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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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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和1月的奏折都得到了清帝的批准，这正是慈禧本人在文化问题的观点上所持模棱态度的一个证明。但恰恰在这个时候，这位太后可能第一次这么明确地认识到，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可以用来抑制恭亲王的政治势力。起初，北京的官僚们缄默地同意了总理衙门的建议。只是在3月初监察御史张盛藻才上书陈述他的观点，认为自强不必依赖洋枪轮船，而取决于“练兵筹饷”和一个纲纪整肃、刑政严明的吏治。这位御史把天文学和数学仅仅看作一种“机巧”，他感到特别忧虑的是，强调这两门学科会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在他看来，技术知识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似乎是相互对立的。这位御史还对以厚给廪饩和优与奖叙为奖掖之举深感不满，认为这也会起到败坏学者和官吏气节的作用。然而甚至经过这些攻击，清帝仍然站在恭亲王一边：有一道 谕旨便说，“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①同时，也确实有许多士子向总理衙门报考同文馆的新科目。
然而在3月20日，清帝收到了大学士倭仁（1804—1871年）呈上的第二个责难性的奏折；倭仁不仅是一位受尊敬的著名学者，也是朝廷里一位刚形成的派系的领袖。尽管倭仁的祖先是蒙古人，他却仍旧作为当时最著名的两三位程朱理学大师之一而受到广泛的敬重。除了他模范的生活给他带来声誉之外，他还因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一个其学术既与意识形态，又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领域担任一系列职务而对人们产生影响。他曾经连任都察院都御史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在1867年，除大学士外，他还是年轻皇帝的授读之一。②他在这奏折中傲慢地表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甚至比御史张盛藻还要蔑视“天文算学”。这位大学士把技术问题和受鄙视而通常与诡谲、异端相联系的“术数”看作是一回事。但是对士大夫在情感上具有更大感召力的是他断言，总理衙门要让中国人“奉夷为师”。在中国传统中，老师的地位是特别受人尊敬的：而那些洋人也确实是夷狄，他们刚刚直接进犯京阙，如今又在传播可恶的基督教教义。③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在一个雄辩有力的奏折中答辩说，期望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完全是不现实的，但甚至在此之后，倭仁还是重申他的立场。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肯定地说，礼义确实是国家的根本，但接着便援引了那些极力倡导引进西方技术的忠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的话作为自己的论据。作为儒家，这些人大概并不亚于倭仁！
当时虽然没有其他官员上疏支持倭仁，但是被清帝予以公布的倭仁的这两个奏折，竟把北京士大夫煽动到如此程度，以至开始流传总理衙门意图谋反这种招惹怨毒的谣言。那些报考同文馆新科目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列们的讥笑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4月下旬，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为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新科目＇者”。总理衙门被迫放弃了原来鼓动士大夫中的杰出人才学习技术的计划；现在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行新科目的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现在的投考者”。①这个结果对倭仁——他除去代表着京畿某些官吏的自我道德感和政治利益之外，也代表着文化中的主要的文化素质——来说，显然是一个胜利。但是必须看到，他取得这个胜利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慈禧太后未能给恭亲王以全力支持。当倭仁被要求设立一个只用中国教习的算学馆时，他大为窘困（因为他在第一个奏折中随便说出中国教习是很容易找到的）；因此，为了不被委任到总理衙门，他不得不请病假。在一道上谕中，倭仁还被斥为“见识拘迂”，不过尽管如此，慈禧还是没有重新提出让具有高级功名的人报名同文馆新科目的号召；4月23日的上谕仅仅表示：“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②可以想象，慈禧并不愿意反对倭仁对儒家文化解释的本质，因为她自己作为摄政者的地位以至满族人的统治本身，都是仰赖儒家的伦理和文化的。当然，慈禧本来可以选择的道路是，坚持一种更加灵活而依然是正确的儒家观点，就象恭亲王和曾国藩在奏稿中所举例说明 的那样。但那时在慈禧看来，把一个在京师官员中有大批追随者的显宦抬出来使之盖过恭亲王，这种做法是毫无害处的。我们发现1868年的一道上谕直接按倭仁和恭亲王的顺序把他们作为负有最重责任的两名官员提出来：一位是皇帝的道德指导，一位是领班军机大臣。①由于清帝未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的新方案就只有有限的意义了。包括满、汉两族的七十二名报考者的确参加了入学考试。不过发现他们大都是失业的中年人，“对于这些身体憔悴的穷苦文人来说，衙门付给他们的津贴表明比他们的声誉更为宝贵。”②被录取的学生有三十名，但是最后毕业的只有五名。为了得到质量更高的学生，清帝批准要上海和广州同文馆选派他们最优秀的毕业生到北京攻读新科目。恭亲王和文祥并不回避奉夷为师所招致的怨愤。赫德延聘的几名欧洲教习中有两名在1868年到达北京。通晓中西数学的天才学者李善兰被任命为算学教习。但是英文由欧伯连讲授，他是新近从英伦三岛来的非传教士教师；化学由法国人毕利干讲授；物理由丁韪良（他从1864年起一直在同文馆教英文）讲授。
1869年，在赫德的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和满、汉提调（提调除负责学生的生活安排和纪律之外，还负责中文课程）一起工作。③丁韪良着手把同文馆办成设置八年课程的“书院”，其课程包括一种西文，以及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之后，在1872年1月，英国传教士医生 德贞开设了解剖学和生理学课程。这一时期前后，在大约一百名学生当中大部分还是八旗子弟，但大家认为最好的学生却是曾在上海同文馆学习过的汉族青年。京师同文馆的出版业务以丁韪良自己的《格物入门》和毕利干的《化学指南》为滥觞。①然而，这所学校的主要目的仍旧是为外交工作培训人才。在资深学生的襄助下，京师同文馆出版的书籍终于包括了国际法、政治经济学、以及连同俄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历史等著作。虽然许多学生认为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去准备科举考试是合算的，甚至他们也受到这方面的鼓励，但是，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在尚未毕业之前就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翻译了。
兵工学校和造船学校
与此同时，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开设了更多的科学技术专科。福州船政学堂建立于1867年（甚至在福州船政局奠基之前），有一百多名十四虚岁以下的学生，大多数是从没落的地方绅士家招收的。学生得到许诺，将来准许授给绿营水师官职，或者按照军功保举文职官阶，②这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一条著名的成功之路。起初，左宗棠和沈葆桢抱着过高的想法，即希望学生们经过五至七年的严格训练之后能够学会如何设计和监造轮船，并且希望那些向往着成为舰长、大副的青年们能在这段时间里掌握必备的航海技能。还要求学生们学习中文课程以保证思想正确。但是沈葆桢相当明智地要求学生只学习象《孝经》和《康熙圣谕》一类的简单著作，同时兼习浅显的论策文章。③这所学 堂的“法文班”由法国人教习，专攻轮船制造和轮船设计。除去法文之外，还要求学习一套包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在内的数学课程，以及包括物理学和机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课程。偶尔也让学生协助装配机器零件，但要到第五或第六学年，他们才在船政局所属各工厂里做更多的具体工作。这所学堂“英文班”的学员用三年时间学习航海理论（上英文、地理、平面和球面三角以及航海天文等课程），然后把他们送到一艘由前皇家海军船长指挥的教练船上。（还有一个轮机舱部，招收曾在香港和上海的铸造厂和机器厂工作过的青年人，只教授英语、简单数学和蒸汽轮机原理。）这所学堂各个分部的教学显然是卓有成效的，而且青年当中又是人材济济，因而刚到七年就能确观厥成。1874年年中日意格报告说，法文班的七名毕业生已经“能够在兵工厂指导轮机＇安装＇工作”，另有二十一人预料可在一年半以后具备同样的能力；八名学生有最终胜任“设计室主任”的希望；九名毕业生证明他们能够“计算木制轮船的数据……绘制船身和船帆设计图，在模厂做出粗样以及监督施工”。他还宣布说，“英文班”的十四名学员受到了“为在长途航行中指挥一艘战舰所必须的理论教育和实际教育。”①然而，即使是最出色的青年工程师和设计师，也不能被指望立即承担主要职责。由于财政困难，1874年以后福州船政局大大地削减了它的造船规划。从1875到1877年之间，只有四艘轮船下水，虽然其中的“威远号”是一艘混合结构船（铁胁、木面），装有船政局自制的英式康邦卧立机，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进步。尽管船政学堂的一些毕业生参加了这项工作，但总工程师却是斯恭塞格：他是日意格的主要技术人员，在绝大多 数法国人于合同期满撤走之后，他仍然留在那里。①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的时候，有四名福州毕业生经过一段试用期后被授予汽轮船长头衔。而船政局制造的大多数轮船是由在通商口岸作过事的中国人指挥的，这些人虽然缺少正规训练，但是学会了驾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江苏和浙江两省政府购买和租赁的小轮船打击沿海海盗。（福州船政学堂二十一岁的毕业生、后来成为赫胥黎和穆勒著作的著名翻译家严复，在1874年是“海东云号”的代理船长，这艘小汽轮即为闽浙当局所有，但并不是福州船厂制造的。）②沈葆桢挑选蔡国祥作这支水师的最高长官（称为“火轮水师兵舰”的“总统”——译者。）他原是湘军水师将领，曾国藩一度选任他作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司令。但这些安排并不意味着沈葆桢和丁日昌（丁日昌于1875年接替沈葆桢任福建船政大臣，于1876年又为原天津机器局的吴赞诚所继任）忽视了船政学堂自己的毕业生。
到了1870年，由于沈葆桢本人深感造船机器的奇巧，他完全确信那些渊深的学问——尤其数学——是西方技术的基本功。在一份他和闽浙总督英桂联衔于1870年呈上的奏折中指出：轮船与枪炮的质量取决于数学。现在西洋船舰和火器异乎寻常的改进，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是计算能力日益精细的结果；如果计算稍稍细致一分，那么机器的使用就会灵巧十倍。沈葆桢考虑到，等到1874年福州学生毕业时最多也就上过七年学，于是他在1873年上疏清帝说，应该把最好的毕业生送到法国和英国去深造，以便使他们能够“循序而渐进，将窥其＇西学＇精微 之奥”。①直到1875—1877年，福州毕业生才赴欧留学；与此同时，在1874年年中和法国人签订的合同期满之后，沈葆桢和他的继任者坚持这所学堂应该按照原样继续开办下去。至少有两名法国教习被挽留下来，并在1876年重新委任了讲授理论航海学的嘉乐尔。在丁日昌的倡导之下，船政学堂招收了四十名在香港英国学校里学过一点英语和数学的男童（此事经由轮船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安排，他本人曾经在香港居住过）。②船政学堂开办的法文班与英文班（即“前学堂”，主要学习法文和造船；与“后学堂”，主要学习英文和驾驶——译者）都具有可观的水平，而对航海人员的培训尤受重视。
当船政学堂作为速成学校为中国培养第一代现代兵舰工程师、船舶工程师和船长的时候，江南制造总局由于它特殊的环境，作出了更加广泛的贡献。从一开始李鸿章就主张，那些学童应该在制造局见习机器操作的同时，也要学一些西洋算学和自然科学。③但是见习机器操作所用的教学设备不得不延缓到制造局本身搬出外国人居留地之后才予添置；因为虹口区有外国海员和他们的娱乐场所，被看作是一个不适宜设置学校的地方。尽管如此，1867年中江南制造局还是聘用了几名曾经在安庆为曾国藩工作过的中国数学家工程师，其中包括华蘅芳、徐寿和徐建寅；在这些人的建议之下，还建立了一所翻译馆（包括一所培养译员的学校），以出版中文的西洋科学技术书籍。1868年春季，翻译馆任用了英国教习传教士傅兰雅；其后在同一年里又录用了另外三名传教士，他们的汉语程度都足以向中国的笔录人员口述 技术著作的译文。曾国藩不顾一年之前倭仁的嘲讽，在1868年下半年的一分奏折中表示，他希望遴选的聪颖子弟随同这些洋人学习，以便使这些青年领悟西洋技艺中的义理。（二、三年之前，这位总督的天资颇高的长子曾纪泽开始学习英文和西洋算学，这大概是他父亲鼓励的结果。）①1869年后期，在位于江南制造局新址的校舍竣工的时候，当时依然不到五十个学生的上海同文馆即迁往那里，由江南制造总局主办，并改名为广方言馆。在此同时，制造局本身还安排了工人在职训练班和徒工夜校，以便在这里教授数学和简易科学知识。
然而，这个教学规划中的几个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配合。徐寿和其他的中国数学家科学家对制造局的生产计划并不负担责任。他们追求自己的学术兴趣，并且不断地从事翻译。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十二个中国人和五个传教士学者（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金楷理和林乐知）合作，把许多从伦敦订购的书籍准确地译为中文；到1877年底，已经出版的翻译本和改编本著作达五十四种之多。②其中不少是关于蒸汽轮机、制模以及铸造技术和格林炮、克虏伯炮手册之类。另外一些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著作，例如封·希理哈的《防海新论》（1868年版）；中译本于1874年出版，很快就为李鸿章仔细读过。还有一些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科书，诸如白起德的《运规约指》（1855年版）、鲍曼的《实用化学入门》（1866年版）以及田大理的《声学》（1869年版）等等。这些书是通过中国书商分销的。仅举两例：一部1872年发行的关于克虏伯炮的手册八年当中销 售了904册；一部1873年发行的代数论文七年当中销售了781册。但是正如负责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工作最多的傅兰雅所抱怨的那样：这些书只有包括学馆和训练班在内的制造局内部几个部门才使用，而且使用的次数也很少。①下述事实使江南制造局所属学馆的发展受到阻碍：它本来应该培养工程师和翻译人才，而一个迂腐的理学士大夫涂宗瀛（1811？—1894年）在他短暂的上海道台任期内（1870—1871年），却责成上海县教谕主管学校的中文课程。这样，虽然数学在广方言馆三至五年的课程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各个学生的能力和专业要求），但在教授代数、几何和三角的时候，还要求学生通习中国的《算经》，结果造成了一些概念的混乱。尤其在第一学年里，要求学生肄习繁重的中文课程。要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不断地阅读历史著作，包括《左氏春秋》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如此，还直接安排了经学课程，要求阅读的书中有朱熹的全部著作和一部十八世纪清朝论宋学的文集。②除此之外，学生们每周还必须花费一天时间准备一篇作文，有时是八股文。如果仍有余力，可以学习林乐知讲授的英语或者傅兰雅讲授的法语。中文课程一直延续到第二学年，到这时学生们才允许专攻“外国语文及风习制度”，为做外交工作做准备，或者选择技术性专业，例如矿物学、冶金学、机器设计与操作等等。只是对于那些无志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才单开技术专业课程，中文课在这里减少到最低限度——只读《四书》和《五经》。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种单独的技术课也已经收录了大约四十名学生，它似乎分为三个班组：造船学、船舶工程学 和军事科学。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文、数学、绘图和射击学。教习中有外国人参加，大概是些和制造局内造船及军械制造有关的洋人。①在1870年下半年江南制造总局的教育和培训规划开始付诸实施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赞助这一规划的丁日昌，却因丁母忧而不得不暂时离任，这对教育和培训规划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丁日昌虽然非常注意财政和司法管理上的问题，但他仍然确信中国需要效法西洋科学。他在1867年的一个奏折中论述说，只有致力于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抽象的研究工作，才能把西方技术学到手。“洋人……耗其心思、气力、财货于渺茫无凭之地，在数千百年，而其效始豁然呈露于今日”。②由于丁日昌的努力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的赴美留学使团的成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可以说，在他离任丁忧之前，他帮助中国在引进西方科学方面迈进了一步。
海外培训
早在1864年，一个无名的士大夫上书总理衙门警告说，日本在派人去欧洲学习制枪造船，因此总署大臣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封上书的启发，便就是否宜于派遣学员到外国兵工厂一事咨询李鸿章。李鸿章答复说，这是迟早终须采取的步骤，但是可以等一等，先在中国设局建厂再说。③耶鲁大学毕业、以受过“自由主义教育”而自负的中国人容闳，在1868年初向刚任巡抚不久的丁日昌呈递了一份计划，建议让中国青年在进行在职培训之前先到美国大学预科和高等院校学习。丁日昌深为这个计划所吸 引，以至亲自为此事写信给文祥，并且最终取得了曾国藩的赞助。1870年10月，当丁日昌在华北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所造成的危机时，他说服了这位政界元老向清帝建议，派遣青年学生到海外的普通大学及陆海军学院学习。曾国藩在他的奏折中解释说：“其＇西洋＇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习。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名家。”①1868年的蒲安臣签订的条约允许中国人到美国游学，因此丁日昌确信，由于容闳本人曾在美国受过教育，如果确实能够给他配备一个具有正统背景的人同行，以使这个方案可以为北京所接受的话，那么他会是办理中国学生到美国游学的一个很好的人选。恰巧曾国藩的幕府里有一个翰林学士，他仕途坎坷，几乎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决心谋求晋升。此人即1853年的进士陈兰彬：他虽被任命为刑部的一名主事，却回广东搞地方防御工作。他曾一度是湘军将领刘长佑的随从人员，不过现在在为曾国藩效力。陈兰彬曾被描绘为一个“嗜利小人，敢为大言；自便私图，不惜卖国”的人。②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愿意到美国去的有声望的翰林院学士！
曾国藩的奏折在北京搁置了两个月之久。1870年12月，当时作了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怂恿他准备一个详细方案，重新上奏。李鸿章对曾国藩说：“断不可望事由中发”。③容闳拟议派送一百二十名十二至二十虚岁的青年，每人到美国游学十五年。李鸿章感到如期“深造”，自非十五年不可；并且说所拟为期二十年的总数为一百二十万两的经费预算尚不算多，可由上海海关岁入中的 六成部分提拨。李鸿章还补充说，“将来果学有成效，积有经费，再义充拓，方有步骤”。起初，李鸿章希望学生在出国之前能取得“监生”功名，后来当允诺在学生结业之后授以官衔时，他也就满意了。1871年6月，李鸿章在他和曾国藩联名签署的致总理衙门的一封信里阐明了这些想法，三个月之后，他和曾国藩又就这件事联衔上奏清帝。当清帝咨询此事的时候，总理衙门议请把原拟的候选学生年龄由十二至二十虚岁改为十二至十六虚岁，理由是这样会减少一些父母已至垂暮之年而学生仍须逗留海外的可能！总理衙门还奏请在赴美留学使团驻处恭设孔夫子的神位。在这些奏折的基础之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派遣留学生这一措施得到了批准。①与此同时，曾国藩授权在上海设局招生。由原籍是广东香山县的上海买办商人徐润负责劝说许多广东人送子应选。1872年第一批应招入选的三十名青年中，二十四名是广东人（仅香山一县便有十三人），只有三名来自江苏，而安徽、山东和福建是每省一名。②容闳比大队先期一个月抵达美国，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在哈特福德市设立了清朝留学使团的办事处。他们决定，留学生应分别派到该州十二个镇市的居民家里（付给酬金），并且就在这些镇子里入学。陈兰彬带了三十名学生及两名中国教习不久也到达；这两位中国教习将在哈特福德办事处定期地、并且利用假期教授中文课程。随后三年中又有三批青年抵达 美国，每批三十名；这样，到1875年总数共达一百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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