婚娶西藏妇女，她们靠丈夫的微薄薪饷很难生活，何况薪饷又不能经常送到驻军手里，因此清朝驻藏官员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西藏政府寻求财政援助。士兵们被迫用其他工作收入来补充他们微薄的薪饷。西藏面对英国的影响只能自己保卫自己。西藏人封闭了锡金这条英国和驻藏大臣联络的路线。从1818年起，企图经过苏特里杰河流域或库茂恩隘口进入西藏，已成为“正在山地休假或上班的英国官员们喜爱的运动”，但是西藏边境官员有礼貌但又坚定地封闭了他们的道路。①拉萨开始编造清朝在西藏如何强大的神话，想用这种托词说明，阻止英国直接与雪山之国交往的是清朝，而不是西藏自己。
印度政府决定实行一项谨慎的政策，这政策被诸如东印度公司的军马司主管人威廉·穆尔克罗夫特②这样一些人视为过分胆小怕事的一种举动。印度同中国一样，好几个世纪以来为繁殖马匹问题感到苦恼，为了军用他们也被迫输入马匹。因此穆尔克罗夫特终于得到印度政府的勉强允许，让他越过喜马拉雅山（由他自己负责和自费进行，没有任何授权或政治任命）去寻求中亚的马匹以供次大陆驯养之用。在印度的许多人对此行很感兴趣，希望他能弄清楚英国在山那边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加尔各答的帕 尔默公司和克鲁坦登公司将价值约三千镑的货物委托他经管。
穆尔克罗夫特和乔治·特雷贝克于1819年出发，在1820年到达列城，发现拉达克的对外关系即将改变。直到1819年为止，拉达克是西藏的一个藩属，但也向克什米尔的阿富汗人交纳第二等贡赋，即给他们以用益权。在一种不严格的意义上说，拉达克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名义上隶属于中国”。①然而在1810年，锡克人征服了克什米尔，并要求拉达克将克什米尔的用益权转交给他们。但是在穆尔克罗夫特的煽动下，拉达克王转而向英国人表示忠诚。印度政府怕触怒锡克人，就申斥了穆尔克罗夫特，拒绝了拉达克的归顺，并将此事通知锡克政府。锡克人放下了心。拉达克承认锡克人享有用益权并开始向他们交付贡赋。但是拉萨则把穆尔克罗夫特的未经授权的努力看作英国扩张主义的更进一步的证据。
穆尔克罗夫特继续留在拉达克直到1822年，他试图通过代理人米尔·伊沙塔拉劝说叶尔羌当局允许他进入清朝领土。列城的一些贸易人士可能已被英国将通过列城到六城地区进行贸易的前景所吸引住。一个叶尔羌的忽禅商人为他在俄国时听到的关于英国商人的叙述所打动，他帮助穆尔克罗夫特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另一个著名的纳赫什班迪教团成员和卓沙尼牙孜在叶尔羌有许多支持者，他给予了穆尔克罗夫特必不可少的帮助和忠告。但是克什米尔人害怕东印度公司将会妨碍他们对披巾羊毛的垄断，在叶尔羌有说服力地说明他们的立场，因此尽管穆尔克罗夫特声称曾有一个英国人已在大约二、三十年前进入过叶尔羌，但清当局仍宣布英国无在六城地区进行贸易的先例，拒绝了他申请护照的要求。穆尔克罗夫特经过克什米尔和喀布尔前往中亚，1825 年死在安德胡伊。①虽然穆尔克罗夫特未能完成买马使命，但他的努力大大刺激了英国的兴趣。特别是他激起了英国的商业竞争感，因为他揭露了俄国代理人阿哈玛迪（见第七章），他报告说俄国人每年参加噶大克的集市，他断言，“相当大一部分”披巾贸易是“通过布哈拉和叶尔羌两地而同俄国进行的”。②其他几个欧洲人也从印度进入拉达克。穆尔克罗夫特曾在那里遇到匈牙利学者、伪装成亚美尼亚人的亚历山大·肖马德科洛斯；1821年，亚历山大·杰拉德上尉进入拉达克，想要西藏批准他访问玛那萨罗沃池③，但未获成功。但是印度政府的态度是避免和西藏或清朝当局发生官方接触，而英国人则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加入横贯喜马拉雅山的贸易，特别是披巾羊毛的贸易方面，库茂恩和加瓦尔对此贸易似已打开了一条通路。
在锡克人征服克什米尔的后果中，有一次饥荒使许多克什米尔织工流亡到英国领土上，尽管仍有垄断，小量披巾羊毛还是开始从西藏渗漏了出去。英国人想要扩大这种供应，并开辟从六城地区和西藏经过列城移往克什米尔的贸易。
西藏向拉达克输出的商品包括西藏本地的产品和来自中国本部再加转运的商品。由牦牛商队从拉萨运到列城的中国转口商品主要是砖茶（每块重八磅），也有丝、绒、缎和银元宝。西藏产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其次是羌塘绵羊、硼砂（银匠和黄铜匠需 要）、硫黄和黑盐。西藏自列城的输入品包括棉布、披巾、印花棉布、铜包的锡器皿、匙子、印度和欧洲的制造品、干果和谷物（这些东西主要来自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列城也和叶尔羌有相当可观的贸易，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虽然有拉达克的垄断，但叶尔羌、和阗和大帐哈萨克人的披巾羊毛越来越大量地运到了列城市场上。披巾羊毛的价钱不断上涨，到三十年代，拉达克禁止从六城地区进口的禁令成了一纸空文。
英国努力挤入这种贸易，最初是成功的。拉达克的垄断垮了。西藏的商队开始到英属印度的巴什哈尔去。但是英国并不是拉达克贸易的唯一觊觎者。1822年，锡克人把一个印度多格拉人古拉布·辛格提升为查谟王，1834年古拉布·辛格派遣他的将军佐拉瓦尔·辛格带着一万名多格拉军队去征服拉达克。有个冒险家乔治·亨德森博士在多格拉人之前曾偶尔游历列城，使拉达克人能够诡称，英国使节已经前来接受拉达克在十余年前通过穆尔克罗夫特即已提出的效忠。然而英国人相信多格拉人的侵略只会使更多的西藏羊毛转到印度；因此他们揭穿了拉达克人的欺骗，再次使多格拉人安下心来。尽管冬季的条件有利于拉达克，但他们的过时的武器是不能和佐拉瓦尔·辛格的武器相匹敌的，后者在1836年曾对锡克人夸下海口说，如果锡克人“愿意下令征服中国国土，他能马上点燃战争之火，向中国国王挑战”。①拉达克人在1837、1838和1839年接连进行反抗，直到1840年在佐拉瓦尔·辛格征服了巴尔提斯坦以后，多格拉人才完全确立了他们对拉达克的统治。从理论上说，什么事情也没有改变。多格拉是锡克王国的一个部分，后者在拉达克继续保持名义上的用益 权；而拉萨继续收取拉达克的例行贡赋。但是锡克对查谟地区的统治充其量不过是有名无实的。50000443＿0449＿0①古拉布·辛格计划恢复拉达克的贸易垄断。他甚至用停止拉达克历来向西藏一年一度的贸易使团提供惯例的膳宿和运输的办法，来向拉萨的传统地位挑战。
由于拉达克在混乱中，西藏商人日益避开列城，而把货物输出到巴什哈尔，这个地方变成了印度和西藏贸易的主要干线。结果，供应克什米尔织工的羊毛大减，以致几乎危及该工业的生存。在此期间英属印度自己横贯喜马拉雅的贸易多亏鸦片的输出而扩大了，作为非交战国的印度商人将鸦片运到列城，以便让克什米尔人——甚至还有一些印度商人——再向叶尔羌输出。大量来自旁遮普的鸦片，必然是完全通过锡克人和多格拉人之手的。小量鸦片是取道巴达赫尚到达叶尔羌的，也有一些由尼泊尔商人和在西藏冒充“尼泊尔人”的印度人经手，通过尼泊尔运到拉萨，在那里鸦片完全是供清朝军政人员消费的，尼泊尔人和西藏人并不是使用者。
为了沿通过列城的传统路线重新恢复西藏的披巾羊毛和茶的输出，并进而控制这条路线，古拉布·辛格派遣佐拉瓦尔·辛格在1841年入侵西部西藏，堵塞了渗入英国领土的贸易的漏洞。英国人既担心清朝将会因多格拉人的入侵而谴责他们，也害怕多格拉尼泊尔人可能结盟（也许是因为清朝的怂恿）而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正在与阿富汁和中国交战而腾不出手来。有了这些考虑，再加上他们想恢复西藏贸易的愿望，导致他们给锡克人送去一份最后通牒，命令多格拉人撤退。锡克人把这话传给古拉布·辛格，但是在他能够和他派往西藏的将军联系以前，西藏人在没有从无能的清朝驻军取得援助的情况下就打垮了几乎被寒冬 消灭的多格拉军队，并且杀了佐拉瓦尔·辛格。拉达克立刻发生了起义，西藏人于1842年侵入拉达克，重新确立了他们在那里自古以来的权力。但是古拉布·辛格赶派援军而至。西藏人退却了，比拉萨军队较为现代化的多格拉军队水淹靠近拉达克西藏边境的西藏人营地，弄潮了他们的火药，使他们的枪毫无用处。多格拉人击败了西藏人，但是双方都已筋疲力尽而准备和解。
1842年10月17日，多格拉人和西藏人在列城缔结了和约，重新确立了拉达克对西藏披巾羊毛的垄断，确认了传统的（但仍未立界限的）拉达克西藏疆界。多格拉人放弃所有对西藏的领土要求，西藏人承认多格拉人在拉达克的统治地位。多格拉人的印度教王国名义上仍然依附于锡克人，西藏是清朝的藩属，但是西藏人和多格拉人实质上都作为主权国家行事而缔结了一项国际协定。清朝无所作为，只是默认这一既成的事实。拉达克仍继续派使团前往拉萨进贡；多格拉人恢复了对西藏每年派往列城的政府贸易代表团提供象征性的膳宿和运输；西藏人则承认多格拉人拥有拉达克；列城对拉萨的贡赋减到了惯例水平；纳贡是为了取得拉达克对西藏披巾羊毛贸易垄断的确认。拉达克和巴尔提斯坦自此正式成为锡克王国的一部分。拉达克脱离了中国的政治势力范围，变成了印度次大陆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事实，再加上清朝驻军的可怜状况，降低了清朝在拉萨眼中的威望。当白莲教叛乱者1822年从四川侵入甘肃东部时，青海湟中地区的二十三个藏族部落拿起武器从和硕特部那里夺回了以前藏族在青海湖的牧地（和硕特部早在十六世纪初就已经占有了这些牧地）。同年，长龄率领下的清军获得暂时胜利，但是藏人再次打破了和平。“一个漫长的破坏和屠杀的时期”跟着发生了，主要的煽动者之一是东科尔寺的文殊师利呼图克图。① 1829年，拉萨派遣它自己的军队去青海湖恢复秩序。1835—1838年西藏军队也和拒绝向达赖喇嘛政府纳贡的波密统治者作战，并取得胜利。西藏人驱逐多格拉人一事因此也必须通过其他西藏军事行为的背景来观察。
然而，由于害怕英国人，拉萨政府继续加强清政权的保护假象。1830年，西藏人因发现一个带着英文书信和地理情报笔记本的克什米尔代理商阿赫马德·阿里而感到惊慌，这个人承认他是为印度政府来刺探情报的。此外，印度政府在1820年击败缅甸人时，强取了缅甸人在阿萨姆的有争议的“权利”，其中包括与阿萨姆平原和西藏边界地方的部落之间一系列模糊不清的关系。1835年英国曾迫使拉萨的藩属锡金割让大吉岭，1841年他们开始吞并阿萨姆平原，但西藏的另一个藩属不丹声称阿萨姆应该归它所有。1844年，英国人迫使沿不丹东部边界的西藏达旺地区的首领们放弃对卡里阿普拉沼泽地的权利，而他们每年则取得五千卢比的补偿作为代价。其中只有五百卢比交给达旺寺院（哲蚌寺的一所附属寺院），其余部分都送往拉萨的哲蚌寺。换句话说，英国人承认他们是侵犯了拉萨的领地，从那时起直到1888年，当英国人完成了对阿萨姆西藏边境部落的吞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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